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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初期，我国东部地区的图书馆机构迁渝，推动了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在战时得到强化。然而，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重庆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重庆图书馆事业面临着危机。出于共同反对日军侵略的目标，国内外各方力量为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而发挥各自的作用，既有重庆各级政府提供的政策或经费支持，又有国内图书馆界的不懈努力、社会人士的无私奉献，以及国际社会的“友情”援助。最终，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生机。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
中图分类号：G259.29;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0）06-0231-12
2020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抗战、经济抗战，也是文化抗战。图书馆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在抗战中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重庆①图书馆事业在经历短暂快速发展后一度面临严峻危机。由于重庆是抗战大后方的经济、政治、教育中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国内外正义力量为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而合作。到抗战后期②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生机。国内外各方力量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是中国文化抗战的一部分，成为国内外正义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一个方面。因此，研究战时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应对的意义重大。
学界对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已有所关注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张波《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发展概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6期）对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陪都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兴盛的成因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5期）对陪都时期重庆图书馆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考察;杜俊慧《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读者服务研究》（西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读者服务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图书馆史著作、地方通史等成果中也有简单的记载。。但很少有文章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抗战时期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因此，本文以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应对为视角，通过探讨国内外各种力量应对危机以剖析战时社会环境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以期完善抗战时期图书馆事业的研究。
一、东部图书馆迁渝促进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为抵抗日军侵略，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将国民政府首都迁到重庆。东部沿海地区的图书馆以及各单位、学校附属图书馆（室）也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大多迁到重庆，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第一，国际性图书馆迁到重庆[1]。民国时期，国内所建的国际性图书馆多为外国大使馆或国内文化名人倡导所建，旨在促进国内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情谊。中英文化协会图书馆于1923年在南京成立，该馆隶属于英国大使馆，以“促进中英文化交流与两国国谊”为宗旨。抗战爆发后迁到汉口，1940年迁到重庆。中印文化协会图书馆由戴季陶在南京发起成立，以“研究并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民族感情”为宗旨，抗战时迁到重庆。中苏文化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在南京成立，旨在“沟通中苏两国文化，促进两国邦交”，抗战爆发后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第二，国立图书馆或迁重庆或设立办事处。国立中央图书馆于战前在南京筹备，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2月12日迁到重庆继续筹备。1940年8月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成为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唯一国立性的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图书馆 “应陪都各界之请，近将一部分西文书籍移渝陈列。该馆驻渝办事处，即设在该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笔者注）之内”[2]。第三，高校图书馆随着高校的西迁而迁至重庆。虽然目前对迁渝高校图书馆没有具体的统计，但从“抗战爆发后，先后有国立中央大学等16所高校图书馆迁来沙磁区”[3]的情况可管窥一二。另外，江津白沙文化区和北碚夏坝文化区迁入的高校也多设有图书馆。如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等。第四，一些单位附属图书馆（室），如国民党中央党部图书室、立法院图书室、教育部图书室、交通部图书室、经济部图书室、国立编译馆图书室等迁到重庆。第五，私立图书馆迁到重庆。如1938年9月8日，量才图书馆由汉口迁渝。最后，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迁渝。1938年6月，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迁到重庆办学，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
来自东部的图书馆（室）和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成为战时重庆图书馆事业的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重庆地区图书馆的类型，而且增加了图书馆的数量。
二、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的出现
（一）日机轰炸导致馆舍被炸、图书被毁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守，南京危急。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审计等处官员开始撤离南京，揭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20日，林森在武汉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公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渝办公，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日军为了迫使国民政府屈膝投降对重庆地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无差别轰炸”，波及图书馆事业。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集中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重慶地区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在这3年里遭到日机的轰炸，损失惨重参见：《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万县地区文化艺术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年第1/2期）、《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文教部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永川县文化艺术志》（永川：永川县文化局，1992年）、《重庆市江北区志》（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中国图书馆史 近代图书馆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等史料中的相关内容。。 日机轰炸重庆造成图书馆事业的破坏具有广泛性和严重性等特点。广泛性表现在：（1）被炸图书馆的类型多，即各类图书馆都遭到日机的轰炸，如市立、县立、学校、私立以及附属图书馆，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遭到轰炸;（2）图书馆被炸的范围广，重庆市区和周边地区的图书馆都遭到了轰炸，范围较大。严重性表现在大量的图书馆馆舍和图书或毁于日军的轰炸，或毁于轰炸后的大火。有的图书馆多次被轰炸，损失惨重，严重影响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二）通货膨胀导致经费不足、发展受限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1937—1939年，通货膨胀还只是处于缓性发展阶段。1940年是国统区通货膨胀的一个转折点，自此通货膨胀进入急性发展阶段”[4]。物价开始飞涨，图书馆经费不足的问题开始出现。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经费不足的现象十分常见。经费不足导致图书馆发展受限，一些图书馆关闭馆门。如永川县图书馆“因时局动荡，战事迭起，图书馆经费拮据……图书阅览时常不能正常开放”[5]。1938年时，万县、梁山、开县、云阳均设有图书馆。但因经费不足，有的图书馆只好停办 [6]426。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重庆市立图书馆也出现了经费不足的情况。1942年1月7日，重庆市立图书馆给重庆市社会局呈文“本馆经费有限，依目前情形已不能维持，无法再设置巡回文库”关于设置巡回文库的呈（1942年1月7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116- 0001-00056）。 。经费不足已经影响到重庆市立图书馆业务的开展。到1943年，重庆市立图书馆经费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开始“紧缩开支”，并向当局申请经费，以利于开展工作。1943年8月23日，重庆市政府在给重庆市教育局的训令中指出，重庆市立民教、图书“两馆可暂行合并，仍在市中央公园内原址建筑，在新馆未完成以前，一切开支均应紧缩”关于报送市立、民教图书馆两馆紧缩办法的呈、指令：附办法（1943年8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4-00133）。。10月30日，重庆市立图书馆因经费缺乏，上呈文重庆市教育局：“本馆月领经费有限，每月预借款项亦需迟至月底始能具领，在具领前馆内应有开支及员工伙食垫款均感困难，兹本馆为求周转灵活，以利工作起见，拟请钧局赐予拨借周转金六千元”关于拨给市立图书馆周转金的呈、指令（1943年10月3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2318 ）。。此类情况在档案中不一而足，反映了重庆市立图书馆经费严重不足。
