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上午，一道道密语电波在罗布泊与北京之间穿梭：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10点30分，梳完辫子。”
　　“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记录这些密语的是時年29岁的宋炳寰。认真核对相关信息后，他再通过一部专线电话将“老邱”的情况传递出去——接收密报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军事秘书王亚志。
　　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50年后，耄耋之年的宋炳寰回忆起来仍然恍如昨日。
　　“老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为这颗原子弹长得像一个巨大的“球”。装原子弹的容器代号“梳妆台”，连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电缆线代号“辫子”，原子弹装配代号“穿衣”，原子弹地面装配间代号“下房”，铁塔上的密闭工作间代号“上房”，气象代号“血压”，原子弹起爆时间代号“零时”。
　　“零时”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00分——这一信息非常保密，甚至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是在起爆前1小时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有人疑惑：有这个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我国西北周边建立了多个监听站和测向站，不断利用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刺探我国的核试验情报。在我国相继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相关的间谍活动也从未停止。
　　1967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海关进出境检查部门发现一名外国人的托运物品中有两只老鼠。
　　这名外国人名叫乔治·瓦特，是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外交部前不久特批了他的夫人来华探亲，同时也批准他离境到香港度假。而这两只老鼠据说是乔治·瓦特喂养的宠物。
　　消息传到北京，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负责敌特侦查人员的警觉。事有蹊跷！他们立刻通知海关将这两只老鼠悄悄扣下。为免打草惊蛇，还专门捉了两只相同的广州老鼠交给对方。
　　经检测发现，两只老鼠身上均沾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的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相近——老鼠很可能就来自核工业基地！
　　随后，北京的办案人员又在首都机场从瓦特夫人行李中搜出了发报机和微缩胶卷，胶卷里正是我国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以及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
　　真相大白——瓦特的表面身份是尼龙设备安装专家，实际上却是研究放射化学的专家。他携带两只老鼠出境，目的就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我国核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以推算中国核工业发展机密。
　　这起案件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在周总理的亲自督战下，案件侦破工作顺利进行，公安机关通过瓦特这条线索，又挖出了其他潜藏在西北地区的美国情报人员。
　　谍战疑云，始终与中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相伴相生。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周恩来，在涉及原子弹试验的工作更是思虑周全，从一则史料中可见一斑：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1964年9月1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中央会议，专题研究原子弹试验相关问题。
　　开会期间，张爱萍因为有外事活动要去会见外宾，需要中途离会。周恩来马上说，告诉外交部，今后张爱萍（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和刘西尧（1916-2013，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副总指挥）都不参加外交活动了。
　　张爱萍起身要走时，总理又专门让他摸摸兜里有没有纸，有没有记的东西，有记的东西马上掏出来。
　　也就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核试验要严格保密，并要求相关人员当晚就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一律通过密语传递信息。
　　（马澎荐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