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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期刊栏目是期刊的基本单元，打造名刊或特色期刊离不开特色栏目建设。但是，栏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主客观条件，比如学术资源、编辑水平、期刊影响力、栏目的可持续性、栏目结构等。期刊栏目并不是无序的学术容器，而是有其结构内涵的。栏目结构是栏目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良好的栏目结构才能使栏目丰满、特色鲜明，也更能彰显栏目的学术价值。要优化栏目结构，就要把握好栏目的两个维度--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不同研究成果的搭配与排列越科学合理，栏目的学术价值越突出。
关键词：栏目结构；游牧文化；纵向维度；横向维度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8-0014-04
一、优化栏目结构的意义
期刊栏目是期刊的基本单元，打造名刊或特色期刊离不开特色栏目建设。名栏建设也是如此，其发展路径通常是：重点栏目—特色栏目—知名栏目（比如教育部名栏），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栏目的成长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路径。游牧文化作为中国北方的主体文化，发端于红山文化中晚期，已经存续几千年。在中国北方的几大游牧文化中，匈奴游牧文化、契丹文化、金文化、蒙元文化等最为显著，尤其是以蒙元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化，虽受王朝更替、部族迁徙的影响，仍存续两千年之久，是我国北方影响最广泛、连续性最强的文化形态之一。因此，蒙元文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游牧文化研究”是赤峰学院学报精心打造的栏目，启动这个栏目的目的就是推动游牧文化的研究，为游牧文化的保护、继承、发展提供学术平台。但是，栏目的成功与否需要许多主客观条件，比如学术资源、编辑水平、期刊影响力、栏目的可持续性、栏目结构等。期刊栏目并不是无序的学术容器，而是有其结构内涵的。栏目结构是栏目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良好的栏目结构才能使栏目丰满、特色鲜明，也更能彰显栏目的学术价值。那么什么样的栏目结构才称得上上乘结构？上乘栏目结构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把握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增强栏目的广度与深度；二是重点突出，就是能够彰显栏目的主旨及中心内容；三是结构合理，既做到整体覆盖又要有一定的梯次，力争呈现该学术板块的全貌；四是注重整合与搭配，以实现学术的叠加效应；五是预留补白区间，对新的考古发现及其引发的新的学术争鸣予以关注。满足以上条件，才能使栏目更具可持续性，才能使栏目向特色化、品牌化目标迈进。栏目是期刊的基本单位，栏目的发展是期刊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二、游牧文化栏目结构的纵横维度
游牧文化是我国北方的主体文化，在我国北方存续数千年，直到今天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么，什么是游牧文化，游牧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概括起来讲，游牧文化就是“生活在北半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以从事游牧生产为主的氏族、部落、族群、民族创造的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其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性——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萨满教）、哲学、法律”[1]。“游牧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它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细胞，以地域分聚落，以部落為单位，牲畜集体放牧，追逐水草而居。它分布广袤，覆盖长城以北、青海、新疆等地区。在生产方式上，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与部落相依托，共同维系部落的稳定。同时，根据水草盈仄、季节变化、风雪旱涝、部落变化等不断迁徙，小变小迁，大变大迁”[2]。生活在我国北方的民族有很多，比如“柔然、突厥、回鹘、室韦、党项、女真、高句丽、鲜卑、东胡、乌桓、蒙古族等都曾以族群、部落、城邦或国家的形式存在过，他们都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考古文化，比如红山文化、原佛教文化、王府文化”[2]、契丹辽文化、金文化等，其生产方式大都以游牧为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一直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文化形态，是游牧文化的主体。尤其是蒙元文化，在我国北方存续数千年，并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态链。作为《赤峰学院学报》的重点栏目“游牧文化研究”怎么来呈现游牧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呢？最根本的就是从纵横两个维度来把握。栏目的成长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刊发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取决于栏目的持续性、连贯性，也取决于栏目结构的科学、合理性。作为栏目的经营者，既要把它视作整体，又要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色，在栏目结构上深耕细作。纵向的是从红山文化这个游牧文化源头开始，依次是东胡文化、匈奴游牧文化、契丹文化、金文化、蒙元文化等；横向的每个文化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字、民俗等。只有兼顾纵横两个方面，栏目才更加丰满，栏目结构才更加合理，进而使栏目的学术价值会产生累加溢出效益，增强栏目的学术生命力与活力。
