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工作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吕日周的。
　　即使有人一下子对不上号，再提一下电视连续剧《新星》、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龙年档案》，或者2002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的头版重头报道《吕日周真相》以及那一年轰轰烈烈的关于“媒体舆论监督”的大讨论，再加上2003年度牵动亿万中国人视线的“首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评选……一连串的媒介事件中，一个立体生动又夹杂着一些传奇色彩和悲壮色彩的改革者形象便会在脑海中浮现。
　　吕日周之所以能在媒体人、老百姓心中留下深刻印记，能让很多记者连续数年追踪他，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力量，一种总会让人感动的力量。
　　
　　从“防记者”到“迎记者”
　　
　　吕日周再次被媒介关注是和一个内陆城市——山西长治密不可分的。有人说，吕日周是长治的名片，长治因为他而出了名。2004年，吕日周告别长治一年后，长治被中央电视台评为“魅力城市”。很多人坚信：这个称号的取得，吕日周功不可没。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不论是长治的出名，还是他本人的被关注，都并非吕日周的初衷。他的本意是想抓住这难得的再次出山的机会，为一方土地的人民做尽可能多的好事。而且，20世纪80年代初的出名已经让他遭了不少的罪。
　　所以，在2000年3月初的长治新闻界，大家都在自愿不自愿、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一场报道策略的大转变。因为，新来的市委书记有明确的指示：一、领导干部的活动不能上头版头条，要将这些位置让给人民群众，让给创造财富的人；二、原则上尽量不往外界发新闻稿，即使非得发，也不能有市领导、尤其是他个人的名字；三、外面媒体对长治市委、市政府进行的总结经验式的主动采访，能推就要推，不能推的要搞清楚是不是收费，收费的决不配合，决不允许花政府的钱进行宣传。
　　在一个媒介告诉发达的时代，这个理想得近乎天真的想法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吕日周的指令也只能在长治的记者中奏效。对于更多的记者来讲，“关注新闻人物就是关注新闻，追踪有影响、有魅力的新闻人物就意味着捕捉到了好新闻”。到2000年底，主动联系到长治采访的记者将电话打到市委办公室、宣传部、报社、电视台，一些记者还动用朋友、亲戚关系联系采访。
　　2002年5月2日《南风窗》的两个记者发现正常渠道无法实现对吕日周的采访，索性直接开车到了长治，想逮个正着。不凑巧的是吕日周正好在国外考察，采访扑了空。也算记者们神通，他们先是完成了一些街头群众暗访，接着又找到了报社的同行，嘴上说，采访不到吕日周就算了，以后再来。实际上却是在和同行玩“技巧”，聊着“新闻如何写、评论如何配”时，朴素实在的长治日报总编拿出了吕日周的几篇日记《太行山上的11个寒夜》。这些日记是吕日周和记者探讨新闻写作风格时顺手拿出的几篇自己下乡时写的随笔，文章上方特意标明：“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没想到南方记者如获至宝，趁长治报社的記者不注意的空档，“偷”了稿件，驱车就往回返，担心同行会追，在长治境内连上厕所都不敢停车，据说拿了塑料袋救急。5月16日，南方的这份杂志全文刊登了吕日周的《太行山上的11个寒夜》。很多人得以知道一个市委书记的所思、所想、所感。随后，吕日周收到的是一封“致歉信”，“偷”材料的记者们请他理解，并不要责怪长治同行的“泄密”。后来，吕日周说，他从心底里佩服记者的这种职业精神，只是觉得那些日记是一时兴起之作，仓促写就，没有好好修改，文辞章句都有欠缺之处。但从此以后，这篇未经修改的稿子在全国多份报刊杂志中转载。
　　让吕日周下定决心不再躲着媒体的一件事是2004年4月13日《焦点访谈》播出的一期节目，报道了沁源县教育部门向小学生强制出售非法出版物以牟利的事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抓工作抓得这么紧，还会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事发生。愤怒之余，吕日周感到了工作开展的艰难，也意识到要想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必须依靠各界监督，监督机制必须完备。不仅不能躲媒体，还要欢迎媒体；不是欢迎他们来做典型报道，而是让他们来监督曝光。为了表明自己勇于揭露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他让有关部门向全国媒体发出邀请信，让各地媒体记者帮助长治找问题。长治人说这场行动是“引猫入室逮老鼠”。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吕日周倡导的“五大监督体系”由此开始创建，新闻监督首当其冲。从曝光不落实的事到曝光不落实的人，再到市报上点名批评市级领导干部……吕日周的创新精神和“自逼机制”调动起了长治各界人士，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工作热情。
