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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莫尔（1990）强调制度决定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或者破坏性活动中的配置。然而,企业家活动并不仅仅受到制度的影响,企业家通常也有助于形成制度,文章说明了企业家和制度的这种双边因果关系。企业家影响制度通常有三种方式：遵守现行制度的企业家活动通常能够打破现行制度的基础;企业家有时也可以规避现行制度,这会破坏现行制度的效力或者促进现行制度的完善;最后,企业家能够通过创新性的政治企业家活动直接改变现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