（一）栏目的纵向维度
所谓纵向维度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历史的演进为脉络策划栏目结构。从纵向规划栏目结构有利于从全局的角度审视历史，有利于把握游牧文化的发展规律，提升游牧文化研究质量，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历史上，我国北方地区民族迁徙范围大、政权更迭频繁、系统性的文化延续性不强，但作为北方民族文化的主脉——游牧文化一直没有中断，并创造过几度辉煌。其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几个文化时期为：红山文化时期、东胡时期、契丹辽时期、蒙元时期、满清时期等。渔猎文化（包括动物驯化）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游牧文化的发端及原始形态。“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期，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为纽带，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牧、渔、猎并存。目前的考古发现有：赤峰红山后、辽宁省朝阳牛河梁遗址、兴隆洼文化、小河西文化、赵宝沟文化、东山嘴、孤山子遗址等。各类遗址总计68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多。据碳14测定，红山文化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存续约2000年”[2]。对于这一历史文化时期，在“游牧文化研究”结构上应侧重于游牧文化的演进上，即“渔猎文化-动物驯化-游牧文化”的漫长演进过程，这是从源头厘清游牧文化本质的需要。因此，在栏目结构上要兼顾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文化、宗教、艺术等，这有利于从源头上把握游牧文化。 “东胡”之称谓最早出现于《逸周书·王会篇》：“正北……匈奴……东胡。”《史记》记载：“当是之时，……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里介绍的是秦汉时期其活动情况。东胡的活动范围很广，张久和先生认为：“东胡的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河、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这一区域。”[3] 由西北向东南跨内蒙古、辽宁2个省，南北约数千公里。东胡的祖先源自殷商氏族，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约公元前3世纪），在汉朝初年与匈奴发生战争，败后分裂为两支——乌桓族、鲜卑族，“东胡”从此成为历史。从考古学角度看，东胡的考古文化以富河文化为主，同时与红山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东胡的畜牧业比较发达，以方面马、牛、羊为主，渔猎文化逐渐褪色，典型的游牧文化开始形成。东胡人信奉萨满教，师古曰：“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计者，人畜之数。”[4]东胡人崇拜天地、日月、鬼神和祖宗，并定时祭祀。之所以选择东胡这个文化时期，是因为东胡游牧文化与红山文化有密切的纵向联系，是游牧文化发展中一个承上启下的文化类型。对这一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拓展栏目的学术纵深。该图是2012年夏天从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陶人，这尊人像造型完整，形象逼真，表情丰富，可能与先人的祖先崇拜、萨满祭祀相关。细观该陶人可以看出，它似乎正在用尽全力发声，张开的嘴呈现呼麦状，似乎正在向上天、向神倾诉着什么，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巫祝的形象。从陶人形象我们不难推测，它正通过后来在内蒙古及东北其他地区广泛存在的“呼麦”的方式以求得神的启示，其张开的嘴即是沟通天地的通道，这是萨满祭祀重要程序之一，是巫祝与神沟通的重要方式。从历史文献来看，《说文解字》：“祆，胡神也。从示天声。火千切。”《康熙字典》：“祆，《广韵》呼烟切，音詽。”《说文》关中谓天为祆。可见“祆”（xiān）字初意为“胡神”，关中方言称为“天”。而“呼麦”正是东胡萨满祭祀仪式不可缺少的环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东胡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内在联系，厘清这种关系，我们就从宗教仪典这个视角看清了红山文化与东胡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看清了游牧文化的演进轨迹，而这些正是栏目纵向维度关注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把握游牧文化的本质、内核及其内在联系。