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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恒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团结带领群众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建国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为山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他坚贞不屈，正气凛然。
战斗在太岳区
卫恒，山西陵川人。1938年初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39年任晋东南农救总会干事、组织部长。1941年调任太岳区农救总会主席，5月初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3年9月出席晋冀鲁豫边区常委第一次党代会，并被选为出席延安中共七大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参加了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
1945年7月，出席中共七大后，卫恒回到太岳抗日根据地，被选为太岳区党委委员，担任区党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要求老解放区派干部支援新解放区，从老革命根据地抽调部分有经验的干部，随军南下，开创新局面。12月21日，中共太岳区党委举行晚会，欢迎从各县调来的3000余名南下干部。卫恒代表太岳区党委向南下干部表示慰问，鼓励南下干部在新的工作中做到以下3点：第一，要立场坚定，站稳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优秀本色。擦亮眼睛，分清是非，尤其要注意同地主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作坚决的斗争。第二，不自私自利，不搞特殊化、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不中饱群众斗争的果实。第三，服从行政命令，听从党的指挥，密切联系群众，事事走群众路线。要丢掉个人、家庭包袱，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做到全心全意为新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新功。卫恒的讲话，使南下干部受到了鼓舞，决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把老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带给新区人民。
卫恒除主持日常工作外，还积极参与了土改运动的领导。1947年初，康生在晋绥边区领导土改，片面批判过去工作中所谓右的偏向，使一些人头脑发热，向“左”的方向转化。这种“左”的错误波及太岳区，一些地方也像晋绥那样提出“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错误口号，片面强调平分财产而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影响了群众包括中农在内的生产情绪，对这些“左”的做法，卫恒公开批评和抵制。他指出，如果那样进行斗争，无情打击，支持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必然挫伤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给党和革命的工作带来危害。卫恒等多数领导者对“晋绥经验”的明确抵制，使“左”的错误做法没有在太岳区推开。
1948年1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上派卫恒去太岳区第四地委（驻晋城）任书记。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全国大反攻阶段，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卫恒除了在地委机关开会布置工作外，经常深入基层进行群众工作。
1949年3月，卫恒又被组织上调回任太岳区党委宣传部长。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卫恒注意把党的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第一，党的干部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不求进步的情绪；第二，利用各种方式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贯彻到群众中去，并且非常注意当时出现的问题，进行正确的引导，尤其对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作出解答。
1949年春，太岳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土地问题已经解决，过去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重新获得了土地。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当时，负责《太岳月报》工作的张赛周发现一位通讯员报道了这样的消息，某村群众生活富裕了，但大家都怕露富。整个村子几十户人家只靠一辆水车拉水吃。张赛周立即去找卫恒说明了这一情况。卫恒看后，立即指出，这篇报道很好，值得我们的重视，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反映出群众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完全理解和信任的思想，他们怕胜利果实不巩固，怕“还乡团”复辟。这就说明了我们宣传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不深入问题。事后，在卫恒的倡议下，太岳区党委很快着手抓了改善群众的吃饭和喝水等工作，广大群众看到眼里，喜在心头，从而更加坚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在运城工作期间
1950年1月卫恒任中共运城地委书记。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够适应新形势和工作的需要，紧跟党的战略部署，摆在卫恒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学习。刚进城他就立即买回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始更加系统地研读。他经常说：“过去读了几年书，都是些四书五经旧东西，战争年代读书时间不多，在延安党校也没有多读，今天可得下点工夫读点书，不然就会掉队的。”他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坚持每天晚上看书到深夜。卫恒不但自己注意抓紧学习，对机关干部的学习也很关心。这段时间里，他有个规定，就是每星期给机关干部进行一次学习辅导。在自己钻研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和目前工作任务给同志们作报告，并善于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给同志们谈自己学习的体会，阐明学习的重要性，他的讲话引用经典作家的教导和古今中外的典故，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对同志们很有启发。2月12日，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卫恒就加强学习、整顿机关、转变工作作风作了重要报告。指出：只有加强学习，才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每个同志都必须把学习理论、学习文化放在首位。会后，在卫恒的督促下，地直机关制定了加强学习的制度，建立了学习领导机构，卫恒亲自任领导组组长。
理论结合实际，是卫恒学习的一个特点，学习马列主义，注意联系实际，并用其基本原理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一次妇联的同志要让他作一次关于妇女工作重要性的报告，他找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妇女工作的论述，根据当前妇女工作中的问题，利用几个通宵写出万余字的报告。他认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一半，她们的工作做不好，势必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因此，解放妇女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他同样把妇女工作当成重要的事来抓。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为了认真贯彻婚姻法，真正解放妇女，他到下面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在地区干部大会上指出，在婚姻法问题上，目前存在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思想，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彻底消除旧的建立巩固新的婚姻法制度，以适应我们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巨大发展的要求，并且指出运城专区贯彻执行婚姻法的两个具体步骤，一是集中力量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各级领导要把妇女工作当做各项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是要清理婚姻问题上的积案，为贯彻新的婚姻制度扫清道路。