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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访问中，主持人问张国立：要走到哪一步，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他的回答是：走到你的最后一步。张国立今年56岁了。他依然一步步地演着，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收工，勤勤恳恳，从不迟到亦从不抱怨，
踏实和善一如某位你从小便尊敬的长辈。在他出演的数十部影视剧中，他总是个善良的人，
时而浮现奇思妙想，有充分的幽默感，并令人感觉安全。
没有那种天分充沛而后一朝成名的戏剧性，张国立的人生故事，既不跌宕起伏也不令人眩目，
但正是他以及他这样的人，让我们相信，那些传统的、老套的道理，譬如勤奋、譬如诚恳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是能带来积极的正面力量。
起步文工团
1955年，我在天津出生，后来在北京长大，七岁全家又搬到了陕西。读初二那年，我顶着哥哥的名义到贵州凯里当了铁路工人。
那时我们休“大礼拜”，两个礼拜休一天，每逢休息我就一早起床，步行十公里去看父亲。有次看到父亲在烧锅炉，到了时间还没烧开，父亲之前的一个司机就给了他一桶柴油，想混在煤里烧得快点。但被人看见了，就骂那司机。我拿着通火条子就冲过去了，如果不是父亲死命抱住我，那人就被我捅死了。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父亲后来跟我讲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还教育我说，别人说你你就不要说话。我本性不算活泼，这件事之后就更加沉默了。
不到十八岁，文工团工地战宣队找到我，说我普通话不错，想让我进队当报幕员。我最初不愿意去，父亲说你一定要去，能让你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明我已经没问题了，很快就要“解放”了。我这才意识到这对父亲来说意义有多重大。
我的演艺生涯，就在铁路文工团起步了。除了报幕，还唱小合唱，跑京剧龙套，负责灯光、拉大幕什么活都干过。回想起来，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给了我许多养分。拉大幕也不容易，几声锣起，要走得快还是慢，谢幕时刻的拿捏等等，都有讲究。我懂了什么事要做好了都不容易，也有了平常心来面对这个圈子的功名。
那时文工团走到哪里，哪里就像过节。平地搭台子，或者八辆大板车对到一起，十里八村的人走上半天路也要来看。一次开演前，一个老师突然生病，我说“我可以”，整天在后台看，所有台词都能背下来了。结果演出效果不错，从此我就真正到了台前。
第一次拍电影是在1975年，做群众演员，每天早上4点起床化妆，等主要演员也化完妆，就坐汽车去片场。导演坐“嘎斯69”，一种苏联吉普，在前面开道；主要演员坐轿子车，紧跟其后；最后是我们这些群众演员，站在解放车上，一大队人马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在路上跑。那时电影还不是同期声，摄影机一响所有人都紧张，我听着那机器转动的声音却非常愉悦。一天拍四个镜头，晚上回来就开篝火晚会，朗诵诗歌。那时的心情美极了。
1989年我跟着一个考察团去了南极，也是因为一点私心。考察团刚到南极就遇到了冰崩，船头破了一个大洞，随时可能沉没。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扛着摄像机冲到船尾，拍下了冰崩时飘扬的国旗。船长要求人员撤离，我还扛着摄像机，就看到一个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党员”，都不肯先走我眼泪立刻流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在影视作品之外看到这种情况。我跟船长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要求留下。140天的南极之行，人生态度都不同了，回来之后觉得，生命才是最可贵的，其他都不重要。
33岁那年，我放弃一切，和邓婕一起来到北京，从头开始。为了房租，开始四处奔波。第一次进首都剧场，是演《朱丽小姐》，看着这么大一个剧场，我告诉自己：安静。上台了，那几个小时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很多时候不知道台词到底说了还是没说，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但别人都说特别好。曹禺老先生也来看戏，看完约我到他家，给我写了幅字，至今还挂在我工作室。他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
