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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下半年启动的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遏制了部分监管套利行为和行业乱象,银行相关业务收缩。这一过程中,银行业出现了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侧改革非常类似的现象,行业集中度提升,而过度依赖同业和理财业务的中小银行市场份额减小。
除此之外,另一波战略眼光长远且定力较强的中小微银行却正在崛起,它们以特定客群为核心,精耕细作,以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全心全意围绕客户需求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积累了优质的客户基础。?
过去几年,银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下。原因首先是经过了2012-2016年的不良资产周期,银行承受了前期过度扩张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部分成本。2014年底开始,货币趋于宽松,资产收益率下行,净息差整体也大幅下行。2016年下半年启动的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也遏制了部分监管套利行为和行业乱象,使部分业务收缩。因此,全行业整体上表现为盈利增速、ROE等指标显著回落,大部分业内机构感受到了巨大的经营压力。
这一过程中,银行业出现了一个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侧改革非常类似的现象,即行业集中度提升。从多项财务数据上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
从盈利增速上看,2014年以来各类银行盈利增速均在下行,这是经济结构调整期的正常现象。但是,从银行各类别来看,五大行(由于数据来源问题,本文的大行的范畴时有变化,比如四大、五大、六大等,会分别在相应部分中注明)的盈利增速在2016年率先见底,并缓慢回升,但股份行则迟至2017年底2018年初才见底回升,而城商行虽然中间有一两个季度增速有所企稳,但整体上看是一路走低的,至今未看到回升(图1)。
从净息差上看,因2014年宽松导致净息差下行,五大行的净息差自2017年以来见底回升,反而受益于去杠杆和严监管。股份行、城商行的回升势头则明显弱于五大行(2018年一季度净息差下降是会计准则调整原因),直到2018年中期货币宽松之后,同业负债成本下降,其净息差升幅才有扩大(图2)。
再看资产质量,五大行相对优势更为明显。2012-2016年银行全行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不良资产周期,不良贷款主要来源,是前期“四万亿”刺激时过度投放的信贷,在后来的经济增速下行与结构调整期中开始暴露风险。从2016年初开始,五大行不良率即见顶回落,而后随着存量不良贷款的不断处置,不良率持续下降,历史不良资产包袱逐渐减轻。但股份行则迟至2017年三季度才见到不良率的阶段性顶点,开始走稳,也没见到持续性回落。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率近几年依然上升,甚至在2018年开始升速加快(其中也有监管部门要求加快暴露、处置存量不良资产的政策原因)(图3)。
上述几项重点指标显示,在近几年去杠杆、严监管的背景下,中小银行的一些同业业务、资管业务等创新业务受到遏制,开始调整收缩。而大银行由于本身创新业务相对较少,存贷款业务占比高,受监管政策影响小,在近几年对中小银行形成相对优势。所以,在2016年左右,前期历史问题逐渐出清后,大银行经营情况开始回暖,净息差、资产质量、盈利水平都有所企稳甚至回升。虽然当时相关部门并未正式提出金融业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但这一进程确确实实体现为一种供给侧改革。
那么,大银行在这一过程,是以何手段保持了相对优势呢?