图书馆经费不足影响着馆务的运转。随着经费问题的加剧，被迫裁员的情况时有出现。如1943年，重庆市立图书馆有馆员13人，被迫裁员5人，留职8人重庆市立图书馆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概况报表（1944年）（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5-0001-00072）。，裁员率高达38.5%。重庆市立图书馆作为公立性质的图书馆，受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的经费和政策支持，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像这种有着诸多优势的图书馆都出现了经费不足、运行困难的局面，其他类型图书馆的经费困难可想而知。
（三）人口骤增导致館舍局促、图书资源紧缺
一般而言，人口对资源的需求量与人口的数量成正比。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1937年重庆市人口为475 423人，1938、1939年531 809人，1940、1941年400 000人，1942年708 821人，1945年1 268 903人[7]，这样的人口增加速度在大后方城市中并不多见。人口迅速增加对图书馆馆舍及馆藏资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然而，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造成大量馆舍被炸、图书被毁。再加上经费不足、发展受限，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图书馆馆舍局促、图书资源紧缺。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馆舍局促和图书资源紧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1937年永川县民众教育馆图书室有各种图书10 308册，到1943年仅存3 199册，图书数量太少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因而有读者发出了“图书馆啊谁掌管？桌椅板凳灰尘满。一年四季门紧关，想要看书难上难”[5]的怨言。育才中学图书馆不仅馆舍局促，而且图书资源缺乏。1939年6月，育才中学图书馆在合川县草街乡古圣寺建立。“该馆建立时条件十分困难，仅有馆舍50平方米，藏书亦少”[8]87，不能满足师生们的阅读需要。重庆市立图书馆同样如此。1939年12月，重庆市立图书馆从江北红砂碛“迁回城内陕西街三元庙，馆舍狭小，仅有办公室一间，寝室大小四间，书库及阅览场所均付缺如，职务仅属保管图书，并未公开展览”[9]。馆舍局促和图书资源不足使得各图书馆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如此，高校图书馆也出现了馆舍局促和图书资源紧缺的情况。1941年中央大学“全校有学生1 800人，后增至4 000人。学生为争夺自习场所，松林坡馆舍每天拥挤不堪，晚上尤甚”[8]83。抗战时期，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图书匮乏是当时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办学困难之一”[10]。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出现，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与“抗战建国”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目标相冲突。因此，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
三、各方力量应对危机的措施
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出现后，各方力量出于共同反对日军侵略的目的开始寻求应对之策，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各级政府的政策、经费支持
图书馆是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机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于1939年3月在重庆召开，蒋介石指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重要机构的地位得到加强。而政府是图书馆事业的主管机关，多在政策和经费上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产生后，各级政府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以助其度过危机。 国民政府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支持表现在：（1）公布图书馆法规，规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据统计，从1912年到1937年，中华民国政府（包括国民政府）颁布的图书馆法规有14部。但仅抗战8年间，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图书馆事业的法规就有13部 [11]。相比之下，抗战时期颁布的数量更多。这些法规对图书馆的设立、图书馆工作、图书馆辅导、图书馆教育及巡回文库的设置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经费支持。如1942年6月5日，重庆市立图书馆上呈教育部请求拨款50 000元，帮助其设置书报流通处并与青年团合作设立图书阅览场，协助重庆市市立中心学校以上各校设置图书阅览室关于教育部拨款助重庆市立图书馆的呈、令、咨。附茶社设置书报流通处的办法（1942年6月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4-00133）。。虽然目前没有找到相关史料表明教育部同意了重庆市立图书馆的呈请，但从重庆市图书馆“相继在市立民众教育馆、沙坪坝青年馆、小龙坎青年社、化龙桥庆余茶社，以及城内的长亭茶园、华陆茶社、荣华茶社、金山茶社等处设书报流通处”[8]74的情况来看，很可能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重庆市立图书馆从1941年开始经费问题比较突出，多次向重庆市政府申请经费，以维持馆务或办理相关业务。从档案中看，重庆市立图书馆申请的经费多为数千元。50 000元对于重庆市立图书馆来说不是小数，在通货膨胀时期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可能性不大。。1943年教育部决定“各省省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每省各补助一至二所，补助费自五千元至一万元;各省县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每省补助一至十所，补助费自一千元至二千元”[12]，重庆受到奖助的地区有荣昌、南川和忠县等。同时，教育部亦奖助各省市增设图书室，并充实设备[13]。国民政府的政策、经费支持有利于规范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不足的压力。
重庆市政府在经费和政策上支持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在经费上支持重庆市立图书馆的馆舍建设和馆藏建设。重庆市立图书馆的前身是重庆市立通俗图书馆，1935年3月成立，馆址在中央公园三元庙街。1939年5月25日，重庆市立通俗图书馆不幸中弹被炸，损失惨重 [8]74。1939年8月，重庆市立通俗图书馆奉令改名为重庆市立图书馆。1939年冬，重庆市政府给重庆市立图书馆下达指令，欲在中央公园原址筹建馆舍，建筑经费为国币100万元，由工务局绘具图样[14]。遗憾的是，此举并未立即付诸实践。1941年7月，重庆市立图书馆为充实图书设备呈请重庆市政府拨款3 000元关于补助市立图书馆设备用款的呈、指令（1941年7月2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 02318）。 ，随后得到同意。1944年4月1日，重庆市政府拨款120万元，决定在中央公园新建重庆市立图书馆 [15]233。经过1年的修建，重庆市立图书馆新馆于1945年7月建成，正式对外开放 [8]74。同时，重庆市政府也支持重庆市立图书馆的馆藏建设。1944年10月12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周内特等提请重庆市政府拨款充实重庆市立图书馆藏书，最终决议通过，认为“尤以添购图书一项，刻不容缓”关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提议拨款充实市立民教馆图书馆给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的训令（1944年10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4-00133）。。 （2）提出议案，支持图书馆的兴建。1939年10月28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开会讨论关于“建议设立市图书馆，提倡文化案”关于办理市立图书馆决议案给市社会局的训令（1939年11月1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04-00139）。 。最终，该案议决通过。1944年1月10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建议募款充实杨沧白先生图书馆”案，并呈送重庆市政府办理关于办理募款充实已故委员杨苍白先生图书馆给教育局的训令（1944年1月1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04-00131）。。总之，政府的经费和政策支持促成了重庆地区图书馆的兴建。
重庆各县政府也参与或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如1941年奉节县政府组织巡回文库，由各乡中心小学负责流通，一年后撤销[16]。虽然该巡回文库存在时间很短，但对于扩大图书流通范围，提高民众知识水平有一定的作用。1941年11月15日，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在给北碚民众图书馆关于建设巡回文库的训令中称“本署为增进教师教学技能，提高教育效率起见，凡区内各乡镇中心学校，由该馆按照附表各组配合文库交由各中心学校参考”关于编配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巡回文库的訓令（1941年11月1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81-0004-00672）。 。1943年5月，巴县、北碚团防局等10县1局的县（局）长共商并募集资金84万元，在南泉建立“之万图书馆”。8月，图书馆落成，供众阅览。1943年，巴县政府预算拨款建巴县图书馆，1944年5月1日正式开馆[17]。重庆地方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支持使得重庆各县图书馆数量增加，为民众提供读书、学习的场所，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
（二）图书馆界的不懈努力
1.中华图书馆协会努力发挥指导作用
中华图书馆协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指导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召开第四、五、六次年会，年会中提出的议案为战时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第四次年会于1938年11月30日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礼堂举行，通过了“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县市成立中小学巡回文库及民众图书馆以提高一般教育水准案”和“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城市成立图书馆站，教育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发扬抗敌情绪案”等议案[18]，对重庆地区图书馆、巡回文库的建设及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具有指导作用。第五次年会于1942年2月8日在重庆两浮支路国立中央图书馆分馆举行，大会推举沈祖荣、陈训慈、蒋复璁等负责筹组陪都地区图书馆员联谊会，有利于促进各图书馆之间的交流。第六次年会于1944年5月5日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同时，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渝还曾对战区及后方图书馆状况进行调查，向欧美征集图书，呈请政府拨款在西南、西北各省兴建图书馆”[8]96。为了加强对地方图书馆的了解，1944年2月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致函重庆市立图书馆请求“惠赐贵（该）馆概况一文于下期（十六卷三期）会报发表”关于定期发表图书馆概况致重庆市立图书馆的函（1944年2月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116-0001-00004）。 。总之，中华图书馆协会起到了指导重庆和整个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的作用。 2.各图书馆努力维持馆务
抗战时期，重庆各图书馆馆务开展不顺。但各馆在困境中各司其职，努力维持馆务，服务读者。