这样，在卫恒的带领和支持下，运城地区的妇女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形势，使妇女在生产中成了一支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 自从抗日战争以来，卫恒经过长期农村阶级斗争的锻炼，和劳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运城地区，是一个比较老的解放区，卫恒到运城以后，全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广大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但是，个体农户落后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管理技术，仍然束缚着生产的发展，也适应不了国家发展工业的需要。同时，在部分农村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有些贫下中农因天灾人祸而出卖土地，借高利贷，重新陷入贫困，而有少数富裕农民则升为新富农。卫恒经过一个多月挨村串户，实地调查，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总结了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进行互助协作的经验，在运城地区的部分地方再次进行大胆尝试。在乡村，他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促膝谈心，大讲集体力量大、团结劲无穷的道理，启发农民自己出主意，想办法，摆脱贫困，然后卫恒总结集中大家的智慧，引导他们互相帮助，这样做不论在收割还是播种时都出现了进度快、质量高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部分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生产的喜人景象，为后来引导广大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卫恒还从运城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狠抓小麦、棉花的生产，提出“爱国家，种棉花”和“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他十分重视总结群众的经验，培养典型，通过典型指导和推动工作。在他的亲自关心培养下，运城地区出现了闻名全国的植棉模范曲耀离，小麦丰产模范范樊浚，互助合作模范席丙午、李进才、高鸣钟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在他们的带动下，使运城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曲耀离最高亩产籽棉457公斤，创全国亩产最高记录，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建国初期，面对部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党发动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卫恒始终站在斗争前列，尤其是对地委机关中个别干部的贪污行为进行了批判，对一些挥霍国家资材的浪费现象进行了处理，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间，他发动群众给地委、给自己提意见，对地委机关内部一些不合理开支和浪费现象，他都认真在大会上作检讨，经自己批准和与自己有关的问题，他主动承担责任，与自己关系不大或个别部门的错误行为，也认为是自己没尽到责任，同样应该承担责任。
在省委组织部
1952年4月，卫恒调任山西省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兼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书记，职务高了，地位变了，但谦虚谨慎的作风没有变。
怎样使党的干部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领导革命逐渐转变到领导生产建设方面来，这是党的组织部门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省委组织部长的卫恒，觉得重任在肩。对此，他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引导。1952年7月间的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上，卫恒作了动员，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努力掌握技术，熟悉业务。他说：“任何忠诚，任何党的威信，都不可能代替当前主要的东西，即熟悉业务。”要想熟悉业务就必须从头学起，像战争年代学习军事，学习指挥战斗那样，学习做经济建设工作，争取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他还说：“一个现代的领导者本身应当把党性同熟悉本行工作，把纪律同主动性以及对事业的创造性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一个干部在任何地方都应把社会政治工作及教育工作兼管起来，应关心人，关心人们的需求，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起表率作用。”
为了切实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抽调1400名行政干部转向工业建设岗位，充实工业建设部门的领导班子，抽调这样多的干部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但卫恒觉得，只要是党中央的号召，是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1952年8月间，在省委组织工作会议上，卫恒作了执行华北局抽调干部转向工业建设的报告。在卫恒亲自领导下，省委关于抽调干部的任务很快地完成了。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组织干部政策，除了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卫恒亲自抓，其他工作就放手让给其他同志去做，挤出时间，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他经常给身边的同志说：光坐办公室，靠阅文件、听汇报这很不够，必须经常到下边跑跑，才能够全面了解情况，做好工作。他不认为省委组织部的工作就是只抓中上级机关，忽视基层，而要自上而下，全盘考虑。1953年冬季，为了做好基层干部的选举工作，他深入到许多机关、县，以及乡村了解情况，大讲把基层政权建设好关系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直接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起着推动作用。在同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接触中，卫恒特别注意征求下级同志对组织干部部门的意见，认真研究对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乡村政府的领导方法。
在做好党组织工作的同时，卫恒还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1953年11月17日，卫恒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任务的报告。随即，卫恒和省委工作组的同志，根据党中央制定的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深入乡村、树立典型，积极引导。由于卫恒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许多老贫农、农村干部和他又是老相识，愿意接近他，所以，卫恒每到一地，总有许多人给他反映情况，和他促膝谈心，卫恒也主动开调查会，找群众，干部谈话，反复和大家一起商量。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总结，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他就加以肯定，认真解决，群众提出的不正确意见，他就用党的方针政策加以解释、引导，凡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经验，他都带回省委研究，然后用以指导全面工作。
调查研究是为了获得经验，指导全面工作。卫恒并不满足于一地一县的典型，他心里装的是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由于对党中央政策理解的深透，对基层情况了解的全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每一个重要环节，总会提出许多成熟的建议，对合作化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55年9月，针对个别干部中对“一化三改”相互关系的模糊认识，在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卫恒及时针对性地发表了意见。1955年冬季，在山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掀起以后，卫恒及时指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遵循“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提醒对各级农业合作化加强领导，才能保证稳步发展。 1955年后，随着山西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全省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数一半以上，但由于过渡过急，在处理生产资料入社，执行分配政策，劳动管理等方面过粗，特别是在合作社内，如何进行劳动管理，组织好农业生产，这些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12月19日，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卫恒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作了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管理的指示，指出在合作社内要有计划的实行生产责任制和推行包工制，逐步推广按件计酬制度，开展劳动竞赛，实行奖惩制度，加强劳动纪律性以及干部报酬等问题，及时地避免或制止了合作社中的部分消极因素。1955年冬季以后，我们党内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发展得越快越好，急于求成的思想渐渐滋长起来，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偏差。在1956年12月召开的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卫恒明确指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加强整顿。今后，各级领导针对合作化后期的一些遗留问题，要切实采取措施，进行卓有成效的整顿工作。
