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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底气才能创造辉煌的文化业绩。比如在出版思想、出版大家方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迄今仍然是百年中国的一座文化丰碑。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方面，曾经是中国这个传统国家向新世纪转变的思想探索者和开路先锋，有的还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出版正好经过了百年。按照30年一代人的话，100年恰好三代人。三代出版人有哪些不同?面由心生，从面孔上透出的气质，就是100年里出版人精神变化的标签。
第一代：虽身着长衫，但脸上充满文化的底气
用长衫勾画20世纪初叶的第一代出版人，再恰切不过了。张元济、陆费逵不用说，就是连三五好友办个小书店的知识青年，都是属于这一堆人里的。正可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这样一股精神气质，这一代出版人创造了一个个文化高峰，百年间迄今仍无人超越。
比如这代出版人面临国家危难之际或者转折关头，常常仗义执言，倾尽身心鼓与呼，就是在权势面前也丝毫不为所动，比如张元济在1948年9月23日出席中央研究院的会议时，当着蒋介石、何应钦的面指责国民党内战之不得人心：“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把国家好好地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并谢绝出席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招待会。
比如商务印书馆最初只有3750元资本金，张元济从1902年加入时商务印书馆也才不足5万元，此后经过广泛网罗人才，逐年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到1920年资本达到300万，使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印刷所发展成为拥有书店、印刷厂、东方图书馆、电影场、仪器厂、玩具厂、中学、小学、职校、函校的多种文化实体。按照购买力计算，1g20年的300万银元(1个银元等于1000元人民币)合计等于今天的30亿人民币，这个经营规模在当下中国近600家出版社里，能够超越此规模的还属凤毛麟角。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用自身经营所获利润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保存收购战火中流亡的古籍文献，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这种“存亡续绝”的历史责任，与中国传统几千年历史上那些不惜毁家兴业、麇田刻书的私人刻书家、藏书家、出版家，同属于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
再如原是官宦子弟的曾朴，与其儿子曾虚白创办真善美书店(当时的书店其实就是一个出版社)，其初衷来源于对法国文学的热衷，而倾其二三十年来宦囊积余的十万元到上海去H---家书店，决不想赚钱，类似今天有钱人的“玩票儿”，但目的是提高社会文艺价值与爱好文艺兴趣的风气。
当然，曾朴是清朝户部尚书翁同解的女婿，与维新派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常相过从，又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属于“有钱有势”的文化人。但也有一些没那么有钱的知识青年，如恽代英在武汉成立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在长沙组建文化书社、李大钊在北京组建新知识书社等，这样一些文化青年，他们在创办图书出版、销售机构时也有一股别样的精神气质。
无疑，这种境界来自于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使他们自觉站在时代的最高处从事文化启蒙、社会变革运动，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职业革命者，从而缔造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有文化的底气才能创造辉煌的文化业绩。比如在出版思想、出版大家方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迄今仍然是百年中国的一座文化丰碑。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方面，曾经是中国这个传统国家向新世纪转变的思想探索者和开路先锋，有的还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可以说，这一代文化人出版的不是图书，简直就是用文化之精髓孕育了一个现代中国!