　　沉寂了十余年的吕日周又一次成为焦点。他本人，连同他做的不同寻常的事，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
　　
　　男儿有泪不轻弹落泪必是动情处
　　
　　2002年底，一年一度的广播电视新闻评奖。各地选送的各种新闻节目让评委们看得有些疲惫。但当《吕日周“新政”》五个字出现时，观者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片子中那个“方正脸盘、浓眉大眼、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笑容憨厚、眼神善良”的市委书记一开口就吸引住了评委。最后，《吕日周“新政”》获了一等奖。中国电视界的纪录片大师级人物刘效礼在写这部片子的评语时说：“片子拍出了中国人的尊严。”
　　片子中有一个场景：腊月二十八中午，吕日周在沁县山区和老红军、老模范一起吃饭，74岁的杨耀亭老人给吕日周夹菜，因为紧张，菜掉到了地上，吕日周弯腰从地上捡起来吃了。还说，其实不脏，就是点土。杨耀亭哭了，吕日周也落了泪。
　　根据报道的材料看，吕日周在长治时落泪有据可查的就有四次，上面讲到的是其中一次。另外三次分别是：2002年9月到10月间写《长治，长治》这本书时；2003年2月16日，离开长治的前四天，和追随他采访的南方记者聊天时；另外一次是告别长治时，面对给他送行的数万名干部群众。
　　吕日周的妻子李国华说，丈夫是个硬汉子，从小吃了不少苦，宁愿流血也不掉泪；丈夫是个有坚韧意志的人，在原平工作时，被调查组连续调查九个月，压力大得患了糖尿病都没掉过泪；丈夫是个大孝子，但母亲去世时，他都没有掉泪，只是把伤痛和思念转化为对父亲的孝顺。现在，吕日周仍旧坚持在院子里养花种菜，还经常把自己养的花摘下来放到90岁高龄的老父亲桌前。吕日周的解释是，任何困难、痛苦、压制和抱怨都可以深埋心底，只是对老百姓的这份感情，尤其是不沾亲、不带故的老百姓对他的感情却让他总也搁不下，于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特殊的情境下，不由自主地就外化为感动的泪水。
　　在和媒体的接触中，很多记者的执着给吕日周留下了深刻印象。2003年初，外界也传开了吕日周要被调离长治的消息。对于记者来讲，“离别长治”是很好的新闻由头，离别的场景和那个场景中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将会构成新闻报道中最好的情节和细节。可消息只是小道流传，至于哪天会走，调到哪里都还是个未知数。为了捕捉这个“极可能有戏”的场景，南方一家报纸的两位记者一月下旬便开始在长治蹲点。那年春节是阳历的2月1日，之前，吕日周对那两位记者说，回家过年吧！正式调令还不知啥时候会下。没想到那两位记者说，官员的调动，说到就到，我们已经等了半个月，不在乎再等几天。春节那天，吕日周将自家煮好的饺子端到了记者住的宾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样的采访精神让吕日周受到了震动，也使得他向这两位记者完全地敞开了心扉。于是，有了他在长治的第三次落泪。
　　事后，吕日周打电话给这两位记者，希望他们别把自己流泪的事情写进去，怕让大家以为他是个软弱的人，动不动就落泪。没曾想，这个举动让记者的新闻敏感得到了触发，写了一篇题为《吕日周的眼泪》的篇幅不短的专稿，不但流泪的事情写了进去，打电话的细节也没落下。后来，吕日周在山西省政协任职期间，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做了一期他的专访，开篇就用了2003年2月20日，长治市政府门前“吕日周泪别长治”的场景，吕日周放开了依依不舍地拉着他的乡亲的手，眼圈红了，抹了一下眼泪，转身上了省里来接他的面包车。车开的一瞬间，轻柔伤感的音乐缓缓响起，观众的心情和送别的人一样：有些不舍，有些无奈；观众的心情也和吕日周的心情相应：有些不甘，有些悲壮。
　　


　　这样的离别在15年前的朔州、在16年前的原平同样发生过。
　　但认识吕日周多年，我只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他的眼泪，但我相信，那次他掉得眼泪最多。
