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慈欣作品中的暴力美学及其当下审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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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暴力美学指的是文艺作品中形式营造暴力场景,使血腥场面呈现出视觉美感,弱化其残忍。刘慈欣的作品在大胆、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之余,带有个人风格的美学特质,即强烈的宗教感、命运感与孤独感。借用电影界的暴力美学,来对刘慈欣作品进行批评,不失为一种另类方式,以揭示暴力美学在小说批评中运用的意义价值。
  【关键词】 暴力;暴力书写;审美批评;本能宣泄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3-0006-03
  一、暴力美学思想
  (一)暴力美学的概述
  暴力美学并不能简单地与人性中蕴藏的施暴欲望等同讨论,暴力美学更像是将暴力具现化为一幅在心中的图景的形式,是暴力的艺术形式的体现。暴力美学的渊源离不开哲学家对人性中“暴力欲望”的解读。依据弗洛伊德的本性升华说,暴力必然在艺术中找到自己的归宿,转化为暴力美学。
  弗洛伊德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本能既包括“爱与性欲”的本能,也包括“死亡与毁灭”的本能,死本能既包括自我毁灭的含义,也有毁灭与破坏的欲望。这种本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下,且绝不会因为压抑而消失。①这种冲动需要释放和宣泄,他个人认为最合适的宣泄方式就是艺术,所以他提出了“艺术是本能的升华”这一论断。
  以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暴力美学提倡的文学艺术作品正是这种被压抑着的暴力欲望的宣泄产物。
  依据杜威的 “艺术即经验”的观念,暴力美学必然在人类生存的各个历史时代出现在艺术之中。因为《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基本命题就是“艺术即经验”:艺术不会独立于日常生活,它更像是日常经验的延伸、集中与审美具现化。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以艺术创作而言往往离不开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取材,所以审美批评的角度也应该从日常经验开始探索艺术经验问题。
  从杜威的角度看暴力美学,因为人类与其他野兽不同的是人具有萌生暴力欲望与自我调节的机制,向外攻击的暴力欲望是人类从蛮荒时代继承下来的原始欲望与冲动之一,也不可避免地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痕迹与信号。
  (二)暴力美学的源流
  艺术中的暴力美学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油然而生,将其开宗立派的努力最早的雏形是在电影学界,本意指一种新的电影艺术形式和趣味。在20世纪的美国,诞生了普遍对威权、主流文化和社会充满不满情绪的“披头士”,他们成为暴力美学最早的阐释者,演变出非理性、反文化、反社会的青年文化思潮。
  1971年斯坦利 · 库布里克导演的《发条橙》后来被公认是暴力美学的概念在电影中初步形成的标志,之后暴力美学风格电影开始走向全球。
  到80—90年代,暴力美学得到了长足发展,香港电影导演吴宇森式的“暴力美学”继承汲取了传统武侠片的暴力场景拍摄精华,融入现代枪战片、警匪片中,别具一番视觉效应。它最经典的表现手法是在展现暴力行为时融入中国传统的诗意、悲壮的气氛,来获得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表现效果。从此导演们开始将富有诗意和隐喻性质的暴力镜头加入电影拍摄中,注意在动作安排上弱化直接的刺激展现,加以诗意化戏剧化表演的改良。这样,观众既能欣赏到暴力动作的艺术美感,又避开了暴力血腥场景的直接刺激。
  20世纪90年代后,昆汀 · 塔伦蒂诺为代表的新式暴力美学电影开始走进观众视野。《低俗小说》这部电影由六个彼此独立又紧密相连的故事构成,整体风格呈黑色幽默,而又带有血腥冷酷的暴力情节,当时一经上映就被奉为暴力美学风格电影的代表之作。新世纪之后,暴力美学潮流已经挤占了影视领域,这些“不像”暴力美学的电影桥段推动着电影的表现形式多元化发展。
  如今,暴力美学成为一个泛审美的广义的概念。暴力美学早已从电影行业走向生活各个领域,反映着社会与时代文化思想的變迁。在各个领域,暴力美学都有着不同的侧重表现价值意义,表现形式也大同小异。
  (三)中国小说暴力美学的发展
  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所收到的影响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当代文学在这种广义影响下,拓宽了自身的媒介内涵,作为客观世界的艺术还原再现,“暴力”本身是一种破坏性的、带有人性野蛮基因的行为。但它作为艺术表现的因素进入文学视野中时,反而拓宽了文学性表现的领域。
  小说中的暴力描写是一早就出现的,明清时期的小说因为需要广泛传播和吸引读者(作为评书则是听众)的需要,大都会增加暴力描写内容,这些暴力描写既是间接描写历史,普及历史的需要,也是对社会潮流和民间意识形态的反映。