第二代：有正气，但亦有官气
而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出版人，与上一代出版人相比，则完全是另外一番面孔。
新中国出版人来自于三个部分，一是解放区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出版人员，二是在“白区”“国统区”坚持图书出版的一部分，这部分包括原生活、新知、大众书店等在敌后开展文化宣传的党员、团员；三是建国后对大量民营、私营出版企业进行公私合营后的一部分文化人，这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以前两部分为主体组建了新中国文化出版的管理队伍，大量“延安干部”、“白区干部”成为新组建的各个文化出版单位的领导，或者成为业务骨干，三个部分构成文化出版的主体，当时也称为“社会主义的出版企业”。
在出版人员的待遇上，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序列，因此在各种文件里，一般把“编辑”称为“国家干部”，纳入国家干部管理序列，这就基本确立了出版人群体在新中国30年发展历史中的基本身份和政治地位。
出版人完全纳入了国家行政序列，大部分出版人属于“文化宫”。第二代出版人的来源构成以及“文化宫”身份，决定了第二代出版人的精神画像：在编辑组织选题、审读加工和出版物发行等方面都呈现了“官方”倾向，俚正襟危坐、行事呆板中却不乏一身正气。
比如，在编辑审读加工方面，突出表现在政治正确即可。比如出版决策以党的负责人的意见为主，排斥甚至忽视专家、学者意见，作者的政治身份成为第一标准，看人出书的现象严重。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这种唯政治正确的极左做法引起很大的抱怨。1957年5月16日、18日在文化部召开的文艺专家座谈会上，著名民间文学学者钟敬文发出了自己的怨气：他是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又是编辑委员会的常委，但他写的稿子不能在《民间文学》上刊登，编辑删改他的稿子也不征得他的同意。而刊物一些党的负责人的稿件可以不经过他的审稿就发表出来。一些文艺方面的领导，如邵荃麟、林默涵等见到他也不谈工作问题，关于《民间文学》的事，只是找下面党委负责人布置，而不找他这个负责人。连《民间文学》的领导关系由文联转到科学院的事，他都不知道。可见当时编辑出版领域的唯政治、唯党领导作风之盛。
曾经担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的陈翰伯，在1979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前30年编辑的一些过火做法提出了批评：“我们有一个出版社，三番五次地向作者单位要作者的历史材料，包括作者的父亲、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祖宗三代等等，把作者单位搞烦了，最后干脆一股脑儿把作者的一大叠档案都寄到出版社来，‘你们看着办吧’。这不是给出版社自己找麻烦吗?当然对于完全不了解的作者，问一问情况是应当的。但有的单位的回答可能是‘此人有名利思想’，‘此人走白专道路’，‘此人在生活上还有一些问题’等等，对于这些种种说法，可以听，但是最后还是要由出版社自己分析、研究，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参见《陈翰伯出版文集》第9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6月1版)由陈翰伯的这段话，可知在前30年里，编辑出版一本书需要政审，需要单位出意见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做法。
第二代出版人，因为特殊的文化地位，国家政治占据文化出版活动的中心，好像身着中山装的一代人，有正气，但也官气十足。
第三代：身着西装，但脸上充满了市侩气?
时光切换到21世纪的出版行业，在出版品种、发行数量以及新媒体、新技术、数字出版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文化出版所焕发的巨大活力，是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出版业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目前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大国到文化大国的复兴与建设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得到突出强调，需要包含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人，积极探索如何用文化强化政治和民族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的途径；如何用文化的力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和增强经济竞争力；如何用文化传播塑造和展现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与前两代出版人相比，第三代出版人具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无比广阔、自由发挥的舞台。
但与这个历史重任相比，当下出版人的精神趣味、文化品位却多有不相称(不是全部)。
比如，整个出版人关心出版的经济利益要比责任迫切，甚至不惜制造行业的“潜规则”来拉动图书销售，以带有明显欺诈嫌疑的手段获取利润。以“打榜”为例，即为了炒作一本新书，由出版者自己大量回购，以此获得各大书店、网络书店的零售排名，吸引其他不知内情的读者，跟风购买，最终带动销售业绩的提升。有些机构还洋洋自得地作为一种营销经验：假如一本新书定价20元，给书店的卖价是6折，然后又按全价从该书店回购500册，这一进一出的过程中，出版方产生的费用支出是4000元。但是通过打榜，这本新书可能卖了10万册，创造的销售码洋是200万元。4000元换来200万码洋，何乐不为?在“打榜”过程中，书店、出版机构、媒体联手合谋，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全行业联手的欺诈行为。连海外作者都对中国出版业的集体欺诈行为气愤异常。澳大利亚作家、两度获“布克奖”的彼得-凯瑞不久前来中国访问，他说起这事儿，义正辞严：“打榜”在那些图书出版发行市场成熟的国家，是绝对的丑闻，一旦东窗事发，不仅出版社和书商，制作发布排行榜的书店的信用也会遭到严厉质疑，最后很可能在圈内混不下去。
