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父亲离开我们近20年了，四舅离开我们也已三年多。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深深铭记在我们晚辈的心中。
四舅家和我家同住山西省永济县城西的任阳村。四舅和父亲同上本村小学，自幼便是最要好的朋友和同学。母亲张彩霓和四舅是堂姐弟关系。
民国初年，四舅和我父亲上了县立第五高小，毕业后又同在本县当乡村小学教员。后来四舅到太原上国民师范，父亲则继续当教员。二人书信来往频繁，四舅常从太原给我父亲寄一些革命书刊。记得母亲说过，父亲有一次在看一本红皮书时让人发现，差点儿被县里派人抓走。1927年白色恐怖，父亲因参加过攻打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被迫躲到中条山下的一个小山村，后来也到太原上了云山中学。
20世纪30年代初四舅考上了山西教育学院，父亲考上了山西政法学院。据四舅和父亲讲，他们经常相跟着到太原鼓楼街等地书店找革命书刊看，一同组织读书会，在一起商谈地下党的革命活动；经常在同学安志藩家里印刷革命传单，并组织人上街散发。他们组织成立了山西第一个革命妇女联合会，并同在党的外围革命组织——互济会工作。四舅入党后不久，便介绍父亲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俩同在中共山西工委宣传部工作，四舅担任部长。他们共同参加组织了地下党领导的反对蒋、阎的各种斗争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如1931年发生在太原的“12·18”学生抗日请愿运动，1934年的反会考斗争等，他们都是斗争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1935年5月，父亲遭到阎政权的逮捕，被关在陆军监狱。四舅得知后便组织人探监、营救，并及时将父亲被捕情况通知了远在家乡的爷爷。爷爷在二舅的陪同下来到太原探监。父亲当时戴着脚镣和手铐，态度很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不要管我，把我忘掉！”说完便转身走了。二舅要四舅写几句话劝劝父亲。四舅不好推辞，只写了几句，大意是“外面天气很冷，要穿好衣服防止感冒……”等暗语，鼓励和支持父亲坚持狱中斗争。抗战爆发后，四舅到了太行山，父亲则到了晋西北，虽然他们不在同一块根据地，但也时有通信相互勉励，共同为拯救中华民族而与日寇进行着生死搏斗。
解放后，四舅在中央工作，曾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父亲则在山西省委工作，担任过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四舅每次来山西视察工作，父亲总要陪着他到基层去。他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很关心文物保护工作，每到一地，在了解当地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总要到当地有文物古迹的地方看看。有一次在永济视察时，他们发现五老峰、中条山第一名刹万固寺以及县内众多的古寺庙，包括各村的关帝庙，几乎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四舅得知是解放初期某个县长的责任后非常生气，回到太原便把那个当年的县长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文革”初期，山西发生造反派“1·12”夺权，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被关进监狱，父亲当然也不例外。父亲被造反派多次批斗毒打，受尽非人迫害。据说，四舅得知情况后，找到当时山西在京的某负责人，在这位负责人的干预下，父亲在监狱里的处境才稍有好转。当然，父亲也一直惦念着处境艰难的四舅。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已是重病卧床不起了。1984年暮春，四舅来太原看望父亲。父亲已经失语，没有表达能力了，他双眼只是紧紧盯着四舅的脸，眼角里淌着泪说不出话。四舅站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看着父亲痛苦的表情，十分感慨，随后便写下一条横幅：束发共读时，风雨同舟日。边款批注：“甲子五月，相握于病榻，颇多感怀，衷心默祝康复，得再欢笑如旧时。敬致郑林同志。”父亲逝世时，四舅因公在外地，他专门打来电话，一再要求将追悼会日期推后，他要赶到太原最后见父亲一面。正值寒冬，年逾八旬的四舅不要人搀扶，默立现场自始至终参加了父亲追悼会仪式的全过程。“束发共读时，风雨同舟日”，这是四舅和父亲一生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他们二人不仅仅是同乡、同窗和亲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凝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他们同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作为晚辈，我们曾多次聆听到四舅的教诲。更重要的是，他以言传身教深深地感召着我们。我曾惊叹地对他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这么好，和年轻人一样。一般像您这么大年岁的人，多是老态龙钟……他马上接过我的话茬：“有的弓着腰、拄着拐杖，有的耳聋眼花，有的牙都掉了。我现在身体很好，没有什么毛病，就是眼睛有白内障，下台阶时得小心。”当我们告别时，他竟执意要送送我，出了家门，他还要在大院里走很长一段路，还要再下十多个台阶才肯留步。80多岁的时候，他到太原还专门两次到省图书馆宿舍看望我母亲。他独自推开车门，健步走进我们家，站在那里握着我母亲的手朗声问好，共叙亲情。他坐在沙发上，身板硬朗，不倚不靠，笑着劝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越往后，日子会越好的。四姐，咱们要来一个比赛，就是要精精神神地活着！”无论何时何地，四舅总是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宽广的胸襟，直到90多岁他还坚持练太极拳。
四舅是为国家为人民奋斗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极重乡情友情亲情的老者。我每次探望他的时候，他总是要向我询问故乡的事情，并给我讲他所知道的故乡往事。他曾数次托我帮助查找一些有关家乡的历史资料，我都给他摘录复印送上。他还曾托一位画家到永济将他上过学、教过书的地方绘成画，挂在自己的家中观赏。在我母亲去世后，平生并不爱题字的四舅为我姐姐赵咏梅题写了“梅花香自苦寒来”、为我题写了“太行浩气传千古，黄河日落思故人”。从他的题字中，我们知道晚年的四舅感慨很多，想说的也很多，而我们对他的怀念也更深更长。