在兼任山西省监委书记期间，卫恒对党的政法、公安、纪律检查工作也分片给予指导。1952年7月，在“三反”“五反”运动后期，卫恒提出对党内严重损害党与国家利益的官僚主义分子，严重浪费腐化分子的处理要做到恰如其分，既要严明党纪国法，又要做到治病救人。他还要求每个党员干部，要吸取“三反”“五反”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3年6月，卫恒对培养政法干部问题，曾指出：政法人员应系统学习政法理论，学习党的政策，学习文化课。1956年3月，在省监察工作会议上，卫恒提出，监察工作是为党和国家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服务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是党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顺利完成的主要保证。鼓励监察工作者努力工作，做好监察工作是一项光荣的任务。1955年10月，卫恒主持召开全省公安、司法、监察干部联席会议，会上他指出：在大好形势下，要继续警惕和防止右倾麻痹思想，那种谨小慎微、保险主义者，游移不定、优柔寡断、惧怕新事物的人，是不可能以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所要求的那种勇气来从事工作的。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的安全进行，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必须有计划地、实事求是地狠狠打击一小撮敌视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次会议及其会后工作的开展，有力地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完成。
在省委领导岗位上
1955年5月以后，卫恒被任命为山西省第二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尔后，又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理省长，主持省人委的工作。面对党给自己的重担，卫恒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带领山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勇前进。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后，如何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组织领导，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这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项光荣任务。对此，卫恒时常挂在心上，调查研究，征求意见。1957年2月在全省农业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充分利用人力和生产资料集中的物力，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要抓好畜牧业、林业等；不但要生产更多的粮棉油，还要生产更多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只有增加了农业收入，才能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57年夏季，天气干旱无雨，合作社生产面临困难，为了巩固合作社经济，战胜困难，卫恒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发扬生产自救、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开展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植树造林、修造农田等农业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同灾荒进行了有效的斗争。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及时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结束，党在国内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为了贯彻党中央这一正确论断，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省委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各条战线的工作会议上，卫恒亲自进行宣讲辅导，指出：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以后，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抓好生产和建设，各级领导都要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在抓好生产建设的同时，各条战线都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实际工作中，卫恒总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待工作。1958年11月，他担任省长后，根据山西的客观条件和各条战线上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他多次强调，农林牧都是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耕地条件差的地区，应在林牧业上下功夫，农村社员要多搞些家庭副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在领导农业生产上，卫恒历来不要求步调一致，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如全省的农业技术改造等问题，他都要求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而不能使山区和平川一样齐头并进。1961年5月，为了把粮食征购工作做好，他和王大任到交城、清徐县进行了调查研究，给省委和第一书记陶鲁笳写了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调查报告，建议应对粮食进行包购，解决了粮食征购工作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同年6月，卫恒又到清徐县的东范大队进行调查，发现在财务管理上的一些混乱现象。他立即建议省委，在全省范围内认真进行清理账目，帮助教育社队干部树立民主作风，使农村社队的财务管理明显好转。
1962年5月，山西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会议，卫恒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实事求是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对省委的工作既肯定成绩，又提出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卫恒能够面对现实，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问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64年召开的山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卫恒继续当选为省长。在如何恢复山西的工农业生产上，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正确地结合，尽量减少左倾路线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失。在卫恒和一些省委领导同志的建议下，山西省一部分地区的社队在生产管理上实行了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包产到户和个别的分田单干等生产责任制形式，这是在当时出现饿、病、逃荒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为发展生产、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采取减轻革命事业损失的一种必要的实事求是的措施。 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把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领导权不在贫下中农手里。“四清”工作组一进村，生产队的干部全部靠边站，生产队的政治、生产、财务全部由工作组包了下来。卫恒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严肃指出，农村广大基层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在思想教育，“换心不换人”。他亲自抓典型，正确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文水县北渡大队的一个干部翻身入党当了支书，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犯了错误。“四清”运动中，经过忆苦思甜，学习党的政策，提高了觉悟，自动作了检查，退赔了贪污款，并且积极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卫恒专门到这个大队找这个同志谈话，鼓励他大胆工作，并派人写了篇“迷途知返”的材料，对广大基层干部进行教育。
