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0年前的非典，钟南山是个绕不开的人。
　　非典后，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建了一座30层高的病房大楼，楼顶是医疗救护直升机的停机坪，那是为了紧急抢救危重病人之用，楼里有太空舱一样的低压隔离病房——那是为了应对重大呼吸道传染疾病专设的。
　　钟南山办公室在29层的一个拐角，窗外是珠江，茶几上放着本《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是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的总医官，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非典之前，钟南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哮喘、慢阻肺等肺部疾病上，10年前的那场疫情，让他开始关注流行病学。
　　生于医生世家，父亲是中国现代儿科学创始人之一钟世藩，做医生显得顺理成章。在北京医学院读到三年级，去参加全运会，打破了当时400米栏的全国纪录，然后回校，再然后，就是“文革”、下乡。1966年3月，在胶东半岛的乳山县，受到当地农民一致好评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钟南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个月后，从广州传来消息，他的母亲在被揪斗、批判后，跳楼自杀了。终于回广州并，为一名医生时，他已经35岁了，临床经验几乎为零。从医之初，他只有父亲的一个忠告：“不要讲空话，做诊断必须要有事实依据。”
　　那是在1971年。根据他的传记，“1971年，毛泽东主席得了慢性支气管炎、肺源性心脏病。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医疗系统开展对慢支炎的群防群治运动。”那个年代的群防群治运动很多，比如，发现了青蒿素的523计划，而更多的一些，一窝蜂也就过去了。今天，回顾那个年代，他认为：“我的观点是，学术的活动不能采用运动式的，当然，特定的条件下，也可采用。”
　　那时候，临床上还不太得心应手的钟南山被选入了广医一附院的这个“上级任务”性质的医学研究小组。他在这里做得不错，1978年的科学大会上，他和同事关于慢性支气管炎诊疗的论文就获得了国家科委的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三十多年后，这个群防群治运动兴起的小组变成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有：突发性重大呼吸道传染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炎（COPD）。后者是与空气污染和吸烟相关的一种肺病，根据世卫组织预测，到2020年，COPD可能将成为致死率排名第三的疾病。而对于前者，10年前面那场突如其来的重大呼吸道传染病时，作为这个研究所的所长，钟南山直斥相关部门在撒谎，“（疫情）根本就没有控制，”他说，“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10年后，这位当年意气风发的医生声音低沉，语速很慢，他说，“现在老了嘛。”今年，他77岁了。
　　对10年前的那场疫病，这位医生更习惯称其为“SARS”，他说，最初的最初，关注这种疾病，只是因为好奇心，病因很难找。
　　对这种没找到病因，抗生素又无效的病，一个治疗方案是使用激素——激素治疗的目标不是病毒，而是全身炎症反应以及肺渗出和损伤过程，那是一种救急的药物，副作用很大。10年后，激素的使用变成了争议的焦点，因为很多当年被救回的非典病人正在被激素的后遗症所困扰，最严重的那些，可能面临股骨头坏死。对这个问题，钟南山没有回避，他说：“使用激素要遵从3R（ight）的原则，正确的时机、正确的病人、正确的剂量。”在《钟南山传》中，一批当时的医务人员回忆：究竟是该用抗生素还是激素治疗SARS的问题，最初的原则是医生自己选，认为用抗生素有用就用抗生素，认为激素有用就用激素，后来发现，抗生素是没用的。抗生素无效才用激素。呼研所第一个使用激素进行治疗并痊愈的吴华医生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医院十几个医务人员使用激素治疗，并没有遇到什么后移症。”在前几天接受《南方日报》的采访中，钟南山说：对那些非典后遗症患者，“成立关怀基金我是赞成的。”他说，“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最后，问他如何看待这10年来的名声？沉吟了一会儿，他回道：“有了这个声誉，讲话要更慎重点。另外，有了这个声誉，可能办事要更方便点。”

正确的统一口径，关键是尊重事实

　　人物周刊：非典是您第一次涉足流行病方面吗？
　　钟南山：差不多吧。不过，对流行性感冒，我并不是没经历过。1957年，我在北京上大学，就发生过一次大流感，那时候我们班230个人，一百多人染上了那场流感。那是自1918-1919年大流感以来最大的一次。对那次流感的死亡率，我没有看过统计数字，我身边的朋友没有死亡的，但那场流感席卷全球，规模很大。
　　人物周刊：对于SARS，我听到国外有些声音几乎锁定了中国是下一次大流感的发源地和主疫区。他们的一个依据是：亚洲没有经历过1918年的大流感，所以对流感病毒比较易感；另一方面是担忧中国的动物养殖环境和消费环境，尤其是吃野味的习惯，比较容易创造出厉害的新型病毒，您怎么看这些观点？
　　钟南山：第一个原因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原因提到了动物，那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三十几年来，人畜共患的疾病占了一半以上，AIDS就被怀疑是来自非洲的黑猩猩，目前尚无证据，但同样没有证据可以推翻这个推测。果子狸也确实可以被传染上SARS，又可以把病毒传染给人，所以，不吃果子狸是对的。到现在为止，广东人吃野味这事儿，我是不赞成的。
　　人物周刊：您在2003年4月的记者发布会上说：“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这是与当时权威的声音——“病情已得到控制”，完全相异的一种信息。我这里有个问题，宣布这种消息时，如何把握让公众做好准备与避免恐慌之间的度？ 　　钟南山：当时我这么讲，主要是针对有关部门而非针对老百姓的。有关部门的一些东西，过去比较多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病情事实上在传播，而且当时没有药可以控制……当时的有关部门并没有对这个病给予高度重视，也并没有很好地向公众讲清楚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我觉得，要是为了避免公众恐慌一直都不说，等到病的死亡率大大增高时，公众再知道的话，他们会更恐慌。
　　人物周刊：在这类事情时，中国一直有个“统一口径”的说法，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钟南山：统一口径是正确的，它是个好东西，但如果统一在不正确的口径上，它就不是个好东西。从来都应该统一口径，比如传染病的口径就包括：病源、病因、如何对待、如何处理、大家各自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要统一在正确的口径上。正确地统一口径，关键是尊重事实。