再比如，在严肃的学术出版方面，出版人主动放弃了最为基本的审查职能，导致了学术出版的乱象。仅以作者署名为例，主编是不著不编，仅因为其有着比其他作者、撰写者们更高的职称、头衔，有的则是因为控制了资源，所以便荣登卷首；一本多人合作完成的著作，但是在封面上只能看见一个挂帅的作者，他的名字后面便是一个“等”字，这样就被“等”掉了许多汗流浃背的真作者；某些名人挂名的台著，翻开著作，却找不到这些“名人”撰写的章节；“著”“编”不分，一些书籍的封面及出版信息中明明白白地写明“××著”，但是打开书，却发现其实全书并没有作者的论点、论证或者一点独创的文字，绝大多数均是资料的整理。中国学术出版的不正之风盛行，与出版业严重失职颇有干系。
再以广大读者深恶痛绝的“注水书”为例，有个读书网站发起“注水书”话题，要大家揭发自己认为的“注水书”现象和书单，居然一天之内跟者如潮。网友揭发的“注水书”现象五花八门：包装精美，天头地脚其大无比，还配上花哨的边饰、书眉，其实就是“文不够，图来凑”：大部头通史，竟然混淆信史与传说，统统编撰入书，造成文字错误百出；一些名人写书家长里短，三姑六婆，事无巨细，凸现名家的江郎才尽；还有一些名人书，新瓶装旧酒，新作旧作搭配打包一起卖。整个出版业无所不用其极的“注水书”“炒名人”乱象，显现当下的出版人精神趣味的大幅度滑坡：放弃责任，唯名是举、唯利是图。
直接或间接制造了这些出版乱象的人，是一张什么面孔呢?我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了第一代出版人的文化底气，更没了第二代出版人的正气，满脸只剩下市侩气!
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出版正好经过了百年。按照30年一代人的话，100年恰好三代人。三代出版人有哪些不同?面由心生，从面孔上透出的气质，就是100年里出版人精神变化的标签。
第一代：虽身着长衫，但脸上充满文化的底气
用长衫勾画20世纪初叶的第一代出版人，再恰切不过了。张元济、陆费逵不用说，就是连三五好友办个小书店的知识青年，都是属于这一堆人里的。正可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这样一股精神气质，这一代出版人创造了一个个文化高峰，百年间迄今仍无人超越。
比如这代出版人面临国家危难之际或者转折关头，常常仗义执言，倾尽身心鼓与呼，就是在权势面前也丝毫不为所动，比如张元济在1948年9月23日出席中央研究院的会议时，当着蒋介石、何应钦的面指责国民党内战之不得人心：“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把国家好好地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并谢绝出席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招待会。
比如商务印书馆最初只有3750元资本金，张元济从1902年加入时商务印书馆也才不足5万元，此后经过广泛网罗人才，逐年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到1920年资本达到300万，使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印刷所发展成为拥有书店、印刷厂、东方图书馆、电影场、仪器厂、玩具厂、中学、小学、职校、函校的多种文化实体。按照购买力计算，1g20年的300万银元(1个银元等于1000元人民币)合计等于今天的30亿人民币，这个经营规模在当下中国近600家出版社里，能够超越此规模的还属凤毛麟角。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用自身经营所获利润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保存收购战火中流亡的古籍文献，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这种“存亡续绝”的历史责任，与中国传统几千年历史上那些不惜毁家兴业、麇田刻书的私人刻书家、藏书家、出版家，同属于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
再如原是官宦子弟的曾朴，与其儿子曾虚白创办真善美书店(当时的书店其实就是一个出版社)，其初衷来源于对法国文学的热衷，而倾其二三十年来宦囊积余的十万元到上海去H---家书店，决不想赚钱，类似今天有钱人的“玩票儿”，但目的是提高社会文艺价值与爱好文艺兴趣的风气。
当然，曾朴是清朝户部尚书翁同解的女婿，与维新派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常相过从，又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属于“有钱有势”的文化人。但也有一些没那么有钱的知识青年，如恽代英在武汉成立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在长沙组建文化书社、李大钊在北京组建新知识书社等，这样一些文化青年，他们在创办图书出版、销售机构时也有一股别样的精神气质。
无疑，这种境界来自于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使他们自觉站在时代的最高处从事文化启蒙、社会变革运动，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职业革命者，从而缔造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有文化的底气才能创造辉煌的文化业绩。比如在出版思想、出版大家方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迄今仍然是百年中国的一座文化丰碑。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方面，曾经是中国这个传统国家向新世纪转变的思想探索者和开路先锋，有的还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可以说，这一代文化人出版的不是图书，简直就是用文化之精髓孕育了一个现代中国!