1964年11月，卫恒到定襄县进行“四清”运动。在定襄的几个月，他经常和社员一起，给他们讲政策，作报告，深受群众欢迎。他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是冷遇、打击，而是正面教育，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使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对一些犯错误的党员，只要不是重大问题，他认为不要给开除党籍等过分处分。神山大队支书对党忠心，工作勤奋，就是作风粗暴，伤害了一些群众，工作队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卫恒却有点犹豫。临回省开会那一天，他已经上了汽车，忽然又想，还是留在党内，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他又下车跟同志们商量，取消了开除党籍的决定。他还把治碱专家宋树勋请到神山村，和神山村干部、老农共同商量，指导制定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全面规划，进行了治碱改土、大地园田化的成功实践，终于战胜了贫困，创造出经济繁荣的新神山。
1965年6月，党中央任命卫恒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山西省政协主席。
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卫恒注意发扬民主，倾听各方面意见。1965年7月，在卫恒主持召开的省第二届党代会上，党内民主气氛活跃。这次会议，卫恒不是先做工作报告，而是请代表们先讨论他的报告草稿。动员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结果会议开得很成功。接着，在他倡议下，省委作出在全省建设一千五百万亩稳产农田的决议。这是山西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的重大措施；这是以农业为基础，扭转工业迅速发展的美好蓝图，这也是发扬党内民主倾听人民群众意见的结果。当年冬天，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掀起一个为实现两个“一千五百万亩”而奋斗的高潮，有力地推进了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担任省委书记后，卫恒还是那样深入基层，满腔热情地去发现典型和培养典型。1963年，昔阳县大寨大队战胜特大洪水以后，卫恒根据省委决定，亲自起草文件，号召全省人民向大寨学习。1965年5月下旬。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陪同外宾来大寨参观，卫恒带病陪同去大寨。总理兴致勃勃地看了大寨遭灾以后逐步治理的几条沟，登上虎头山，当面告诉卫恒，要帮助大寨找水，不然旱灾抗不住，还要多植树特别是果树等。总理下午离开大寨后，卫恒当晚就给省人委主管农林水利工作的刘开基打电话，转达总理的指示，要他马上派去水利勘察人员去帮助大寨找水。接着，又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作了汇报，第三天晚上，卫恒又亲自向周总理办公室汇报落实总理指示的情况。
在省委领导岗位的几年里，卫恒东上太行，西登吕梁，南临黄河，北出雁门，实践着改变全省落后面貌的长远规划，他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无限忠诚党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畏艰险，艰苦朴素，处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优秀品德和卓越才能。
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1966年，正当卫恒率领山西人民实施农业战略规划和准备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在群众中尤其是高校学生中迅速出现了冲动。接着一些群众组织、太原各高校的学生们亦起来“造反”。他们来到省委及卫恒家，给省委提意见，要求解决问题，要求到全国各地大串联，不论是白天和晚上，群众什么时候来，卫恒就什么时候接待。凡群众提出的要求既合理又符合规定的，他就给以解决，不符合规定的，他就耐心给以解释。有群众组织要求批条子，要钱，要汽车。他仍是坚持原则，能批的批，不能批的坚决不给批。
11月中旬，林彪、“四人帮”一伙，指使一些人窜来山西，到处进行反革命煽动。他们白天黑夜轮番在卫恒家里大喊大叫、围攻，长达两天两夜，使卫恒不能休息，炊事员几次送饭，都被阻拦，弄得卫恒不能吃饭，不能休息，还得回答他们马拉松式的纠缠。北京来的造反派指着卫恒的鼻子叫道：“这次我们来山西，就是要把你打倒。”接着卫恒被押着到处揪斗、游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对全省工农业生产的领导。批斗、游街后，他照常为党工作。省委不能办公，他就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一起坐上汽车到外地办公。他把省委领导分为“两线”，一线受群众批斗和教育；二线继续利用一切机会领导全省的生产。
在多次被围攻、批斗的情况下，卫恒患了急性阑尾炎，爱人张坤秀劝他住院治疗，他说：“能顶得住，不能不去接待群众。”后来，疼得实在支持不住了才住了医院。手术后不久，卫恒躺在病床上，一面养病一面接受汇报，关心着省直机关的运动，焦虑着全省的工农业生产。面对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卫恒也曾对“文化大革命”产生过质疑。但就在他内心不理解地看待“文革”，行动上又真诚地准备接受锻炼时，一场更加疯狂的迫害来临了。
此时卫恒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一天早上，几个造反派头头来到医院，围在病床旁大喊大叫，令他立即起床，接受批斗。这种野蛮行动遭到医生和病房全体患者的痛斥和阻拦，这几个人只好暂时走了。周围一些同志和医生看到在医院住不成了，就主动和卫恒商量，建议另换地方先把伤养好。卫恒坚决反对，他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任凭风浪起，我们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1967年1月4日，卫恒从医院回到家后，低声对爱人说：“‘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我看不对，林彪是个危险的人物。毛主席可能看错了人，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干部都打倒？这不是要孤立毛主席吗？‘文化大革命’再继续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谁来搞！我们的党和国家向何处去？”他想到：“这次很可能被打倒，但正如我们在入党时宣誓的那样：为了革命，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毫不犹豫。”他担心爱人和孩子受到牵连，爱人坚强地回答：“我不怕，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卫恒鼓励爱人说：“对，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坚信真理，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1月5日凌晨，伴随着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和咒骂声，卫恒被拖出家门。几经围攻后，1月8日，虚弱的卫恒又被工人决死纵队杨成效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劫持到晋阳饭店。肆无忌惮地折磨卫恒。
过了几天，卫恒又被揪斗，暴徒们摘掉他的帽子，让他顶着寒风站立，又按着脖子让他低头，卫恒挺起腰来说：“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我决不向反动派低头。”暴徒们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的大牌子硬往卫恒脖子上挂，卫恒怒不可遏，愤然把牌子摘下。结果，又遭一顿毒打。
批斗、游街、诬蔑、陷害没有吓倒卫恒。多少个日日夜夜，大会、小会，交替着对卫恒进行残酷斗争，卫恒的身体被折磨的十分虚弱，但他深信，严冬终会过去，一定会迎来勃勃生机的灿烂春光！
1967年1月29日晚，卫恒被批斗之后回到了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所设的“牛棚”里。夜间，他被关进了一个单独房间，在围斗、摧残不断升级中，他于1月30日凌晨，惨死在造反派私设的囚牢里。
1978年1月30日，在卫恒逝世11周年的日子里，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双塔公墓纪念堂，隆重地举行了卫恒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是鲜花，长青松柏，两旁陈列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送的花圈。山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驻晋部队、省政协、各有关部门、单位和卫恒的亲属、生前友好以及卫恒家乡有县、社、队送的花圈和挽幛。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级各单位负责人、卫恒的生前友好、亲属参加了安放仪式。
1979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的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为卫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推翻强加在卫恒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这项决定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受到了全体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和全省人民的一致赞称。