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8年2月12日西迁重庆，借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大礼堂房屋办公，另租上清寺民房为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办公地点[19]，服务重庆市区读者。1939年3月20日，国立中央图书馆总馆为躲避日机轰炸迁到江津白沙镇，“辟图书、杂志、报章等阅览室，大事扩充，并增藏书籍，供众阅览”[2]。“为促进地方人士对于文化事业之注意起见，中央图书馆除积极充实外，更于有意义节日举办各种展览会，藉以引起民众之兴趣”。仅1940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就在江津白沙举办两次展览会。“经此两次展览之后，读者大形增加”[21]。在经营总馆的同时，国立中央图书馆“为供给渝市市民精神食粮，并在陪都留一永久纪念起见”[22]，决定在重庆市区两浮支路修建重庆分馆。1941年1月馆舍落成，2月1日对外开放。重庆分馆“分设普通、特别、报章、儿童阅览室，中、西文参考室，三民主义研究室……每月读者逾万人”[8]72。此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还编发《图书月刊》《国民知识书目》《西南问题联合目录》，服务于广大读者和图书馆学术研究。
重庆市立图书馆是战时重庆唯一市立性质的图书馆，在服务读者方面不遗余力。该馆以“改良社会风尚，提高文化水准，培养民众道德……发扬文化协助抗建大业”关于审核重庆市立民众教育馆及重庆市立图书馆工作计划上重庆市政府的呈（附工作计划）（1943年9月2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 0053-0003-00239）。 为目标，在建馆之初注重总馆和分馆的建设。同时，该馆利用社会力量，设置书报流通处和阅览场。到1941年5月13日，重庆市立图书馆在中央公园、化龙桥正街、下南区马路、通远门、武库街、江北正街、香国寺等7处的茶社设书报流通处 [15]222-223。10月，重庆市立图书馆与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各青年馆在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南温泉等处合设图书阅览场⑨。通过扩大图书流通范围，以服务更多读者。
各基层图书馆在开馆服务读者方面也不甘落后。江津县图书馆顶着日机轰炸的危险，照常开展馆务，“每天开放8个小时，节假日亦不闭馆”[8]76。北碚民众图书馆在“战时警报频传声中……仍尽量利用和平间隙，警报一发，立即停止阅览，各散入预定的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又照常开放”[23]。璧山县立图书馆“以中华民国社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与社会教育目标储集图书及地方文献供众阅览，并以举办各种社会教育事宜以提高文化水准”璧山县立图书馆章程（1942年）（四川大学西南文献中心藏，档号为4-1-1-00015）。 为奋斗目标。此外，其他图书馆还设立巡回书库、举办演讲，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
3.图书馆学人努力坚守信念
抗战时期，一批图书馆学人聚集重庆。他们在艰难困苦中不忘图书馆人的使命，为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发挥自身作用。蒋复璁主持国立中央图书馆期间，大力支持开展各种图书馆活动，满足读者需要。同时，蒋复璁注重加强与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1942年夏，蒋复璁致函美国俄亥俄州图勒多公立图书馆（Toledo Public Library）馆长荀克氏（Russell T， Schunk）询及美国馆的近况。荀克氏的复函主要介绍了一年以来美国图书馆的情况[24]。这有利于蒋复璁加深对美图书馆的了解，加强中美图书馆事业的联系。沈祖荣是文华图专的校长，在其领导下，文华图专在战时艰难的环境中仍致力于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1939年沈祖荣说到，“现在抗战已经到最紧张的时候，图书馆教育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应该谈的。其实不然，抗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教育最应紧张的时候”[25]。沈氏的言语表明抗战时期图书馆界应该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汪长炳、徐家麟、毛坤、皮高品等都是文华图专的教师骨干，为战时图书馆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袁同礼时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先后于1937年11月19日、12月6日、12月20日和1938年1月21日分别向美、德、新西兰、英、法等国的图书馆协会发出征书吁请[26]181，在战时图书征集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同时“袁氏访问英、法、比、加诸国，参加伦敦教长会议，被举为联合国图书中心执委会委员”[27]，以加强与外国图书馆界交流。此外，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職恪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社会人士的无私奉献
民国时期，社会人士多出于启迪民智的目的，创办或捐赠图书馆，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成为普遍现象。
民族资本家创办图书馆。抗战前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图书馆在战时发展迅速，“到1944年，藏书量达到10万余册，除了与公司有关的参考书外，还包括文史哲、政治、经济、军事、实业、应用技术、医药、宗教、美术等方面的书籍”[28]。民生公司图书馆虽然是私立性质的图书馆，但在图书馆服务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该馆曾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四次年会，并举办讲座，推动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战后期，永川的“资本家曾伯康为开拓桑梓文化，将《四部丛刊》等三万余册图书从外省辗转运回永川，在永昌镇中山路曾氏宗祠内设‘竹兰图书馆’，对县里人士无偿开放”[5]。
图书馆或教育从业人员创办图书馆。1938年9月29日，“ 为纪念抗战建国，前量才图书馆馆长程远女士于重庆成立私立‘七七’图书馆，该馆得到大阳沟小学当局同意，将其由汉运渝之数千册书报，暂借图书室开放阅览，及外借” [15]224。由于“七七”图书馆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1939年1月12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发给该馆两张荣誉券，以表彰其热心社教而于抗战工作尤复利赖”上海商业银行重庆分行关于发给荣誉券致七七图书馆的函（时间不详）（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310-0001-00612）。 。
社会有识之士和社会名流致力于图书馆经费的捐献或直接创办图书馆。1939年郑崇真捐资青年会蟾秋图书馆 [15]222。1939年万县龙驹坝易赉予创办“道生图书馆” [6]410。1942年10月10日，邓少琴创办北泉图书馆，经费由各界人士捐助，每月读者约4 000人次 [8]92。总之，社会名流、贤达捐赠或创办图书馆的情况比较常见，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不少。 （四）国际社会的援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与同盟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英美两国对中国实施文化援助，图书馆事业就是其中之一。
英国庚子退款和美国庚子款退款支持战时重庆图书馆学教育，为文华图专提供一定的经费。如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拨给文华图专建筑设备费5 500元[29]。相对而言，美国庚子款退款资助重庆图书馆学教育的力度更大。1939年补助15 000元，1941年拨款25 000元[30]。英美两国的庚子退款为文华图专的发展提供了急需的经费，使得文华图专在困境中坚持开展工作，从未中断，为重庆和大后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人才。
英美两国的图书馆界或政要人员对重庆图书馆事业施以援助。鉴于抗战时期图书资源紧缺，1938年12月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Wartime Book Collection Committee）在重庆成立，向国外发出征书吁请，牛津大学、英国图书馆协会或捐款或捐书。美国“从1943年开始大规模地将缩微胶卷输入中国，以满足战时大后方学术科研的需要，促进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26]274。截至1943年底，“美国通过缩微胶卷向重庆送去了大量的科学与技术类图书、刊物，缩微胶卷，成为战时中国高校接触西方新书刊的主要途径”[31]。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 Henry Agard）访华携带一批书籍，将其赠给国立中央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华莱士还带有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文华图专的图书馆学新著4种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年报、会报等[32]。这些来自英美等国图书馆界和政界人士捐赠的图书、期刊对于图书资源匮乏的重庆各图书馆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总之，国际社会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援助有利于加强中国图书馆界与国外图书馆界、国际社会的联系，也有利于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
四、危机的克服：重庆图书馆事业恢复生机
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图书馆事业渡过了难关。从抗战后期開始，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重庆及其周边区县的轰炸，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从抗战后期开始，受各级政府、图书馆界、社会人士和国际力量的支持与援助，一大批新建的各类型图书馆开始发挥作用、图书馆学教育工作顺利开展。这表明了重庆图书馆事业在经历抗战初期和中期危机之后开始恢复生机。
（一）图书馆体系发展完备，图书馆数量增多
图书馆体系的发展情况体现在图书馆种类的多少，图书馆数量的多少反映出图书馆发展的快慢，两者皆可反映图书馆的发展情况。通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类型丰富，图书馆体系逐渐完善，数量逐渐增多参见：《重庆市内图书馆一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2年第1-2期，第11-13页）、《重庆文化艺术志》（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93页）、《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3页），以及重庆市各区县县志中关于图书馆的相关内容。
从图书馆体系看，战时重庆地区的图书馆在战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际性、国立图书馆和附属图书馆（室）等类型图书馆。其中，国际性的图书馆共有8所[1]，其中新建的有5所：（1）中美文化协会图书馆成立于1938年，位于重庆上清寺聚兴村三号，隶属美国大使馆情教司，以“交换并讲通中美文化，促进两国友谊”为宗旨。藏有西文书百余册，杂志三四十种。该馆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丛书编纂。（2）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图书馆成立于1939年，位于重庆临江路31号。该馆以“研究中法比瑞四国文化，并促进四国之交谊”为宗旨。藏有中、法文书籍千余种，报章、杂志10余种。该馆举办学术演讲、座谈会，设立法文班，编译刊物。（3）英国大使馆新闻处图书馆成立于1942年10月20日，位于重庆民生路29号，隶属英国大使馆新闻处，以“沟通中英文化及消息联络感情”为宗旨。藏有英文政治、历史书籍900册，西文杂志60种。出版British Digest， Globe Digest， Informations Pease， Snpplement to the infoemation Please， The Bulletin 以及Panphlets等定期刊物。（4）苏联全国粮食出口协会图书部成立于1939年春，位于重庆新生路136号，负责“介绍并沟通中苏及世界文化”。藏书以文学书籍为主，文学书籍以俄文书籍为主。（5）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及自由世界协会中国分会图书馆于1941年成立，到1942年藏有中西文政治书籍1 065册。该馆主要“从事国际宣传，研究国际问题，以增广民众之国际知识”。 而迁入的有3所国际性图书馆以及国立图书馆、附属图书馆（室），前文已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重庆图书馆体系逐渐完善，这样的图书馆发展体系在近代中国各城市中不多见。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来看，具备这样条件的城市有北京、南京、重庆，说明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地位十分重要。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为一体，政治中心往往对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因社会各界的支持，自然得到发展。
