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久前，王身敦的个人摄影展《80年代的黑白中国》在北京徕卡画廊展出。照片的拍摄手法看似随意，却记录下许多国人熟悉而亲切的生活场景，让人看到80年代真实的中国。从80年代开始，还是路透社记者的他便展开了漫游摄影之旅，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大量的中国影像。时过境迁，王身敦现在的身份是独立摄影师，在20多年紧张忙碌的记者生涯后，他终于可以专心拍摄自己喜欢的主题，但是对于“真实”的追求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不剪裁画面，不做PS。他相信自己的照片可以成为人类记录的一部分，反映时代的面貌。
什么让你决定以摄影为职业？
1981年我像一般的高中生一样，面临上大学学什么专业的问题。那一年暑假我在图书馆看《生活》杂志，里面一张照片是二战时上海火车站被日本人轰炸后，一个小孩坐在月台上哭。虽然后来那张照片被证明是摆拍的，但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摄影很适合我，无论在艺术还是纪实层面都能作为一种事业。从那时起，“真实”一直是我摄影追求的方向。
后来我进入香港理工大学读书。我比较幸运，还在学习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合众社（UPI）工作，那是在1983年。两年后路透社把合众社国际新闻图片的部分买下来，于是我又成为了路透社的记者。路透社的工作非常忙，我被派到海外拍摄各种不同的项目。从那时起我没有时间兼顾学习，就在1986年离开了学校。
学习摄影的过程是怎样的？
在1983年进入大学之前，我在一个职业学校学习了一年的摄影。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它为我打下了扎实的摄影基础。在数码摄影出现之前，所有东西都要慢慢地去学习。你要去挑胶卷、冲胶卷、放照片……任何一个步骤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需要很小心地操作。不像现在，数据丢失了还可以用软件找回来。现在已经进入读图时代，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去做最基本的东西，相机厂商已经替你解决了技术，让你可以专心去做创作。
是什么原因让你去拍摄80年代大陆的影像？
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摄影像其他艺术一样，是你看到的东西对你产生刺激，你去感觉和做出反应。我当时是利用假期跟朋友一起到中国大陆旅行。
平时我在通讯社拍的题材很多，有体育、日常新闻、娱乐、突发新闻、花絮、专题等，但是难以用纯粹的个人风格去表现。其实这跟当时的科技水平有关系，比如那时通讯社是用长途电话线把照片发到总部，发一张黑白照片要7到15分钟。80年代的长途电话费很贵，一张照片可能要几百块人民币的发送成本。由于通讯成本太高，重大新闻可能多发几张照片，而日常新闻基本上靠一两张照片就把一个故事讲下来，而且大多是中、近景的照片。那时报纸的印刷质量没有现在高，主体太小的话会看不清楚。通讯社经常对照片进行剪裁，所以画面不会有什么空白，例如拍网球比赛，基本上画面里只有球拍、网球和人脸。不像现在，很多照片可以有比较大的场景，有丰富的光影、构图。
因为觉得创作空间不够，所以常在休假时外出拍摄。我去了中国大陆、泰国、柬埔寨等地。1983年我去过上海，那时上海还是很旧的一个城市，没有光彩。可惜那次拍的照片全都丢失了，我曾经觉得还能再拍，但是中国变化很快，那样的照片已经拍不到了。
你在Getty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Getty图片社以前在中国没有办公室，只有签约摄影师为它发稿。2004年我加入后为它把中国的新闻部建立起来，找到更好的供稿摄影师、图片社，并形成工作标准，跟其他通讯社竞争。Getty给我的工资是非常高的，后来因为经济紧缩，Getty想减少在中国市场的支出，而我不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所以退出了。
我在路透20年，Getty4年。这两家机构的工作内容其实是一样的，我名义上是首席摄影记者，其实就像经理一样，从财政预算到器材、采访活动、官方联系……所有这些都要我来负责。这也是我一直想逃避的。我很想专心地去拍我喜欢的照片。
这次展出的照片，是以前发表过的吗？
从来没有发表过。我离开Getty后有时间慢慢把这些片子发掘出来。以前只是拍了，一直放着没有整理。你能看到的这几十张照片是幸存下来的，其他的都丢失了。
拍摄时是否会作计划？
