摘 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出于出版管理高层的良好主观意愿，但与市场化环境中的出版专业活动有着内在的冲突。为此，乡村图书服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找更合理的发展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和社会文化管理机构的参与必不可少。同时，要切实掌握不同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各地区农村居民的实际文化需求，探索图书馆大众文化服务的内在发展规律，探索图书馆传统方法与当代信息处理技术的有效整合，寻找适合当代国情的农村图书服务模式，保证行政性文化服务投入形成实在的社会效益。
　　关键词：农家书屋 出版社 图书馆 乡村文化需求 大众文化服务 行政性文化投入 社会效益
　　中图分类号：G25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4-013-008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brary and the Library Social Service System
　　——The Think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brary
　　Wang Zongyi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Rural Library Project” is a benevolent project that is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leaderships of publishing, but there is a confliction with th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of publishing in the marketing environme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brary service, it needs to find a more reasonable way, and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library and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f social culture. At the mean time, it also needs to grasp the practical cultural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ch region, explores the inner development law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library and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 find a rural library service mode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omotion of the social effect of th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input.
　　Key words: rural library; publishing house; library; cultural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public culture servic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input; social effect
　　CLC number：G258.33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4-013-008
　　
　　1 问题：“农家书屋”不需要图书馆参与？
　　2007年3月6日，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牵头，中央文明办等列衔，八部委联合发出在全国乡村普遍开展“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1］只是其中没有社会文化主管部门，图书馆人对这一举措不免有几分诧异。农村基层文化服务，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图书服务，原本是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的传统专业范畴，怎么突然成了由出版界为主实施的活动，这是体制变革的新突破，还是对现有图书馆活动模式的置疑？
　　尽管有些诧异，但图书馆人少有异议。原因很简单，在我国辽阔疆土上普及乡村图书馆是一个耗资甚大的项目，图书馆和社会文化管理部门可掌控的社会发展资源，目前是无法胜任的。让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中带有一定垄断能力的出版业出面操作，也许是一种探索选择。但图书馆人也不能不有所疑虑，尽管图书馆与出版社都“与书为伴”，但社会文献管理利用与书刊文献出版毕竟不属同一个专业范畴，图书馆学与出版管理科学也有着本质差异，由出版人来做图书馆专业的事，真的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吗？