(责编 兴 柱)
四舅家和我家同住山西省永济县城西的任阳村。四舅和父亲同上本村小学，自幼便是最要好的朋友和同学。母亲张彩霓和四舅是堂姐弟关系。
民国初年，四舅和我父亲上了县立第五高小，毕业后又同在本县当乡村小学教员。后来四舅到太原上国民师范，父亲则继续当教员。二人书信来往频繁，四舅常从太原给我父亲寄一些革命书刊。记得母亲说过，父亲有一次在看一本红皮书时让人发现，差点儿被县里派人抓走。1927年白色恐怖，父亲因参加过攻打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被迫躲到中条山下的一个小山村，后来也到太原上了云山中学。
20世纪30年代初四舅考上了山西教育学院，父亲考上了山西政法学院。据四舅和父亲讲，他们经常相跟着到太原鼓楼街等地书店找革命书刊看，一同组织读书会，在一起商谈地下党的革命活动；经常在同学安志藩家里印刷革命传单，并组织人上街散发。他们组织成立了山西第一个革命妇女联合会，并同在党的外围革命组织——互济会工作。四舅入党后不久，便介绍父亲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俩同在中共山西工委宣传部工作，四舅担任部长。他们共同参加组织了地下党领导的反对蒋、阎的各种斗争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如1931年发生在太原的“12·18”学生抗日请愿运动，1934年的反会考斗争等，他们都是斗争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1935年5月，父亲遭到阎政权的逮捕，被关在陆军监狱。四舅得知后便组织人探监、营救，并及时将父亲被捕情况通知了远在家乡的爷爷。爷爷在二舅的陪同下来到太原探监。父亲当时戴着脚镣和手铐，态度很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不要管我，把我忘掉！”说完便转身走了。二舅要四舅写几句话劝劝父亲。四舅不好推辞，只写了几句，大意是“外面天气很冷，要穿好衣服防止感冒……”等暗语，鼓励和支持父亲坚持狱中斗争。抗战爆发后，四舅到了太行山，父亲则到了晋西北，虽然他们不在同一块根据地，但也时有通信相互勉励，共同为拯救中华民族而与日寇进行着生死搏斗。
解放后，四舅在中央工作，曾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父亲则在山西省委工作，担任过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四舅每次来山西视察工作，父亲总要陪着他到基层去。他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很关心文物保护工作，每到一地，在了解当地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总要到当地有文物古迹的地方看看。有一次在永济视察时，他们发现五老峰、中条山第一名刹万固寺以及县内众多的古寺庙，包括各村的关帝庙，几乎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四舅得知是解放初期某个县长的责任后非常生气，回到太原便把那个当年的县长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文革”初期，山西发生造反派“1·12”夺权，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被关进监狱，父亲当然也不例外。父亲被造反派多次批斗毒打，受尽非人迫害。据说，四舅得知情况后，找到当时山西在京的某负责人，在这位负责人的干预下，父亲在监狱里的处境才稍有好转。当然，父亲也一直惦念着处境艰难的四舅。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已是重病卧床不起了。1984年暮春，四舅来太原看望父亲。父亲已经失语，没有表达能力了，他双眼只是紧紧盯着四舅的脸，眼角里淌着泪说不出话。四舅站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看着父亲痛苦的表情，十分感慨，随后便写下一条横幅：束发共读时，风雨同舟日。边款批注：“甲子五月，相握于病榻，颇多感怀，衷心默祝康复，得再欢笑如旧时。敬致郑林同志。”父亲逝世时，四舅因公在外地，他专门打来电话，一再要求将追悼会日期推后，他要赶到太原最后见父亲一面。正值寒冬，年逾八旬的四舅不要人搀扶，默立现场自始至终参加了父亲追悼会仪式的全过程。“束发共读时，风雨同舟日”，这是四舅和父亲一生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他们二人不仅仅是同乡、同窗和亲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凝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他们同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作为晚辈，我们曾多次聆听到四舅的教诲。更重要的是，他以言传身教深深地感召着我们。我曾惊叹地对他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这么好，和年轻人一样。一般像您这么大年岁的人，多是老态龙钟……他马上接过我的话茬：“有的弓着腰、拄着拐杖，有的耳聋眼花，有的牙都掉了。我现在身体很好，没有什么毛病，就是眼睛有白内障，下台阶时得小心。”当我们告别时，他竟执意要送送我，出了家门，他还要在大院里走很长一段路，还要再下十多个台阶才肯留步。80多岁的时候，他到太原还专门两次到省图书馆宿舍看望我母亲。他独自推开车门，健步走进我们家，站在那里握着我母亲的手朗声问好，共叙亲情。他坐在沙发上，身板硬朗，不倚不靠，笑着劝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越往后，日子会越好的。四姐，咱们要来一个比赛，就是要精精神神地活着！”无论何时何地，四舅总是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宽广的胸襟，直到90多岁他还坚持练太极拳。
四舅是为国家为人民奋斗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极重乡情友情亲情的老者。我每次探望他的时候，他总是要向我询问故乡的事情，并给我讲他所知道的故乡往事。他曾数次托我帮助查找一些有关家乡的历史资料，我都给他摘录复印送上。他还曾托一位画家到永济将他上过学、教过书的地方绘成画，挂在自己的家中观赏。在我母亲去世后，平生并不爱题字的四舅为我姐姐赵咏梅题写了“梅花香自苦寒来”、为我题写了“太行浩气传千古，黄河日落思故人”。从他的题字中，我们知道晚年的四舅感慨很多，想说的也很多，而我们对他的怀念也更深更长。
(责编 兴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