从图书馆的数量来看，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的数量增加较快，仅统计到的各类型图书馆就有93所，尚不包含小学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附属图书室。这一时期，图书馆数量的快速增加得益于内迁高校、机关附属图书馆，以及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还有社会名流支持新建的图书馆，图书馆数量的增加反映了图书馆事业的恢复。
（二）图书馆社团的活跃表现
抗战时期，重庆的图书馆社团有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中国图书馆学社。抗战爆发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设重庆理事会。1943年9月，该会将会址从昆明迁到重庆，在重庆举行会员总登记活动，向欧美征集图书，从事大后方图书馆调查工作。此外，抗战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举办三次年会，会议中提出并通过有关图书馆事业的议案，为重庆乃至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绘制蓝图。另外，中华图书馆协会还从事书籍出版工作。1940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协助天一阁出版藏书 关于协助出版天一阁藏书的函（时间不详）（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122-0001-00200）。 。1943年10月19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关于编写怀特博士（Dr.White）工作概况致函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不仅如此，中华图书馆协会也加强与国外图书馆界的交流。如1945年4月6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欢迎诺伦堡博士来华考察图书馆事业，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茶会招待[33]。
随着重庆图书馆事业的恢复，为“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1945年3月30日，重庆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的教授及学生在该校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社。该社内部组织设有理事会及监事会，理事会下设编辑出版委员会。当时有社员100余人，汪长炳、严文郁、徐家麟等教授被选为理事。该社计划陆续编印各种丛书并发行刊物《图书馆学报》，1945年6月30日铅印出版《图书馆学报》创刊号，曾发行全国[34]。两个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相继活跃在重庆，表明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生机。
（三）图书馆学教育的有序开展
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学教育分专业型和业余型，专业型由文华图专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学系实施。文华图专于1938年6月迁到重庆后曾数次遭到日机的轰炸，但该校在渝办学期间锐意改革，及时增设新课程。1942年文华图专上呈教育部，计划“拟添设史地概论、史料整理法、博物馆学通论等课目”关于呈送本校民国二十九年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与工作进度对照报告表及民国三十年校务行政计划及进度表的报（1942年3月5日）（武汉大学档案馆藏，档号7-1942-10）。，以丰富、优化图书馆学课程。此外，文华图专还积极增加其他领域的新课程，主要有书评、公文研究、公务管理、公文程式、政府组织概要、特种博物馆学、考古学、簿记与会计、社会科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出版调查与研究、儿童读物研究、成人读物研究、文哲概论、史地概论、学术讲演、社教工作、伦理学等多种课程[35]，以提高學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高素质的图书馆人才。文华图专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人才，成为战时中国图书馆人才的培养基地。
1941年8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璧山成立，设图书馆博物馆学系。一时间，该系名师云集。图书馆学专家汪长炳任系主任，杨家骆、顾颉刚、皮高品、严文郁、徐家麟等知名学者先后在该校任教。该系以“培养图书馆、博物馆高级人才”为宗旨，图书馆学专业设有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选择、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法、图书馆经营法、图书馆行政与设计、目录学、参考书与参考工作、图书馆史、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学专著研究、世界名著介绍、检字法等必修课和版本学、特种图书馆、资料整理法、图书馆推广与辅导、国学专著选读等选修课[36]，课程内容丰富。在各人员的努力下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此外，业余形式的图书馆学教育也在重庆开展。国立中央图书馆为“遵照教育部令临时附设图书馆补习学校，以训练图书馆事业人员及谋图书馆现职人员之修进”的指令，于1942年7月15日开始在两浮支路分馆举办为期10周的图书馆学培训班。培训课程有图书馆学通论、编目学（附实习）、分类法（附实习）、图书参考、图书征购、目录学、专题讲演等国立中央图书馆关于检送补习学校招生简章致东川邮政管理局的函（时间不详）（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340-0002- 00384）。
。卢作孚为了培养民众的阅读习惯，举办不同类型的读书会，解决民众的识字问题，使人们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教育效果显著，图书阅览人数增加[37]。总之，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学教育在重庆有序开展，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图书馆人才。
（四）图书馆学书刊突破零发行
图书馆学书刊的出版数量是衡量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就现有资料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地区还没有出版发行过图书馆学专业性书刊，这种局面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改变。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中心，图书馆事业在经历危机后开始恢复，图书馆学书刊出版增多，种类较多，内容较为广泛（表1）。
由表1可见，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出版发行的图书馆学期刊4种、书籍19种，突破了抗战前的零发行。不仅数量增加较快，而且种类较多。从发行书刊的内容来看，这些图书馆学书刊的内容丰富，包含图书馆学术、图书馆法规、图书馆教育、图书编目、图书阅览、阅读指导、目录学和校雠学等内容。这些图书馆学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在抗战后期出版、发行，反映了抗战后期图书馆学术的发展，这和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恢复分不开。
五、结语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危机与应对，实际上反映了战争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以及各种力量与日军的抗争，是全面抗战的另一个面相，展现了重庆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抗战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给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抗战初期，东部地区图书机构的迁入使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然而，日机轰炸导致图书馆舍被炸、图书被毁，通货膨胀导致经费不足、发展受限，人口骤增导致馆舍局促、图书资源紧缺，重庆图书馆事业出现了发展危机，严重影响了重庆图书馆事业服务社会教育、增加抗战力量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各级政府、图书馆界、社会人士和国际社会力量积极应对，最终，重庆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渡过了危机，逐渐恢复生机。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战后乃至当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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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of Chongqing librarianship crisi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YAO Leyea， LI Feib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P.R.China;
b.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P.R.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brary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were moved to Chongqing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s librarianship. However， the bombing of Chongqing by Japan， severe inflation and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of Chongqing led to a crisis in the library business of Chongq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library was strengthened in wartime. Because of the goal of jointly opposing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all part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played their respective roles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 in the cause of Chongqing’s library， both with the policy or finan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Chongqing’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the domestic library community， the selfless dedica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ventually， Chongqing’s librarianship gradually recovered.