　　2009年初，笔者无意中发现沪郊一些大投入的农家书屋的利用率极低，由此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连续考察了江浙一些农家书屋的活动状况，忧虑更甚。随后，在评审2009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过程中，发现各地基层图书馆工作者对于农家书屋的关注、参与和思考甚多，并集中聚焦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促使笔者写下此文，希望引起图书馆界内外更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2 观察：乡村图书服务实践与成效
　　综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历次相关文件精神，“农家书屋工程”的建设起初为：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家书屋”建设资金由地方财政与新闻出版总署各承担50%，东部发达地区则完全由地方财政承担。在实际操作中，就是中西部地方财政解决“农家书屋”的房舍、设备、管理等，由新闻出版业无偿提供图书资源。对于东部地区就是新闻出版业为“农家书屋”工程廉价提供书刊。为使农家书屋的有限经费能购置更多的图书，总署要求各出版社以图书标价的40~45% 向“农家书屋”提供各自出版的图书。据公布的统计资料，2008年中央财政提供了6个多亿的资金，按照每个农家书屋投入2万元的标准，为中部地区提供50%的补助，西部地区则达到80%。至2008年末，全国已经建成了农家书屋30040家。
　　从笔者实地观察和图书馆业界同行的反映，农家书屋建设在各地具体操作中有一定的差异，也形成了不同服务效益。
　　2.1 上海市郊松江区：新源村和黄桥村
　　沪郊农村的农家书屋工程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会同市农委、新闻出版局，文广局、财政局组织实施。［2］ 松江区“农家书屋”建设由区发改委牵头，财政、文化两局参加。村均投入约3.5万元。2007年四季度至2008年末，已经在101个行政村建立了农家书屋。统一配置镌刻“农家书屋”字样玻璃门的书橱7只，图书1300~1500册，报刊30余种，影碟100张。为保证配置文献质量，区图书馆首先制定了图书不同类别及所占比例的具体要求，其次要求每所农家书屋配置图书不得有复本；其三要求每个乡（镇）下属十余个村农家书屋的图书品种相互间不能重复；最后委托上海图书馆集中采购、编目后下发。［3］图书馆人的专业能力与细致周到，由此可见一斑。
　　在松江区新源村和黄桥村看到，农家书屋基本建设完全落实了区政府要求，还安排了具有大专学历、经过区图书馆岗位培训的青年负责管理。他们遵照区图书馆的要求，建立了三本台帐，分别为图书登记、借阅登记和读者需求登记。实地考察中发现，玻璃书橱中崭新的书刊从2007年下半年初建至今，大多未曾有人翻动过。借阅登记本上的读者是固定的三五人，全年流通量仅为100册上下。黄桥村书屋多了两个期刊陈列架，摆放着市农委组织编印，出版社赠送的农科普及图书，也因无人翻阅被厚重灰尘覆盖。黄桥村农家书屋还把报纸陈列架转移到了老年活动室以提高利用率。
　　松江区农家书屋完全由政府投入，可以视为建在农民身边的基层图书馆，市、区图书馆也提供了足够的专业支持，但设计意愿与运行效益的差距太大。
　　2.2 杭州市郊富阳区：洪庄村
　　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之前，杭州市郊洪庄村已经有了文化活动室等基础文化设施，包括影视放映、健身、图书室等，因此农家书屋建设只是在原有图书室基础上加了顶“新帽子”。在农家书屋建设过程中，收到上级机关赠送的一批农科图书，区图书馆也配发了部分图书，现有新旧图书2000余册，相对沪郊松江区全新投入的书屋稍显凌乱。对于上级机关新配发的图书，村干部反映复本太多，如省农业主管部门编印的“农业技术百科全书”，三四百页一册，就有30个复本。陈列的农科类新书没有翻阅的痕迹。
　　文化活动室的图书借阅登记册表明，流通量在每月70册上下，稳定的读者群在一二十人间，包括数名中学生。与沪郊两个农家书屋相比，利用率要高一些。据村主任介绍，外来务工人员可随时进入文化活动室阅读，但不允许外借。原因在于他们流动性大，随时可能离开。而文化活动室是村里的资产，不能让图书散失。因为进入图书室阅览的读者没有统计数据，仅从外借册次难以确定图书利用效率。
　　2.3 宁波市郊北仑区：鲍家洋村
　　2005年，北仑区图书馆利用市、区政府下拨的各6万元资金，开始了街道、乡镇“图书流通站”试验，取得初步效果。2006~2008年，区政府每年拨出5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普及和加强图书馆流通站建设，至2008年11月末，全区建成图书流通站31所，覆盖了全区6个街道和2镇1乡。因此，北仑区的农村基层图书馆服务以图书流通站方式出现。［4 ］
　　鲍家洋村文化宫内的“图书流通站”建立在原村文化活动站图书室基础上。流通站里有原村图书室的藏书，区图书馆通过流转方式提供的图书，以及区馆为其订阅的30余种报刊。通过管理员提供的图书外借记录，发现这里的图书外借册次明显超出前述沪、杭市郊农村图书馆，全年流通量超过千册。2008年7月更超出了百册/月。据管理员介绍，这一期间中小学校放假，增加的主要是学生读者。
　　综观三地的基层图书服务内容，外借册次多少不论，读者外借图书类别比较一致，均为武侠、言情小说，偶尔有养生类图书的外借记录，农业科技辅导类图书的利用率几乎全无。且沪郊两所农家书屋的读者图书需求登记，仅寥寥两三条，均为要求多一点文艺、传记类图书，没有见到明确、具体的图书要求。
　　2.4 国内图书馆界的相关反映
　　2009中图学会年会应征论文中，有近百篇图书馆业界关于农家书屋建设的研究论文，集中表达了对当前农家书屋大规模建设后的实际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忧虑。