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代的一个强大政权，在游牧文化发展史上，它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契丹辽文化是栏目纵向维度的关键环节。契丹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契丹同鲜卑结成松散部落联盟，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游牧于今赤峰地区，与鲜卑分离后，号“契丹”。契丹族的活动中心为今巴林左旗林东镇附近。《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北者号为失韦（室韦）。”[5]公元947年，契丹南下中原，灭五代、后晋，占领后唐燕云十六州，国势日盛，统辖面积约600平方公里，为当时亚洲实力强大政权。“辽是草原文化集大成者”，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契丹文化是基于本土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汉文化、渤海文化、奚族文化而构成的文化整合体”[1]。辽人最初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随着契丹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密，儒、佛、道三教也传入辽国。辽朝统治者在引进回鹘佛教—摩尼教基础上，又吸收儒、释、道某些元素，创造出新佛教（契丹式佛教），并奉为国教。契丹族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渐渐舍弃萨满，儒、佛、道成为主流，这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结果。契丹语与蒙古语非常相似，清末“中国大儒”沈曾植就认为：“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如果对不同时期文化加以细致划分，一般都“可以划分出制度文化、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生产文化（游牧、涉猎）、民俗等”[1]。契丹文化乃游牧文化集大成者，丰富而多样，在我国北方雄踞218年，是游牧文化的巅峰。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政权，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公元1271年～1368年），但蒙元文化却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蒙元文化较契丹辽文化又有了较大发展，处于游牧文化的成熟期。因此蒙元文化也就成为拓展栏目纵深的根本，缺失了蒙元文化，“游牧文化”就难有大成。蒙古族号称马背上的民族，能征善战，国土面积辽阔，北及北极圈，西至今额尔齐斯河，东到白令海，南至南海曾母暗沙，总面积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蒙古族入主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并与草原文化融合，造就了独特的蒙元文化。蒙元文化广泛吸纳了中原农业文明精华，还吸收了西域文化的有益成分，为华夏文明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元代官方使用八思巴文，亦称蒙古方体字，由八思巴创造。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力推以农业生产代替了畜牧生产，农业十分发达。以“布业的始祖”黄道婆为标志，纺织业迅速崛起。元朝的商业也很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元世祖年间，马可？波罗曾游历中国，他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载了元朝大都的繁荣景象。蒙古族原始宗教为萨满教，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主张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既有自然崇拜，也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元朝蒙古统治者经略中原过程中最先接受的是佛教，为汉地的禅宗。大致同一时期，吐蕃佛教也渗入宫廷。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但最为流行的为禅宗。此外，道教虽遭到打压，但仍有一定的发展。其他宗教还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总之，元代是各种宗教的大熔炉。蒙元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祭祀文化、蒙古族传统礼仪、蒙医传统疗法、蒙古包文化等，丰富而灿烂。对于这一文化时期，“游牧文化研究”尤其要关注其继承性、成熟度、融合度，以拓展游牧文化研究的纵向维度。
从这4个有代表性的游牧文化时期来看，红山文化时期是游牧文化的源起期，东胡文化时期是发展期，辽文化时期是鼎盛期，蒙元文化时期是游牧文化成熟期。它们既相互独立，又有密切的联系，总是次第前行，不断丰富这游牧文化的内涵，并构建着自身的独特性。栏目结构的纵向维度就是要关照其发展脉络，精耕细作，拓展栏目的学术纵深向量，使“游牧文化研究”更深更厚。 （二）游牧文化栏目的横向维度
