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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Democracy）是一种历史非常久远的社会治理模式，至少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算起，到今天已有2500年的历史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它的理念与范式早已经被人类历史的实践证明是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治理模式，时至今日仍然散发着勃勃生机。反观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其他很多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型大多如昙花一现般被历史抛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能够战胜时间的事物才可以被称作永恒。就目前人类的认知而言，民主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治理模式，它与人类的存在状态保持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换言之，只有在民主的治理模式下人的价值才能得到捍卫，城邦或者国家才能真正践行正义的美德，基于此形成的社会才是体面的社会。其实，关于这点各类人群大多早已心知肚明，只不过因为一己之私利，刻意掩饰而已。因而我们会见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处于何种真实状态，都要借用民主的称号来为自己的权力寻找合法性，毕竟在全球化时代，再也无法炮制君权神授的把戏了。暂且不论真民主也好，还是假民主也罢，我们总要搞清楚民主与个体的存在状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只有基于此，我们才能从观念层面确立社会治理模式的进步纲领，同时，也才能真正厘清拥护民主与反对民主的人群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以及两者在心灵深处达成共识的边界条件。那么，民主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进步纲领，它到底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着怎样的联系呢？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的福祉
即便按照通俗的说法，民主的核心要素包括“民有、民享与民治”三个层面，其中前两个层面都与经济分配有关，而这点与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人的福祉有关。换言之，民主机制保证了分配的公平与正义，这点恰恰符合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即自由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原则。民主的核心要义在于自由平等原则，只有在这个正义原则之下，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简单地说，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分配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公众的满意度并没有随之提高，反而是民间的不满情绪在增加，究其原因，问题出在经济分配模式的不民主，导致在整个社会日益繁荣的同时，而一部分个体却呈现出日益相对贫困化的悖论。贫富差距的飞速扩大化已经由隐性存在向显性存在快速转化。这一切都意味着由于民主的缺席，已经造成公众在经济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不平等会带来两种后果：其一，生活质量的降低与生活状态的恶化；其二，直接导致个体内在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自尊的丧失，以及心灵上的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感觉。在所有的这些伤害中，经济不平等具有优先性，毕竟这是最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伤害，每个人都要生活，都要遭遇这些，没有人可以回避。那么由于民主的缺席，在场的个体是通过怎样的存在链条遭遇到这些伤害的呢？
所有经济分配的不平等都是由政策决定的。在民主机制缺席或者乏力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往往喜欢采用强制性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上占有政策的预期收益，在政策收益确定的情况下，结果必然是留给公众的收益就会被肆意侵占。曾有经济学家放言：工资收入的边界以从业者不造反为底线，这实在是赤裸裸的侮辱与伤害。当代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早已显示：当革命的收益大于当下的收益的时候，革命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并可能以摧毁一切的方式发生，并把革命的成本让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来承担，因此采取底线分配政策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众所周知，这种分配模式下留给公众的收益仅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者就被彻底锁定在劳动上，这也就是马克思170年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人的异化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仅在经济上被伤害，而且还被锁定在劳动上，这也就意味着个体自由的丧失。担忧这种状态扼杀了所有人的激情、梦想还有希望，毕竟人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人还有对自由的渴望。但是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分配上的经济不平等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对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推论：经济的不平等程度与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堕落程度呈高度的正相关性。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曾在1943年提出了人类需求的五层次金字塔理论，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与本能有关。马斯洛的模型很有启发意义，当个体通过工作仅仅满足生理需求（相当于简单再生产）时，这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一定很低，毕竟活着是第一要务，随着需求层级的提升，道德水准的地平线才会逐渐浮出水面。由此我们可以自然引申出一个推论：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分配维持在简单再生产层面的时候，整个社会是无法进入文明轨道的，这时流行的准则是弱肉强食与不择手段。所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说过一句名言：资本主义是道德文明要求比较高的社会。其深意就在于此！因此，联想到笔者多年前曾说过一句被广泛质疑的话：我从来不相信贫穷落后地区会民风淳朴，道德高尚。其原因也在于此，诚如古人管子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观当下各种社会失范现象的大范围蔓延，经济分配不平等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刻意把人们锁定在为生计奔波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也违背了作为城邦第一美德的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民主，经济不平等的矛盾就无从解决，所有的人都是潜在或显在的受害者。因此，民主机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是一种普遍性的福祉，也是文明的坚定捍卫者。