诚如鲁兮怀念卫恒同志的诗所云：
梅山脚下慨陈词，力挽狂澜见壮思。
危境苦撑顾大局，严寒偏劲傲霜枝。
孤光自照洁如玉，春雨诲人细胜丝。
汾水长流情不尽，高风峻节世人知。
（责编 孟红）
战斗在太岳区
卫恒，山西陵川人。1938年初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39年任晋东南农救总会干事、组织部长。1941年调任太岳区农救总会主席，5月初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3年9月出席晋冀鲁豫边区常委第一次党代会，并被选为出席延安中共七大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参加了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
1945年7月，出席中共七大后，卫恒回到太岳抗日根据地，被选为太岳区党委委员，担任区党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要求老解放区派干部支援新解放区，从老革命根据地抽调部分有经验的干部，随军南下，开创新局面。12月21日，中共太岳区党委举行晚会，欢迎从各县调来的3000余名南下干部。卫恒代表太岳区党委向南下干部表示慰问，鼓励南下干部在新的工作中做到以下3点：第一，要立场坚定，站稳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优秀本色。擦亮眼睛，分清是非，尤其要注意同地主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作坚决的斗争。第二，不自私自利，不搞特殊化、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不中饱群众斗争的果实。第三，服从行政命令，听从党的指挥，密切联系群众，事事走群众路线。要丢掉个人、家庭包袱，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做到全心全意为新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新功。卫恒的讲话，使南下干部受到了鼓舞，决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把老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带给新区人民。
卫恒除主持日常工作外，还积极参与了土改运动的领导。1947年初，康生在晋绥边区领导土改，片面批判过去工作中所谓右的偏向，使一些人头脑发热，向“左”的方向转化。这种“左”的错误波及太岳区，一些地方也像晋绥那样提出“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错误口号，片面强调平分财产而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影响了群众包括中农在内的生产情绪，对这些“左”的做法，卫恒公开批评和抵制。他指出，如果那样进行斗争，无情打击，支持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必然挫伤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给党和革命的工作带来危害。卫恒等多数领导者对“晋绥经验”的明确抵制，使“左”的错误做法没有在太岳区推开。
1948年1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上派卫恒去太岳区第四地委（驻晋城）任书记。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全国大反攻阶段，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卫恒除了在地委机关开会布置工作外，经常深入基层进行群众工作。
1949年3月，卫恒又被组织上调回任太岳区党委宣传部长。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卫恒注意把党的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第一，党的干部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不求进步的情绪；第二，利用各种方式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贯彻到群众中去，并且非常注意当时出现的问题，进行正确的引导，尤其对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作出解答。
1949年春，太岳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土地问题已经解决，过去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重新获得了土地。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当时，负责《太岳月报》工作的张赛周发现一位通讯员报道了这样的消息，某村群众生活富裕了，但大家都怕露富。整个村子几十户人家只靠一辆水车拉水吃。张赛周立即去找卫恒说明了这一情况。卫恒看后，立即指出，这篇报道很好，值得我们的重视，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反映出群众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完全理解和信任的思想，他们怕胜利果实不巩固，怕“还乡团”复辟。这就说明了我们宣传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不深入问题。事后，在卫恒的倡议下，太岳区党委很快着手抓了改善群众的吃饭和喝水等工作，广大群众看到眼里，喜在心头，从而更加坚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在运城工作期间
1950年1月卫恒任中共运城地委书记。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够适应新形势和工作的需要，紧跟党的战略部署，摆在卫恒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学习。刚进城他就立即买回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始更加系统地研读。他经常说：“过去读了几年书，都是些四书五经旧东西，战争年代读书时间不多，在延安党校也没有多读，今天可得下点工夫读点书，不然就会掉队的。”他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坚持每天晚上看书到深夜。卫恒不但自己注意抓紧学习，对机关干部的学习也很关心。这段时间里，他有个规定，就是每星期给机关干部进行一次学习辅导。在自己钻研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和目前工作任务给同志们作报告，并善于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给同志们谈自己学习的体会，阐明学习的重要性，他的讲话引用经典作家的教导和古今中外的典故，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对同志们很有启发。2月12日，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卫恒就加强学习、整顿机关、转变工作作风作了重要报告。指出：只有加强学习，才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每个同志都必须把学习理论、学习文化放在首位。会后，在卫恒的督促下，地直机关制定了加强学习的制度，建立了学习领导机构，卫恒亲自任领导组组长。
理论结合实际，是卫恒学习的一个特点，学习马列主义，注意联系实际，并用其基本原理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一次妇联的同志要让他作一次关于妇女工作重要性的报告，他找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妇女工作的论述，根据当前妇女工作中的问题，利用几个通宵写出万余字的报告。他认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一半，她们的工作做不好，势必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因此，解放妇女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他同样把妇女工作当成重要的事来抓。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为了认真贯彻婚姻法，真正解放妇女，他到下面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在地区干部大会上指出，在婚姻法问题上，目前存在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思想，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彻底消除旧的建立巩固新的婚姻法制度，以适应我们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巨大发展的要求，并且指出运城专区贯彻执行婚姻法的两个具体步骤，一是集中力量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各级领导要把妇女工作当做各项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是要清理婚姻问题上的积案，为贯彻新的婚姻制度扫清道路。这样，在卫恒的带领和支持下，运城地区的妇女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形势，使妇女在生产中成了一支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 自从抗日战争以来，卫恒经过长期农村阶级斗争的锻炼，和劳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运城地区，是一个比较老的解放区，卫恒到运城以后，全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广大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但是，个体农户落后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管理技术，仍然束缚着生产的发展，也适应不了国家发展工业的需要。