　　江苏省通州市图书馆于天惠在描述当地农家书屋建设过程后指出，“建设农家书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动起来了，农家书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亮点。农家书屋里有了书架，有了书，有了阅览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就像过节日一样，节日一过，各人做各人的事去了。……我们以为农家书屋建起来，农民都天天欢天喜地的去读书了，其实不然。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借书，但渐渐的借书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致使农家书屋经营惨淡，门可罗雀。……为什么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农民群众还不领情？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譹?訛
　　重庆潼南图书馆张瑶分析了本县农家书屋的状况，“农家书屋场地由市委组织部建设，出版物则由市新闻出版局根据各区县在配送目录中选定的书目进行统一配送。为整合资源，市委组织部决定将农家书屋与村级服务中心合建，总费用为12万元，土地则由地方提供，其中农家书屋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其资金来源则是中央及市级财政负责70%，各区县配套30%。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不同，建设进度及质量存在很大差异；农家书屋均建在村委会，管理人员则由村支书兼任，现在农村的村支书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不懂图书的分类、编目、上架，对图书管理更是一窍不通，大多数将图书放在村委会的房子里，有的甚至是放在在镇乡综合文化站里，没有将书借出去让农民得到实惠，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现在配送到农家书屋的出版物均由市新闻出版局统一一次性配送，是一些对农村较为普遍的读物，没有重点，对后续出版物的补充也没有相关的政策，农民看后的书籍就成了废纸，造成农民获得的知识相对狭窄，想看的书看不到，不想看的书又很多，造成资源的浪费。”?譺?訛
　　山东省曲阜市图书馆孔德安突出描绘了当前中国农村图书服务的混乱状态，“各部门纷纷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如文化部门继续组织实施 “三下乡”活动和 “知识工程”，新闻出版部门牵头组织“农家书屋”工程，民政部门牵头组织“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工程，全国文化扶贫委员会牵头组织实施 “万村书库工程”，中国作家协会牵头组织 “百位作家情系农家”活动。另外，在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结对子”帮扶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也纷纷对口援建农村图书室。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村图书室的建设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相关部门之间缺乏联系与协调，上述活动没有和农家书屋建设进行有机结合，没有一个统一规划，没有形成 “一盘棋”的工作思路，出现了有些地区重复受助、有些地区却无人问津的局面，有限的购书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不应有的浪费。”?譻?訛
　　北京市顺义区图书馆张晓梅对农家书屋图书资源的分析，“为农民配好书，是农村书屋生存的生命线。但现实中存在以出版社库存书、社会捐赠书来“充数”的现象，图书普遍实用性、贴近性不强。有记者在鄂西北一个示范书屋里看到，仅藏的200多册图书里，大部分是过期的杂志，还有一些是残缺不全的古典小说、儿童文学等，与“三农”有关的书籍寥寥无几。”?譼?訛
　　天津市塘沽区少儿图书馆袁世香指出了农家书屋建设中的普遍状况，“农村书屋建成后成了一种“样子”摆设，有的书屋当初虽购买了大批新书，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很好的加以管理和利用，上面来人检查时热热闹闹，过后就冷冷清清……藏书量少，有的还“滥竽充数”，是一些与现实需要脱节的“过时品”，且很多都已破损，影响读者阅读。”?譽?訛
　　湖南省醴陵市图书馆谢跃先分析了各地农家书屋快速建设又迅速衰落的原因，“被动创建，由于硬性指标规定，不少村建室的初衷就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建室仓促，室舍简陋，位置不当，直接影响服务效果的发挥。”?譾?訛
　　图书馆人的报告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但种种迹象表明，农家书屋工程获得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政府也为此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是实际社会服务效果堪忧。作为传统社会文化服务领域的图书馆工作者对此有着最灵敏的感应，这也是图书馆人职业精神的真正体现。
　　3 分析：农村生活方式与公共文化需求的形成
　　在以上众多事例中可以发现，农村图书服务的成效，与社会各界，包括政府、文化主管机构和图书馆人的努力，并没有构成正相关效应。资金、管理投入多，图书服务效率却未必高。必须转换以往传统的单一发展思维，需要了解和思考农村基层图书馆服务的发展环境，寻找影响和制约图书服务效率的各种相关因素。
　　3.1 当代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新源村与中心城镇有着一定距离，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没有村办或外来企业，经济活动主要是蔬菜、苗木种植。本地户籍人口2000余，其中600余中青年前往城镇企业工作，另有400余名中西部农民流入补充了当地劳动力不足。黄桥村与新源村相仿，中青年大多离村工作，外出中青年约为全村居民的50%，外来人口约600余人。