民主是体面社会的基础与个人尊严的捍卫者
民主能够保证与个体心灵生活有关的声望与尊严等价值得到公平分配，个体通过其能力获得正确的承认，实现自我认同，并明确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人类价值共同体中的一员，有责任参与社会秩序的建构。反之，错误的承认既能阻碍再分配，又能使不正义永久化。如果说经济不平等，是可见的伤害，那么事关每个人尊严的身份扭曲承认则是对个体心灵的不可见伤害，它比前者更难治愈。民主机制可以有效地消除对个体身份的扭曲承认，以及最大程度上消除制度化带来的身份差异的区分，从而能有效地保证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反之，如果缺乏民主机制就会造成个体身份的扭曲承认与自我认同的危机，并加剧一种很难根除的制度性侮辱境遇的蔓延与扩散。反观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流行语，如屁民、屌丝与官二代、富二代等的对立，除了无奈地自嘲之外，更多地是对自身存在状态以及身份的不满与反抗。而反抗的希望被寄托在空间狭小与路径晦暗不明的所谓“逆袭”上，在没有坚实的正义原则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的状况下，逆袭几乎就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成年人的白日梦。只有当个人的身份与自我认同感回归到正常的承认轨道上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真正从一个异质化的社会向同质化的社会转型，也才能真正消除社会群体心中日益固化的精神断裂。我们之所以渴望这种转型的实现，是因为异质化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增生冲突与抬高交易成本的社会，在这种处境下每个人的存在状态都会变差，利益最终都会受损；而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则会消除这种内在的矛盾与紧张，从而达成群体的精神和解，最终走向社会的内在和谐。在这点上，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说法是正确的，即看不见的和谐远比看得见的和谐更重要。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时刻离不开民主机制的保驾护航，否则就沦落为某些人裹挟私心的兜售乌托邦的游戏。那些被过度包装的乌托邦总是允诺要把人间变成天堂，而结果最终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简单分析身份扭曲的社会意义之前，不妨检视一下当下中国社会的身份状态的划分，或许更能凸显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当下流行的“公仆”与“主人翁”的身份划分，这是身份扭曲的典型案例。发展到今天几乎成为一种反讽：一些公仆们的超级收益以及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与身份，已经再也无法遮掩，甚至公开悍然蔑视作为主人的“贱民”。没有民主的制约机制，这种格局无法改变，作为卑微的个体所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因此，我们见证了每年数以百万的大学生争相报考公务员的宏大场面，这种热潮背后已然揭示出扭曲的身份承认机制所带来的恶果。客观地说，这个虚假划分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么这种制度化的身份扭曲承认机制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带来两个后果：其一，个人尊严受到侮辱与伤害；其二，疏离化的社会与丛林原则的常态化，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离文明越来越远，最后滑入非体面社会。
尊严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词汇，然而一旦追问起来，人们往往并不能很准确地界定其内涵，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熟悉的陌生”现象。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正儿八经地开始关注人的尊严问题，那是很晚近的事情，笔者倾向于认为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才真正得到关注。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无法给出尊严的准确定义，为此，我们需要把构成尊严的要素做个分类，然后我们才能发现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尊严是如何受到伤害的？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构成尊严的需求要素可以分成两类：其一，权力、成就、胜任感、信心、独立性与自由度；其二，名誉、声望、被认可、受关注、地位等。这个分类可以大致界定我们所捍卫的个体尊严的范围与内容，只不过马斯洛的分类有些混乱，同样是这些要素，我们可以按照内外有别的方式划分为内在尊严与外在尊严。外在尊严是可见的，大多与中国人的面子有关，而内在尊严，则是心灵的自由度与信心的度量，它与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高度相关。通常，我们会看到尊严的很大一部分要素是要经过制度化的确认才可以得到捍卫，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如果权力一直处于垄断地位，那就意味着这些构成尊严的要素的承认机制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尊严的分配不公以及被侮辱与伤害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康德曾说：唯有道德和人之本性才可以冠以尊严之名。当个体尊严逐渐萎缩的情况下，个体的道德感也随之下降，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下行路径，人们只能在维持生计的背景下固化最低限度的道德原则，而自我实现的愿望则成为遥不可及的幻想。这样随着个体尊严的被侵害，整个社会就被锁定在退化的轨迹上，从而社会的存在状态就进入到一种非体面的社会。个体的能力在扭曲的承认机制中就成为一种毫无用处的摆设，由此引致整个社会能力库存的浪费与损耗，这样的社会也注定是内在无效率的。坊间所谓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样黑色幽默的段子暗含了多少绝望，当一个社会肆意侮辱一些人的尊严的时候，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伤害，它会导致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一个不尊重自己国民的社会，如何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呢？反之，一个体面的社会，会捍卫每个卑微者的尊严，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沿着马斯洛金字塔的上行路径发展，伴随着逐渐脱离开低端的生存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会随之提高，最终带来大家的收益与存在状态都得到了提高。