一个历史文化学栏目，如果仅构设了纵向维度而缺少横向维度，那么栏目就失去了广度，也缺乏厚重感。因此，栏目建设在注重纵向维度的同时，也要关注横向维度。所谓关注横向维度就是关注同一时期文化学的方方面面，是对同一时间维度文化学现象的深度挖掘。就游牧文化而言，以红山文化为例，就要侧重于探源，就是把渔猎文化作为重点，探究动物驯化与饲养业的文化内涵，关注动物驯化、饲养与“游牧”的内在联系，构建一个总分式横向栏目结构。為了增强栏目的广度，也要把同纬度的草原文化纳入其中，进行比较研究。而在契丹辽文化研究上，应主要集中于辽代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如四季捺钵）、经济文化、军事文化、对外交往、法律文化、语言文字（如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宗教文化、生产文化、文学（皇族文学，民间文学）、饮食文化、迁徙文化、风俗习惯等，以夯实栏目的基础框架。同时还要研究汉文化、渤海文化、奚族文化，因为契丹辽文化就是在吸收、融合这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也要把西夏文化、金文化纳入视野，以拓展栏目的广度。
三、栏目结构类型
“结构”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与排列”[6]，栏目结构就是不同学术论文的搭配与排列。不同栏目有不同的结构，文学栏目有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分，中国文学又有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之分，现代文学又有小说、诗歌、散文等之分。把这些内容以不同的方式搭配与排列，就构成栏目结构。常见的栏目结构有偏正结构、递进结构、并列结构、主次结构、总分结构等。从纵向维度讲，游牧文化有红山文化、东湖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满清文化等，它们呈纵向分布，存在着一定的继承性，但又是独立的文化类型；从横向维度讲，不同文化时期又包含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对外交往、法律文化、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生产文化、饮食文化、迁徙文化、风俗习惯等。对这些内容如果不加深思熟虑地安排，采用水漫灌的栏目结构，就乱了章法。这种粗放型栏目结构，不仅使栏目失序，影响读者的阅读成效，也必然降低栏目的学术质量及影响力。以上文红山文化与东胡文化的“呼麦”为例，如果把两个文化时期的这样研究成果安排在同一期的“游牧文化”，以“递进结构”编排，显然会获得1+1>2的学术成效；再如契丹法律文化与西夏法律文化研究，由于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也可以用“并列结构”呈现。但是，对于同一时期（比如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研究，由于两个研究内容相近，具有互补性，但总要突出一个研究方向，故以“偏正结构”为宜。栏目结构也像房屋结构一样，如果布局合理，不仅方便使用，也使居住者心情舒畅。
参考文献：
〔1〕王文江，格博巴拉吉.期刊名栏建设研究——以东胡、契丹游牧文化为视角[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
〔2〕王文江.期刊名栏建设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
〔3〕张久和.东胡系各族综观.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02）.
〔4〕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82.
〔5〕李大师，李延寿.北史·室韦传[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栏目结构；游牧文化；纵向维度；横向维度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8-0014-04
一、优化栏目结构的意义
期刊栏目是期刊的基本单元，打造名刊或特色期刊离不开特色栏目建设。名栏建设也是如此，其发展路径通常是：重点栏目—特色栏目—知名栏目（比如教育部名栏），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栏目的成长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路径。游牧文化作为中国北方的主体文化，发端于红山文化中晚期，已经存续几千年。在中国北方的几大游牧文化中，匈奴游牧文化、契丹文化、金文化、蒙元文化等最为显著，尤其是以蒙元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化，虽受王朝更替、部族迁徙的影响，仍存续两千年之久，是我国北方影响最广泛、连续性最强的文化形态之一。因此，蒙元文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游牧文化研究”是赤峰学院学报精心打造的栏目，启动这个栏目的目的就是推动游牧文化的研究，为游牧文化的保护、继承、发展提供学术平台。但是，栏目的成功与否需要许多主客观条件，比如学术资源、编辑水平、期刊影响力、栏目的可持续性、栏目结构等。期刊栏目并不是无序的学术容器，而是有其结构内涵的。栏目结构是栏目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良好的栏目结构才能使栏目丰满、特色鲜明，也更能彰显栏目的学术价值。那么什么样的栏目结构才称得上上乘结构？上乘栏目结构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把握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增强栏目的广度与深度；二是重点突出，就是能够彰显栏目的主旨及中心内容；三是结构合理，既做到整体覆盖又要有一定的梯次，力争呈现该学术板块的全貌；四是注重整合与搭配，以实现学术的叠加效应；五是预留补白区间，对新的考古发现及其引发的新的学术争鸣予以关注。满足以上条件，才能使栏目更具可持续性，才能使栏目向特色化、品牌化目标迈进。栏目是期刊的基本单位，栏目的发展是期刊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二、游牧文化栏目结构的纵横维度