　　洪庄村是个规模比较大的行政村，村委会下属十多个自然村，户籍人口2300余。经济活动以本村企业和引进外来企业为主，本村居民较少外出谋生，另有600余外来人员到这里企业工作，属于人口净导入地区。
　　鲍家洋村虽然还属于行政村行列，但已经接近城市生活。村里不仅没有传统农业生产，本地和外来企业的经济活动已经不再是地域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本地800余户籍人口和600余外来人口，其中青壮年多在附近不同企业工作。现在，鲍家洋村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已经没有很大差异，鲍家洋村的宣传材料也自称是“城乡莫辨”。
　　3.2 不同生活环境下文化投入的实现效益差异
　　比较以上三个案例的所在村，新源村的农家书屋建设与管理投入是最为完整的，但实现效益最不理想；洪庄村有着长期的、稳定的图书室服务传统，近年获得了各级投入的支撑，实现效益差强人意；鲍家洋村有少量的新增投入，但主要实践为基层图书馆管理方式的调整，实现效益相对比较高。
　　由此可以发现，传统的加强行政性投入，或强化图书馆科学管理等单一发展思维，都无法用来解释这样的效益差异。这就要求我们把视线转向不同乡村的社会生活模式，了解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对村民文化需求，乃至图书需求的影响。
　　将新源村、洪庄村和鲍家洋村的居民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横向比较可以看到，新源村是个基本保持农业生产传统的村落，洪庄村是工业生产占了主要地位的农村地区，鲍家洋村则已经接近于现代城市的居民生活区。由此，可以依稀看到决定“公共文化需求”形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
　　笔者以前曾专文分析过现代社会的公共需求，以及城市公共服务事业何以形成的一般社会原因。［5］ 此次随机获取的三个农村图书服务案例，再次证明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乃至图书馆需求，必须由社会的城市化生活方式为前提而产生。公共文化需求的形成与公众文化服务的实现，并不在于高尚的道德情怀，也不在于寻求社会公平的主观意念。而在于一个地区居民的城市化生活模式是否存在。即只有在一个地区居民的集约化规模居住方式形成以后，公共文化需求才会真正出现。有了这样的社会前提，规模化的公众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与发展投入，才能形成理想的投入效益。而在这样的需求形成之前，任何凭主观设定的建设投入，都可能是盲目的。
　　建国60年来，各地，特别是中东部地区的农村基层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至少有过二到三轮投入，但每一次都是无果而终。
　　浙江省衢州市图书馆黄祖祥、周利红总结了农村基层图书馆服务的史料。“解放以来，我国农村图书流通点（村图书室）建设先后经历兴衰成败、复兴发展的过程，道路曲折。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农村图书馆（室）曾一时兴起，后终因经济基础薄弱而失去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80年代中期农村图书馆（室）再次兴办，当时衢州市公共图书馆还专门设立农村图书室，专供农村图书馆（室）集体借书，要求定期更换图书，弥补农村图书馆（室）图书的不足。一直维持到90年代初，农村图书馆（室）的发展前后经历了近10年的历史。由于经费不足等多种因素，农村图书馆（室）未能维持下来。从衢州市图书馆1988年的统计表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衢州市农村图书室也是轰轰烈烈的，农村图书室（乡镇）和村图书室分别是2039个和1366个，村图书室占全市2629个自然村的53%。”?譹?訛
　　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图书馆，类似经历实在太多。图书馆人所做的努力与获得的服务效益比较，实在是苦涩的，其中的深刻社会原因，这里只能作概括的分析。各地图书馆工作者的历史经验，使得他们对农家书屋建设的利弊和未来有着格外清晰的预判。若我们依旧一味简单强调政府做更多地投入，单一激励图书馆员做更多的努力，面对全国广大乡村地区似隐似现的有限图书需求，决不可能达到主观设定的服务效益，结果只能是社会发展资源的一次次空耗。
　　4 思考：破解乡村文化需求的认识误区
　　当代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农民文化需求的空白，也不意味着农村文化服务必要性的削弱。而是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农村，具体了解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探索适应农民具体需求的活动方式，保证行政性文化投入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此，需要破解一些习惯思维模式下形成的认识误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新的思想解放。
　　4.1 依赖一般社会理念的指导误区
　　当代农村，乃至全社会公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多源于一个大而化之的模糊定义：“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的文化需求增长原本无需刻意求证，社会向公众提供文化服务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所谓满足公众增长需求的文字或语言，原本只是一种良好意愿表示。不能因为此话出处特殊，就认定其具有重大的科学内涵；仅具一般象征意义的话语，不会自然地具备指导社会文化服务活动发展的科学价值。