俞可平先生曾撰文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先生过于委婉了，民主何止是一个好东西，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民主犹如人是否穿衣服的区别。衣服于人而言是摆脱野蛮愚昧的象征，而民主于社会而言则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事关一个体面社会里所有成员的福祉与尊严。此刻让我们重温180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平等每时每刻都在向每一个人提供着慰藉。它的好处是普遍的，也是持久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的福祉
即便按照通俗的说法，民主的核心要素包括“民有、民享与民治”三个层面，其中前两个层面都与经济分配有关，而这点与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人的福祉有关。换言之，民主机制保证了分配的公平与正义，这点恰恰符合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即自由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原则。民主的核心要义在于自由平等原则，只有在这个正义原则之下，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简单地说，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分配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公众的满意度并没有随之提高，反而是民间的不满情绪在增加，究其原因，问题出在经济分配模式的不民主，导致在整个社会日益繁荣的同时，而一部分个体却呈现出日益相对贫困化的悖论。贫富差距的飞速扩大化已经由隐性存在向显性存在快速转化。这一切都意味着由于民主的缺席，已经造成公众在经济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不平等会带来两种后果：其一，生活质量的降低与生活状态的恶化；其二，直接导致个体内在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自尊的丧失，以及心灵上的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感觉。在所有的这些伤害中，经济不平等具有优先性，毕竟这是最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伤害，每个人都要生活，都要遭遇这些，没有人可以回避。那么由于民主的缺席，在场的个体是通过怎样的存在链条遭遇到这些伤害的呢？
所有经济分配的不平等都是由政策决定的。在民主机制缺席或者乏力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往往喜欢采用强制性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上占有政策的预期收益，在政策收益确定的情况下，结果必然是留给公众的收益就会被肆意侵占。曾有经济学家放言：工资收入的边界以从业者不造反为底线，这实在是赤裸裸的侮辱与伤害。当代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早已显示：当革命的收益大于当下的收益的时候，革命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并可能以摧毁一切的方式发生，并把革命的成本让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来承担，因此采取底线分配政策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众所周知，这种分配模式下留给公众的收益仅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者就被彻底锁定在劳动上，这也就是马克思170年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人的异化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仅在经济上被伤害，而且还被锁定在劳动上，这也就意味着个体自由的丧失。担忧这种状态扼杀了所有人的激情、梦想还有希望，毕竟人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人还有对自由的渴望。但是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分配上的经济不平等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对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推论：经济的不平等程度与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堕落程度呈高度的正相关性。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曾在1943年提出了人类需求的五层次金字塔理论，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与本能有关。马斯洛的模型很有启发意义，当个体通过工作仅仅满足生理需求（相当于简单再生产）时，这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一定很低，毕竟活着是第一要务，随着需求层级的提升，道德水准的地平线才会逐渐浮出水面。由此我们可以自然引申出一个推论：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分配维持在简单再生产层面的时候，整个社会是无法进入文明轨道的，这时流行的准则是弱肉强食与不择手段。所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说过一句名言：资本主义是道德文明要求比较高的社会。其深意就在于此！因此，联想到笔者多年前曾说过一句被广泛质疑的话：我从来不相信贫穷落后地区会民风淳朴，道德高尚。其原因也在于此，诚如古人管子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观当下各种社会失范现象的大范围蔓延，经济分配不平等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刻意把人们锁定在为生计奔波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也违背了作为城邦第一美德的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民主，经济不平等的矛盾就无从解决，所有的人都是潜在或显在的受害者。因此，民主机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是一种普遍性的福祉，也是文明的坚定捍卫者。
民主是体面社会的基础与个人尊严的捍卫者