没有计划，我是以漫游的心态，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每次用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旅行，拍摄20到30个柯达tri-x400胶卷。离开Getty后我重新开始拍胶卷，我喜欢一张一张地按快门，多一点时间给自己思考。冲胶卷可能是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以后，那时可以更客观地看自己的照片。不过我已经不在暗房里自己做照片了，而是扫描后自己调整层次反差，这和暗房的工作很接近。
你通常使用什么器材？
工作上一直用尼康的单反相机，但是私下我喜欢用徕卡M6，搭配35毫米、50毫米镜头。我的网页上也有用120拍的照片，我不喜欢剪裁，所以照片的四周可以看到胶卷的黑边。我认为使用的相机会影响你看东西的心情。当你拿着徕卡，就会慢慢观察一些东西，它的画幅是3:2模式，我知道50毫米（焦距）在什么距离、怎样的角度会拍到什么。120我用的是6×6玛米亚相机，看起来有点像大的徕卡。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是很平民很草根的，就不想用这么贵的器材，所以90年代我卖了徕卡M6，用尼康FM2，结果后悔了，又赶快把徕卡买回来。
对你影响较大的摄影家有哪些？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人们认为他是现代新闻摄影之父。我曾经模仿过他，我认为所有初学摄影的人都应该尝试去模仿，就好比学书法，你不可能不去临摹字帖。我喜欢的摄影师很多，纪实摄影方面有萨尔加多、约瑟夫·寇德卡这些老一辈的人。现在一些新摄影师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大师的影子，他们也在慢慢崭露头角，其中我比较喜欢马格南的一位摄影师叫Paolo Pellegrin。
在华人摄影师里，刘香成对我的影响很大。1983年，我还处于学习摄影的初期，听的第一个摄影师讲座就是他的，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他出过一本书是《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China after Mao）。当你刚开始摄影时，看到刘香成拍的照片，会产生一种向往。他的照片记录了一个时代，很有真实生活的感觉。在我担任驻中国摄影记者期间，我也尽量忠实地反映我看到的中国。
如果用一种文学体裁形容，你的作品是什么？
是散文，很随性的那种。事先没有计划，拍完后再进行分类和整理。虽然我没有刻意去拍专题，但放在一起可以很好地看到这个时代的人的状态。每按一次快门，就记录了一个历史的瞬间。无论街景还是风光，都是对时代的记录。
摄影师简介：
王身敦，英籍华人，现居住在北京，身份是独立摄影师。曾任路透社北京代表处、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中国区首席摄影记者。他同时还是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委员会的中国区成员，担任过1998、2003年两届荷赛评委。
什么让你决定以摄影为职业？
1981年我像一般的高中生一样，面临上大学学什么专业的问题。那一年暑假我在图书馆看《生活》杂志，里面一张照片是二战时上海火车站被日本人轰炸后，一个小孩坐在月台上哭。虽然后来那张照片被证明是摆拍的，但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摄影很适合我，无论在艺术还是纪实层面都能作为一种事业。从那时起，“真实”一直是我摄影追求的方向。
后来我进入香港理工大学读书。我比较幸运，还在学习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合众社（UPI）工作，那是在1983年。两年后路透社把合众社国际新闻图片的部分买下来，于是我又成为了路透社的记者。路透社的工作非常忙，我被派到海外拍摄各种不同的项目。从那时起我没有时间兼顾学习，就在1986年离开了学校。
学习摄影的过程是怎样的？
在1983年进入大学之前，我在一个职业学校学习了一年的摄影。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它为我打下了扎实的摄影基础。在数码摄影出现之前，所有东西都要慢慢地去学习。你要去挑胶卷、冲胶卷、放照片……任何一个步骤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需要很小心地操作。不像现在，数据丢失了还可以用软件找回来。现在已经进入读图时代，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去做最基本的东西，相机厂商已经替你解决了技术，让你可以专心去做创作。
是什么原因让你去拍摄80年代大陆的影像？
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摄影像其他艺术一样，是你看到的东西对你产生刺激，你去感觉和做出反应。我当时是利用假期跟朋友一起到中国大陆旅行。
