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彰显了中国昂然崛起的恢宏气势，生动诠释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在群众游行队伍里，在高高举起的众多开国元勋的肖像画中，我一眼就认出了我的爷爷萧克。他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爷爷的画像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与他一起生活时的日子里，他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共产党人的初心

　　1907年，我爷爷萧克出生于湖南嘉禾。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爷爷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黑暗中度过的。16岁那年，在土豪劣绅和军阀匪盗的交相迫害下，爷爷亲人被杀、家道中落。面对家中的悲惨境遇，爷爷没有就此消沉，而是顽强地通过半工半读咬牙坚持着学业。得益于几位进步教师的引导，他接受了三民主义救国思想。在国恨家仇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爷爷毅然离家，仅凭一张手绘地图，孤身一人翻山越岭来到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广州，投身到滚滚革命洪流中。

　　爷爷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他在叶挺同志麾下担任国民党籍的连指导员。那时在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但经过北伐战争，广大官兵心中已有了一把无形的尺子：部队里如果某人作风过硬、工作负责、战斗勇敢，那十有八九就是共产黨员。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活动甚嚣尘上，三民主义的救国梦想在爷爷和许多共产党人的心中业已破灭。后来，在连长、共产党员郑鸣英的引导启发下，爷爷读了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等书，受到了马列主义进步思想的熏陶，心中的理想火种被重新点燃。
　　爷爷直到晚年都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那是在东征军回师武昌途中，郑鸣英告诉爷爷，党组织接受了他的入党申请。随后，他带爷爷来到团部的一间小屋，没想到，营长和团参谋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原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一面小小的红旗在爷爷面前徐徐展开，爷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一个月后，南昌起义爆发了，那时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还没有经验，起义军撤离南昌，转战广州，屡战屡败，溃不成军。这是一场大浪淘沙的洗礼，一些曾经的长官和战友，后来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手，这其中，有统帅过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北伐名将，却中途引兵出走；也有昔日率领敢死队一举攻破北洋军武昌城防的勇士，却因阶级立场对立，鏖战之际临阵倒戈；更有曾经高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老党员，却在强敌面前止步退缩，继而投敌叛变，最后沦为汪伪汉奸……爷爷后来在《铁军纵横谈》一文中梳理了若干铁军人物的人生脉络，结论是：对一个中国军人来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从军报国梦想的唯一队伍。
　　爷爷所在的起义部队最后也在汕头附近被打散了。他忍着身患痢疾的病痛，拖着疲惫的身体，只身走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广州。但到了广州才知道，广州起义也失败了，昔日的革命圣地已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爷爷隐姓埋名，流落街头，曾沿街乞讨，也曾在路边替人写信聊以糊口，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生存下去，找到组织，拉起队伍，继续战斗！后来，爷爷几经辗转回到了革命浪潮正风起云涌的湖南老家，投身湘南暴动。
　　爷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这段经历，使我感受到了他所坚守的那颗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正是这颗初心，支撑着那一代革命者愈挫愈坚，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朝着心中的理想，继续前行。

革命军人的本色

　　爷爷的中国梦，落实在他的事业中，便是他和战友们孜孜以求的强军梦。他们的奋斗与献身使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从弱小走向强大，从挫折走向胜利。
　　从1928年湘南暴动期间组织农民武装，到历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等职，直至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爷爷始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军队的教育训练事业。
　　早在井冈山时期，爷爷的练兵、带兵才干便崭露头角。爷爷擅长将农民武装迅速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红军队伍，又能够在战败退却时通过心理疏导稳定军心、保全实力。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中。
　　1950年，爷爷主持颁布了人民解放军首套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队列训练是古今中外公认的行之有效的练兵手法之一，一个普通百姓正是通过严格的队列训练、内务管理和纪律约束，才得以在短短几个月内脱胎换骨，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我军自创建以来一直重视队列训练，这不仅是为了打造严整的军容军貌，更是为了培养革命军人所必需的思维方式。
　　我曾听爷爷说起过他们设计正步规范的往事。战争年代，我军的队列操典与国民党军同源。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首先考虑效仿苏联军队操典以制订自己的队列规范，但很快发现其风格不符合我们传统文化深沉内敛的气质和审美要求，于是，我军转而参考德军的规范，并根据中国人的体态和身材调整了踢腿和摆臂幅度。这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量身定制的正步，自国庆一周年在天安门前亮相至今，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张庄严而又靓丽的名片。
　　作为一名老兵，爷爷一生都保持着严谨的军人作风，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懈怠。例如无论穿什么衣服，他每一粒纽扣都要扣紧；睡觉前，脱下的衣服都要叠起来，按内衣、外衣顺序摆放整齐；在床前脱下的鞋子一定是鞋尖朝外，以便在暗夜中能迅速起身穿好；解放帽总是用他自制的木撑撑起存放，从无褶皱……在爷爷身边的日子里，对于这些细节，我已司空见惯，直到长大后，我才意识到，这份浸透到骨子里的革命军人的本色是多么令人敬佩。

