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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初，中美首轮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本轮对话关注的焦点不是外交分歧，也不是人民币汇率争端，而是能源问题。美方个别官员对中国外经贸政策横加指责，认为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以制成品换资源的“不平等贸易”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为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石油资源不惜与伊朗、委内瑞拉、苏丹等国发展关系，“罔顾道德”，通过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积聚实力，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此后不久。美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利伯曼在美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称。能源问题可能成为美中关系的最大“冲突源”，如中国只顾“锁定”自己的能源供给，将可能走上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道路。双方须立即就全球石油竞争问题展开直接对话，从而制定减少对石油依赖的国内能源和国际合作政策。美中两国21世纪进行能源合作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上世纪的美苏裁军谈判。
西方政治家的思路导向媒体的头脑和目光。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西方舆论绞尽脑汁，不时推出“中国推高国际油价”、正在进行“扩张”、其“巨大的能源需求将加剧国际和地区竞争和冲突”等论调，声称中国已对美日欧构成威胁。2006年11月初。北京冠盖云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40多位非洲国家元首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道，共商新世纪中非友好合作大计。在国际舆论的盛赞声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之音，西方个别媒体指责中国为经贸利益和能源供应而支持非洲“独裁国家”，充当其“保护伞”。破坏西方在非洲推行“民主”、“良政”的努力。
可见，在国际能源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能源战略高度关注。美英等国的基本态度是，如果中国通过国际市场购买石油，不影响既得利益国对油价的控制。且不削弱其在部分敏感地区的控制力，那么就可以“忍受”；但若中国以双边合作开发的形式获取石油，与其利益发生冲突，这些国家将做出激烈反应。目前，西方部分政界、学界人士把矛头指向中国经济能源政策有其深层含义：一是担心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会冲击这些国家的既得利益，挑战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既有的优势地位；二是想借题发挥，压中国让步，解决其现实经贸问题关切；三是抛出新版“中国威胁论”，妄图从理论上否定中国发展模式。对此，中国切不可掉以轻心。应及早着手研究国际国内能源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制定应对之策。
一直以来．我在外宣中强调的是中国能源的高自给自足率，这固然有一定说服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蛋糕的做大，能源消耗量的增加，单纯强调能源的自足似乎显得有些单薄，我应针对外界批评进行全面回应。
驳斥“中国能源需求增长过快引致国际能源供应短缺、油价上涨”的论调。
当前国际能源安全问题主要是和平时期的能源安全保障，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市场和价格风险而不是供应中断风险。也不是战争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石油总体上处于限产状态。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国际油市供应紧张的状况下稳步增加石油产量，如中国；但也有些大国不是开足马力生产，而是处于相对限产状态，保持相当高的石油剩余产能，如OPEC，其成员占有世界石油剩余可采储量的78．2％和产量的38．4％。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一直采取以限产保价为主导、问或采取增产控制市场份额的政策。其主要成员一直保有富余生产能力。尤以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为甚。随着能源需求迅速增长，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虽不断提高但仍低于许多消费大国，而且整体能源对外依存度比较低，中国新增的进口量远不至于改变世界石油供需的总趋势。西方政界、学界对中國能源需求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主要能源消费国维护本国既得能源利益的私心。
回应“中国能源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指责。
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尤其是人均消耗量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政府首先是眼睛向内，主要通过节能降耗、深挖潜力来解决供需矛盾。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同样为世人瞩目。2004年，中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比1990年下降了45％。“十一五”期间，作为一个约束性指标。中国的单位能耗将进一步降低20％。当然，2006年中国降低能耗工作不理想，但这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强调中国消费能源的同时追求生态和谐。
人类能源供应面临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资源约束，还有环境约束。从长远看。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或许会枯竭，但短期内，或者说是可预期的未来。能源供求的总体趋势为相对平衡，人类选择能源尤其是主导能源，更多是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目前人类之所以严重依赖石油，正是因为其在使用效能、价格及环保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各国围绕油气资源展开的激烈争夺，不单单是对当前供应相对紧张状况的担忧，更多则是出于战略考虑，未雨绸缪，尽可能多地积聚实力(在资源能源充足的前提下。中国与任何国家进行能源开发合作均不会对第三国构成任何威胁，更不会引致国际能源市场供应紧张)。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预期的新发现，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也许会在其产储量远未耗竭之前，就被更优质、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所取代。中国高度重视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优质清洁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由目前的7％提高到15％。“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已明确提出，未来20年中国走“能源消耗最少，环境污染最小”的发展道路，实行“节能优先、结构多元、环境友好、市场推动”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