因为《朱丽小姐》，我获得了“梅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这是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奖项。但那段时间我的生活称不上如意。刚刚经历一场婚变，我两手空空；邓婕已经演过《红楼梦》，大红大紫。有时她说“你没有烟了，我给你买烟去”，我都会觉得心里很痛，因为，我怎么连个烟钱都没有。
我给电影配过音，也做过广告片和MTV导演，到1994年时已经小有成绩。但我一直还是想演戏。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让我重回影视圈，那之后片约开始不断。拍了四部《康熙微服私访记》、四部《铁齿铜牙纪晓岚》，走到哪儿都有人叫我“皇上”。但我依然喜欢饰演小人物，譬如《金婚》《亲兄热弟》那种家庭题材的故事，以及正在拍摄的《抬头见喜》。现在不仅演戏，我的身份也变成了导演和制片人，负责两家公司的运营。
坚持温暖与现实
许多人问我，既是演员，又做导演，还是两家公司的管理者，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跳跃，是否困难？我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的难的，就像电脑的程序，互不影响。头两年比较拼命的时候，我常常一边演戏一边布置下一个镜头，也许还流着泪呢，就一边哽咽一边说“来，机位摆在那儿”，除了身体有点累，这并不影响我的判断。
电视剧市场永远都在走两条路，一条贴近观众，譬如小人物的家庭戏；一条抓热点，譬如前阵子的穿越剧。穿越剧现在被叫停，家庭戏则往往并不反映温暖，而是把人性撕裂，好像亲情再也不重要了，一家人为了利益，都撕去了面具，斗得血淋淋的。可能老百姓也愿意看，毕竟生活中也常有残酷事发生，但我觉得这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
这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但幸福感降到史上最低。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出问题了，不再向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良善的东西，而是追求个人利益、自我中心，所以才出现了坏了的馒头加点颜色再次出售这样的事情。每个人都在抱怨涨价，唯独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准也在提高。
所以我愿意拍《养父》这样的小人物戏。我饰演的小人物，生活并非一切如意，但总是乐观、豁达、容易满足。这满足不是靠金钱、物质来衡量的，而是用快乐，自己快乐，也感染着身边的人。正在拍的这部《抬头见喜》，仍然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电视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私心、小毛病，但这不妨碍他们的可爱，总之，这是一部温暖的戏。我常想，我们不应该要等到人都去世了才来拍戏表彰，譬如焦裕禄、孔繁森，为什么不能在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的时候就把他们挖掘出来呢？这不是该我想的事，但我常常想到这个，所以才要坚持拍一些温暖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
最近会听到一些导演抱怨演员片酬太高的传闻。现在什么都在涨，包括房价、墓地价，票房、收视率、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也在涨从更大的视角看，涨是件好事，证明社会经济在发展，只不过圈子里有些人，不懂什么叫和谐。拍影视剧，大家是一个共生的群体，如果都互相抱怨，产生不和谐的声音，对整个行业是伤害。我常跟自己说：不要抱怨审查制度，也不要抱怨娱乐形态，只要我还在这个圈里干，那就努力。
运营两家公司，我希望公司的经营更多元化，但作为管理者，我倾向于保守。激进有其空间，只要冲出来就能大火，正如这两年的电视剧市场，总有一两个人冲出来。这也会让我们考虑：为什么我们不能拍但别人却拍了还通过了呢？但再想，又觉得这并不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我真正想拍的东西不是这个。还是拍自己喜欢也擅长的吧，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常说，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快乐。王刚说我“是个没意思的人”，我倒觉得他应该感激身边有我这样的朋友，否则他天天买古董，哪有那么多钱？是我帮他做项目、让他拍戏赚钱之后再去买古董，哈哈。说我“没意思”也有道理，和他们相比我的生活更单调一些，但即使他们看不上我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羡慕他们的。我自己觉得有意思就好，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已经给我足够的快乐。