　　那是2005年的一天，我在山西采访，晚上很随意地拨通了他的电话，想和他见一面。电话通了，他说在机场，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有些沉重和无力，不像往常那样明朗坚定。我又随口追问了一句：“到哪里？有什么事？”他说，“去北京，从那里转机到温州，参加一个朋友的追悼会。”还说这个朋友是他这么多年来结交到的最优秀的青年，可惜出了车祸，他无论如何也要赶去送他最后一程。当我问他有谁同行时，他说只有他一个人，因为这是私人活动。我的采访兴趣一下子便被提了起来。征得他的同意，我也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和他一起去温州。
　　飞机上，吕日周拿出了他写好的祭词进行修改，并向我讲述了他和这个英年早逝的忘年交从相识、相知到互为欣赏的过程。
　　朋友叫倪庆永，温州人，浙江大学毕业，上学期间任学生会主席，从1991年开始组织同学积极开展社会调查，进行社会实践，立志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事。毕业后，继续组织志趣相投的同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实践，这样的活动竟坚持了11年，他们写的读书笔记堆满了两个屋子。吕日周在祭词中这样写到：“瓯江无语，雁荡静默。当我又一次踏上这片灵山秀土之时，却再也看不到这个曾经熟悉的青春身影；当我将无数未尽之言酝酿成熟之时，却痛失了一位可以促膝相谈的青年好友……”
　　两天的采访中我才知道，倪庆永是在看了《长治，长治》这本书后给吕日周打了电话，说他们正组织一批温州籍青年学习“三个代表”，想请他去讲讲课。那一次温州之行，让两个年龄相差32岁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吕日周坚信：“党的理论是人民实践的指导，人民的实践是党的领导的向导，而温州籍青年人倪庆永等组织社会党校学习‘三个代表’的做法又是一个向导。”他从这些青年人身上感受到了蓬勃的活力和热情，却怎么也没想到一场车祸夺去了这样美好年轻的生命。
　　倪庆永的读书笔记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是：“工作是一种使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成功要求人们必须具备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种坚持到底的信念，一种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一种自动自发的责任心。”这种生命状态也是吕日周所追求和遵循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吕日周说他从不觉得寂寞，因为他有很多知己，倪永庆可以算做其中之一。
　　追悼会上，痛心的吕日周无法读出他准备好的祭词，只哽咽着说了四句话：“倪庆永同志为党的理想而诞生，在民的悲痛中离去。我多想和他一起，再说很多话；和他一起，再走一段路；和他一起，再讨论一些问题，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我希望我们把对他的思念化为工作的力量、生活的力量和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力量，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贡献我们的力量。这是对倪庆永同志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
　　因为倪庆永的默默无闻，因为是吕日周的私人活動，这次采访不会发出来，但我觉得，这是我采访多年看到的最有震撼力的场景。因为，这场景中始终洋溢着一种真实得让人感动的气息。
　　
　　中国的“改革维纳斯”
　　
　　第一次听到“改革维纳斯”这个词，是在作家柯云路和一些文学爱好者的座谈会上。
　　柯云路至今只写过两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一部叫《新星》，另外一部是《龙年档案》，两部小说分别是在吕日周担任原平县委书记和长治市委书记之后。
　　当有人问柯云路，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吕日周吗？他说，不完全是，文学创作是有虚构的，但吕日周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当又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年只写了两部？他的回答是：创作必须有现实的、生活的源泉，我必须感受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必须有一种东西感动了我时才会创作。又有人问他：作为多年的朋友，你如何评价吕日周？他思考了一会儿说，大家都知道“断臂的维纳斯”吧！残缺却很美，美在真实，美在一种力量。改革，尤其是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政治的事情，还是艺术的事情。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吕日周的角色就像艺术作品中的“断臂维纳斯”，他的真实、真性情和真追求是很有力量的。