　　具体到图书馆服务领域，高度集聚的城市居民区，以及集约化的生活方式，才能形成社会的公共图书馆需求。宁波市郊鲍家洋村图书流通站的物质基础，明显不如新源村，但图书馆投入的实现效益却高于新源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农村分散居民的图书需求薄弱，要求获得图书服务的读者群体狭小，简单地说就是社会需求有限，这是当代农村乡镇以下基层图书馆反复投入建设，但绝大多数不能持续稳定的内在因素。简单地认定政府文化投入不足，粗率地指责图书馆员缺乏服务精神，不仅于事无补，还导致了公共文化发展投入的误导，追溯以往几十年中城乡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投入的反复虚耗，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需要的是客观地面对社会现实，科学地探索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
　　缺乏对我国乡村居民文化需求的具体把握，盲目照搬欧美地区基层图书馆建设的发展模式，简单地套用欧美国家图书馆服务人口、服务半径等建设投入模式，也就是自然的了。其根子在于专业理论界很少有人去认真追索欧美图书馆活动模式形成过程，更少见对欧美图书馆社会活动理论提炼过程的研究。离开了对欧美社会文化活动的基础研究，无发了解欧美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路径选择的历史背景，只看到“有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结果是“南橘北枳”，也就不奇怪了。若继续在这样的思维误区中徘徊，我们将永远停留在19世纪末“洋务运动”类似的理念框架之中。
　　4.2 图书服务模式主观设定的决策误区
　　在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都在乡间行政村所在地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投入，新源、黄桥、洪庄、鲍家洋等村都新建了规模差异不大、相当于城市“市民中心”的公众服务大院。如新源村的大院中，有行政治安管理，医疗康复服务，农资供应和农科指导，乃至日用品超市等设施，其中文化服务类设施拥有的场所最多，有“信息苑”（网络服务）、专业教室、数码电影、戏曲演出、老年人活动室和“农家书屋”等场馆。“中心”的室外还有设置了科普宣传栏、装置老年健身设施等的大型广场。黄桥、洪庄等室外广场上有多个球场，鲍家洋村的农民文化宫规模甚大，甚至有一片室外灯光球场。在洪庄村、鲍家洋村的广场上，早晚都有多个居民自发组织的舞蹈团队开展各种健身娱乐活动。而仍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体的新源、黄桥两村，此类群体性文化活动就比较少见，社会生产方式对公众文化生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多个村的实地调查中，获悉诸多文化类服务项目中，影剧服务是最能吸引村民的场馆，各地普遍用“政府购买”的方式，组织城市的各种地方戏曲团体到农村巡回、甚至短期驻场演出；浙江各县文化部门定期组织电影下乡放映，沪郊松江区则更进一步，乡镇文化馆、图书馆工作者把各种数字电影拷贝到移动硬盘上，就能带到村影视场馆轻松地自主放映。村干部普遍反映这是村民最为欢迎的文化服务。
　　其他文化服务类项目中，就有着比较明显的群体区分。如老年人活动室，基本是麻将“一统天下”。对于文化程度偏低的老年男性群体，打麻将不仅是他们的主要文化娱乐，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里作为维持人际沟通的稳定空间。在真正的农业经济活动地区，网络服务还没有显示出热切的需求，而在鲍家洋村这个接近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地方，网络服务空间就成为另一个村民集聚之地了。
　　比较难堪的是图书服务场所，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图书阅览室，还是面貌全新的“农家书屋”，都是各地基层“文化中心”内最为冷落的场所之一。即使是在沪郊乡镇一级，近年新建的“社区文化中心”内，尽管为图书馆配置的是两年内出版的数千册新书，但基本是空空荡荡，少人问津的。在村民文化生活样式趋向多元化的当代社会，所谓某地基层图书馆服务吸引大量社会普通人群的说法，只能存在于谀世媚上的总结文字中，而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多个乡村的图书服务记录表明，借阅图书的稳定读者群与自发参与广场文体活动的人群，有着巨大的数量差距，因此，对乡村文化需求，尤其是其中的图书需求，必须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准确估量，才能为社会管理机构的发展决策奠定科学基础。
　　当代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有众多的服务与获得途径，图书阅读的大量需求短时期内不可能出现，将来是否会形成，也在未定之天。仅仅依靠一般社会发展理念，主观认定农民的图书需求服务不足，鼓动社会舆论，强行推动各级政府做大量的基层图书服务投入，结果只能是社会发展资源虚耗，与科学发展观风马牛不相及。
　　4.3 农业科普文献服务效益的认识误区
　　几十年来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建设过程中，一直把向农村地区赠送、传递种植、养殖等科技辅导类图书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相关论证的文字数不胜数，几乎已经成了“为农服务”的常识了。仔细观察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图书服务网点，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农村有限的书刊阅读量中，集中于武侠、言情小说等休闲文学读物，如果有中小学生的参与，范围扩展也仅扩展到科幻类图书。政府农业主管机构组织编写，通过廉价或无偿方式提供的农业科技辅导类图书基本无人问津，这是主观理念与现实生活的又一大反悖。