最近在拍《抬头见喜》，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六点半就到拍摄现场，直到晚上十点半收工。每天如是，从未抱怨，挺快乐的。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考虑过把公司上市，我常说“野心大了去了！”国立常升在制作方面有一定实力，华谊上市之后，许多人找我谈过上市的可能，越谈就越膨胀。但这拨潮涌过去，我很快就清醒了：现在正是我最舒服的状态，不用努着劲想上市，而是和公司一帮人，好好拍些戏。一年能做一个项目就做一个，赶上有好剧本就做两个，没有好剧本，两年拍一个也行。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急躁，不烦闷，最好，何必用上市来把自己驱逐到一个更繁忙的境地呢？
“炮灰”的坚持
表演是一个技术活。一部电视剧三十几集，不能从头到尾都使劲演，大到哪些地方该使劲、哪些地方该放松、哪些地方该放弃，还有如何和对手配合，小到如何流眼泪—什么时候该流，什么时候不该流，在哪个节骨眼上让泪珠正好掉下来，都是技术。要靠努力，也要靠悟性。
每个演员都有其观察了解生活的方法，我也一样。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拍戏，拍不同的戏，要求你去了解不同人物的状态，体察角色时，周边所有人都是素材，甚至可以调动几十年前的经验。演员要把自己的资料库充满，但如何充满，或者说，如何保证自己“接地气”，这是个技术活，其中细节是我演戏的秘笈，不打算传授。
我相信演员是一个展示全人格的行当。有的演员不演负面角色，因为角色会影响他的性格，但我恰恰相反，我可以演王八蛋，但这并不代表王八蛋的性格会影响我的价值观。演员只是我的一份职业，我扮演角色，但角色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什么角色是我禁忌的。
时代会给每个人打上烙印。相比年轻一辈的演员，我们这代演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炮灰：那么的努力，努力修行、努力演戏、努力恪守着“要想演好戏先要做好人”的戒律，到可以出成绩的时候，却发现年轻人可以一夜成名，甚至一条负面新闻就可以爆红。这是个很大的冲击。
但我想，当80后、90后老了，当他们教育后代时，会比现在的我们说得更多。我们顶多说“要努力”，他们除了“努力”之外，还会说“要坚持，不坚持的话，你获得的东西将会很快失去，太容易得来的，都是虚的。”这个时代出了很多问题，但我想，一些看似古老的价值观，值得坚持。
时代的进程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情。就像我之前不喜欢年轻人来采访我，动辄“说说您的过去”，我心想我的过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一代代更换，熟悉我的那一代记者已经退休，年轻的记者也许他们感兴趣的是现在的娱乐噱头，我是老古董了，要采访我还要做功课，聊起来还可能话不投机这都是时代的进程，我接受。所以我佩服那几位和我同时代的演员，能在变化的时代中坚持下来，做到今天，靠的是对这个行当衷心的热爱，以及永不停息的勤奋。
也许我这辈子生下来就该做这行当，它给了我一切，比如我的自信、执着、荣誉，甚至孤独。十年前，我们跟陈宝国、陈道明经常一起玩，打打小麻将。我们家住在21层，打到午夜就没电梯了，就不走了，一夜一夜坐在那儿聊天。现在好不容易打个电话，还是助理接的。葛优总说，老了以后咱们都得在一块啊！这种话，特别温馨。
我一直在想生活本身是为了什么。《五月槐花香》里面，张铁林演的范五爷有句台词，“活着有意思，活着看着，看着活着，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挺有哲理的，有意思和没意思，其实就在一念之间。觉得没意思的人一定认为自己活得不如意，但“如意”的度到底在哪儿呢？把它调得高一点，现在就是不如意；把它调得低一点，现在就非常如意。想明白这个道理，我就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
有时我会想起和我一起上学的那些人，许多名字我至今记得，但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呢？也许在某个小城默默无闻，也许已经下岗。我能有今天，已经得到得太多，付出多一些，也是应该的，负面的东西，也本该是生活的一部分。几年前我皈依，相信所有事都是原本要发生的，发生了，就去面对。
我理解的幸福，就是舒服，不光自己觉得舒服，周边人也都舒服。它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什么时候你问别人“你幸福吗？”，得到的回答超过六成是“我很幸福”，那才真正到了一个幸福时代。
关于电视剧《中国1945》
电视剧《中国1945》我是总导演，也饰演蒋介石一角。之前我没有做过像这种主旋律的戏，这次尝试学到很多东西。有时候我们总是想以自己的情感以及对戏剧的理解，去拍一部主旋律的历史戏，考虑故事怎么才好看、人物如何更丰满，但到了真正实施时候，发现这些想法在历史事件面前，都显得很单薄。