　　这样的评价让人觉得壮美，又觉得振奋。
　　这种感觉是我在大同第一次看到云冈石窟时曾经产生过的，恰好吕日周又是大同人，我便很自然地把这些联系在了一起。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所有的艺术品都会反映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和人的风貌，不同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不同的艺术品，也养成不同的人。似乎和中国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些相像。所以，我总觉得在吕日周的身上，经常可以找到一些和大同、云冈相关的印记：长相？形态？精神？……或许更多！
　　石窟故事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割肉贸鸽”，讲尸毗王割下自己的肉给老鹰，想换回鸽子的生命。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描绘了其中的一幅场景：尸毗王盘腿端坐，身躯高大，头微侧，安详镇定，无所畏惧，决心用自己血肉换下鸽子的生命。他一只手抬举胸前，另一只手的手心站着被恶鹰追逐而向他求救的小鸽子。下面则是矮小而满脸凶狠的刽子手在割他腿上的肉。周围还配上了表情或恐惧、或哀伤、或感叹的人物。画幅两旁飘逸流动的菩萨，像音乐和声一样，奏出流畅而强烈的音响，衬托着庄严的主题。李泽厚认为，画面企图在肉体的极度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
　　吕日周也有痛苦，但他的痛苦不是来自身体外伤，而来自内心深处。在很多场合他说过，和平年代，改革者受的是内伤，别人看不见，摸不着，也很难感受，自己却时时刻刻都知道，时时刻刻受着煎熬。但吕日周又很坦然，调离长治后，有人说他很有可能一蹶不振，也有人觉得他再没什么大的精力去做事了。
　　没想到，新的岗位上，吕日周依旧忙碌。在接受凤凰卫视的记者采访时，他把政协中流传的顺口溜都改了。他说，刚到政协时，别人告诉他：“这里没有大事，但不干事，又没意思；干得多了，就有人问你是什么意思；所以就少干点，意思意思。”不做事？这可不是吕日周的风格，在他看来，做事永远是第一位的。
　　而且，吕日周做任何事都讲究有板有眼，要做出个样子来。在政协工作两年多了，他对这项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
　　我一直觉得，人和自然界的万物是相通的。《红楼梦》中说，女儿是水，男儿是土。歌词中说，一草一木总关情。星相学家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讲的都是一个道理：人和自然万物是对应的，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对应。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中，我都试图寻找一种可以和吕日周的精神相对应的自然物。
　　在大同采访，车子路过吕日周的家乡——落阵营，想起了他在书中提到的美丽传说，不由得在那里多停留了一会儿。车停在了一段土路上，夕阳西下，东边有山，司机说，现在那山叫“睡佛山”，定睛一看，还真是很形象。视线下移时，突然看到了不远处一大片似灌木丛又似树林的景观，地里放牛的老农说，那可不是灌木，是中国特有的小叶杨，耐旱，挡风沙，是塞上高原的主要树种。不知为什么，我产生了特别想离近些看看的愿望。走近了，在落日的反衬下，终于发现了那些树的特别之处：决不是《白杨礼赞》中描述的杨树，叶子很小很密，应该是为了挡风沙。主干弯弯曲曲，上面几乎没有空隙，有枝干，也有直接长出的树叶，有的枝干比主干长得还要粗壮，更有一些枝干被折下来埋在土里，在离主干一米远的地方又长了起来成为新的主干，还有一些枝条被压下，又长起，再被压下，又长起来，如此往复，竟能连绵成一片。正惊讶于这种树的奇特与顽强渗透的生命力时，旁边的老农说，你别看小叶杨长的不挺拔，那是因为风沙太大，但你发现没有，再弯曲的小叶杨，最终都有一个完整的树冠是直直向着天空的。果然，不论粗细高矮，不论曲直旁逸，小叶杨都有一个郁郁葱葱的树冠，有的树冠比枝干还低，但生长的方向总是向上，生长的力量都很蓬勃。
　　站在晋西北并不润泽的土地上，看着宽阔滩地上迎着风沙生长的小叶杨，感受着塞上夕阳的壮美，我又一次找到了那种总让人感动的力量。
　　后来，在《中国植物网》上，我查到了小叶杨的条目：中国特有品种，有棱，耐干旱、瘠薄、寒冷，是水土保持的重要树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