同时，在部分农村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有些贫下中农因天灾人祸而出卖土地，借高利贷，重新陷入贫困，而有少数富裕农民则升为新富农。卫恒经过一个多月挨村串户，实地调查，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总结了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进行互助协作的经验，在运城地区的部分地方再次进行大胆尝试。在乡村，他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促膝谈心，大讲集体力量大、团结劲无穷的道理，启发农民自己出主意，想办法，摆脱贫困，然后卫恒总结集中大家的智慧，引导他们互相帮助，这样做不论在收割还是播种时都出现了进度快、质量高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部分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生产的喜人景象，为后来引导广大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卫恒还从运城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狠抓小麦、棉花的生产，提出“爱国家，种棉花”和“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他十分重视总结群众的经验，培养典型，通过典型指导和推动工作。在他的亲自关心培养下，运城地区出现了闻名全国的植棉模范曲耀离，小麦丰产模范范樊浚，互助合作模范席丙午、李进才、高鸣钟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在他们的带动下，使运城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曲耀离最高亩产籽棉457公斤，创全国亩产最高记录，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建国初期，面对部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党发动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卫恒始终站在斗争前列，尤其是对地委机关中个别干部的贪污行为进行了批判，对一些挥霍国家资材的浪费现象进行了处理，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间，他发动群众给地委、给自己提意见，对地委机关内部一些不合理开支和浪费现象，他都认真在大会上作检讨，经自己批准和与自己有关的问题，他主动承担责任，与自己关系不大或个别部门的错误行为，也认为是自己没尽到责任，同样应该承担责任。
在省委组织部
1952年4月，卫恒调任山西省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兼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书记，职务高了，地位变了，但谦虚谨慎的作风没有变。
怎样使党的干部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领导革命逐渐转变到领导生产建设方面来，这是党的组织部门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省委组织部长的卫恒，觉得重任在肩。对此，他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引导。1952年7月间的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上，卫恒作了动员，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努力掌握技术，熟悉业务。他说：“任何忠诚，任何党的威信，都不可能代替当前主要的东西，即熟悉业务。”要想熟悉业务就必须从头学起，像战争年代学习军事，学习指挥战斗那样，学习做经济建设工作，争取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他还说：“一个现代的领导者本身应当把党性同熟悉本行工作，把纪律同主动性以及对事业的创造性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一个干部在任何地方都应把社会政治工作及教育工作兼管起来，应关心人，关心人们的需求，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起表率作用。”
为了切实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抽调1400名行政干部转向工业建设岗位，充实工业建设部门的领导班子，抽调这样多的干部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但卫恒觉得，只要是党中央的号召，是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1952年8月间，在省委组织工作会议上，卫恒作了执行华北局抽调干部转向工业建设的报告。在卫恒亲自领导下，省委关于抽调干部的任务很快地完成了。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组织干部政策，除了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卫恒亲自抓，其他工作就放手让给其他同志去做，挤出时间，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他经常给身边的同志说：光坐办公室，靠阅文件、听汇报这很不够，必须经常到下边跑跑，才能够全面了解情况，做好工作。他不认为省委组织部的工作就是只抓中上级机关，忽视基层，而要自上而下，全盘考虑。1953年冬季，为了做好基层干部的选举工作，他深入到许多机关、县，以及乡村了解情况，大讲把基层政权建设好关系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直接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起着推动作用。在同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接触中，卫恒特别注意征求下级同志对组织干部部门的意见，认真研究对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乡村政府的领导方法。
在做好党组织工作的同时，卫恒还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1953年11月17日，卫恒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任务的报告。随即，卫恒和省委工作组的同志，根据党中央制定的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深入乡村、树立典型，积极引导。由于卫恒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许多老贫农、农村干部和他又是老相识，愿意接近他，所以，卫恒每到一地，总有许多人给他反映情况，和他促膝谈心，卫恒也主动开调查会，找群众，干部谈话，反复和大家一起商量。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总结，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他就加以肯定，认真解决，群众提出的不正确意见，他就用党的方针政策加以解释、引导，凡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经验，他都带回省委研究，然后用以指导全面工作。
调查研究是为了获得经验，指导全面工作。卫恒并不满足于一地一县的典型，他心里装的是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由于对党中央政策理解的深透，对基层情况了解的全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每一个重要环节，总会提出许多成熟的建议，对合作化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55年9月，针对个别干部中对“一化三改”相互关系的模糊认识，在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卫恒及时针对性地发表了意见。1955年冬季，在山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掀起以后，卫恒及时指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遵循“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提醒对各级农业合作化加强领导，才能保证稳步发展。 1955年后，随着山西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全省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数一半以上，但由于过渡过急，在处理生产资料入社，执行分配政策，劳动管理等方面过粗，特别是在合作社内，如何进行劳动管理，组织好农业生产，这些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12月19日，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卫恒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作了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管理的指示，指出在合作社内要有计划的实行生产责任制和推行包工制，逐步推广按件计酬制度，开展劳动竞赛，实行奖惩制度，加强劳动纪律性以及干部报酬等问题，及时地避免或制止了合作社中的部分消极因素。1955年冬季以后，我们党内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发展得越快越好，急于求成的思想渐渐滋长起来，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偏差。在1956年12月召开的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卫恒明确指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加强整顿。今后，各级领导针对合作化后期的一些遗留问题，要切实采取措施，进行卓有成效的整顿工作。