Key words：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Chongqing; librarianship; crisis
（责任编辑 胡志平）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
中图分类号：G259.29;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0）06-0231-12
2020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抗战、经济抗战，也是文化抗战。图书馆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在抗战中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重庆①图书馆事业在经历短暂快速发展后一度面临严峻危机。由于重庆是抗战大后方的经济、政治、教育中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国内外正义力量为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而合作。到抗战后期②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生机。国内外各方力量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是中国文化抗战的一部分，成为国内外正义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一个方面。因此，研究战时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应对的意义重大。
学界对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已有所关注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张波《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发展概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6期）对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陪都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兴盛的成因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5期）对陪都时期重庆图书馆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考察;杜俊慧《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读者服务研究》（西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读者服务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图书馆史著作、地方通史等成果中也有简单的记载。。但很少有文章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抗战时期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因此，本文以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应对为视角，通过探讨国内外各种力量应对危机以剖析战时社会环境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以期完善抗战时期图书馆事业的研究。
一、东部图书馆迁渝促进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为抵抗日军侵略，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将国民政府首都迁到重庆。东部沿海地区的图书馆以及各单位、学校附属图书馆（室）也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大多迁到重庆，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第一，国际性图书馆迁到重庆[1]。民国时期，国内所建的国际性图书馆多为外国大使馆或国内文化名人倡导所建，旨在促进国内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情谊。中英文化协会图书馆于1923年在南京成立，该馆隶属于英国大使馆，以“促进中英文化交流与两国国谊”为宗旨。抗战爆发后迁到汉口，1940年迁到重庆。中印文化协会图书馆由戴季陶在南京发起成立，以“研究并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民族感情”为宗旨，抗战时迁到重庆。中苏文化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在南京成立，旨在“沟通中苏两国文化，促进两国邦交”，抗战爆发后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第二，国立图书馆或迁重庆或设立办事处。国立中央图书馆于战前在南京筹备，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2月12日迁到重庆继续筹备。1940年8月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成为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唯一国立性的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图书馆 “应陪都各界之请，近将一部分西文书籍移渝陈列。该馆驻渝办事处，即设在该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笔者注）之内”[2]。第三，高校图书馆随着高校的西迁而迁至重庆。虽然目前对迁渝高校图书馆没有具体的统计，但从“抗战爆发后，先后有国立中央大学等16所高校图书馆迁来沙磁区”[3]的情况可管窥一二。另外，江津白沙文化区和北碚夏坝文化区迁入的高校也多设有图书馆。如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等。第四，一些单位附属图书馆（室），如国民党中央党部图书室、立法院图书室、教育部图书室、交通部图书室、经济部图书室、国立编译馆图书室等迁到重庆。第五，私立图书馆迁到重庆。如1938年9月8日，量才图书馆由汉口迁渝。最后，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迁渝。1938年6月，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迁到重庆办学，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
来自东部的图书馆（室）和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成为战时重庆图书馆事业的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重庆地区图书馆的类型，而且增加了图书馆的数量。
二、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的出现
（一）日机轰炸导致馆舍被炸、图书被毁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守，南京危急。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审计等处官员开始撤离南京，揭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20日，林森在武汉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公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渝办公，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日军为了迫使国民政府屈膝投降对重庆地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无差别轰炸”，波及图书馆事业。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集中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重慶地区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在这3年里遭到日机的轰炸，损失惨重参见：《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万县地区文化艺术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年第1/2期）、《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文教部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永川县文化艺术志》（永川：永川县文化局，1992年）、《重庆市江北区志》（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中国图书馆史 近代图书馆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等史料中的相关内容。。 日机轰炸重庆造成图书馆事业的破坏具有广泛性和严重性等特点。广泛性表现在：（1）被炸图书馆的类型多，即各类图书馆都遭到日机的轰炸，如市立、县立、学校、私立以及附属图书馆，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遭到轰炸;（2）图书馆被炸的范围广，重庆市区和周边地区的图书馆都遭到了轰炸，范围较大。严重性表现在大量的图书馆馆舍和图书或毁于日军的轰炸，或毁于轰炸后的大火。有的图书馆多次被轰炸，损失惨重，严重影响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二）通货膨胀导致经费不足、发展受限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1937—1939年，通货膨胀还只是处于缓性发展阶段。1940年是国统区通货膨胀的一个转折点，自此通货膨胀进入急性发展阶段”[4]。物价开始飞涨，图书馆经费不足的问题开始出现。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经费不足的现象十分常见。经费不足导致图书馆发展受限，一些图书馆关闭馆门。如永川县图书馆“因时局动荡，战事迭起，图书馆经费拮据……图书阅览时常不能正常开放”[5]。1938年时，万县、梁山、开县、云阳均设有图书馆。但因经费不足，有的图书馆只好停办 [6]426。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重庆市立图书馆也出现了经费不足的情况。1942年1月7日，重庆市立图书馆给重庆市社会局呈文“本馆经费有限，依目前情形已不能维持，无法再设置巡回文库”关于设置巡回文库的呈（1942年1月7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116- 0001-00056）。 。经费不足已经影响到重庆市立图书馆业务的开展。到1943年，重庆市立图书馆经费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开始“紧缩开支”，并向当局申请经费，以利于开展工作。1943年8月23日，重庆市政府在给重庆市教育局的训令中指出，重庆市立民教、图书“两馆可暂行合并，仍在市中央公园内原址建筑，在新馆未完成以前，一切开支均应紧缩”关于报送市立、民教图书馆两馆紧缩办法的呈、指令：附办法（1943年8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4-00133）。。10月30日，重庆市立图书馆因经费缺乏，上呈文重庆市教育局：“本馆月领经费有限，每月预借款项亦需迟至月底始能具领，在具领前馆内应有开支及员工伙食垫款均感困难，兹本馆为求周转灵活，以利工作起见，拟请钧局赐予拨借周转金六千元”关于拨给市立图书馆周转金的呈、指令（1943年10月3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02318 ）。。此类情况在档案中不一而足，反映了重庆市立图书馆经费严重不足。
图书馆经费不足影响着馆务的运转。随着经费问题的加剧，被迫裁员的情况时有出现。如1943年，重庆市立图书馆有馆员13人，被迫裁员5人，留职8人重庆市立图书馆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概况报表（1944年）（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65-0001-00072）。，裁员率高达38.5%。重庆市立图书馆作为公立性质的图书馆，受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的经费和政策支持，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像这种有着诸多优势的图书馆都出现了经费不足、运行困难的局面，其他类型图书馆的经费困难可想而知。
（三）人口骤增导致館舍局促、图书资源紧缺