　　曾经有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者转述过农科人员的困惑。科研工作者花费5~7年时间才能成功培育一个作物新品种，但新品种送到当前以“包产到户”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民手中后，最多三年就退化、湮灭了。问题的症结在于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环境下，生物环境和田间管理都无法达到新物种长期繁衍的要求，这里并非留恋旧时代的集体生产模式。但规模化生产环境中农业科技普及效用相对较高，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
　　其次，农业新科技、新品种的普及，绝不是将优良品种、新型肥料、低毒农药加上种植教材等提供给农民就行了。任何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过程，都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农业科技人员，根据新品种的种植要求，具体分析当地的土壤、水源、气候等客观环境条件，仔细观察作物的生长过程，随时调节田间管理手段，通过数年的摸索才能形成一套适合当地环境，行之有效的种植模式。以为农民可以通过农业科技辅导图书阅读，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这是各级各类文化工作者的又一个习惯思维误区。
　　当然，实际生活中可能，也曾经出现过个别在科技图书指导下取得成功的农民，但此类个案不能用来掩饰农科图书服务的整体不如意状态。长期以来，我们喜欢用所谓“正面”、“典型”等个案，来证实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拒绝面对大量客观、真实的存在。久而久之，虚假的“真理”幻化为“大众常识”，这是上下共同制造的“集体愚昧”，也是制约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可悲形式，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这样的苦涩。
　　5 旁白：良好主观意愿与企业活动方式的内在冲突
　　前文已经提到，新闻出版总署在“实施意见”中曾提出了政府组织、社会捐助、自主管理、创新机制等比较系统的指导方针，［6 ］并通过行政管理渠道，要求全国各出版单位，积极支援各地“农家书屋工程”项目建设，除了少量赠送以外，更要求以40~45% 的折扣价格向农家书屋项目提供图书，并把此提升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高度来认识。高层管理者的良好意愿不容怀疑，但事实演进却大多不尽人意。
　　据笔者在长三角地区的了解，部分没有文化主管部门和图书馆专业人员参与建设的农家书屋，其藏书、管理现状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绝非夸张。书架上堆放的多半是陈旧过时图书，复本率之高较之前些年新建高校图书馆为应付评估要求而滥购图书的情况更为严重。这里撇开非图书馆人员的专业技能有限、出版发行商的暗箱操作等表面现象，主要分析一下管理者意愿与出版企业活动方式的内在冲突。
　　出版系统各单位的企业化运作早已有之，近年来更普遍要求转制为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在国内外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下，保证自身生存，获取发展空间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千方百计地提高本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中任何一个企业必须要做的事。对于出版管理高层的行政性要求，没有一个出版社敢于公然抗争，而是普遍运用迂回的手法来谋取自身的利益。在各省市的“农家书屋工程”项目招标期间，到处可以看到各级各类出版社营销人员的活跃身影。他们活动的目标是什么，具体成果有哪些，从公开报告或内部总结中不会找到真实答案，但众多“农家书屋”书架上堆放的图书已经给了明确的结论：“农家书屋”工程已经成为许多出版社处理积压库存图书的途径之一。
　　回想世纪之初，笔者曾耳闻某出版社老总发出呼吁，各出版社不要把积压图书销毁掉，而是应该送到缺少文化和图书的农村去。在众人的喝彩声中，在场的笔者作为图书馆人不免有点腹诽：城里人不要看的书，送给农民就会受欢迎么！现在有了四折价格脱手的政策机遇，出版社怎能不趋之若鹜！
　　在此指责出版社毫无意义，这并不是出版人的职业道德问题，而是行政管理意愿和市场运行方式内在冲突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出版社，或是已经按照出版机构改制的要求实现了企业化转制，或是在文化事业体制框架下实行了企业化运作。而出版高层管理机构按照习惯的行政指令方式，要求各出版社作出背离市场活动准则的“支农行为”，实质上是要求企业化运作的出版社，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为自身生存与发展添加负担。管理高层的主观良好设想，与出版社现实生存需求之间的本质矛盾，不仅无益于乡村图书服务工作推进，也导致社会有限的文化发展资源以另一种“高尚形式”再次陷于空耗。
　　6 探索：乡村图书服务工作思路的调整