第二代：有正气，但亦有官气
而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出版人，与上一代出版人相比，则完全是另外一番面孔。
新中国出版人来自于三个部分，一是解放区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出版人员，二是在“白区”“国统区”坚持图书出版的一部分，这部分包括原生活、新知、大众书店等在敌后开展文化宣传的党员、团员；三是建国后对大量民营、私营出版企业进行公私合营后的一部分文化人，这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以前两部分为主体组建了新中国文化出版的管理队伍，大量“延安干部”、“白区干部”成为新组建的各个文化出版单位的领导，或者成为业务骨干，三个部分构成文化出版的主体，当时也称为“社会主义的出版企业”。
在出版人员的待遇上，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序列，因此在各种文件里，一般把“编辑”称为“国家干部”，纳入国家干部管理序列，这就基本确立了出版人群体在新中国30年发展历史中的基本身份和政治地位。
出版人完全纳入了国家行政序列，大部分出版人属于“文化宫”。第二代出版人的来源构成以及“文化宫”身份，决定了第二代出版人的精神画像：在编辑组织选题、审读加工和出版物发行等方面都呈现了“官方”倾向，俚正襟危坐、行事呆板中却不乏一身正气。
比如，在编辑审读加工方面，突出表现在政治正确即可。比如出版决策以党的负责人的意见为主，排斥甚至忽视专家、学者意见，作者的政治身份成为第一标准，看人出书的现象严重。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这种唯政治正确的极左做法引起很大的抱怨。1957年5月16日、18日在文化部召开的文艺专家座谈会上，著名民间文学学者钟敬文发出了自己的怨气：他是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又是编辑委员会的常委，但他写的稿子不能在《民间文学》上刊登，编辑删改他的稿子也不征得他的同意。而刊物一些党的负责人的稿件可以不经过他的审稿就发表出来。一些文艺方面的领导，如邵荃麟、林默涵等见到他也不谈工作问题，关于《民间文学》的事，只是找下面党委负责人布置，而不找他这个负责人。连《民间文学》的领导关系由文联转到科学院的事，他都不知道。可见当时编辑出版领域的唯政治、唯党领导作风之盛。
曾经担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的陈翰伯，在1979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前30年编辑的一些过火做法提出了批评：“我们有一个出版社，三番五次地向作者单位要作者的历史材料，包括作者的父亲、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祖宗三代等等，把作者单位搞烦了，最后干脆一股脑儿把作者的一大叠档案都寄到出版社来，‘你们看着办吧’。这不是给出版社自己找麻烦吗?当然对于完全不了解的作者，问一问情况是应当的。但有的单位的回答可能是‘此人有名利思想’，‘此人走白专道路’，‘此人在生活上还有一些问题’等等，对于这些种种说法，可以听，但是最后还是要由出版社自己分析、研究，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参见《陈翰伯出版文集》第9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6月1版)由陈翰伯的这段话，可知在前30年里，编辑出版一本书需要政审，需要单位出意见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做法。
第二代出版人，因为特殊的文化地位，国家政治占据文化出版活动的中心，好像身着中山装的一代人，有正气，但也官气十足。
第三代：身着西装，但脸上充满了市侩气?