游牧文化是我国北方的主体文化，在我国北方存续数千年，直到今天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么，什么是游牧文化，游牧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概括起来讲，游牧文化就是“生活在北半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以从事游牧生产为主的氏族、部落、族群、民族创造的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其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性——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萨满教）、哲学、法律”[1]。“游牧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它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细胞，以地域分聚落，以部落為单位，牲畜集体放牧，追逐水草而居。它分布广袤，覆盖长城以北、青海、新疆等地区。在生产方式上，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与部落相依托，共同维系部落的稳定。同时，根据水草盈仄、季节变化、风雪旱涝、部落变化等不断迁徙，小变小迁，大变大迁”[2]。生活在我国北方的民族有很多，比如“柔然、突厥、回鹘、室韦、党项、女真、高句丽、鲜卑、东胡、乌桓、蒙古族等都曾以族群、部落、城邦或国家的形式存在过，他们都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考古文化，比如红山文化、原佛教文化、王府文化”[2]、契丹辽文化、金文化等，其生产方式大都以游牧为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一直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文化形态，是游牧文化的主体。尤其是蒙元文化，在我国北方存续数千年，并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态链。作为《赤峰学院学报》的重点栏目“游牧文化研究”怎么来呈现游牧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呢？最根本的就是从纵横两个维度来把握。栏目的成长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刊发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取决于栏目的持续性、连贯性，也取决于栏目结构的科学、合理性。作为栏目的经营者，既要把它视作整体，又要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色，在栏目结构上深耕细作。纵向的是从红山文化这个游牧文化源头开始，依次是东胡文化、匈奴游牧文化、契丹文化、金文化、蒙元文化等；横向的每个文化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字、民俗等。只有兼顾纵横两个方面，栏目才更加丰满，栏目结构才更加合理，进而使栏目的学术价值会产生累加溢出效益，增强栏目的学术生命力与活力。
（一）栏目的纵向维度
所谓纵向维度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历史的演进为脉络策划栏目结构。从纵向规划栏目结构有利于从全局的角度审视历史，有利于把握游牧文化的发展规律，提升游牧文化研究质量，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历史上，我国北方地区民族迁徙范围大、政权更迭频繁、系统性的文化延续性不强，但作为北方民族文化的主脉——游牧文化一直没有中断，并创造过几度辉煌。其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几个文化时期为：红山文化时期、东胡时期、契丹辽时期、蒙元时期、满清时期等。渔猎文化（包括动物驯化）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游牧文化的发端及原始形态。“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期，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为纽带，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牧、渔、猎并存。目前的考古发现有：赤峰红山后、辽宁省朝阳牛河梁遗址、兴隆洼文化、小河西文化、赵宝沟文化、东山嘴、孤山子遗址等。各类遗址总计68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多。据碳14测定，红山文化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存续约2000年”[2]。对于这一历史文化时期，在“游牧文化研究”结构上应侧重于游牧文化的演进上，即“渔猎文化-动物驯化-游牧文化”的漫长演进过程，这是从源头厘清游牧文化本质的需要。因此，在栏目结构上要兼顾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文化、宗教、艺术等，这有利于从源头上把握游牧文化。 “东胡”之称谓最早出现于《逸周书·王会篇》：“正北……匈奴……东胡。”《史记》记载：“当是之时，……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里介绍的是秦汉时期其活动情况。东胡的活动范围很广，张久和先生认为：“东胡的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河、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这一区域。”[3] 由西北向东南跨内蒙古、辽宁2个省，南北约数千公里。