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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博全名叫乌德瓦里·卡博(Cabor Udvari),是匈牙利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主席,也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海外理事中的几位“洋”理事之一。
因儿童结缘中国
60岁的卡博与儿童有着不解之缘:从1972年起,卡博在匈牙利新闻中心担任记者期间,就创建了匈牙利儿童科学杂志。而今,他在匈牙利运营两家基金会,匈牙利宋庆龄儿童基金会和匈牙利熊猫国际儿童友好基金会,专门从事中匈两国青少年间的文化交流。
1990年,卡博带着10余名匈牙利孩子乘坐将近10天的火车,穿越欧亚大陆,首度来到北京,第一次访问中国。也许是初来乍到不适应,或许是这个东方大国太神秘,卡博先生很拘谨,眉头常锁,不苟言笑,饭也吃得很少。那一年,我参加了接待匈牙利少儿访问团的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结识了卡博先生。
第二年,卡博又来了。还是带着一群孩子,还是坐着火车。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这第二回来,卡博先生就显得活泼多了。话也多了,笑容也多了,对北京的风景名胜也相当熟悉了,故宫、天安门、颐和园,他都能为自己的团员指点一二,大家笑称他为Pekinese (北京人)、Tour-guide(导游)。
再往后,卡博先生就是带团乘着飞机来中国了。再往后,卡博先生在匈牙利成立了宋庆龄儿童基金会,并当选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外籍理事。
这些年来,我几乎年年接待匈牙利访问团,一年至少要见卡博先生一次。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发现:卡博先生其实瘦而不弱。每当匈牙利团离京去外地访问时,卡博先生总是一手一个大箱子上下火车,那些匈牙利孩子的箱子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搬上搬下。我还发现:卡博先生是一个亲切、随和的人。团里的孩子们无论谁有事,都是招呼一声“Cabor”,而卡博也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孩子们。年年在北京接待匈牙利少年儿童访问团,每每告别时,卡博先生总会对我表示:“Du(杜)”,然后作出飞机起飞的手势,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哨音,接着说一声“ Budapest(布达佩斯)!”尽管语言不通,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邀请我到匈牙利去做客。
“我是这些中国孩子的匈牙利爸爸”
2003年,宋庆龄基金会与卡博先生一来一往开展两国青少年交往的第13个年头,我第一次踏上了匈牙利的国土,成为卡博的客人。从那时起,对卡博的印象不单是主人对客人的印象,还加上了客人对主人的印象。
从我们抵达布达佩斯见到卡博先生的那一刻起,就看到他步履匆匆地在为我们的来访奔走操劳。他既是活动计划的制定者,又是活动计划的实施者,他要为我们的食宿行游等方方面面操心。联想到在国内接待匈团时,会里前台、后台配合,会外中央、地方协作,尚感疲劳,而卡博先生无论巨细,事必躬亲。其劳动量之大,工作之琐碎、辛苦是不难体察的。
作为独立的个体,能够坚持十多年开展民间交流活动,十分难能可贵。当我们漫步在布达城堡上时,我问卡博先生:“一年要来这里几次?”他告诉我:“每当中国少年儿童访问团来到匈牙利,我都要陪同到这里来。”
至今时时忆起一件事情:一天晚上,结束了与卡博先生的工作会谈后,他送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乘坐地铁返回住地。步出地铁口时,卡博先生的手机响了。我们连忙告诉他我们认识回去的路,让他不必送我们了。然后我们转身径自向着住所走去。走出约10米开外,忽听得身后有人呼唤,转过头去,只见卡博先生跑了过来,神态严肃地告诉我们:中国团有一个孩子发高烧,边说边领着我们大步流星地朝住处赶去。到了我们的住所,卡博先生忙着看病人,请医生,直到深夜。而第二天大清早,他又精神抖擞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向他致谢,他说:“我是中国孩子的匈牙利爸爸。”
“我只是个小弟弟”
卡博说他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在1998年到2001年他负责的名为《匈牙利民族》的刊物上,就曾经刊登过300多篇于关中国的报道。卡博和夫人苏茜及小儿子很喜欢中国民族服装,在他家中,墙上挂的是中国的字画、装饰物;书橱里陈列的是中国的书籍及卡博夫妇撰写的介绍中国的书籍;书桌上、橱柜里摆放着中国的工艺品;就连孩子的玩具,也大多为中国制造。通常的情况是,卡博会对来访的客人指指这个,又指指那个说:“中国的。”更有趣的是:卡博家门厅的墙上,一块中文“请勿吸烟”的牌子赫赫在目,只是不知它对匈牙利烟民是否具有警示作用。
卡博常以他是宋庆龄基金会罕有的欧洲理事之一、他的基金会是欧洲唯一以宋庆龄的名字命名的组织而自豪。18年来,他不懈地开展中匈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互访活动,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许多匈牙利人正是通过卡博先生,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卡博先生的周围也聚集了一批中国之友,从已过花甲之年的老汉学家到初学汉语的中学生;从政府官员到汽车司机,都是他开展匈中两国民间交流活动的得力帮手。当年跟随着卡博先生访问中国的一些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也加入到了促进中匈人民友好的行列里来。记得当年陪伴我团的小伙子诺什还是中学生时曾随卡博来华访问,也就在那次访问后,他对中国有了感情,对中文产生了兴趣,下决心学习中文,现在已经能用中文与我们进行交谈。
卡博为促进中匈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出的卓越贡献,得到了人们的肯定。每当这时,卡博总是自谦地说自己是“小弟弟”,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是老大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老大哥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的。
2007年夏季,匈牙利儿童访华团如期来到北京。在这支队伍里却没有看到那熟识的身影。后来才知道,卡博先生卧病在床,不能前来,只能由夫人苏茜只身带团访华——这是双方交流互访18年间,卡博先生第一次缺席。遗憾的同时,我在心里默默祝愿我们的老朋友早日康复,期待他再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