时光切换到21世纪的出版行业，在出版品种、发行数量以及新媒体、新技术、数字出版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文化出版所焕发的巨大活力，是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出版业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目前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大国到文化大国的复兴与建设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得到突出强调，需要包含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人，积极探索如何用文化强化政治和民族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的途径；如何用文化的力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和增强经济竞争力；如何用文化传播塑造和展现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与前两代出版人相比，第三代出版人具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无比广阔、自由发挥的舞台。
但与这个历史重任相比，当下出版人的精神趣味、文化品位却多有不相称(不是全部)。
比如，整个出版人关心出版的经济利益要比责任迫切，甚至不惜制造行业的“潜规则”来拉动图书销售，以带有明显欺诈嫌疑的手段获取利润。以“打榜”为例，即为了炒作一本新书，由出版者自己大量回购，以此获得各大书店、网络书店的零售排名，吸引其他不知内情的读者，跟风购买，最终带动销售业绩的提升。有些机构还洋洋自得地作为一种营销经验：假如一本新书定价20元，给书店的卖价是6折，然后又按全价从该书店回购500册，这一进一出的过程中，出版方产生的费用支出是4000元。但是通过打榜，这本新书可能卖了10万册，创造的销售码洋是200万元。4000元换来200万码洋，何乐不为?在“打榜”过程中，书店、出版机构、媒体联手合谋，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全行业联手的欺诈行为。连海外作者都对中国出版业的集体欺诈行为气愤异常。澳大利亚作家、两度获“布克奖”的彼得-凯瑞不久前来中国访问，他说起这事儿，义正辞严：“打榜”在那些图书出版发行市场成熟的国家，是绝对的丑闻，一旦东窗事发，不仅出版社和书商，制作发布排行榜的书店的信用也会遭到严厉质疑，最后很可能在圈内混不下去。
再比如，在严肃的学术出版方面，出版人主动放弃了最为基本的审查职能，导致了学术出版的乱象。仅以作者署名为例，主编是不著不编，仅因为其有着比其他作者、撰写者们更高的职称、头衔，有的则是因为控制了资源，所以便荣登卷首；一本多人合作完成的著作，但是在封面上只能看见一个挂帅的作者，他的名字后面便是一个“等”字，这样就被“等”掉了许多汗流浃背的真作者；某些名人挂名的台著，翻开著作，却找不到这些“名人”撰写的章节；“著”“编”不分，一些书籍的封面及出版信息中明明白白地写明“××著”，但是打开书，却发现其实全书并没有作者的论点、论证或者一点独创的文字，绝大多数均是资料的整理。中国学术出版的不正之风盛行，与出版业严重失职颇有干系。
再以广大读者深恶痛绝的“注水书”为例，有个读书网站发起“注水书”话题，要大家揭发自己认为的“注水书”现象和书单，居然一天之内跟者如潮。网友揭发的“注水书”现象五花八门：包装精美，天头地脚其大无比，还配上花哨的边饰、书眉，其实就是“文不够，图来凑”：大部头通史，竟然混淆信史与传说，统统编撰入书，造成文字错误百出；一些名人写书家长里短，三姑六婆，事无巨细，凸现名家的江郎才尽；还有一些名人书，新瓶装旧酒，新作旧作搭配打包一起卖。整个出版业无所不用其极的“注水书”“炒名人”乱象，显现当下的出版人精神趣味的大幅度滑坡：放弃责任，唯名是举、唯利是图。
直接或间接制造了这些出版乱象的人，是一张什么面孔呢?我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了第一代出版人的文化底气，更没了第二代出版人的正气，满脸只剩下市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