东胡的祖先源自殷商氏族，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约公元前3世纪），在汉朝初年与匈奴发生战争，败后分裂为两支——乌桓族、鲜卑族，“东胡”从此成为历史。从考古学角度看，东胡的考古文化以富河文化为主，同时与红山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东胡的畜牧业比较发达，以方面马、牛、羊为主，渔猎文化逐渐褪色，典型的游牧文化开始形成。东胡人信奉萨满教，师古曰：“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计者，人畜之数。”[4]东胡人崇拜天地、日月、鬼神和祖宗，并定时祭祀。之所以选择东胡这个文化时期，是因为东胡游牧文化与红山文化有密切的纵向联系，是游牧文化发展中一个承上启下的文化类型。对这一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拓展栏目的学术纵深。该图是2012年夏天从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陶人，这尊人像造型完整，形象逼真，表情丰富，可能与先人的祖先崇拜、萨满祭祀相关。细观该陶人可以看出，它似乎正在用尽全力发声，张开的嘴呈现呼麦状，似乎正在向上天、向神倾诉着什么，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巫祝的形象。从陶人形象我们不难推测，它正通过后来在内蒙古及东北其他地区广泛存在的“呼麦”的方式以求得神的启示，其张开的嘴即是沟通天地的通道，这是萨满祭祀重要程序之一，是巫祝与神沟通的重要方式。从历史文献来看，《说文解字》：“祆，胡神也。从示天声。火千切。”《康熙字典》：“祆，《广韵》呼烟切，音詽。”《说文》关中谓天为祆。可见“祆”（xiān）字初意为“胡神”，关中方言称为“天”。而“呼麦”正是东胡萨满祭祀仪式不可缺少的环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东胡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内在联系，厘清这种关系，我们就从宗教仪典这个视角看清了红山文化与东胡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看清了游牧文化的演进轨迹，而这些正是栏目纵向维度关注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把握游牧文化的本质、内核及其内在联系。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代的一个强大政权，在游牧文化发展史上，它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契丹辽文化是栏目纵向维度的关键环节。契丹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契丹同鲜卑结成松散部落联盟，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游牧于今赤峰地区，与鲜卑分离后，号“契丹”。契丹族的活动中心为今巴林左旗林东镇附近。《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北者号为失韦（室韦）。”[5]公元947年，契丹南下中原，灭五代、后晋，占领后唐燕云十六州，国势日盛，统辖面积约600平方公里，为当时亚洲实力强大政权。“辽是草原文化集大成者”，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契丹文化是基于本土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汉文化、渤海文化、奚族文化而构成的文化整合体”[1]。辽人最初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随着契丹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密，儒、佛、道三教也传入辽国。辽朝统治者在引进回鹘佛教—摩尼教基础上，又吸收儒、释、道某些元素，创造出新佛教（契丹式佛教），并奉为国教。契丹族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渐渐舍弃萨满，儒、佛、道成为主流，这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结果。契丹语与蒙古语非常相似，清末“中国大儒”沈曾植就认为：“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如果对不同时期文化加以细致划分，一般都“可以划分出制度文化、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生产文化（游牧、涉猎）、民俗等”[1]。契丹文化乃游牧文化集大成者，丰富而多样，在我国北方雄踞218年，是游牧文化的巅峰。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政权，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公元1271年～1368年），但蒙元文化却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蒙元文化较契丹辽文化又有了较大发展，处于游牧文化的成熟期。因此蒙元文化也就成为拓展栏目纵深的根本，缺失了蒙元文化，“游牧文化”就难有大成。蒙古族号称马背上的民族，能征善战，国土面积辽阔，北及北极圈，西至今额尔齐斯河，东到白令海，南至南海曾母暗沙，总面积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蒙古族入主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并与草原文化融合，造就了独特的蒙元文化。蒙元文化广泛吸纳了中原农业文明精华，还吸收了西域文化的有益成分，为华夏文明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元代官方使用八思巴文，亦称蒙古方体字，由八思巴创造。