一般而言，人口对资源的需求量与人口的数量成正比。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1937年重庆市人口为475 423人，1938、1939年531 809人，1940、1941年400 000人，1942年708 821人，1945年1 268 903人[7]，这样的人口增加速度在大后方城市中并不多见。人口迅速增加对图书馆馆舍及馆藏资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然而，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造成大量馆舍被炸、图书被毁。再加上经费不足、发展受限，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图书馆馆舍局促、图书资源紧缺。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馆舍局促和图书资源紧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1937年永川县民众教育馆图书室有各种图书10 308册，到1943年仅存3 199册，图书数量太少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因而有读者发出了“图书馆啊谁掌管？桌椅板凳灰尘满。一年四季门紧关，想要看书难上难”[5]的怨言。育才中学图书馆不仅馆舍局促，而且图书资源缺乏。1939年6月，育才中学图书馆在合川县草街乡古圣寺建立。“该馆建立时条件十分困难，仅有馆舍50平方米，藏书亦少”[8]87，不能满足师生们的阅读需要。重庆市立图书馆同样如此。1939年12月，重庆市立图书馆从江北红砂碛“迁回城内陕西街三元庙，馆舍狭小，仅有办公室一间，寝室大小四间，书库及阅览场所均付缺如，职务仅属保管图书，并未公开展览”[9]。馆舍局促和图书资源不足使得各图书馆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如此，高校图书馆也出现了馆舍局促和图书资源紧缺的情况。1941年中央大学“全校有学生1 800人，后增至4 000人。学生为争夺自习场所，松林坡馆舍每天拥挤不堪，晚上尤甚”[8]83。抗战时期，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图书匮乏是当时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办学困难之一”[10]。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出现，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与“抗战建国”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目标相冲突。因此，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
三、各方力量应对危机的措施
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出现后，各方力量出于共同反对日军侵略的目的开始寻求应对之策，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各级政府的政策、经费支持
图书馆是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机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于1939年3月在重庆召开，蒋介石指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重要机构的地位得到加强。而政府是图书馆事业的主管机关，多在政策和经费上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危机产生后，各级政府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以助其度过危机。 国民政府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支持表现在：（1）公布图书馆法规，规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据统计，从1912年到1937年，中华民国政府（包括国民政府）颁布的图书馆法规有14部。但仅抗战8年间，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图书馆事业的法规就有13部 [11]。相比之下，抗战时期颁布的数量更多。这些法规对图书馆的设立、图书馆工作、图书馆辅导、图书馆教育及巡回文库的设置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经费支持。如1942年6月5日，重庆市立图书馆上呈教育部请求拨款50 000元，帮助其设置书报流通处并与青年团合作设立图书阅览场，协助重庆市市立中心学校以上各校设置图书阅览室关于教育部拨款助重庆市立图书馆的呈、令、咨。附茶社设置书报流通处的办法（1942年6月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4-00133）。。虽然目前没有找到相关史料表明教育部同意了重庆市立图书馆的呈请，但从重庆市图书馆“相继在市立民众教育馆、沙坪坝青年馆、小龙坎青年社、化龙桥庆余茶社，以及城内的长亭茶园、华陆茶社、荣华茶社、金山茶社等处设书报流通处”[8]74的情况来看，很可能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重庆市立图书馆从1941年开始经费问题比较突出，多次向重庆市政府申请经费，以维持馆务或办理相关业务。从档案中看，重庆市立图书馆申请的经费多为数千元。50 000元对于重庆市立图书馆来说不是小数，在通货膨胀时期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可能性不大。。1943年教育部决定“各省省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每省各补助一至二所，补助费自五千元至一万元;各省县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每省补助一至十所，补助费自一千元至二千元”[12]，重庆受到奖助的地区有荣昌、南川和忠县等。同时，教育部亦奖助各省市增设图书室，并充实设备[13]。国民政府的政策、经费支持有利于规范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不足的压力。
重庆市政府在经费和政策上支持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在经费上支持重庆市立图书馆的馆舍建设和馆藏建设。重庆市立图书馆的前身是重庆市立通俗图书馆，1935年3月成立，馆址在中央公园三元庙街。1939年5月25日，重庆市立通俗图书馆不幸中弹被炸，损失惨重 [8]74。1939年8月，重庆市立通俗图书馆奉令改名为重庆市立图书馆。1939年冬，重庆市政府给重庆市立图书馆下达指令，欲在中央公园原址筹建馆舍，建筑经费为国币100万元，由工务局绘具图样[14]。遗憾的是，此举并未立即付诸实践。1941年7月，重庆市立图书馆为充实图书设备呈请重庆市政府拨款3 000元关于补助市立图书馆设备用款的呈、指令（1941年7月2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9- 02318）。 ，随后得到同意。1944年4月1日，重庆市政府拨款120万元，决定在中央公园新建重庆市立图书馆 [15]233。经过1年的修建，重庆市立图书馆新馆于1945年7月建成，正式对外开放 [8]74。同时，重庆市政府也支持重庆市立图书馆的馆藏建设。1944年10月12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周内特等提请重庆市政府拨款充实重庆市立图书馆藏书，最终决议通过，认为“尤以添购图书一项，刻不容缓”关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提议拨款充实市立民教馆图书馆给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的训令（1944年10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14-00133）。。 （2）提出议案，支持图书馆的兴建。1939年10月28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开会讨论关于“建议设立市图书馆，提倡文化案”关于办理市立图书馆决议案给市社会局的训令（1939年11月1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04-00139）。 。最终，该案议决通过。1944年1月10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建议募款充实杨沧白先生图书馆”案，并呈送重庆市政府办理关于办理募款充实已故委员杨苍白先生图书馆给教育局的训令（1944年1月1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53-0004-00131）。。总之，政府的经费和政策支持促成了重庆地区图书馆的兴建。
重庆各县政府也参与或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如1941年奉节县政府组织巡回文库，由各乡中心小学负责流通，一年后撤销[16]。虽然该巡回文库存在时间很短，但对于扩大图书流通范围，提高民众知识水平有一定的作用。1941年11月15日，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在给北碚民众图书馆关于建设巡回文库的训令中称“本署为增进教师教学技能，提高教育效率起见，凡区内各乡镇中心学校，由该馆按照附表各组配合文库交由各中心学校参考”关于编配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巡回文库的訓令（1941年11月1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81-0004-00672）。 。1943年5月，巴县、北碚团防局等10县1局的县（局）长共商并募集资金84万元，在南泉建立“之万图书馆”。8月，图书馆落成，供众阅览。1943年，巴县政府预算拨款建巴县图书馆，1944年5月1日正式开馆[17]。重庆地方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支持使得重庆各县图书馆数量增加，为民众提供读书、学习的场所，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
（二）图书馆界的不懈努力
1.中华图书馆协会努力发挥指导作用
中华图书馆协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指导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召开第四、五、六次年会，年会中提出的议案为战时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第四次年会于1938年11月30日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礼堂举行，通过了“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县市成立中小学巡回文库及民众图书馆以提高一般教育水准案”和“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城市成立图书馆站，教育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发扬抗敌情绪案”等议案[18]，对重庆地区图书馆、巡回文库的建设及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具有指导作用。第五次年会于1942年2月8日在重庆两浮支路国立中央图书馆分馆举行，大会推举沈祖荣、陈训慈、蒋复璁等负责筹组陪都地区图书馆员联谊会，有利于促进各图书馆之间的交流。第六次年会于1944年5月5日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同时，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渝还曾对战区及后方图书馆状况进行调查，向欧美征集图书，呈请政府拨款在西南、西北各省兴建图书馆”[8]96。为了加强对地方图书馆的了解，1944年2月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致函重庆市立图书馆请求“惠赐贵（该）馆概况一文于下期（十六卷三期）会报发表”关于定期发表图书馆概况致重庆市立图书馆的函（1944年2月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116-0001-00004）。 。总之，中华图书馆协会起到了指导重庆和整个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的作用。 2.各图书馆努力维持馆务
抗战时期，重庆各图书馆馆务开展不顺。但各馆在困境中各司其职，努力维持馆务，服务读者。
