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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七器” 西周太保鼎
清咸丰年间(一说道光年间),山东寿张县粱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它们是小臣蜍犀尊、太保簋、大史友獻、太保鼎等。这些商周青铜器,器型庄严厚重,纹华丽繁缛,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被誉为“梁山七器”。一时间,学者们研究著录,收藏家们争相收藏,成为清末民国初金石学界的大事。目前在天津博物馆的西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国内博物馆的“梁山七器”。
西周太保鼎自出土之日,就受到收藏家的青睐,先后被山东济宁钟氏、南海李山农、日照丁跋臣等人收藏。1917年,清光绪年进士,时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在清史馆总编篡柯凤孙的介绍下,将太保鼎连同西周太师鼎、小克鼎、克钟一并收入自己的弢斋中,惊喜之余,特作《得鼎歌》。在这首七言诗中,徐世昌畅述得鼎过程,颂赞鼎之美好,将它与世人皆知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相媲美,表达自己的珍爱之情。1958年徐世昌孙媳张秉慧将它们捐献国家。
西周太保鼎(图一),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重26公斤。方形,四柱足,造型雄伟,使用圆雕、浮雕技法,工艺精湛。其口上铸双立耳,耳上附雕双兽。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饕餮纹,四角饰扉棱。最为显著的是柱足上装饰的扉棱和柱足中部装饰的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奇异。西周太保鼎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被《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收录,并于1993年被选送参加第三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又因其异常珍贵,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不允许出境展览的64件古代艺术品之
太保鼎腹内壁铸“大保铸”三字(图二)。《尚书·君爽》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爽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据学者考证,这件太保鼎是西周成王时的重臣召公奭所铸造的,“大保”是其官称。目前发现太保自铸器共四件,除太保鼎外,太保簋现藏美国费里尔美术馆,太保卣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太保益现存北京
曲折重现 西周铜禁
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壶等盛酒器皿的几案,传世作品皆为铜质,最早的为西周初期,春秋战国时人们仍有使用。目前存世的铜禁有1901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现存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西周铜禁;1978年河南淅川出土,现存河南博物院的春秋晚期云纹铜禁,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现存湖北省博物馆的战国铜禁;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陕西,现存天津博物馆的西周夔纹铜禁。
天津博物馆藏西周铜禁(图三),为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通高23厘米、长“6厘米、宽46.6厘米。禁面上有三个突起的椭圆形子口,使摆放在上面的物体不致移动。其四面饰夔纹,制作精良,纹饰生动。关于它的出现还有一段曲折的往事。1926年曾为古玩店学徒的陕西军阀党玉琨,组织人员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进行大规模的盗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件西周夔纹铜禁。党玉琨在战乱中死去,他盗掘的这批文物落在了宋哲元手中,宋哲元将其中的一部分送与了冯玉祥,一部分运回了天津家中。以后,宋哲元的下属将许多件铜器卖到日本、美国,而这件珍贵的西周夔纹铜禁却一直不见踪影。原来,日本人占领天津期间,没收了抗日将领宋哲元的家产。宋哲元的三弟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将部分财产赎了回来,其中也包括这件西周铜禁等一批文物,并将它们秘藏家中。直到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哲元三弟的小老婆家中,发现了已破碎成50多块的西周铜禁。经过国家博物馆老师傅一年多的修整,西周铜禁又完好如初的展现它的风采。
形体硕大 楚王含志鼎