在兼任山西省监委书记期间，卫恒对党的政法、公安、纪律检查工作也分片给予指导。1952年7月，在“三反”“五反”运动后期，卫恒提出对党内严重损害党与国家利益的官僚主义分子，严重浪费腐化分子的处理要做到恰如其分，既要严明党纪国法，又要做到治病救人。他还要求每个党员干部，要吸取“三反”“五反”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3年6月，卫恒对培养政法干部问题，曾指出：政法人员应系统学习政法理论，学习党的政策，学习文化课。1956年3月，在省监察工作会议上，卫恒提出，监察工作是为党和国家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服务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是党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顺利完成的主要保证。鼓励监察工作者努力工作，做好监察工作是一项光荣的任务。1955年10月，卫恒主持召开全省公安、司法、监察干部联席会议，会上他指出：在大好形势下，要继续警惕和防止右倾麻痹思想，那种谨小慎微、保险主义者，游移不定、优柔寡断、惧怕新事物的人，是不可能以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所要求的那种勇气来从事工作的。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的安全进行，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必须有计划地、实事求是地狠狠打击一小撮敌视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次会议及其会后工作的开展，有力地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完成。
在省委领导岗位上
1955年5月以后，卫恒被任命为山西省第二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尔后，又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理省长，主持省人委的工作。面对党给自己的重担，卫恒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带领山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勇前进。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后，如何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组织领导，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这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项光荣任务。对此，卫恒时常挂在心上，调查研究，征求意见。1957年2月在全省农业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充分利用人力和生产资料集中的物力，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要抓好畜牧业、林业等；不但要生产更多的粮棉油，还要生产更多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只有增加了农业收入，才能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57年夏季，天气干旱无雨，合作社生产面临困难，为了巩固合作社经济，战胜困难，卫恒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发扬生产自救、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开展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植树造林、修造农田等农业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同灾荒进行了有效的斗争。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及时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结束，党在国内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为了贯彻党中央这一正确论断，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省委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各条战线的工作会议上，卫恒亲自进行宣讲辅导，指出：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以后，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抓好生产和建设，各级领导都要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在抓好生产建设的同时，各条战线都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实际工作中，卫恒总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待工作。1958年11月，他担任省长后，根据山西的客观条件和各条战线上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他多次强调，农林牧都是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耕地条件差的地区，应在林牧业上下功夫，农村社员要多搞些家庭副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在领导农业生产上，卫恒历来不要求步调一致，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如全省的农业技术改造等问题，他都要求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而不能使山区和平川一样齐头并进。1961年5月，为了把粮食征购工作做好，他和王大任到交城、清徐县进行了调查研究，给省委和第一书记陶鲁笳写了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调查报告，建议应对粮食进行包购，解决了粮食征购工作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同年6月，卫恒又到清徐县的东范大队进行调查，发现在财务管理上的一些混乱现象。他立即建议省委，在全省范围内认真进行清理账目，帮助教育社队干部树立民主作风，使农村社队的财务管理明显好转。
1962年5月，山西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会议，卫恒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实事求是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对省委的工作既肯定成绩，又提出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卫恒能够面对现实，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问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64年召开的山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卫恒继续当选为省长。在如何恢复山西的工农业生产上，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正确地结合，尽量减少左倾路线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失。在卫恒和一些省委领导同志的建议下，山西省一部分地区的社队在生产管理上实行了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包产到户和个别的分田单干等生产责任制形式，这是在当时出现饿、病、逃荒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为发展生产、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采取减轻革命事业损失的一种必要的实事求是的措施。 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把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领导权不在贫下中农手里。“四清”工作组一进村，生产队的干部全部靠边站，生产队的政治、生产、财务全部由工作组包了下来。卫恒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严肃指出，农村广大基层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在思想教育，“换心不换人”。他亲自抓典型，正确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文水县北渡大队的一个干部翻身入党当了支书，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犯了错误。“四清”运动中，经过忆苦思甜，学习党的政策，提高了觉悟，自动作了检查，退赔了贪污款，并且积极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卫恒专门到这个大队找这个同志谈话，鼓励他大胆工作，并派人写了篇“迷途知返”的材料，对广大基层干部进行教育。