经过不断摔打，我们明白了，应该拍这样一部戏：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共两个阵营关于谁能把中国从战争泥坑中拉出来所进行的较量。1945年开始，中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短短四年，蒋介石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在八路军面前土崩瓦解，这段历史让人明白，武器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种信仰—一群向往另一种生活的人所进行的热血奋斗。如何呈现当下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是这部戏所探索的。
和其他主创人员比起来，我的准备工作比较弱，到真正研读剧本时才发现，有许多事不容忽略。比如原子弹哪天扔在长崎、哪天扔在广岛，日本哪天投降，投降之前内阁又发生了什么事，局势对重庆谈判的影响，蒋介石发出第一封电报的时间这些不容任何误差。开拍之后，关于这些细节也出过差错，譬如戴笠的军衔，有本书叫《军统戴笠》，书中戴笠照片上，肩上挂着中将军衔，拍摄时以此为准。后来发现，戴笠是死后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因为毛人凤是少将，没人能高过他。那这张中将军衔的照片哪儿来的？找过各种各样的资料，才知道戴笠曾给自己授予中将衔，但国防部并没有授予，他参加活动时从来只穿西服不穿军装，因为军衔太低了。
恍然大悟之后，我们必须重新拍。还有一些类似的错误，我们都尽力改正或弥补，希望所有的情节都不是无中生有的。
曾经我也很矛盾，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是个失败者，但当时的他毕竟是一国领袖，这期间的分寸如何拿捏？不能因为他是领袖就给他一个英姿飒爽、昂首挺胸的形象，也不能因为他最终是个失败者，就给他一个丧气的形象。在1945年，他把很多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却也始终无法完全信任外国人。他也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希望独霸中国。而后我想明白了，这部戏的主要内容，是塑造毛泽东所代表的共产党阵营在重庆如何大智大勇，使中国尽快从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蒋介石只是一个阵营中的领袖，并非全戏的主角。
他的回答是：走到你的最后一步。张国立今年56岁了。他依然一步步地演着，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收工，勤勤恳恳，从不迟到亦从不抱怨，
踏实和善一如某位你从小便尊敬的长辈。在他出演的数十部影视剧中，他总是个善良的人，
时而浮现奇思妙想，有充分的幽默感，并令人感觉安全。
没有那种天分充沛而后一朝成名的戏剧性，张国立的人生故事，既不跌宕起伏也不令人眩目，
但正是他以及他这样的人，让我们相信，那些传统的、老套的道理，譬如勤奋、譬如诚恳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是能带来积极的正面力量。
起步文工团
1955年，我在天津出生，后来在北京长大，七岁全家又搬到了陕西。读初二那年，我顶着哥哥的名义到贵州凯里当了铁路工人。
那时我们休“大礼拜”，两个礼拜休一天，每逢休息我就一早起床，步行十公里去看父亲。有次看到父亲在烧锅炉，到了时间还没烧开，父亲之前的一个司机就给了他一桶柴油，想混在煤里烧得快点。但被人看见了，就骂那司机。我拿着通火条子就冲过去了，如果不是父亲死命抱住我，那人就被我捅死了。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父亲后来跟我讲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还教育我说，别人说你你就不要说话。我本性不算活泼，这件事之后就更加沉默了。
不到十八岁，文工团工地战宣队找到我，说我普通话不错，想让我进队当报幕员。我最初不愿意去，父亲说你一定要去，能让你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明我已经没问题了，很快就要“解放”了。我这才意识到这对父亲来说意义有多重大。
我的演艺生涯，就在铁路文工团起步了。除了报幕，还唱小合唱，跑京剧龙套，负责灯光、拉大幕什么活都干过。回想起来，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给了我许多养分。拉大幕也不容易，几声锣起，要走得快还是慢，谢幕时刻的拿捏等等，都有讲究。我懂了什么事要做好了都不容易，也有了平常心来面对这个圈子的功名。
那时文工团走到哪里，哪里就像过节。平地搭台子，或者八辆大板车对到一起，十里八村的人走上半天路也要来看。一次开演前，一个老师突然生病，我说“我可以”，整天在后台看，所有台词都能背下来了。结果演出效果不错，从此我就真正到了台前。