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8年2月12日西迁重庆，借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大礼堂房屋办公，另租上清寺民房为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办公地点[19]，服务重庆市区读者。1939年3月20日，国立中央图书馆总馆为躲避日机轰炸迁到江津白沙镇，“辟图书、杂志、报章等阅览室，大事扩充，并增藏书籍，供众阅览”[2]。“为促进地方人士对于文化事业之注意起见，中央图书馆除积极充实外，更于有意义节日举办各种展览会，藉以引起民众之兴趣”。仅1940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就在江津白沙举办两次展览会。“经此两次展览之后，读者大形增加”[21]。在经营总馆的同时，国立中央图书馆“为供给渝市市民精神食粮，并在陪都留一永久纪念起见”[22]，决定在重庆市区两浮支路修建重庆分馆。1941年1月馆舍落成，2月1日对外开放。重庆分馆“分设普通、特别、报章、儿童阅览室，中、西文参考室，三民主义研究室……每月读者逾万人”[8]72。此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还编发《图书月刊》《国民知识书目》《西南问题联合目录》，服务于广大读者和图书馆学术研究。
重庆市立图书馆是战时重庆唯一市立性质的图书馆，在服务读者方面不遗余力。该馆以“改良社会风尚，提高文化水准，培养民众道德……发扬文化协助抗建大业”关于审核重庆市立民众教育馆及重庆市立图书馆工作计划上重庆市政府的呈（附工作计划）（1943年9月2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 0053-0003-00239）。 为目标，在建馆之初注重总馆和分馆的建设。同时，该馆利用社会力量，设置书报流通处和阅览场。到1941年5月13日，重庆市立图书馆在中央公园、化龙桥正街、下南区马路、通远门、武库街、江北正街、香国寺等7处的茶社设书报流通处 [15]222-223。10月，重庆市立图书馆与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各青年馆在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南温泉等处合设图书阅览场⑨。通过扩大图书流通范围，以服务更多读者。
各基层图书馆在开馆服务读者方面也不甘落后。江津县图书馆顶着日机轰炸的危险，照常开展馆务，“每天开放8个小时，节假日亦不闭馆”[8]76。北碚民众图书馆在“战时警报频传声中……仍尽量利用和平间隙，警报一发，立即停止阅览，各散入预定的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又照常开放”[23]。璧山县立图书馆“以中华民国社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与社会教育目标储集图书及地方文献供众阅览，并以举办各种社会教育事宜以提高文化水准”璧山县立图书馆章程（1942年）（四川大学西南文献中心藏，档号为4-1-1-00015）。 为奋斗目标。此外，其他图书馆还设立巡回书库、举办演讲，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
3.图书馆学人努力坚守信念
抗战时期，一批图书馆学人聚集重庆。他们在艰难困苦中不忘图书馆人的使命，为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发挥自身作用。蒋复璁主持国立中央图书馆期间，大力支持开展各种图书馆活动，满足读者需要。同时，蒋复璁注重加强与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1942年夏，蒋复璁致函美国俄亥俄州图勒多公立图书馆（Toledo Public Library）馆长荀克氏（Russell T， Schunk）询及美国馆的近况。荀克氏的复函主要介绍了一年以来美国图书馆的情况[24]。这有利于蒋复璁加深对美图书馆的了解，加强中美图书馆事业的联系。沈祖荣是文华图专的校长，在其领导下，文华图专在战时艰难的环境中仍致力于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1939年沈祖荣说到，“现在抗战已经到最紧张的时候，图书馆教育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应该谈的。其实不然，抗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教育最应紧张的时候”[25]。沈氏的言语表明抗战时期图书馆界应该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汪长炳、徐家麟、毛坤、皮高品等都是文华图专的教师骨干，为战时图书馆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袁同礼时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先后于1937年11月19日、12月6日、12月20日和1938年1月21日分别向美、德、新西兰、英、法等国的图书馆协会发出征书吁请[26]181，在战时图书征集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同时“袁氏访问英、法、比、加诸国，参加伦敦教长会议，被举为联合国图书中心执委会委员”[27]，以加强与外国图书馆界交流。此外，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職恪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社会人士的无私奉献
民国时期，社会人士多出于启迪民智的目的，创办或捐赠图书馆，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成为普遍现象。
民族资本家创办图书馆。抗战前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图书馆在战时发展迅速，“到1944年，藏书量达到10万余册，除了与公司有关的参考书外，还包括文史哲、政治、经济、军事、实业、应用技术、医药、宗教、美术等方面的书籍”[28]。民生公司图书馆虽然是私立性质的图书馆，但在图书馆服务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该馆曾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四次年会，并举办讲座，推动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战后期，永川的“资本家曾伯康为开拓桑梓文化，将《四部丛刊》等三万余册图书从外省辗转运回永川，在永昌镇中山路曾氏宗祠内设‘竹兰图书馆’，对县里人士无偿开放”[5]。
图书馆或教育从业人员创办图书馆。1938年9月29日，“ 为纪念抗战建国，前量才图书馆馆长程远女士于重庆成立私立‘七七’图书馆，该馆得到大阳沟小学当局同意，将其由汉运渝之数千册书报，暂借图书室开放阅览，及外借” [15]224。由于“七七”图书馆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1939年1月12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发给该馆两张荣誉券，以表彰其热心社教而于抗战工作尤复利赖”上海商业银行重庆分行关于发给荣誉券致七七图书馆的函（时间不详）（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310-0001-00612）。 。
社会有识之士和社会名流致力于图书馆经费的捐献或直接创办图书馆。1939年郑崇真捐资青年会蟾秋图书馆 [15]222。1939年万县龙驹坝易赉予创办“道生图书馆” [6]410。1942年10月10日，邓少琴创办北泉图书馆，经费由各界人士捐助，每月读者约4 000人次 [8]92。总之，社会名流、贤达捐赠或创办图书馆的情况比较常见，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不少。 （四）国际社会的援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与同盟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英美两国对中国实施文化援助，图书馆事业就是其中之一。
英国庚子退款和美国庚子款退款支持战时重庆图书馆学教育，为文华图专提供一定的经费。如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拨给文华图专建筑设备费5 500元[29]。相对而言，美国庚子款退款资助重庆图书馆学教育的力度更大。1939年补助15 000元，1941年拨款25 000元[30]。英美两国的庚子退款为文华图专的发展提供了急需的经费，使得文华图专在困境中坚持开展工作，从未中断，为重庆和大后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人才。
英美两国的图书馆界或政要人员对重庆图书馆事业施以援助。鉴于抗战时期图书资源紧缺，1938年12月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Wartime Book Collection Committee）在重庆成立，向国外发出征书吁请，牛津大学、英国图书馆协会或捐款或捐书。美国“从1943年开始大规模地将缩微胶卷输入中国，以满足战时大后方学术科研的需要，促进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26]274。截至1943年底，“美国通过缩微胶卷向重庆送去了大量的科学与技术类图书、刊物，缩微胶卷，成为战时中国高校接触西方新书刊的主要途径”[31]。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 Henry Agard）访华携带一批书籍，将其赠给国立中央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华莱士还带有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文华图专的图书馆学新著4种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年报、会报等[32]。这些来自英美等国图书馆界和政界人士捐赠的图书、期刊对于图书资源匮乏的重庆各图书馆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总之，国际社会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援助有利于加强中国图书馆界与国外图书馆界、国际社会的联系，也有利于应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危机。
四、危机的克服：重庆图书馆事业恢复生机
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图书馆事业渡过了难关。从抗战后期開始，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重庆及其周边区县的轰炸，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从抗战后期开始，受各级政府、图书馆界、社会人士和国际力量的支持与援助，一大批新建的各类型图书馆开始发挥作用、图书馆学教育工作顺利开展。这表明了重庆图书馆事业在经历抗战初期和中期危机之后开始恢复生机。
（一）图书馆体系发展完备，图书馆数量增多
图书馆体系的发展情况体现在图书馆种类的多少，图书馆数量的多少反映出图书馆发展的快慢，两者皆可反映图书馆的发展情况。通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类型丰富，图书馆体系逐渐完善，数量逐渐增多参见：《重庆市内图书馆一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2年第1-2期，第11-13页）、《重庆文化艺术志》（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93页）、《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3页），以及重庆市各区县县志中关于图书馆的相关内容。
从图书馆体系看，战时重庆地区的图书馆在战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际性、国立图书馆和附属图书馆（室）等类型图书馆。其中，国际性的图书馆共有8所[1]，其中新建的有5所：（1）中美文化协会图书馆成立于1938年，位于重庆上清寺聚兴村三号，隶属美国大使馆情教司，以“交换并讲通中美文化，促进两国友谊”为宗旨。藏有西文书百余册，杂志三四十种。该馆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丛书编纂。（2）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图书馆成立于1939年，位于重庆临江路31号。该馆以“研究中法比瑞四国文化，并促进四国之交谊”为宗旨。藏有中、法文书籍千余种，报章、杂志10余种。该馆举办学术演讲、座谈会，设立法文班，编译刊物。（3）英国大使馆新闻处图书馆成立于1942年10月20日，位于重庆民生路29号，隶属英国大使馆新闻处，以“沟通中英文化及消息联络感情”为宗旨。藏有英文政治、历史书籍900册，西文杂志60种。出版British Digest， Globe Digest， Informations Pease， Snpplement to the infoemation Please， The Bulletin 以及Panphlets等定期刊物。（4）苏联全国粮食出口协会图书部成立于1939年春，位于重庆新生路136号，负责“介绍并沟通中苏及世界文化”。藏书以文学书籍为主，文学书籍以俄文书籍为主。（5）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及自由世界协会中国分会图书馆于1941年成立，到1942年藏有中西文政治书籍1 065册。该馆主要“从事国际宣传，研究国际问题，以增广民众之国际知识”。 而迁入的有3所国际性图书馆以及国立图书馆、附属图书馆（室），前文已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重庆图书馆体系逐渐完善，这样的图书馆发展体系在近代中国各城市中不多见。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来看，具备这样条件的城市有北京、南京、重庆，说明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地位十分重要。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为一体，政治中心往往对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因社会各界的支持，自然得到发展。
