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日战事正酣，浙江大学南迁至江西泰和。马一浮从杭州避寇亦来此地，浙大校长竺可桢遂设国学讲座，请马一浮讲学。
　　马一浮何许人也?近代大潮激荡之下，儒家一脉最后溅起三朵浪花：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据说，梁以笃行胜，熊以思辨胜，马以学问见识胜。最闻名的桥段，要算梁与毛公当堂对阵，幽幽道出一句“匹夫不可夺志”。另两人遭际并不逊色，而知者寡。熊在上海见陈毅，当场大放悲声，“吾道不传啊”。彼时的文化政策之一就是要把遗老们养起来，等人死了，东西自然也就绝根了，连改造的力气都省了。
　　苏联领导人来访，不知从哪打听到马的名字，执意登门探访，问其每日做什么，答曰“读书而已”。当红卫兵把马一浮的字画书籍尽数毁抢，老人要求留下一方砚台写字用，当场被抽一记耳光，马只感慨“斯文扫地，斯文扫地”。红卫兵当然不知道，中国的第一本德文原版《资本论》，就是挨抽这位老马从德国带回来的。
　　要论马一浮的博学，仅举一例——李叔同曾对他的学生丰子恺说：“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与那个年代杰出的中国知识人一样，线装书读得多已经不稀奇，马先生留学美日的经历自不待言，且英、法、日、德、拉丁文皆通。
　　不知浙大诸生是否曾暗自庆幸。要知道，蔡元培曾以北大文科学长相邀，马一浮回之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遂不行。马一浮在浙大的讲稿集成一册《泰和会语》刊布于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代表作。
　　当是时，黑云摧城，马先生单拈出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赠浙大诸生。先生直言，“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真有地动天倾，赖以柱其间的气象。
　　“国家方当危难之时，其需材也亦亟矣。诸生思求服务之志亦勤矣。诸生但求无负其所学，而不期于必用。斯其在己者重，而在人者轻。无失志之患，而有进德之益。在艰苦蹇难之中，养成刚大弘毅之质，其必有济矣。”以上所赠浙大诸生寥寥数语，检索其后中国知识人自求有用于国家、民族的经历，让人感慨无限。
　　国难当头，如今欲问“如何立国致用?”先生则告之曰：“汝且立身行己。”管他什么政治立场，强分什么左右派别，先要把人做好了，何愁民不生、族不存、国不立?!
　　对比梁漱溟“吾曹不出苍生何”的自负，马自谦一介书生，难当大任。终生只做读书的隐士，发愿刻书，多刻一本，即是为中国文化多留一颗火种。
　　说到底，一个民族除了有别于人的本族群的文化与心理积淀，怎么可能与另一群人相区别呢?某个主义并非中国的文化标签，而某个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存活壮大，倒有中国的文化酵素，是亟待清理的文化现实。
　　生存环境与政治话语的逼迫与塑造之下，今日的民族主义者几乎沦为政治激荡的产物，日益单薄却旺盛地生存着。要知道，在信息之网上的交流与碰撞之前，“我”已经先于这一切而存在了。“我”有我之所思所爱，不愁别人不了解，但求自己身上真的有值得人了解之处(“不患人不己知，求为可知也”)。被丢失的“我”，不是只能在文化中安顿下来吗?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或者仅是利益一致的群体，这样的所谓民族对心灵来说，有何吸引?
　　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而人性互为渊薮，只敢求一消极自由，令人悲而不暇。或如马一浮遍览中西之后所悟：六艺该摄诸学，西学亦统于六艺。实因一切学术皆发于心，六艺实由吾心流出。初看惊其狂妄，而后渐觉其心，乃是人类中另外的一小撮，语默之间，目光遥迢。
　　物来顺应，循于理，不着于私。而有人或要跳将出来高声质问：谁来判断是否循于理，如何避免不落入独断专行，不自命真理在手而强暴他人?学得前辈样子，且回他：汝但去做，做到需分辨处再提这层意思，自有了断。或许终身照此行事，而终身未遇需辨明此一分别的境地。终身受制于此，而遂终身不行此道。若循理解释，先儒之学立身在一“诚”字，不能分辨处反心自问即可；再穷究下去，文化根子上便是相信性善，相信人人皆有自我完善的可能。苟如此，选民的素质，也就成不了民主难行的借口了。
　　置身中国，稍有聪明，复沾染经济学习气，动辄以“理性经济人”、“自利人”论说处世，怎一俗字了得。自由主义也好，社群主义也罢，说到底是人群里的学问，聚众之群，难行深邃之理，不过是要保证最坏最傻的那两个人不出什么纰漏，你吃肉时我也能喝汤，最终为货币的增值与分配开路。
　　天忽落雨，那先落的、后落的，俱入天地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