银行此前所经历的去杠杆、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年同业业务、理财业务高速增长。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业务必定有天然“原罪”,而是因为监管套利、资金空转等业务乱象(银保监会将其比喻为“有照驾驶”但属于“违规驾驶”),大多隐藏在这些业务板块中。传统存贷款业务板块中也有不少违规行为,但总体上要比同业业务、理财业务要好一些。因此,监管部门治理监管套利、资金空转、业务乱象,在形式上会体现为治理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
监管部门查获、取缔之下,理财、同业存量业务逐漸压降。对于中小银行,杠杆水平、资产规模增速、盈利等各方面的压力都随之而来,由这些业务带来的存款也随之下降,最终,体现为中小银行不佳的经营业绩。而大型银行,由于本身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占比小,受监管措施影响小,在去杠杆、严监管的年份反而取得了相对行业的超额业绩表现。因此,在去杠杆、严监管的背景下,行业内部出现大小银行的分化。
以2017年年末数据(样本包括329家披露年报的中资银行,不含新设的民营银行)为例,可以清晰地发现,股份行、城商行的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占比较高(图4)。大银行(六大行)也有这些业务,但占比会低一些。比如,不同类别银行的资产结构中,股份行、城商行的“应收款项投资”比例是最高的,这是同业投资、表内非标投资的主要科目。
再看负债结构,同样是股份行、城商行拥有最高的同业负债的占比(图5)。这些银行通过大量吸收同业负债,主动加杠杆,然后将资金运用于同业投资、表内非标投资等,从而实现扩大盈利的目的。
通过表内同业业务加杠杆可能还“不过瘾”,股份行、城商行还通过表外理财业务,进一步加杠杆。尤其是部分股份行,其表外理财规模占到表内总资产的20%以上。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表外理财业务的最终资产风险依然是由银行承担,实质上是“在体外又开了一家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表外业务(图6)。
可见,同业业务、理财业务是中小银行弯道超车、额外加杠杆、获取更高盈利的主要手段。而这中间所用到的很多所谓的金融创新,本质上是监管规避或监管套利。
为维护整个银行业稳健经营,监管部门给银行设定了多项监管指标,涉及资本、风险、流动性等方方面面,以下以最重要的资本管理为例。资本管理是银行经营最基本的风险管理手段,也是其杠杆控制手段,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规定标准之上,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整体杠杆率不会超过合理水平。但是,在过去几年的业务狂飙中,部分中小银行为了实现快速赶超,获取更高回报,有巨大的动机去绕开监管要求,额外加杠杆,以博取更高回报。
具体的,比如早年最初的监管套利行为,是把信贷投放包装成同业投资,从而降低了资本占用(同时还能节省信贷额度,美化不良率等指标),借此扩大风险资产投放。2014年,同业业务监管从严后,同业投资被要求按实际投向计提资本,因此,通过表内同业投资来节省资本的方式难以为继(但现实中依然屡禁不绝)。后来,中小银行普遍通过表外理财额外加杠杆,以表外理财投非标的方式,向这些企业实现资产投放。但表外理财名义上由客户自担风险,因此不作为自有资产计提资本,大幅节省了银行的资本占用,扩大风险资产投放。而事实上,心照不宣的是,大部分表外理财均由银行提供刚性兑付,资产风险不会让客户承担,依然由银行承担,因此理应比照表内资产计提资本。当然,现实中,具体操作手段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上均是规避资本监管,实现额外加杠杆。除资本监管外,其他监管指标上也有类似的行为。
通过以上种种方式,很多中小银行实现了规模高速扩张。而且,这些业务还能起到其他重要功能。比如,某些存款基础薄弱的中小银行,在通过表内外的非标向企业投放资金时,还会要求其回存本行,从而实现了存款增长。但这种存款增长并非来自扎实的客户基础,而是通过某种业务变相留存,存款并不稳定。
高速扩张结束于2016年,这一年,去杠杆、严监管正式推进。
那些受监管影响较大的中小银行,在那些所谓的创新业务被监管干预之后,为何所剩的本源业务——主要是指偏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仍然表现不佳?