从图书馆的数量来看，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的数量增加较快，仅统计到的各类型图书馆就有93所，尚不包含小学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附属图书室。这一时期，图书馆数量的快速增加得益于内迁高校、机关附属图书馆，以及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还有社会名流支持新建的图书馆，图书馆数量的增加反映了图书馆事业的恢复。
（二）图书馆社团的活跃表现
抗战时期，重庆的图书馆社团有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中国图书馆学社。抗战爆发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设重庆理事会。1943年9月，该会将会址从昆明迁到重庆，在重庆举行会员总登记活动，向欧美征集图书，从事大后方图书馆调查工作。此外，抗战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举办三次年会，会议中提出并通过有关图书馆事业的议案，为重庆乃至国统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绘制蓝图。另外，中华图书馆协会还从事书籍出版工作。1940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协助天一阁出版藏书 关于协助出版天一阁藏书的函（时间不详）（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122-0001-00200）。 。1943年10月19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关于编写怀特博士（Dr.White）工作概况致函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不仅如此，中华图书馆协会也加强与国外图书馆界的交流。如1945年4月6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欢迎诺伦堡博士来华考察图书馆事业，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茶会招待[33]。
随着重庆图书馆事业的恢复，为“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1945年3月30日，重庆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的教授及学生在该校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社。该社内部组织设有理事会及监事会，理事会下设编辑出版委员会。当时有社员100余人，汪长炳、严文郁、徐家麟等教授被选为理事。该社计划陆续编印各种丛书并发行刊物《图书馆学报》，1945年6月30日铅印出版《图书馆学报》创刊号，曾发行全国[34]。两个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相继活跃在重庆，表明重庆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生机。
（三）图书馆学教育的有序开展
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学教育分专业型和业余型，专业型由文华图专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学系实施。文华图专于1938年6月迁到重庆后曾数次遭到日机的轰炸，但该校在渝办学期间锐意改革，及时增设新课程。1942年文华图专上呈教育部，计划“拟添设史地概论、史料整理法、博物馆学通论等课目”关于呈送本校民国二十九年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与工作进度对照报告表及民国三十年校务行政计划及进度表的报（1942年3月5日）（武汉大学档案馆藏，档号7-1942-10）。，以丰富、优化图书馆学课程。此外，文华图专还积极增加其他领域的新课程，主要有书评、公文研究、公务管理、公文程式、政府组织概要、特种博物馆学、考古学、簿记与会计、社会科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出版调查与研究、儿童读物研究、成人读物研究、文哲概论、史地概论、学术讲演、社教工作、伦理学等多种课程[35]，以提高學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高素质的图书馆人才。文华图专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人才，成为战时中国图书馆人才的培养基地。
1941年8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璧山成立，设图书馆博物馆学系。一时间，该系名师云集。图书馆学专家汪长炳任系主任，杨家骆、顾颉刚、皮高品、严文郁、徐家麟等知名学者先后在该校任教。该系以“培养图书馆、博物馆高级人才”为宗旨，图书馆学专业设有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选择、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法、图书馆经营法、图书馆行政与设计、目录学、参考书与参考工作、图书馆史、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学专著研究、世界名著介绍、检字法等必修课和版本学、特种图书馆、资料整理法、图书馆推广与辅导、国学专著选读等选修课[36]，课程内容丰富。在各人员的努力下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此外，业余形式的图书馆学教育也在重庆开展。国立中央图书馆为“遵照教育部令临时附设图书馆补习学校，以训练图书馆事业人员及谋图书馆现职人员之修进”的指令，于1942年7月15日开始在两浮支路分馆举办为期10周的图书馆学培训班。培训课程有图书馆学通论、编目学（附实习）、分类法（附实习）、图书参考、图书征购、目录学、专题讲演等国立中央图书馆关于检送补习学校招生简章致东川邮政管理局的函（时间不详）（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340-0002- 00384）。
。卢作孚为了培养民众的阅读习惯，举办不同类型的读书会，解决民众的识字问题，使人们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教育效果显著，图书阅览人数增加[37]。总之，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学教育在重庆有序开展，为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图书馆人才。
（四）图书馆学书刊突破零发行
图书馆学书刊的出版数量是衡量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就现有资料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地区还没有出版发行过图书馆学专业性书刊，这种局面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改变。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中心，图书馆事业在经历危机后开始恢复，图书馆学书刊出版增多，种类较多，内容较为广泛（表1）。
由表1可见，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出版发行的图书馆学期刊4种、书籍19种，突破了抗战前的零发行。不仅数量增加较快，而且种类较多。从发行书刊的内容来看，这些图书馆学书刊的内容丰富，包含图书馆学术、图书馆法规、图书馆教育、图书编目、图书阅览、阅读指导、目录学和校雠学等内容。这些图书馆学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在抗战后期出版、发行，反映了抗战后期图书馆学术的发展，这和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恢复分不开。
五、结语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危机与应对，实际上反映了战争对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以及各种力量与日军的抗争，是全面抗战的另一个面相，展现了重庆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抗战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给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抗战初期，东部地区图书机构的迁入使重庆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然而，日机轰炸导致图书馆舍被炸、图书被毁，通货膨胀导致经费不足、发展受限，人口骤增导致馆舍局促、图书资源紧缺，重庆图书馆事业出现了发展危机，严重影响了重庆图书馆事业服务社会教育、增加抗战力量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各级政府、图书馆界、社会人士和国际社会力量积极应对，最终，重庆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渡过了危机，逐渐恢复生机。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战后乃至当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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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of Chongqing librarianship crisi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YAO Leyea， LI Feib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P.R.China;
b.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P.R.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brary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were moved to Chongqing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s librarianship. However， the bombing of Chongqing by Japan， severe inflation and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of Chongqing led to a crisis in the library business of Chongq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library was strengthened in wartime. Because of the goal of jointly opposing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all part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played their respective roles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 in the cause of Chongqing’s library， both with the policy or finan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Chongqing’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the domestic library community， the selfless dedica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ventually， Chongqing’s librarianship gradually recovered.
Key words：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Chongqing; librarianship; crisis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