　　如前所述，社会人口的城市集约化居住方式，是公共社会生活，及至公共文化需求形成的基本前提。公共图书馆活动是现代社会文献管理与利用的一种集约化运作方式，这种集约化方式必须在城市环境中才能存在。因此，城市大众图书馆建设与乡村农民图书服务，在本质上不完全是一回事。现在需要的是探索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充分开发现有城镇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潜力，让社会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和多种发展资源，形成良好的使用效益。争取更多的社会发展资源固然重要，但当代社会中更重要的是必须形成社会投入与产出效益平衡的科学发展理念，这是乡村图书服务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6.1 弄清不同发展水平农村各自的图书需求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全面转型的发展阶段，全国各地农村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差异甚大，统一按照“行政村”范围组织农村图书服务的简单建设思路，无法适应各地农村文化的实际需求，亟待转换发展路向，组织切实的农村图书需求调查，了解各地区农民的真实需求意向，科学地归纳后，再针对性地研究工作方法，以保证发展投入的科学有效。
　　前文列举的几个事例，大体表现了当代农村社会的不同发展水平，新源村等属于传统农业活动为主体的区域，洪庄村展示了城镇边缘地区工业化乡村的形象，而鲍家洋村则显示了城市化社会的雏形。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引发了不同乡村居民的年龄层次、文化层次等结构性差异，研究不同社会环境下乡村居民各自的图书需求，应该是当前图书馆人和社会文化管理机构的首要任务。
　　纯农业地区乡村居民成分比较单一，文化需求相对也比较单纯；进入工业化或半工业化阶段的乡村，居民成分则相对复杂，有着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其文化生活方式与需求在日常群体性文化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已经大多为群众文化工作者所把握，但图书馆人在自身活动领域至今还未见到完整的经验或专业的成果。至于目前已经渐入城市化进程的乡村，虽然行政管理隶属还属于“农村”，但基层图书馆服务完全可以从专业管理的角度，直接按照城市基层社区图书服务的模式进行规划，宁波市北仑区图书馆城乡一体全面建设图书流通站的做法值得借鉴。
　　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应该是辨识当代农村图书需求差异的重要标志。而这样的差异，可能更多地存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乡村，此类农村居民职业多样，文化历史源流复杂，这样的居民群体中，人们的个体发展期望值相对比较高，是否能转移或引导成为群体性的阅读类文化需求，应该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点所在。
　　6.2 全面认识图书规模集藏的理论价值
　　有着城市文化服务基础的图书馆专业工作体系向农村地区推进和覆盖，或许是服务农村居民图书需求的可靠方式。尽管全国尚有少部分地区的县级图书馆还没有建立，也有相当一部分县级图书馆自身处于严重的困窘状态，但这些都不能构成抛开县级图书馆直接到农村建立图书服务点的理由。中国图书馆学界以往一些借鉴欧美图书馆活动方法的研究论述，比较多地强调网点多少和服务半径等，突出的是读者的图获取书便利因素。但似乎疏忽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条件，那就是馆藏规模。实际上，在欧美一些图书馆建设标准中，馆藏规模要求是必不可少的，如美国纽约市的要求就是20万册。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图书馆界习惯性的批评强调馆藏规模的观点，以为这是“重藏轻用”，这是对馆藏规模理论的缺乏全面的认识。图书馆人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规模化的图书集藏，是图书馆吸引社会读者，满足公众多样化知识需求的重要前提。
　　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居民生活区的街巷中布满了各种便利小店，还有各种比较专业化的商业街，但任何一个城市中，人气最高的永远是综合性大商场。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在综合性大商场中，顾客可以有更多地的选择。
　　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乃至具体的图书需求具有近乎无限的多样性，并随着社会和个体发展而不断变化，无论图书馆人的调查工作做得如何细致，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掌握公众用户的个体需求。因此，一个完善的图书馆必须建立一定规模的文献集藏，有了一定规模的集藏资源，才能比较自如地满足社会公众的不同需求。只有众多读者在规模化的馆藏中找到切合各自需求的图书时，图书馆的社会吸引力才能真正在读者方面得以实现。因此，农家书屋建设的千册规模，与纽约市对图书馆的20万册规模要求的差距，不可简单地视为经济投入能力的差异，而是对图书馆活动基本原理的认识差异。
　　6.3 利用现有图书馆资源推进农村图书服务
　　要求农家书屋达到20万，哪怕是2万册的规模，显然是不必要的。在阅读需求甚微的地区大量建设规模化的图书集藏点，同样是资源浪费。问题又自然地回到基层图书馆建设与服务领域。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图书馆任燕的观点很有见地，“建设的决心大，并不意味着对过去和现有体系的全部舍弃，投资的力度大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投入的全部颠覆，尽管县级公共图书馆自身发展状况并不理想，但作为目前最基层服务机构，在许多方面还是掌握着最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占据着最实用的功能优势。”?譹?訛纵观全国农家书屋的建设与管理，很多基层图书馆与文化主管都已经积极参与其中。事实上，凡是有了文献集藏管理机构的专业工作者的加入，这些农家书屋的基本状况相对要好些。