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时期楚幽王铸造的鼎。此鼎通高53厘米,造型古朴浑厚,端庄稳重,气魄宏大,是一件典型的战国时楚国铜器(图四)。其器口上有“楚王舍(熊)志(悍),战复(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匐(乔)鼎,以共(供)哉棠(尝)”,器盖有“楚王(今西)(熊)(干心)(悍)战隻(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匐(乔)鼎之盖,以共(供)哉棠(尝)。”器身有“但币秦若(佑)苟蛸为之”、“(亻哇)但币盘埜(野)着(佑)秦志为之”、“集腹”、“楚”共64字铭文,记录楚王含(干心)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用于祭祀的实事。据学者考证,(今西)志就是楚王熊悍。公元前241年,楚王考烈为避秦国威胁,将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历考烈、幽、哀、负四王,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所破,楚亡。幽王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葬寿春王陵。
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是传说中的楚王陵所在。1933年,安徽大水,李三孤堆坟茔被打开,(一说被大水冲开,一说为当地保甲带人挖开),出土很多铜器、石器。一时间风声传布,各地文物商贩云集,地方官绅强取豪夺。政府闻讯将缴获的七百余件文物封存于县教育局,后移交省图书馆。解放后入藏安徽省博物馆。另有一些文物流散各地,其中楚王含志鼎、铸客豆(两件)、铸客匝、铸客箕(两件)、勺等十件铜器流至天津宝楚斋李氏,后入藏天津博物馆。寿县铜器,是楚国器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出土,震撼了中国文化界,学者们争相著录。有孙壮编《宝楚斋藏器图释》、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等收录此次出土器物。有李景辑《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情况》(《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1936年)记述此次发掘经过。还有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考释》等研究专著。楚工(今西)志鼎为这批楚器中形体较大,铭文较多的一件重要文物,在出土的当时,曾被誉为“南北楚器之冠”。同一形制、相同大小、铭文一样的楚王鼎同时铸造了两件,另一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我们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可以看到。
克的遗物 克镕克钟小克鼎
1890年,陕西扶风县任村出土了鼎、簋、钟等古代青铜器,其中的西周贵族膳夫克铸造的铜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般情况下,我们用有铭铜器中的铸造者之名,命名该器。这批青铜器是克铸造的,故称它们为克鼎、克钟等。学者们发现克钟的铭文较为奇特,两件铜钟的文字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而这篇铭文又被完整地镌刻在同时出土的克镈上。这件克镈自出土以后即被收藏家珍藏,秘不示人,仅以少量拓本传世,人们不能观其全貌,故世人称其为“全文克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收藏家张叔诚先生将这件家传珍宝捐献国家,成为博物馆的公开展品,人们依其形制,正式定名为克铺。1990年,文化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出全国各地的文物精品两百件。天津博物馆藏“克铺”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名器,受世人瞩目。它也是此次展览中少数传世品之一,是天津地区唯一入选的展品。
铺是古代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使用的单个大型打击乐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镈,如钟而大”,这说明镈似钟而非钟。镈较钟除了形体较大外,钮也较为宽扁。克镈(图五),通高63.5厘米,椭圆体,平口,四面有透雕夔纹凸棱装饰,铸工精良,形制古朴,装饰瑰丽,艺术价值突出。在它的鼓部有79字铭文(图六),叙说了克于十六年九月在康王庙中的一个宫室中被周王召见,接受命令,沿泾水东到京师巡查,完成任务又接受车辆和马匹的赏赐,为追念逝去的先辈,并祈求幸福而铸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前面提到的克钟,传世共5枚,当属编钟。上海博物馆藏2枚,天津博物馆藏1枚,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藤井有邻美术馆各藏1枚。克钟全篇铭文79字,分刻两器上,每钟半篇。上海博物馆的两枚、奈良美术馆的一枚为上半篇铭文,天津博物馆、藤并有邻美术馆的为下半篇铭文,据此推知,克钟在铸造时应为六件,另一件的藏身处还是个谜。天津博物馆藏克钟(图七),装饰当时流行的重环纹、夔纹、窃曲纹、卷龙纹等纹饰,华美端庄,是5枚编钟中较小的一个。
在天津博物馆,还藏有一件与克铺、克钟同时出土的膳夫克铸造的青铜器——克鼎。克鼎出工时共8件,大克鼎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小克鼎七件,分别藏于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天津博物馆藏小克鼎(图八),造型典雅秀美,纹饰华丽富于变化。腹部的72字铭文记述了克执行周王的命令对军队进行整编,是研究周代军事组织的重要资料。