当所谓的创新业务被遏制住时,真正决定一家银行优劣的,是该行掌握的对公对私的基本账户,也就是客户基础的质量优劣。而优质的客户基础只能来自于长年累月的默默耕耘,没有捷径(偶尔会有现象级的拳头产品的逆襲,但很难复制)。
分析传统银行业,我们必须先理解其根本逻辑。我们一般把银行业“回归本源”理解为“回归存贷款”,但从本源而言,“存贷汇”三者,“汇”才是“最本源”的本源。因为,银行首先要提供优质的各种基本服务,包括结算、汇兑、理财等各种,统称为“汇”,乃至很多可能未必属于金融服务范畴的其他服务(比如为附近社区居民提供的一些生活服务),以此来粘住客户,最终获取了客户的“基本账户”,即日常资金收付最为活跃的账户。拥有了客户的基本账户或有效账户之后,这个客户才算成为了本行的“基础客户”,而全部基础客户的总和,又被称为一家银行的“客户基础”。客户基础则是银行的生命线。
随之,基本账户开始发挥其强大的威力。有了基本账户之后,就会留下相对稳定的存款,因此,必须明确,是“汇”衍生了“存”。同时,由于银行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紧密跟踪了该客户的信息,对该客户情况了如指掌,这成为了投放贷款的主要决策依据,因此,“贷”同样衍生于“汇”,“存贷汇”应改写为“汇存贷”,而汇——包括为客户提供的各种日常服务——是绝对的本源。
部分创新业务与客户基础的关系弱一些,因此,一些客户基础比较弱的银行,一度也能够通过创新业务来弯道超车。创新业务锦上添花,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产品与服务,但如果忽视了基础客户,醉心于利用创新业务“赚快钱”,便是舍本逐末,脱离本源了,最终很难持续。
为此,我们先来观察存款的竞争情况,尤其是活期存款,它是最能反映客户基础质量的业务。首先观察单位存款和单位活期存款七大行(六大外加国开行)的市占率。大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其份额不断被中小银行侵蚀。但从2017年初开始,其单位存款、单位活期存款的市占率开始见底回升,而后维持稳定(仍有季节性波动,年末时中小银行拼抢存款比较激烈)(图7)。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前文提及的,中小银行由于客户基础薄弱,过去通过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及其他产品组织存款,抢占了一定的份额。但是,随着监管推进,很多做法被取缔,因此不再大幅侵蚀大银行的市场份额。
这一现象在个人存款、个人活期存款上就不明显,大银行的市场份额仍在持续下降,体现出在零售业务领域,业务乱象整体情况要轻一些(图8)。
除此之外,另一波战略眼光长远且定力较强的中小微银行却正在崛起,它们以特定客群为核心,精耕细作,以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全心全意围绕客户需求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积累了优质的客户基础。?
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开启,银行业大分化
过去几年,银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下。原因首先是经过了2012-2016年的不良资产周期,银行承受了前期过度扩张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部分成本。2014年底开始,货币趋于宽松,资产收益率下行,净息差整体也大幅下行。2016年下半年启动的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也遏制了部分监管套利行为和行业乱象,使部分业务收缩。因此,全行业整体上表现为盈利增速、ROE等指标显著回落,大部分业内机构感受到了巨大的经营压力。
这一过程中,银行业出现了一个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侧改革非常类似的现象,即行业集中度提升。从多项财务数据上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
从盈利增速上看,2014年以来各类银行盈利增速均在下行,这是经济结构调整期的正常现象。但是,从银行各类别来看,五大行(由于数据来源问题,本文的大行的范畴时有变化,比如四大、五大、六大等,会分别在相应部分中注明)的盈利增速在2016年率先见底,并缓慢回升,但股份行则迟至2017年底2018年初才见底回升,而城商行虽然中间有一两个季度增速有所企稳,但整体上看是一路走低的,至今未看到回升(图1)。
从净息差上看,因2014年宽松导致净息差下行,五大行的净息差自2017年以来见底回升,反而受益于去杠杆和严监管。股份行、城商行的回升势头则明显弱于五大行(2018年一季度净息差下降是会计准则调整原因),直到2018年中期货币宽松之后,同业负债成本下降,其净息差升幅才有扩大(图2)。
再看资产质量,五大行相对优势更为明显。2012-2016年银行全行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不良资产周期,不良贷款主要来源,是前期“四万亿”刺激时过度投放的信贷,在后来的经济增速下行与结构调整期中开始暴露风险。从2016年初开始,五大行不良率即见顶回落,而后随着存量不良贷款的不断处置,不良率持续下降,历史不良资产包袱逐渐减轻。但股份行则迟至2017年三季度才见到不良率的阶段性顶点,开始走稳,也没见到持续性回落。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率近几年依然上升,甚至在2018年开始升速加快(其中也有监管部门要求加快暴露、处置存量不良资产的政策原因)(图3)。
上述几项重点指标显示,在近几年去杠杆、严监管的背景下,中小银行的一些同业业务、资管业务等创新业务受到遏制,开始调整收缩。而大银行由于本身创新业务相对较少,存贷款业务占比高,受监管政策影响小,在近几年对中小银行形成相对优势。所以,在2016年左右,前期历史问题逐渐出清后,大银行经营情况开始回暖,净息差、资产质量、盈利水平都有所企稳甚至回升。虽然当时相关部门并未正式提出金融业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但这一进程确确实实体现为一种供给侧改革。
分化根源——去杠杆去的是理财、同业业务
那么,大银行在这一过程,是以何手段保持了相对优势呢?