　　历史上，传统图书馆服务对于有着图书需求，但需求量又比较有限的地区，对策并非大规模增建服务网点，而是采用巡回服务的方式给予满足。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偏远地区，图书流通车服务模式依然在不少地区保持着，其原因就在于必须保证社会文化发展资源的科学利用。因此，评价农村图书服务水平的标准，并不在于建立了若干万个书屋，而是在于农民的图书需求是否得到了真正满足。实践已经显示，千册书屋不可能对村民形成吸引力，也谈不上培育起公众的阅读氛围。
　　图书馆服务体系向农村地区的推进，需要借鉴传统图书馆基层服务的成功经验，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和利用当代互联网络提供的管理手段，寻找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最佳活动模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以后，公众的诉求和满足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得到快速实现。就长三角地区农村而言，互联网络在农村地区已经基本普及。图书馆服务体系可以把农民的图书需求信息和图书馆的图书供给信息，利用现有网络技术有效地整合起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县/区图书馆的可供外借书目数据库上网，让农村居民在本地就可以查询、预约，然后，图书馆根据不同村落的需求量，确定相应的图书流通车巡回服务周期，把农民预约的图书送到不同乡村。
　　基于对现有农村图书服务，以及城市基层社区图书馆的实际阅读状况分析，在农村文化服务点有必要建立部分报纸、期刊集藏。此类近似“快餐”的定期出版物，对于总体文化程度偏低的农村居民阅读需求，似乎适应性更强一些。这些出版物更新频率高，传递和保存成本低，可以成为农家书屋文献集藏的主要选择。
　　因此，目前似乎更应将县图书馆，发达地区可以到乡一级的图书馆作为农村图书服务建设的重点，确保服务资源，主要是图书资源能达到相当的规模。同时探索往农村逐步延伸，直至全覆盖的具体方法。这既是公共图书馆活动原理的要求，也是社会文化资源科学利用的发展要求。
　　6.4 探索多种文化载体投入与产出的复合效益
　　从长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文化工作实践可以发现，基层工作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农家书屋、图书服务等，与其他基层文化活动样式整合起来，寻求较好的整体服务效益，这是图书馆专业理论研究需要给予特别重视的另一个环节。
　　当代社会环境中公众的文化需求实现途径多样，基层文化服务活动的单一发展模式已经脱离了社会生活实际。即便是文献服务领域，随着电子载体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农村基层图书服务的资源获取途径也将能从更多地渠道去争取。
　　传统公共图书馆系统虽然还是基层图书服务资源的主要渠道，但随着社会上多种文献载体、不同形式信息资源的出现，农村地区文化服务的新课题也将不断涌现。当代各种音像文化制品已经在城市大众文化生活中获得普遍青睐，文化传播媒介和个体获取方式的变化必然影响着乡村地区文化服务的发展趋势。对于图书馆员等大众文化服务提供者而言，集中关注的应该是乡村居民的服务满足程度，以及如何提高满足程度的手段与措施，而不仅仅是资源与设施建设的数量。
　　同时，还需注意到当代信息载体环境下的文献资源建设，已经■异于印刷图书时代，资源建设与储存的方式也随之有了很大变化，这些都会渐次影响到对农村服务的发展资源投入。在数字电子资源进入图书馆的初期，人们都期望此举能大幅降低资源建设的发展投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后，发现事实并非想象得那么美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数字文献资源建设的投入将是巨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的当代农村基层服务深化，势必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细致研究这些将出现在图书馆面前的问题，未雨绸缪，提前作出应对预案，既是实践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的基础课题。
　　农村图书服务，既是当前农村文化服务的现实课题，更是城乡基层图书馆发展建设的共同课题，它不仅维系着中国当代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反映了社会管理体制变革进程中的思维方式更新。因此，它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新闻出版署等.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R］.2007.
　　［2］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上海市关于推进“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意见［R］.2008.
　　［3］张群.上海松江区农家书屋建设实践与发展思考［J］.图书馆杂志，2009，（7）.
　　［4］颜雷震.北仑区基层图书流通站建设与研究［J］.图书馆杂志，2009，（9）.
　　［5］王宗义.图书馆评价与城市发展环境探析［J］.图书情报工作，2007，（10）.
　　［6］新闻出版署等.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R］.2007.
　　作者简介：王宗义，男，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