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力推以农业生产代替了畜牧生产，农业十分发达。以“布业的始祖”黄道婆为标志，纺织业迅速崛起。元朝的商业也很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元世祖年间，马可？波罗曾游历中国，他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载了元朝大都的繁荣景象。蒙古族原始宗教为萨满教，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主张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既有自然崇拜，也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元朝蒙古统治者经略中原过程中最先接受的是佛教，为汉地的禅宗。大致同一时期，吐蕃佛教也渗入宫廷。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但最为流行的为禅宗。此外，道教虽遭到打压，但仍有一定的发展。其他宗教还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总之，元代是各种宗教的大熔炉。蒙元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祭祀文化、蒙古族传统礼仪、蒙医传统疗法、蒙古包文化等，丰富而灿烂。对于这一文化时期，“游牧文化研究”尤其要关注其继承性、成熟度、融合度，以拓展游牧文化研究的纵向维度。
从这4个有代表性的游牧文化时期来看，红山文化时期是游牧文化的源起期，东胡文化时期是发展期，辽文化时期是鼎盛期，蒙元文化时期是游牧文化成熟期。它们既相互独立，又有密切的联系，总是次第前行，不断丰富这游牧文化的内涵，并构建着自身的独特性。栏目结构的纵向维度就是要关照其发展脉络，精耕细作，拓展栏目的学术纵深向量，使“游牧文化研究”更深更厚。 （二）游牧文化栏目的横向维度
一个历史文化学栏目，如果仅构设了纵向维度而缺少横向维度，那么栏目就失去了广度，也缺乏厚重感。因此，栏目建设在注重纵向维度的同时，也要关注横向维度。所谓关注横向维度就是关注同一时期文化学的方方面面，是对同一时间维度文化学现象的深度挖掘。就游牧文化而言，以红山文化为例，就要侧重于探源，就是把渔猎文化作为重点，探究动物驯化与饲养业的文化内涵，关注动物驯化、饲养与“游牧”的内在联系，构建一个总分式横向栏目结构。為了增强栏目的广度，也要把同纬度的草原文化纳入其中，进行比较研究。而在契丹辽文化研究上，应主要集中于辽代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如四季捺钵）、经济文化、军事文化、对外交往、法律文化、语言文字（如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宗教文化、生产文化、文学（皇族文学，民间文学）、饮食文化、迁徙文化、风俗习惯等，以夯实栏目的基础框架。同时还要研究汉文化、渤海文化、奚族文化，因为契丹辽文化就是在吸收、融合这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也要把西夏文化、金文化纳入视野，以拓展栏目的广度。
三、栏目结构类型
“结构”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与排列”[6]，栏目结构就是不同学术论文的搭配与排列。不同栏目有不同的结构，文学栏目有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分，中国文学又有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之分，现代文学又有小说、诗歌、散文等之分。把这些内容以不同的方式搭配与排列，就构成栏目结构。常见的栏目结构有偏正结构、递进结构、并列结构、主次结构、总分结构等。从纵向维度讲，游牧文化有红山文化、东湖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满清文化等，它们呈纵向分布，存在着一定的继承性，但又是独立的文化类型；从横向维度讲，不同文化时期又包含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对外交往、法律文化、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生产文化、饮食文化、迁徙文化、风俗习惯等。对这些内容如果不加深思熟虑地安排，采用水漫灌的栏目结构，就乱了章法。这种粗放型栏目结构，不仅使栏目失序，影响读者的阅读成效，也必然降低栏目的学术质量及影响力。以上文红山文化与东胡文化的“呼麦”为例，如果把两个文化时期的这样研究成果安排在同一期的“游牧文化”，以“递进结构”编排，显然会获得1+1>2的学术成效；再如契丹法律文化与西夏法律文化研究，由于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也可以用“并列结构”呈现。但是，对于同一时期（比如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研究，由于两个研究内容相近，具有互补性，但总要突出一个研究方向，故以“偏正结构”为宜。栏目结构也像房屋结构一样，如果布局合理，不仅方便使用，也使居住者心情舒畅。
参考文献：
〔1〕王文江，格博巴拉吉.期刊名栏建设研究——以东胡、契丹游牧文化为视角[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
〔2〕王文江.期刊名栏建设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
〔3〕张久和.东胡系各族综观.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02）.
〔4〕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82.
〔5〕李大师，李延寿.北史·室韦传[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