第一次拍电影是在1975年，做群众演员，每天早上4点起床化妆，等主要演员也化完妆，就坐汽车去片场。导演坐“嘎斯69”，一种苏联吉普，在前面开道；主要演员坐轿子车，紧跟其后；最后是我们这些群众演员，站在解放车上，一大队人马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在路上跑。那时电影还不是同期声，摄影机一响所有人都紧张，我听着那机器转动的声音却非常愉悦。一天拍四个镜头，晚上回来就开篝火晚会，朗诵诗歌。那时的心情美极了。
1989年我跟着一个考察团去了南极，也是因为一点私心。考察团刚到南极就遇到了冰崩，船头破了一个大洞，随时可能沉没。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扛着摄像机冲到船尾，拍下了冰崩时飘扬的国旗。船长要求人员撤离，我还扛着摄像机，就看到一个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党员”，都不肯先走我眼泪立刻流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在影视作品之外看到这种情况。我跟船长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要求留下。140天的南极之行，人生态度都不同了，回来之后觉得，生命才是最可贵的，其他都不重要。
33岁那年，我放弃一切，和邓婕一起来到北京，从头开始。为了房租，开始四处奔波。第一次进首都剧场，是演《朱丽小姐》，看着这么大一个剧场，我告诉自己：安静。上台了，那几个小时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很多时候不知道台词到底说了还是没说，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但别人都说特别好。曹禺老先生也来看戏，看完约我到他家，给我写了幅字，至今还挂在我工作室。他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
因为《朱丽小姐》，我获得了“梅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这是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奖项。但那段时间我的生活称不上如意。刚刚经历一场婚变，我两手空空；邓婕已经演过《红楼梦》，大红大紫。有时她说“你没有烟了，我给你买烟去”，我都会觉得心里很痛，因为，我怎么连个烟钱都没有。
我给电影配过音，也做过广告片和MTV导演，到1994年时已经小有成绩。但我一直还是想演戏。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让我重回影视圈，那之后片约开始不断。拍了四部《康熙微服私访记》、四部《铁齿铜牙纪晓岚》，走到哪儿都有人叫我“皇上”。但我依然喜欢饰演小人物，譬如《金婚》《亲兄热弟》那种家庭题材的故事，以及正在拍摄的《抬头见喜》。现在不仅演戏，我的身份也变成了导演和制片人，负责两家公司的运营。
坚持温暖与现实
许多人问我，既是演员，又做导演，还是两家公司的管理者，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跳跃，是否困难？我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的难的，就像电脑的程序，互不影响。头两年比较拼命的时候，我常常一边演戏一边布置下一个镜头，也许还流着泪呢，就一边哽咽一边说“来，机位摆在那儿”，除了身体有点累，这并不影响我的判断。
电视剧市场永远都在走两条路，一条贴近观众，譬如小人物的家庭戏；一条抓热点，譬如前阵子的穿越剧。穿越剧现在被叫停，家庭戏则往往并不反映温暖，而是把人性撕裂，好像亲情再也不重要了，一家人为了利益，都撕去了面具，斗得血淋淋的。可能老百姓也愿意看，毕竟生活中也常有残酷事发生，但我觉得这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
这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但幸福感降到史上最低。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出问题了，不再向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良善的东西，而是追求个人利益、自我中心，所以才出现了坏了的馒头加点颜色再次出售这样的事情。每个人都在抱怨涨价，唯独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准也在提高。