客观地讲，中国在保护环境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一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中国承担着世界工业品相当大的加工份额。为此也付出了相应的环境成本。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保护环境的力度，逐步改善生态环境。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首次将环境指标列入国家发展纲要，表明了中国政府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西方政治家的思路导向媒体的头脑和目光。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西方舆论绞尽脑汁，不时推出“中国推高国际油价”、正在进行“扩张”、其“巨大的能源需求将加剧国际和地区竞争和冲突”等论调，声称中国已对美日欧构成威胁。2006年11月初。北京冠盖云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40多位非洲国家元首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道，共商新世纪中非友好合作大计。在国际舆论的盛赞声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之音，西方个别媒体指责中国为经贸利益和能源供应而支持非洲“独裁国家”，充当其“保护伞”。破坏西方在非洲推行“民主”、“良政”的努力。
可见，在国际能源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能源战略高度关注。美英等国的基本态度是，如果中国通过国际市场购买石油，不影响既得利益国对油价的控制。且不削弱其在部分敏感地区的控制力，那么就可以“忍受”；但若中国以双边合作开发的形式获取石油，与其利益发生冲突，这些国家将做出激烈反应。目前，西方部分政界、学界人士把矛头指向中国经济能源政策有其深层含义：一是担心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会冲击这些国家的既得利益，挑战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既有的优势地位；二是想借题发挥，压中国让步，解决其现实经贸问题关切；三是抛出新版“中国威胁论”，妄图从理论上否定中国发展模式。对此，中国切不可掉以轻心。应及早着手研究国际国内能源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制定应对之策。
一直以来．我在外宣中强调的是中国能源的高自给自足率，这固然有一定说服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蛋糕的做大，能源消耗量的增加，单纯强调能源的自足似乎显得有些单薄，我应针对外界批评进行全面回应。
驳斥“中国能源需求增长过快引致国际能源供应短缺、油价上涨”的论调。
当前国际能源安全问题主要是和平时期的能源安全保障，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市场和价格风险而不是供应中断风险。也不是战争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石油总体上处于限产状态。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国际油市供应紧张的状况下稳步增加石油产量，如中国；但也有些大国不是开足马力生产，而是处于相对限产状态，保持相当高的石油剩余产能，如OPEC，其成员占有世界石油剩余可采储量的78．2％和产量的38．4％。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一直采取以限产保价为主导、问或采取增产控制市场份额的政策。其主要成员一直保有富余生产能力。尤以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为甚。随着能源需求迅速增长，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虽不断提高但仍低于许多消费大国，而且整体能源对外依存度比较低，中国新增的进口量远不至于改变世界石油供需的总趋势。西方政界、学界对中國能源需求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主要能源消费国维护本国既得能源利益的私心。
回应“中国能源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指责。
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尤其是人均消耗量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政府首先是眼睛向内，主要通过节能降耗、深挖潜力来解决供需矛盾。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同样为世人瞩目。2004年，中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比1990年下降了45％。“十一五”期间，作为一个约束性指标。中国的单位能耗将进一步降低20％。当然，2006年中国降低能耗工作不理想，但这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强调中国消费能源的同时追求生态和谐。
人类能源供应面临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资源约束，还有环境约束。从长远看。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或许会枯竭，但短期内，或者说是可预期的未来。能源供求的总体趋势为相对平衡，人类选择能源尤其是主导能源，更多是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目前人类之所以严重依赖石油，正是因为其在使用效能、价格及环保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各国围绕油气资源展开的激烈争夺，不单单是对当前供应相对紧张状况的担忧，更多则是出于战略考虑，未雨绸缪，尽可能多地积聚实力(在资源能源充足的前提下。中国与任何国家进行能源开发合作均不会对第三国构成任何威胁，更不会引致国际能源市场供应紧张)。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预期的新发现，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也许会在其产储量远未耗竭之前，就被更优质、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所取代。中国高度重视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优质清洁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由目前的7％提高到15％。“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已明确提出，未来20年中国走“能源消耗最少，环境污染最小”的发展道路，实行“节能优先、结构多元、环境友好、市场推动”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
客观地讲，中国在保护环境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一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中国承担着世界工业品相当大的加工份额。为此也付出了相应的环境成本。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保护环境的力度，逐步改善生态环境。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首次将环境指标列入国家发展纲要，表明了中国政府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