文采飞扬的人生

　　爷爷出身于湘南农村一户清贫的书香世家，祖上世代以耕读为业。他小时候在父母的督促下，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读书习字之余，每当大人们吟诗作对、诵经讲史时，爷爷总会饶有兴致地站在一旁聆听。逢年过节，大人们写对联时，他总是热情高涨，主动帮着铺纸研墨。长此以往，爷爷不但熟读了四书五经，而且对文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西安事变后，爷爷在陕北读到了苏联小说《铁流》，小说讲述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逐步锻炼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队伍的故事。爷爷认为《铁流》是一部反映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要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就需要这样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
　　井冈山及赣南闽西时期，伴随着朱毛红军的成长壮大，爷爷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信念也在艰苦的征战洗礼下淬炼成钢。他深感这段经历比《铁流》的素材更为波澜壮阔，也更加引人入胜，于是便萌生了写一部中国版《铁流》的创作冲动，由此也催生了长篇小说《浴血罗霄》。
　　小说创作于抗战初期，那时八路军正在向着日寇的占领地区步步挺进。在纷飞的战火以及繁忙的战事中，爷爷见缝插针，常利用躲敌机的时间，伏在膝头奋笔疾书。当时躲敌机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多是在老乡挖煤的洞子里，所以不少人说，这是完成于煤洞子里的小说。从1937年5月到1939年10月，爷爷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在此后近半个世纪中，小说几经修改，还曾在政治运动中因受到批判而尘封多年，直到1988年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才最终得以出版，问世后更是广受好评，著名作家夏衍曾称其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的一部奇书”。

慈爱严厉的家长

　　我父亲出生时，抗战正进入最为残酷的相持阶段，年幼的父亲常随部队频繁转移，无法安顿下来专心读书，爷爷又常年在前线打仗，一家人难得相见。有一次部队出发前，爷爷把一张很大的草纸交到父亲手里，原来那是他熬夜用正楷写的3000个常用汉字，他对父亲说：“孩子，你把这些字全认下来，学会念、学会写，熟练掌握就能看书了。”说罢便又匆匆出发。爷爷走后，父亲比着这张纸，天天读、天天写，碰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奶奶，异常刻苦。后来，父亲在与我谈起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想，等把这些字都学会了，爸爸就能凯旋，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爷爷承袭了家传的书法传统，楷书、草书、隶书皆功底深厚，他自然也希望我们后辈可以传承这门技艺，把这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所以，我和弟弟上小学前爷爷就开始手把手教我们写毛笔字了。那时在爷爷书房的写字台前，总是摆着两张小木桌，我和弟弟一人坐在一张桌前描红字，宛若旧时私塾里的学童，爷爷就像教书先生，不时纠正我们俩的笔法。爷爷要求我们写字时做到“四正”——身正、纸正、笔正、心正。爷爷说，他小时候习字时，我的太爷爷也是这样要求他的。当初我还小，对爷爷的这套理论不甚理解，长大后，随着阅历的增加，才逐渐有所感悟：所谓字如其人，传统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修身养性之道，承载着丰富的人生体验，爷爷是希望我们在运笔行字间体悟这种刚正端直的气韵，塑造我们光明磊落的气度。
　　雖然后来我没有在书法方面有所建树，但闲暇时，点亮台灯，提起毛笔，爷爷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眼前，而身正、纸正、笔正、心正的教诲也如警钟长鸣，时常引导我在人生道路上把稳航向。
　　爷爷还常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直至一个人，没有一点精神不行。要振兴中华，精神一定要振奋。我要将爷爷的革命精神传递下去，传递给我的子子孙孙，传递给我们所有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