银行此前所经历的去杠杆、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年同业业务、理财业务高速增长。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业务必定有天然“原罪”,而是因为监管套利、资金空转等业务乱象(银保监会将其比喻为“有照驾驶”但属于“违规驾驶”),大多隐藏在这些业务板块中。传统存贷款业务板块中也有不少违规行为,但总体上要比同业业务、理财业务要好一些。因此,监管部门治理监管套利、资金空转、业务乱象,在形式上会体现为治理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
监管部门查获、取缔之下,理财、同业存量业务逐漸压降。对于中小银行,杠杆水平、资产规模增速、盈利等各方面的压力都随之而来,由这些业务带来的存款也随之下降,最终,体现为中小银行不佳的经营业绩。而大型银行,由于本身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占比小,受监管措施影响小,在去杠杆、严监管的年份反而取得了相对行业的超额业绩表现。因此,在去杠杆、严监管的背景下,行业内部出现大小银行的分化。
以2017年年末数据(样本包括329家披露年报的中资银行,不含新设的民营银行)为例,可以清晰地发现,股份行、城商行的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占比较高(图4)。大银行(六大行)也有这些业务,但占比会低一些。比如,不同类别银行的资产结构中,股份行、城商行的“应收款项投资”比例是最高的,这是同业投资、表内非标投资的主要科目。
再看负债结构,同样是股份行、城商行拥有最高的同业负债的占比(图5)。这些银行通过大量吸收同业负债,主动加杠杆,然后将资金运用于同业投资、表内非标投资等,从而实现扩大盈利的目的。
通过表内同业业务加杠杆可能还“不过瘾”,股份行、城商行还通过表外理财业务,进一步加杠杆。尤其是部分股份行,其表外理财规模占到表内总资产的20%以上。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表外理财业务的最终资产风险依然是由银行承担,实质上是“在体外又开了一家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表外业务(图6)。
可见,同业业务、理财业务是中小银行弯道超车、额外加杠杆、获取更高盈利的主要手段。而这中间所用到的很多所谓的金融创新,本质上是监管规避或监管套利。
为维护整个银行业稳健经营,监管部门给银行设定了多项监管指标,涉及资本、风险、流动性等方方面面,以下以最重要的资本管理为例。资本管理是银行经营最基本的风险管理手段,也是其杠杆控制手段,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规定标准之上,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整体杠杆率不会超过合理水平。但是,在过去几年的业务狂飙中,部分中小银行为了实现快速赶超,获取更高回报,有巨大的动机去绕开监管要求,额外加杠杆,以博取更高回报。
具体的,比如早年最初的监管套利行为,是把信贷投放包装成同业投资,从而降低了资本占用(同时还能节省信贷额度,美化不良率等指标),借此扩大风险资产投放。2014年,同业业务监管从严后,同业投资被要求按实际投向计提资本,因此,通过表内同业投资来节省资本的方式难以为继(但现实中依然屡禁不绝)。后来,中小银行普遍通过表外理财额外加杠杆,以表外理财投非标的方式,向这些企业实现资产投放。但表外理财名义上由客户自担风险,因此不作为自有资产计提资本,大幅节省了银行的资本占用,扩大风险资产投放。而事实上,心照不宣的是,大部分表外理财均由银行提供刚性兑付,资产风险不会让客户承担,依然由银行承担,因此理应比照表内资产计提资本。当然,现实中,具体操作手段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上均是规避资本监管,实现额外加杠杆。除资本监管外,其他监管指标上也有类似的行为。