  到了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出现了真正的革命文学。这样的文学形式天生带有相当的暴力属性。新时期在思想解放的风潮下诞生的描写时代浪潮,歌颂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抗争的文学作品也自然带上了一定的暴力表现词汇。至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对暴力的歌颂,目标是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帝反法西斯。这时风靡的红色浪漫主义乃至“红色暴力”,又带有一种狭路相逢,一种悲壮愤激的美学情绪。以此为代表的这种情怀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加广为流传,一脉相承形成的审美趣味,自然对我国的审美文化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复兴、政治上的放松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使得文艺工作者们,开始走上一条与之前的“红色暴力”不同的美学道路,“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书写暴力反叛之声,都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个体主体性的反映” ②。
  纵观中国文学中含有暴力描写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虽然小说的暴力描写一直反映的是描写者所处时代的暴力现象,但暴力描写处于不同时期,其想要表现的内涵绝不相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思维方式发生着改变,人们对暴力的形式美丑与否的看法和接受也变得多元化。文学作品中的暴力美学内容往往旨在通过扭曲、激进、非理性的、反和谐的形式,击碎、摧毁美好事物的方式来反应人类社会中扭曲着、压抑着的情感,使文学创作贴近人类社会整体的真实。   因此,“暴力美学”在作为一种审美批评方式时,可以用于批评文本創作中的暴力部分。
  二、刘慈欣小说叙述中的暴力
  小说“暴力美学”的审美特征是有意味的形式,它的关注点始终在人性,即历史时空中人的活动本身,包括意识和行为。刘慈欣生于革命文学的作品大行其道的年代,长于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风格影响下文学作品风格转型的年代,因此他笔下的暴力场景,兼有“红色暴力”风格特点和先锋文学手法和现实主义的冷酷理性的“转述”式的风格。
  (一)暴力行为叙述中的生命形象
  在所创作的科幻小说的暴力叙述中,刘慈欣塑造了几种承受/施加暴力的对象:其一是将某一群体意志整体作为一个单一对象描述,如《三体》中的外星种族三体人、歌者等,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表现整齐划一的态度;其二是作为个体的普通地球人,以某种契机与外星生命或高新科技接触,如《流浪地球》的主人公,《赡养人类》的滑膛,他们的作用是向读者展示一种相对微观独特的观察角度;其三是带有偏执气质的科学专业人士,如《朝闻道》中的丁仪,《球状闪电》中的林云,《三体》中的罗辑和汪淼等等。他们的特点是以偏执型人格推动整个剧情前进,有着执着于某种自我认定的信念,却往往与自己的本愿背道而驰。
  这三种主体受体,置身于刘慈欣的作品中涉及暴力叙述的篇幅,体现出不同的美学内涵。
  在群体与种族之间的暴力阐述中,刘慈欣使用的主要是延续自上个时代的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式方法。这种宏大的暴力叙述笔法好处很多,使得读者在一个全面而广远的角度观察全局,能够纵览全局概况的同时又避免了近距离接触暴力血腥场面产生不适感。读者可能会感到冰冷生硬的科幻观念被套上令人热血沸腾的暴力叙述外壳,既令暴力本身具有了陌生化的特质,又不至于读者因为过于生硬的科学道理产生枯燥感。这与“太空歌剧”式的写法一脉相承,只不过更加冷静和现实,旨在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沉浸式体验。
  而在表现个体与个体、人与人之间的暴力的叙述中,刘慈欣又变换为与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十分类似的叙述风格,在细节表现上十分翔实,在情感的把控上又十分克制,如他在《赡养人类》中表现了几次杀人与被杀的场景,无不带有冷静而客观的笔调。
  而如果没有在小说前中篇如影随形出现的外星人以及后篇终于完整地出现在读者眼前的“哥哥文明”这些科幻要素,《赡养人类》几乎可以作为一部现代先锋主义小说来阅读,表现的仅仅是宿命式的出走与回归。在“哥哥文明”加入后,主题得到了升华,成了一个探讨私有财富和资本主义极端化的寓言。在这个过程中,借由暴力书写,主人公“滑膛”的身份形象确立起来,这个人物必须是冷静而残忍的,这样才能方便接下来不断地转场,推动剧情,制造悬念以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在这种书写方式中,刘慈欣悄悄地抛弃了现实逻辑性,以便开始自己严谨的社会推演,这是他无数次在小说中运用过的方法,即以冷静而细节的暴力书写将读者带入其中,读者自己会完成文本外推演的任务。这样下来的沉浸式体验效果甚佳。
  (二)暴力行为叙述中的逆转与残酷
  刘慈欣作品中无时无刻不带有冷峻而理性的技术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与内在充满温情的人文关怀和辩证性的人本思想,使得他的作品中带有一种矛盾性的叙事风格。因此他会毫不犹豫地借由暴力书写“不择手段”地推动剧情的突转。他始终坚持着科幻创作的核心理念,即科幻必须是“有科学根据的幻想”,并坚定地认为这是科幻文学存在的基础,因此他笔下形形色色的审美艺术形象以及异想天开的点子背后是有着足够令人信服的科学原理和技术细节作为支撑的。