民主能够保证与个体心灵生活有关的声望与尊严等价值得到公平分配，个体通过其能力获得正确的承认，实现自我认同，并明确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人类价值共同体中的一员，有责任参与社会秩序的建构。反之，错误的承认既能阻碍再分配，又能使不正义永久化。如果说经济不平等，是可见的伤害，那么事关每个人尊严的身份扭曲承认则是对个体心灵的不可见伤害，它比前者更难治愈。民主机制可以有效地消除对个体身份的扭曲承认，以及最大程度上消除制度化带来的身份差异的区分，从而能有效地保证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反之，如果缺乏民主机制就会造成个体身份的扭曲承认与自我认同的危机，并加剧一种很难根除的制度性侮辱境遇的蔓延与扩散。反观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流行语，如屁民、屌丝与官二代、富二代等的对立，除了无奈地自嘲之外，更多地是对自身存在状态以及身份的不满与反抗。而反抗的希望被寄托在空间狭小与路径晦暗不明的所谓“逆袭”上，在没有坚实的正义原则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的状况下，逆袭几乎就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成年人的白日梦。只有当个人的身份与自我认同感回归到正常的承认轨道上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真正从一个异质化的社会向同质化的社会转型，也才能真正消除社会群体心中日益固化的精神断裂。我们之所以渴望这种转型的实现，是因为异质化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增生冲突与抬高交易成本的社会，在这种处境下每个人的存在状态都会变差，利益最终都会受损；而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则会消除这种内在的矛盾与紧张，从而达成群体的精神和解，最终走向社会的内在和谐。在这点上，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说法是正确的，即看不见的和谐远比看得见的和谐更重要。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时刻离不开民主机制的保驾护航，否则就沦落为某些人裹挟私心的兜售乌托邦的游戏。那些被过度包装的乌托邦总是允诺要把人间变成天堂，而结果最终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简单分析身份扭曲的社会意义之前，不妨检视一下当下中国社会的身份状态的划分，或许更能凸显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当下流行的“公仆”与“主人翁”的身份划分，这是身份扭曲的典型案例。发展到今天几乎成为一种反讽：一些公仆们的超级收益以及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与身份，已经再也无法遮掩，甚至公开悍然蔑视作为主人的“贱民”。没有民主的制约机制，这种格局无法改变，作为卑微的个体所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因此，我们见证了每年数以百万的大学生争相报考公务员的宏大场面，这种热潮背后已然揭示出扭曲的身份承认机制所带来的恶果。客观地说，这个虚假划分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么这种制度化的身份扭曲承认机制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带来两个后果：其一，个人尊严受到侮辱与伤害；其二，疏离化的社会与丛林原则的常态化，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离文明越来越远，最后滑入非体面社会。
尊严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词汇，然而一旦追问起来，人们往往并不能很准确地界定其内涵，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熟悉的陌生”现象。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正儿八经地开始关注人的尊严问题，那是很晚近的事情，笔者倾向于认为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才真正得到关注。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无法给出尊严的准确定义，为此，我们需要把构成尊严的要素做个分类，然后我们才能发现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尊严是如何受到伤害的？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构成尊严的需求要素可以分成两类：其一，权力、成就、胜任感、信心、独立性与自由度；其二，名誉、声望、被认可、受关注、地位等。这个分类可以大致界定我们所捍卫的个体尊严的范围与内容，只不过马斯洛的分类有些混乱，同样是这些要素，我们可以按照内外有别的方式划分为内在尊严与外在尊严。外在尊严是可见的，大多与中国人的面子有关，而内在尊严，则是心灵的自由度与信心的度量，它与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高度相关。通常，我们会看到尊严的很大一部分要素是要经过制度化的确认才可以得到捍卫，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如果权力一直处于垄断地位，那就意味着这些构成尊严的要素的承认机制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尊严的分配不公以及被侮辱与伤害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康德曾说：唯有道德和人之本性才可以冠以尊严之名。当个体尊严逐渐萎缩的情况下，个体的道德感也随之下降，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下行路径，人们只能在维持生计的背景下固化最低限度的道德原则，而自我实现的愿望则成为遥不可及的幻想。这样随着个体尊严的被侵害，整个社会就被锁定在退化的轨迹上，从而社会的存在状态就进入到一种非体面的社会。个体的能力在扭曲的承认机制中就成为一种毫无用处的摆设，由此引致整个社会能力库存的浪费与损耗，这样的社会也注定是内在无效率的。坊间所谓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样黑色幽默的段子暗含了多少绝望，当一个社会肆意侮辱一些人的尊严的时候，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伤害，它会导致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一个不尊重自己国民的社会，如何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呢？反之，一个体面的社会，会捍卫每个卑微者的尊严，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沿着马斯洛金字塔的上行路径发展，伴随着逐渐脱离开低端的生存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会随之提高，最终带来大家的收益与存在状态都得到了提高。
俞可平先生曾撰文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先生过于委婉了，民主何止是一个好东西，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民主犹如人是否穿衣服的区别。衣服于人而言是摆脱野蛮愚昧的象征，而民主于社会而言则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事关一个体面社会里所有成员的福祉与尊严。此刻让我们重温180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平等每时每刻都在向每一个人提供着慰藉。它的好处是普遍的，也是持久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