所以我愿意拍《养父》这样的小人物戏。我饰演的小人物，生活并非一切如意，但总是乐观、豁达、容易满足。这满足不是靠金钱、物质来衡量的，而是用快乐，自己快乐，也感染着身边的人。正在拍的这部《抬头见喜》，仍然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电视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私心、小毛病，但这不妨碍他们的可爱，总之，这是一部温暖的戏。我常想，我们不应该要等到人都去世了才来拍戏表彰，譬如焦裕禄、孔繁森，为什么不能在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的时候就把他们挖掘出来呢？这不是该我想的事，但我常常想到这个，所以才要坚持拍一些温暖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
最近会听到一些导演抱怨演员片酬太高的传闻。现在什么都在涨，包括房价、墓地价，票房、收视率、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也在涨从更大的视角看，涨是件好事，证明社会经济在发展，只不过圈子里有些人，不懂什么叫和谐。拍影视剧，大家是一个共生的群体，如果都互相抱怨，产生不和谐的声音，对整个行业是伤害。我常跟自己说：不要抱怨审查制度，也不要抱怨娱乐形态，只要我还在这个圈里干，那就努力。
运营两家公司，我希望公司的经营更多元化，但作为管理者，我倾向于保守。激进有其空间，只要冲出来就能大火，正如这两年的电视剧市场，总有一两个人冲出来。这也会让我们考虑：为什么我们不能拍但别人却拍了还通过了呢？但再想，又觉得这并不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我真正想拍的东西不是这个。还是拍自己喜欢也擅长的吧，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常说，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快乐。王刚说我“是个没意思的人”，我倒觉得他应该感激身边有我这样的朋友，否则他天天买古董，哪有那么多钱？是我帮他做项目、让他拍戏赚钱之后再去买古董，哈哈。说我“没意思”也有道理，和他们相比我的生活更单调一些，但即使他们看不上我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羡慕他们的。我自己觉得有意思就好，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已经给我足够的快乐。最近在拍《抬头见喜》，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六点半就到拍摄现场，直到晚上十点半收工。每天如是，从未抱怨，挺快乐的。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考虑过把公司上市，我常说“野心大了去了！”国立常升在制作方面有一定实力，华谊上市之后，许多人找我谈过上市的可能，越谈就越膨胀。但这拨潮涌过去，我很快就清醒了：现在正是我最舒服的状态，不用努着劲想上市，而是和公司一帮人，好好拍些戏。一年能做一个项目就做一个，赶上有好剧本就做两个，没有好剧本，两年拍一个也行。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急躁，不烦闷，最好，何必用上市来把自己驱逐到一个更繁忙的境地呢？
“炮灰”的坚持
表演是一个技术活。一部电视剧三十几集，不能从头到尾都使劲演，大到哪些地方该使劲、哪些地方该放松、哪些地方该放弃，还有如何和对手配合，小到如何流眼泪—什么时候该流，什么时候不该流，在哪个节骨眼上让泪珠正好掉下来，都是技术。要靠努力，也要靠悟性。
每个演员都有其观察了解生活的方法，我也一样。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拍戏，拍不同的戏，要求你去了解不同人物的状态，体察角色时，周边所有人都是素材，甚至可以调动几十年前的经验。演员要把自己的资料库充满，但如何充满，或者说，如何保证自己“接地气”，这是个技术活，其中细节是我演戏的秘笈，不打算传授。
我相信演员是一个展示全人格的行当。有的演员不演负面角色，因为角色会影响他的性格，但我恰恰相反，我可以演王八蛋，但这并不代表王八蛋的性格会影响我的价值观。演员只是我的一份职业，我扮演角色，但角色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什么角色是我禁忌的。
时代会给每个人打上烙印。相比年轻一辈的演员，我们这代演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炮灰：那么的努力，努力修行、努力演戏、努力恪守着“要想演好戏先要做好人”的戒律，到可以出成绩的时候，却发现年轻人可以一夜成名，甚至一条负面新闻就可以爆红。这是个很大的冲击。
但我想，当80后、90后老了，当他们教育后代时，会比现在的我们说得更多。我们顶多说“要努力”，他们除了“努力”之外，还会说“要坚持，不坚持的话，你获得的东西将会很快失去，太容易得来的，都是虚的。”这个时代出了很多问题，但我想，一些看似古老的价值观，值得坚持。