  正因为刘慈欣的这种严谨式推演与异想天开结合的写作方式,他的小说一个非常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整体上呈现出来的永远不会是壮观优雅或安静肃穆的艺术特质,而是带有着极具个人风格的无比冷酷的、壮丽的、伤怀的美感。带有这种美感下展开的故事往往残酷而悲怆,但读来身临其境,细致真实。
  在刘慈欣的作品中,既有寄予希望的事物被残忍毁灭,也有弱者置之死地而后生;既有为自身的欲望(哪怕这个欲望多数时候是求知)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偏执者,也有为多数人放弃自身欲求的抱薪者。他冰冷的笔触和不带有任何感情偏向的推演下,是火热的充满悲悯的人文思想和哲学思辨。这也使得他小说中的暴力叙述已经脱离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手法的范畴,也成为表现创作思想必需的一部分。
  三、刘慈欣小说“暴力美学”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科幻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学作品一样承担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优秀的科幻作品是一种对未来的模拟,在对社会、环境、地球以及人类的命运进行或放飞或严肃的思考同时,也必然承载起现实中沉重版块的对应。刘慈欣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到这种对应,他惯用冷静而又冷酷的笔调,总是把主人公和人类整体放置在宏大而看似不可转变的逆境面前,再去做生死抉择,期望寻到解决之路;也可能通过展现人类在面临极端境遇时做出的人性和道德上的取舍来形成对故事里角色的叩问:人性究竟是有利于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以“暴力美学”的审美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人类的情感构成极其复杂,一些残酷、黑暗、绝望、撕裂、感伤、遗憾、不圆满的描写,如今多数情况更能使读者感到新奇。有可能令读者因情感上的代入感到满足,因为幻想故事里的人也会面对挫折困难,也会无助无奈,但同样也可能明知希望渺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牺牲掉一切甚至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这与现实世界十分相似,所造成的残酷效果让人由逼真中感到恐惧,又因为读者本身所处在作品外的现实位面而不由得升起一丝逆境反转的期待视野。因此,刘慈欣作品中的暴力书写构建起读者和幻想世界间的联系,在读者的精神世界中烙下烙印,进而触发了良性受虐的心理机制,调动读者的共情能力。而读者自身并没有被真正地牵涉进书中的残酷和毁灭中,读者站在一个全面俯瞰又充分代入的角度观察,于是在潜意识里被转化为了审美的对象,进而延续了其作品文本所带来的毁灭性的诗意和疼痛的、惊惧的、撕裂式的美感。   另一方面,刘慈欣总是擅长让主角在人類文明和人性的存亡之间做出一个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读者在主角的视角上,也会不由自主地跟随着进行选择。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暴力美学,然而只要是遵循人性做出的选择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失败或覆没,而选择放弃一部分人性就必须在零道德的宇宙丛林里选择生存。这种悲剧,是一种在人类末日的语境下,面对“生存还是毁灭”这对终极矛盾时,人类做出的放弃人性而苟活还是保全人性而身死的抉择的悲剧。这时的经验者是书外的读者也是书里的超英雄角色。
  四、结语
  当前,人类因为现实社会中显露的种种问题,精神上正处于对自身的处境迷离混沌的阶段。科幻文学则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其具备独特的功能:在现有科学原理的基础之上,借由幻想、寓言式的故事把未来图景描画勾勒,激发人类前景命运整体的想象。刘慈欣的作品作为中国科幻文学当今的扛鼎之作,在悲悯式的命运预言书写上无疑走得比其他中国作家更远。
  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审美方式用来评价刘慈欣的作品并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引用电影界开始在其他艺术行业正在走向成熟的“暴力美学”的方式,对刘慈欣的作品中涉及暴力、冲突、毁灭和破坏的桥段进行细致的考察分析,有利于对刘慈欣科幻小说做出美学上的一个较为新颖的补充,希望以此能够探索出一条属于科幻文学的独特审美机制,最终归纳出科幻文学的一些审美规律,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注释:
  ①杨在攀:《关于“死亡本能”非人类先天本能的假设》,《红河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②李祯:《论莫言小说的“暴力美学”及其当下审美文化意义》,新疆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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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舒军畅,男,汉族,黑龙江黑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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