清咸丰年间(一说道光年间),山东寿张县粱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它们是小臣蜍犀尊、太保簋、大史友獻、太保鼎等。这些商周青铜器,器型庄严厚重,纹华丽繁缛,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被誉为“梁山七器”。一时间,学者们研究著录,收藏家们争相收藏,成为清末民国初金石学界的大事。目前在天津博物馆的西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国内博物馆的“梁山七器”。
西周太保鼎自出土之日,就受到收藏家的青睐,先后被山东济宁钟氏、南海李山农、日照丁跋臣等人收藏。1917年,清光绪年进士,时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在清史馆总编篡柯凤孙的介绍下,将太保鼎连同西周太师鼎、小克鼎、克钟一并收入自己的弢斋中,惊喜之余,特作《得鼎歌》。在这首七言诗中,徐世昌畅述得鼎过程,颂赞鼎之美好,将它与世人皆知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相媲美,表达自己的珍爱之情。1958年徐世昌孙媳张秉慧将它们捐献国家。
西周太保鼎(图一),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重26公斤。方形,四柱足,造型雄伟,使用圆雕、浮雕技法,工艺精湛。其口上铸双立耳,耳上附雕双兽。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饕餮纹,四角饰扉棱。最为显著的是柱足上装饰的扉棱和柱足中部装饰的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奇异。西周太保鼎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被《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收录,并于1993年被选送参加第三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又因其异常珍贵,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不允许出境展览的64件古代艺术品之
太保鼎腹内壁铸“大保铸”三字(图二)。《尚书·君爽》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爽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据学者考证,这件太保鼎是西周成王时的重臣召公奭所铸造的,“大保”是其官称。目前发现太保自铸器共四件,除太保鼎外,太保簋现藏美国费里尔美术馆,太保卣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太保益现存北京
曲折重现 西周铜禁
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壶等盛酒器皿的几案,传世作品皆为铜质,最早的为西周初期,春秋战国时人们仍有使用。目前存世的铜禁有1901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现存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西周铜禁;1978年河南淅川出土,现存河南博物院的春秋晚期云纹铜禁,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现存湖北省博物馆的战国铜禁;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陕西,现存天津博物馆的西周夔纹铜禁。
天津博物馆藏西周铜禁(图三),为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通高23厘米、长“6厘米、宽46.6厘米。禁面上有三个突起的椭圆形子口,使摆放在上面的物体不致移动。其四面饰夔纹,制作精良,纹饰生动。关于它的出现还有一段曲折的往事。1926年曾为古玩店学徒的陕西军阀党玉琨,组织人员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进行大规模的盗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件西周夔纹铜禁。党玉琨在战乱中死去,他盗掘的这批文物落在了宋哲元手中,宋哲元将其中的一部分送与了冯玉祥,一部分运回了天津家中。以后,宋哲元的下属将许多件铜器卖到日本、美国,而这件珍贵的西周夔纹铜禁却一直不见踪影。原来,日本人占领天津期间,没收了抗日将领宋哲元的家产。宋哲元的三弟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将部分财产赎了回来,其中也包括这件西周铜禁等一批文物,并将它们秘藏家中。直到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哲元三弟的小老婆家中,发现了已破碎成50多块的西周铜禁。经过国家博物馆老师傅一年多的修整,西周铜禁又完好如初的展现它的风采。
形体硕大 楚王含志鼎