1964年11月，卫恒到定襄县进行“四清”运动。在定襄的几个月，他经常和社员一起，给他们讲政策，作报告，深受群众欢迎。他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是冷遇、打击，而是正面教育，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使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对一些犯错误的党员，只要不是重大问题，他认为不要给开除党籍等过分处分。神山大队支书对党忠心，工作勤奋，就是作风粗暴，伤害了一些群众，工作队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卫恒却有点犹豫。临回省开会那一天，他已经上了汽车，忽然又想，还是留在党内，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他又下车跟同志们商量，取消了开除党籍的决定。他还把治碱专家宋树勋请到神山村，和神山村干部、老农共同商量，指导制定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全面规划，进行了治碱改土、大地园田化的成功实践，终于战胜了贫困，创造出经济繁荣的新神山。
1965年6月，党中央任命卫恒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山西省政协主席。
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卫恒注意发扬民主，倾听各方面意见。1965年7月，在卫恒主持召开的省第二届党代会上，党内民主气氛活跃。这次会议，卫恒不是先做工作报告，而是请代表们先讨论他的报告草稿。动员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结果会议开得很成功。接着，在他倡议下，省委作出在全省建设一千五百万亩稳产农田的决议。这是山西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的重大措施；这是以农业为基础，扭转工业迅速发展的美好蓝图，这也是发扬党内民主倾听人民群众意见的结果。当年冬天，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掀起一个为实现两个“一千五百万亩”而奋斗的高潮，有力地推进了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担任省委书记后，卫恒还是那样深入基层，满腔热情地去发现典型和培养典型。1963年，昔阳县大寨大队战胜特大洪水以后，卫恒根据省委决定，亲自起草文件，号召全省人民向大寨学习。1965年5月下旬。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陪同外宾来大寨参观，卫恒带病陪同去大寨。总理兴致勃勃地看了大寨遭灾以后逐步治理的几条沟，登上虎头山，当面告诉卫恒，要帮助大寨找水，不然旱灾抗不住，还要多植树特别是果树等。总理下午离开大寨后，卫恒当晚就给省人委主管农林水利工作的刘开基打电话，转达总理的指示，要他马上派去水利勘察人员去帮助大寨找水。接着，又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作了汇报，第三天晚上，卫恒又亲自向周总理办公室汇报落实总理指示的情况。
在省委领导岗位的几年里，卫恒东上太行，西登吕梁，南临黄河，北出雁门，实践着改变全省落后面貌的长远规划，他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无限忠诚党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畏艰险，艰苦朴素，处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优秀品德和卓越才能。
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1966年，正当卫恒率领山西人民实施农业战略规划和准备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在群众中尤其是高校学生中迅速出现了冲动。接着一些群众组织、太原各高校的学生们亦起来“造反”。他们来到省委及卫恒家，给省委提意见，要求解决问题，要求到全国各地大串联，不论是白天和晚上，群众什么时候来，卫恒就什么时候接待。凡群众提出的要求既合理又符合规定的，他就给以解决，不符合规定的，他就耐心给以解释。有群众组织要求批条子，要钱，要汽车。他仍是坚持原则，能批的批，不能批的坚决不给批。
11月中旬，林彪、“四人帮”一伙，指使一些人窜来山西，到处进行反革命煽动。他们白天黑夜轮番在卫恒家里大喊大叫、围攻，长达两天两夜，使卫恒不能休息，炊事员几次送饭，都被阻拦，弄得卫恒不能吃饭，不能休息，还得回答他们马拉松式的纠缠。北京来的造反派指着卫恒的鼻子叫道：“这次我们来山西，就是要把你打倒。”接着卫恒被押着到处揪斗、游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对全省工农业生产的领导。批斗、游街后，他照常为党工作。省委不能办公，他就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一起坐上汽车到外地办公。他把省委领导分为“两线”，一线受群众批斗和教育；二线继续利用一切机会领导全省的生产。
在多次被围攻、批斗的情况下，卫恒患了急性阑尾炎，爱人张坤秀劝他住院治疗，他说：“能顶得住，不能不去接待群众。”后来，疼得实在支持不住了才住了医院。手术后不久，卫恒躺在病床上，一面养病一面接受汇报，关心着省直机关的运动，焦虑着全省的工农业生产。面对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卫恒也曾对“文化大革命”产生过质疑。但就在他内心不理解地看待“文革”，行动上又真诚地准备接受锻炼时，一场更加疯狂的迫害来临了。
此时卫恒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一天早上，几个造反派头头来到医院，围在病床旁大喊大叫，令他立即起床，接受批斗。这种野蛮行动遭到医生和病房全体患者的痛斥和阻拦，这几个人只好暂时走了。周围一些同志和医生看到在医院住不成了，就主动和卫恒商量，建议另换地方先把伤养好。卫恒坚决反对，他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任凭风浪起，我们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1967年1月4日，卫恒从医院回到家后，低声对爱人说：“‘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我看不对，林彪是个危险的人物。毛主席可能看错了人，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干部都打倒？这不是要孤立毛主席吗？‘文化大革命’再继续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谁来搞！我们的党和国家向何处去？”他想到：“这次很可能被打倒，但正如我们在入党时宣誓的那样：为了革命，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毫不犹豫。”他担心爱人和孩子受到牵连，爱人坚强地回答：“我不怕，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卫恒鼓励爱人说：“对，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坚信真理，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1月5日凌晨，伴随着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和咒骂声，卫恒被拖出家门。几经围攻后，1月8日，虚弱的卫恒又被工人决死纵队杨成效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劫持到晋阳饭店。肆无忌惮地折磨卫恒。
过了几天，卫恒又被揪斗，暴徒们摘掉他的帽子，让他顶着寒风站立，又按着脖子让他低头，卫恒挺起腰来说：“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我决不向反动派低头。”暴徒们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的大牌子硬往卫恒脖子上挂，卫恒怒不可遏，愤然把牌子摘下。结果，又遭一顿毒打。
批斗、游街、诬蔑、陷害没有吓倒卫恒。多少个日日夜夜，大会、小会，交替着对卫恒进行残酷斗争，卫恒的身体被折磨的十分虚弱，但他深信，严冬终会过去，一定会迎来勃勃生机的灿烂春光！
1967年1月29日晚，卫恒被批斗之后回到了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所设的“牛棚”里。夜间，他被关进了一个单独房间，在围斗、摧残不断升级中，他于1月30日凌晨，惨死在造反派私设的囚牢里。
1978年1月30日，在卫恒逝世11周年的日子里，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双塔公墓纪念堂，隆重地举行了卫恒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是鲜花，长青松柏，两旁陈列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送的花圈。山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驻晋部队、省政协、各有关部门、单位和卫恒的亲属、生前友好以及卫恒家乡有县、社、队送的花圈和挽幛。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级各单位负责人、卫恒的生前友好、亲属参加了安放仪式。
1979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的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为卫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推翻强加在卫恒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这项决定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受到了全体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和全省人民的一致赞称。
诚如鲁兮怀念卫恒同志的诗所云：
梅山脚下慨陈词，力挽狂澜见壮思。
危境苦撑顾大局，严寒偏劲傲霜枝。
孤光自照洁如玉，春雨诲人细胜丝。
汾水长流情不尽，高风峻节世人知。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