平时我在通讯社拍的题材很多，有体育、日常新闻、娱乐、突发新闻、花絮、专题等，但是难以用纯粹的个人风格去表现。其实这跟当时的科技水平有关系，比如那时通讯社是用长途电话线把照片发到总部，发一张黑白照片要7到15分钟。80年代的长途电话费很贵，一张照片可能要几百块人民币的发送成本。由于通讯成本太高，重大新闻可能多发几张照片，而日常新闻基本上靠一两张照片就把一个故事讲下来，而且大多是中、近景的照片。那时报纸的印刷质量没有现在高，主体太小的话会看不清楚。通讯社经常对照片进行剪裁，所以画面不会有什么空白，例如拍网球比赛，基本上画面里只有球拍、网球和人脸。不像现在，很多照片可以有比较大的场景，有丰富的光影、构图。
因为觉得创作空间不够，所以常在休假时外出拍摄。我去了中国大陆、泰国、柬埔寨等地。1983年我去过上海，那时上海还是很旧的一个城市，没有光彩。可惜那次拍的照片全都丢失了，我曾经觉得还能再拍，但是中国变化很快，那样的照片已经拍不到了。
你在Getty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Getty图片社以前在中国没有办公室，只有签约摄影师为它发稿。2004年我加入后为它把中国的新闻部建立起来，找到更好的供稿摄影师、图片社，并形成工作标准，跟其他通讯社竞争。Getty给我的工资是非常高的，后来因为经济紧缩，Getty想减少在中国市场的支出，而我不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所以退出了。
我在路透20年，Getty4年。这两家机构的工作内容其实是一样的，我名义上是首席摄影记者，其实就像经理一样，从财政预算到器材、采访活动、官方联系……所有这些都要我来负责。这也是我一直想逃避的。我很想专心地去拍我喜欢的照片。
这次展出的照片，是以前发表过的吗？
从来没有发表过。我离开Getty后有时间慢慢把这些片子发掘出来。以前只是拍了，一直放着没有整理。你能看到的这几十张照片是幸存下来的，其他的都丢失了。
拍摄时是否会作计划？
没有计划，我是以漫游的心态，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每次用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旅行，拍摄20到30个柯达tri-x400胶卷。离开Getty后我重新开始拍胶卷，我喜欢一张一张地按快门，多一点时间给自己思考。冲胶卷可能是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以后，那时可以更客观地看自己的照片。不过我已经不在暗房里自己做照片了，而是扫描后自己调整层次反差，这和暗房的工作很接近。
你通常使用什么器材？
工作上一直用尼康的单反相机，但是私下我喜欢用徕卡M6，搭配35毫米、50毫米镜头。我的网页上也有用120拍的照片，我不喜欢剪裁，所以照片的四周可以看到胶卷的黑边。我认为使用的相机会影响你看东西的心情。当你拿着徕卡，就会慢慢观察一些东西，它的画幅是3:2模式，我知道50毫米（焦距）在什么距离、怎样的角度会拍到什么。120我用的是6×6玛米亚相机，看起来有点像大的徕卡。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是很平民很草根的，就不想用这么贵的器材，所以90年代我卖了徕卡M6，用尼康FM2，结果后悔了，又赶快把徕卡买回来。
对你影响较大的摄影家有哪些？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人们认为他是现代新闻摄影之父。我曾经模仿过他，我认为所有初学摄影的人都应该尝试去模仿，就好比学书法，你不可能不去临摹字帖。我喜欢的摄影师很多，纪实摄影方面有萨尔加多、约瑟夫·寇德卡这些老一辈的人。现在一些新摄影师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大师的影子，他们也在慢慢崭露头角，其中我比较喜欢马格南的一位摄影师叫Paolo Pellegrin。
在华人摄影师里，刘香成对我的影响很大。1983年，我还处于学习摄影的初期，听的第一个摄影师讲座就是他的，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他出过一本书是《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China after Mao）。当你刚开始摄影时，看到刘香成拍的照片，会产生一种向往。他的照片记录了一个时代，很有真实生活的感觉。在我担任驻中国摄影记者期间，我也尽量忠实地反映我看到的中国。
如果用一种文学体裁形容，你的作品是什么？
是散文，很随性的那种。事先没有计划，拍完后再进行分类和整理。虽然我没有刻意去拍专题，但放在一起可以很好地看到这个时代的人的状态。每按一次快门，就记录了一个历史的瞬间。无论街景还是风光，都是对时代的记录。
摄影师简介：
王身敦，英籍华人，现居住在北京，身份是独立摄影师。曾任路透社北京代表处、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中国区首席摄影记者。他同时还是世界新闻摄影大师班委员会的中国区成员，担任过1998、2003年两届荷赛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