通过以上种种方式,很多中小银行实现了规模高速扩张。而且,这些业务还能起到其他重要功能。比如,某些存款基础薄弱的中小银行,在通过表内外的非标向企业投放资金时,还会要求其回存本行,从而实现了存款增长。但这种存款增长并非来自扎实的客户基础,而是通过某种业务变相留存,存款并不稳定。
高速扩张结束于2016年,这一年,去杠杆、严监管正式推进。
业绩背后的基本功——客户基础是本源
那些受监管影响较大的中小银行,在那些所谓的创新业务被监管干预之后,为何所剩的本源业务——主要是指偏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仍然表现不佳?
当所谓的创新业务被遏制住时,真正决定一家银行优劣的,是该行掌握的对公对私的基本账户,也就是客户基础的质量优劣。而优质的客户基础只能来自于长年累月的默默耕耘,没有捷径(偶尔会有现象级的拳头产品的逆襲,但很难复制)。
分析传统银行业,我们必须先理解其根本逻辑。我们一般把银行业“回归本源”理解为“回归存贷款”,但从本源而言,“存贷汇”三者,“汇”才是“最本源”的本源。因为,银行首先要提供优质的各种基本服务,包括结算、汇兑、理财等各种,统称为“汇”,乃至很多可能未必属于金融服务范畴的其他服务(比如为附近社区居民提供的一些生活服务),以此来粘住客户,最终获取了客户的“基本账户”,即日常资金收付最为活跃的账户。拥有了客户的基本账户或有效账户之后,这个客户才算成为了本行的“基础客户”,而全部基础客户的总和,又被称为一家银行的“客户基础”。客户基础则是银行的生命线。
随之,基本账户开始发挥其强大的威力。有了基本账户之后,就会留下相对稳定的存款,因此,必须明确,是“汇”衍生了“存”。同时,由于银行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紧密跟踪了该客户的信息,对该客户情况了如指掌,这成为了投放贷款的主要决策依据,因此,“贷”同样衍生于“汇”,“存贷汇”应改写为“汇存贷”,而汇——包括为客户提供的各种日常服务——是绝对的本源。
部分创新业务与客户基础的关系弱一些,因此,一些客户基础比较弱的银行,一度也能够通过创新业务来弯道超车。创新业务锦上添花,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产品与服务,但如果忽视了基础客户,醉心于利用创新业务“赚快钱”,便是舍本逐末,脱离本源了,最终很难持续。
为此,我们先来观察存款的竞争情况,尤其是活期存款,它是最能反映客户基础质量的业务。首先观察单位存款和单位活期存款七大行(六大外加国开行)的市占率。大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其份额不断被中小银行侵蚀。但从2017年初开始,其单位存款、单位活期存款的市占率开始见底回升,而后维持稳定(仍有季节性波动,年末时中小银行拼抢存款比较激烈)(图7)。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前文提及的,中小银行由于客户基础薄弱,过去通过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及其他产品组织存款,抢占了一定的份额。但是,随着监管推进,很多做法被取缔,因此不再大幅侵蚀大银行的市场份额。
这一现象在个人存款、个人活期存款上就不明显,大银行的市场份额仍在持续下降,体现出在零售业务领域,业务乱象整体情况要轻一些(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