再来一次非典，不会大规模地传染

　　人物周刊：非典时，您振臂一呼，“让重病号都到呼研所来吧”。当时是不是没有应急预案？今天有了这种应急预案吗？
　　钟南山：当时没有，现在已经有了，比如广州的第八人民医院就是个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发生这种大型疫情时，病人的主要收治医院）。我的看法是，对这种重型的传染病，一旦发作起来，应该有一部分医院负这个责任，这些医院中，有相应的防护、隔离设备等等。现在有些医院配备了，但不多。

　　人物周刊：再来一次非典的话，我们可以放心吗？
　　钟南山：我不认为再来的话，会像SARS一样大规模地传染。因为现在国家已经达到了高度的警惕，一旦有这种集群性的类似症状疾病的发作，很快就会去寻找原因，发现病源，为找疫苗打下基础。而且，这类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大都差不多，很迅速的隔离、检测，都可以切断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人物周刊：2011年的甲型流感，最后好像我们很幸运地发现，那只是虚惊一场。但您也曾表示过：“我最反感重症甲流患者死亡后既不检测也不报告的做法，这绝对招来更严重的后果。”能谈谈说这句话时的背景吗？
　　钟南山：我说这句话的背景是，我的学生全国都有，他们在各地的ICU工作，我经常向他们了解他们单位收治甲流病人的情况，有一些（医务人员认为）几乎就是典型的甲流症状，但当地的相关部门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清楚……我知道有少数地方的卫生干部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带头。”

社会和公众还有政府、媒体对医务人员的偏见

　　人物周刊：很多人认为，非典时期是医生最受尊敬的时期，但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时，您曾举过一个例子，同一张报纸的同一个版面上，一篇在描述医生是如何抢救SARS病人的，另一篇就是讲医生怎么样拿回扣。您怎么看今天的医患关系？
　　钟南山：医患关系还是很紧张，没有多大改善。我前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到，我这10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当时就回答，最大的遗憾就是，社会和公众还有政府、媒体对医务人员的偏见。
　　人物周刊：偏见的成因？
　　钟南山：最主要的成因是体制。老百姓要掏很多钱去看病，而医院是要靠收入来维持。我国的医疗体制在被推向市场之后，医疗公益性减弱、政府投入减少，病人看病都要自掏腰包，这些因素把医生和患者推向了对立面。
　　人物周刊：《柳叶刀》原来有篇文章，说中国医改的关键是公立医院的改革。
　　钟南山：三甲医院。我们现在总结起来，三甲医院要做什么？一.要研究，解决疑难杂症；二.要做很好的研究，让治疗的关口前移，也就是预防；三.大量做好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让大部分病人可以在基层医院解决。但这3条做得越好，医院就越没饭吃。
　　比如疑难病，四五个科，至少四五个专家，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看一个病人，即使病人看好了，算下来，人均产值很不划算。多发病、常见病，基层医院都看好了，就没人到三甲医院了。这样的话，医疗改革做得越好，医院的收入越差，所谓的医改深水区就在这儿。
　　人物周刊：如何解决这个冲突？
　　钟南山：最后还是要走西方的路，公立医院真正要公立。真正公立之后，他才能有心思去做（那些减少了他工作量的）研究，去做（那些把病人往基层医院推的）培训——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工资。现在我们的医生是看得多赚得多。
　　这个体制我不指望它很快能改变。原来是50%多病人自己掏，现在是30%多。这些怨恨就被移到了医务人员的身上。
　　人物周刊：如何改善？
　　钟南山：最根本的，该增加医疗方面公益事业的投入。现在的投入大概不管怎么算，都不超过GDP的6%。这几年的财政预算，偏偏就没有对卫生的投入比率。
　　人物周刊：最近的新闻报道说，有些地方在试点“先看病后付钱”的方式，您看好这个方式吗？
　　钟南山：现在的情况下，这样推动的话，会给医院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被动。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很多病人根本就付不起，所以今天这么干，很容易导致医院没法生存。这个方法本来是应该的，但你要看现实。我认为现在推广这个，不现实，在目前来说，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