时代的进程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情。就像我之前不喜欢年轻人来采访我，动辄“说说您的过去”，我心想我的过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一代代更换，熟悉我的那一代记者已经退休，年轻的记者也许他们感兴趣的是现在的娱乐噱头，我是老古董了，要采访我还要做功课，聊起来还可能话不投机这都是时代的进程，我接受。所以我佩服那几位和我同时代的演员，能在变化的时代中坚持下来，做到今天，靠的是对这个行当衷心的热爱，以及永不停息的勤奋。
也许我这辈子生下来就该做这行当，它给了我一切，比如我的自信、执着、荣誉，甚至孤独。十年前，我们跟陈宝国、陈道明经常一起玩，打打小麻将。我们家住在21层，打到午夜就没电梯了，就不走了，一夜一夜坐在那儿聊天。现在好不容易打个电话，还是助理接的。葛优总说，老了以后咱们都得在一块啊！这种话，特别温馨。
我一直在想生活本身是为了什么。《五月槐花香》里面，张铁林演的范五爷有句台词，“活着有意思，活着看着，看着活着，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挺有哲理的，有意思和没意思，其实就在一念之间。觉得没意思的人一定认为自己活得不如意，但“如意”的度到底在哪儿呢？把它调得高一点，现在就是不如意；把它调得低一点，现在就非常如意。想明白这个道理，我就踏踏实实把眼前的事做好。
有时我会想起和我一起上学的那些人，许多名字我至今记得，但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呢？也许在某个小城默默无闻，也许已经下岗。我能有今天，已经得到得太多，付出多一些，也是应该的，负面的东西，也本该是生活的一部分。几年前我皈依，相信所有事都是原本要发生的，发生了，就去面对。
我理解的幸福，就是舒服，不光自己觉得舒服，周边人也都舒服。它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什么时候你问别人“你幸福吗？”，得到的回答超过六成是“我很幸福”，那才真正到了一个幸福时代。
关于电视剧《中国1945》
电视剧《中国1945》我是总导演，也饰演蒋介石一角。之前我没有做过像这种主旋律的戏，这次尝试学到很多东西。有时候我们总是想以自己的情感以及对戏剧的理解，去拍一部主旋律的历史戏，考虑故事怎么才好看、人物如何更丰满，但到了真正实施时候，发现这些想法在历史事件面前，都显得很单薄。
经过不断摔打，我们明白了，应该拍这样一部戏：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共两个阵营关于谁能把中国从战争泥坑中拉出来所进行的较量。1945年开始，中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短短四年，蒋介石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在八路军面前土崩瓦解，这段历史让人明白，武器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种信仰—一群向往另一种生活的人所进行的热血奋斗。如何呈现当下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是这部戏所探索的。
和其他主创人员比起来，我的准备工作比较弱，到真正研读剧本时才发现，有许多事不容忽略。比如原子弹哪天扔在长崎、哪天扔在广岛，日本哪天投降，投降之前内阁又发生了什么事，局势对重庆谈判的影响，蒋介石发出第一封电报的时间这些不容任何误差。开拍之后，关于这些细节也出过差错，譬如戴笠的军衔，有本书叫《军统戴笠》，书中戴笠照片上，肩上挂着中将军衔，拍摄时以此为准。后来发现，戴笠是死后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因为毛人凤是少将，没人能高过他。那这张中将军衔的照片哪儿来的？找过各种各样的资料，才知道戴笠曾给自己授予中将衔，但国防部并没有授予，他参加活动时从来只穿西服不穿军装，因为军衔太低了。
恍然大悟之后，我们必须重新拍。还有一些类似的错误，我们都尽力改正或弥补，希望所有的情节都不是无中生有的。
曾经我也很矛盾，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是个失败者，但当时的他毕竟是一国领袖，这期间的分寸如何拿捏？不能因为他是领袖就给他一个英姿飒爽、昂首挺胸的形象，也不能因为他最终是个失败者，就给他一个丧气的形象。在1945年，他把很多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却也始终无法完全信任外国人。他也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希望独霸中国。而后我想明白了，这部戏的主要内容，是塑造毛泽东所代表的共产党阵营在重庆如何大智大勇，使中国尽快从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蒋介石只是一个阵营中的领袖，并非全戏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