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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出台(下文简称《办法》)受到各方面热评,正面的负面的都有,但总的来看,《办法》具有战略性的积极意义。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也叫第三方支付,而目前被热议的第三方支付主要是网络支付,其主要有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多种形式。
利用第三方支付就是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 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在进行网络支付时,银行卡号以及密码的披露只在持卡人和银行之间发生,不必经过商家,从而实现了网上交易的安全可信。
在互联网时代,第三方支付其实已成为使信息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基础服务。
国内网络支付起步于2003年的支付宝。据易观国际的数据,2009年我国已有300余种网络支付工具,其中大部分属民营机构。支付宝以51%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腾讯旗下的财付通紧随其后,市场份额为25.8%. 2009年全年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近6000亿元,达到5808.4亿元。
不过,除了繁荣,网络支付还有令人恐惧的另一面。
近期有媒体报道,在苏州侦破的“乐天堂”开设赌场案中,抓获第三方支付平台快钱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梅某。经查,梅某与境外赌博集团勾结,协助境外赌博集团流转资金30余亿元,快钱公司从中获利1700余万元。更有知情人士爆料,包括国内行业前几名在内的支付公司,都曾经牵涉到黄色网站、赌博或洗钱的案件中。
前不久一篇名为《用支付宝,成功套现25000元》的帖子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该帖作者称其利用与朋友在淘宝网上购买电脑的虚假交易,一个月内从信用卡中成功套现 25000元。
此外,由于被普遍看好,网络支付行业已出现恶性竞争局面,各家都在不断加码优惠条件,争夺客户。有些电子支付企业甚至为了圈到用户采取送钱的极端方式,只要注册了账户就在其账户里注入一定数额的人民币现金。
央行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总结金融危机的演讲中指出: 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如果不进行管制,只是等待“市场自身的调整”,可能比管制带来的风险更大,甚至造成“永久性的倒退”。
金融危机爆发后,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批评美国政府不懂约束,而正是经济繁荣时的约束政策使得中国没有被深度卷入这场危机。
中国历来有”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毛病。而政府适度管制,就是要在放和收之间寻求平衡,以求稳健发展。新《办法》的出台就是这一治理理念的体现,它实际是对网络支付的一种预防性约束。
总有人强调: 市场促进产业,管制限制产业。记得一位海归在比较中美生意环境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美国一家餐馆火,别人会在边上开家酒吧; 中国一家餐馆火,别人就会在旁边再开一家餐馆,打价格战。可见中国的商业文化里,趋同和价格战是永恒的主题,产业总在又大又弱的圈子里打转。而对制止类似的恶性竞争,央行对网络支付的管理办法也同样具有预防性的积极意义。
总编 孙定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也叫第三方支付,而目前被热议的第三方支付主要是网络支付,其主要有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多种形式。
利用第三方支付就是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 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在进行网络支付时,银行卡号以及密码的披露只在持卡人和银行之间发生,不必经过商家,从而实现了网上交易的安全可信。
在互联网时代,第三方支付其实已成为使信息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基础服务。
国内网络支付起步于2003年的支付宝。据易观国际的数据,2009年我国已有300余种网络支付工具,其中大部分属民营机构。支付宝以51%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腾讯旗下的财付通紧随其后,市场份额为25.8%. 2009年全年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近6000亿元,达到5808.4亿元。
不过,除了繁荣,网络支付还有令人恐惧的另一面。
近期有媒体报道,在苏州侦破的“乐天堂”开设赌场案中,抓获第三方支付平台快钱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梅某。经查,梅某与境外赌博集团勾结,协助境外赌博集团流转资金30余亿元,快钱公司从中获利1700余万元。更有知情人士爆料,包括国内行业前几名在内的支付公司,都曾经牵涉到黄色网站、赌博或洗钱的案件中。
前不久一篇名为《用支付宝,成功套现25000元》的帖子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该帖作者称其利用与朋友在淘宝网上购买电脑的虚假交易,一个月内从信用卡中成功套现 25000元。
此外,由于被普遍看好,网络支付行业已出现恶性竞争局面,各家都在不断加码优惠条件,争夺客户。有些电子支付企业甚至为了圈到用户采取送钱的极端方式,只要注册了账户就在其账户里注入一定数额的人民币现金。
央行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总结金融危机的演讲中指出: 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如果不进行管制,只是等待“市场自身的调整”,可能比管制带来的风险更大,甚至造成“永久性的倒退”。
金融危机爆发后,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批评美国政府不懂约束,而正是经济繁荣时的约束政策使得中国没有被深度卷入这场危机。
中国历来有”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毛病。而政府适度管制,就是要在放和收之间寻求平衡,以求稳健发展。新《办法》的出台就是这一治理理念的体现,它实际是对网络支付的一种预防性约束。
总有人强调: 市场促进产业,管制限制产业。记得一位海归在比较中美生意环境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美国一家餐馆火,别人会在边上开家酒吧; 中国一家餐馆火,别人就会在旁边再开一家餐馆,打价格战。可见中国的商业文化里,趋同和价格战是永恒的主题,产业总在又大又弱的圈子里打转。而对制止类似的恶性竞争,央行对网络支付的管理办法也同样具有预防性的积极意义。
总编 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