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时期楚幽王铸造的鼎。此鼎通高53厘米,造型古朴浑厚,端庄稳重,气魄宏大,是一件典型的战国时楚国铜器(图四)。其器口上有“楚王舍(熊)志(悍),战复(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匐(乔)鼎,以共(供)哉棠(尝)”,器盖有“楚王(今西)(熊)(干心)(悍)战隻(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匐(乔)鼎之盖,以共(供)哉棠(尝)。”器身有“但币秦若(佑)苟蛸为之”、“(亻哇)但币盘埜(野)着(佑)秦志为之”、“集腹”、“楚”共64字铭文,记录楚王含(干心)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用于祭祀的实事。据学者考证,(今西)志就是楚王熊悍。公元前241年,楚王考烈为避秦国威胁,将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历考烈、幽、哀、负四王,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所破,楚亡。幽王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葬寿春王陵。
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是传说中的楚王陵所在。1933年,安徽大水,李三孤堆坟茔被打开,(一说被大水冲开,一说为当地保甲带人挖开),出土很多铜器、石器。一时间风声传布,各地文物商贩云集,地方官绅强取豪夺。政府闻讯将缴获的七百余件文物封存于县教育局,后移交省图书馆。解放后入藏安徽省博物馆。另有一些文物流散各地,其中楚王含志鼎、铸客豆(两件)、铸客匝、铸客箕(两件)、勺等十件铜器流至天津宝楚斋李氏,后入藏天津博物馆。寿县铜器,是楚国器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出土,震撼了中国文化界,学者们争相著录。有孙壮编《宝楚斋藏器图释》、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等收录此次出土器物。有李景辑《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情况》(《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1936年)记述此次发掘经过。还有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考释》等研究专著。楚工(今西)志鼎为这批楚器中形体较大,铭文较多的一件重要文物,在出土的当时,曾被誉为“南北楚器之冠”。同一形制、相同大小、铭文一样的楚王鼎同时铸造了两件,另一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我们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可以看到。
克的遗物 克镕克钟小克鼎
1890年,陕西扶风县任村出土了鼎、簋、钟等古代青铜器,其中的西周贵族膳夫克铸造的铜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般情况下,我们用有铭铜器中的铸造者之名,命名该器。这批青铜器是克铸造的,故称它们为克鼎、克钟等。学者们发现克钟的铭文较为奇特,两件铜钟的文字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而这篇铭文又被完整地镌刻在同时出土的克镈上。这件克镈自出土以后即被收藏家珍藏,秘不示人,仅以少量拓本传世,人们不能观其全貌,故世人称其为“全文克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收藏家张叔诚先生将这件家传珍宝捐献国家,成为博物馆的公开展品,人们依其形制,正式定名为克铺。1990年,文化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出全国各地的文物精品两百件。天津博物馆藏“克铺”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名器,受世人瞩目。它也是此次展览中少数传世品之一,是天津地区唯一入选的展品。
铺是古代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使用的单个大型打击乐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镈,如钟而大”,这说明镈似钟而非钟。镈较钟除了形体较大外,钮也较为宽扁。克镈(图五),通高63.5厘米,椭圆体,平口,四面有透雕夔纹凸棱装饰,铸工精良,形制古朴,装饰瑰丽,艺术价值突出。在它的鼓部有79字铭文(图六),叙说了克于十六年九月在康王庙中的一个宫室中被周王召见,接受命令,沿泾水东到京师巡查,完成任务又接受车辆和马匹的赏赐,为追念逝去的先辈,并祈求幸福而铸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前面提到的克钟,传世共5枚,当属编钟。上海博物馆藏2枚,天津博物馆藏1枚,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藤井有邻美术馆各藏1枚。克钟全篇铭文79字,分刻两器上,每钟半篇。上海博物馆的两枚、奈良美术馆的一枚为上半篇铭文,天津博物馆、藤并有邻美术馆的为下半篇铭文,据此推知,克钟在铸造时应为六件,另一件的藏身处还是个谜。天津博物馆藏克钟(图七),装饰当时流行的重环纹、夔纹、窃曲纹、卷龙纹等纹饰,华美端庄,是5枚编钟中较小的一个。
在天津博物馆,还藏有一件与克铺、克钟同时出土的膳夫克铸造的青铜器——克鼎。克鼎出工时共8件,大克鼎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小克鼎七件,分别藏于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天津博物馆藏小克鼎(图八),造型典雅秀美,纹饰华丽富于变化。腹部的72字铭文记述了克执行周王的命令对军队进行整编,是研究周代军事组织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