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工业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戛纳电影节作为世界各民族电影的大观园实在难能可贵。直白地说，在好莱坞的强势冲击下，戛纳电影节成了美国以外的各国民族电影的竞技场。但今年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戛纳2015年的19部竞赛片中，超过一半是纯英语或者部分英语的影片，不少英语电影是由非英语著作第一次改编而成，而且起用了高知名度的美国和英国演员。不过奇怪的是，19部竞赛片中，只有3部的导演的母语为英语：来自美国的格斯·范·桑特、托德·海恩斯和来自澳大利亚的贾斯汀·库泽尔。
　　希腊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今年的入围作品《龙虾》是其首部英语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人如果找不到伴侣就会变成一种动物”的怪诞故事。兰斯莫斯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拍摄了这部电影，主演包括科林·法瑞尔（爱尔兰）、蕾切尔·薇兹（英国）和约翰·赖利（美国）。
　　意大利导演马提欧·加洛尼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在2008年凭借《格莫拉》夺得戛纳评审团大奖，《格莫拉》是部意大利语电影。但他最新入围的作品《故事的故事》则是一部英语为主的电影。
　　加洛尼的同胞保罗·索伦蒂诺也“抛弃”了意大利语。他在去年凭借以罗马为故事背景的《绝美之城》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如今他的最新作品《年轻气盛》讲的也是英语，并且在伦敦拍摄。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还有出自挪威的约阿希姆·特里尔、墨西哥的米歇尔·佛朗哥、甚至法国的纪洛姆·尼克勒的英语作品在与美国的电影竞争。
　　“每年我们都拒绝了很多非英语国家制作的英语电影。”在问及戛纳今年的选片过程时，戛纳电影节总监蒂埃里·弗雷马克思如此说道，“但索伦蒂诺和加洛尼并不是为了一味讨好盎格鲁-撒克逊市场而这样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可见，现实中非英语国家拍摄英语电影的现象要比戛纳电影节呈现出来的还普遍。

　　“难以重新解读美国”的怪圈
　　事实上，好莱坞的历史主要是由欧洲移民撰写的，如F·W·穆尔瑙（德国）、恩斯特·刘别谦（德国）、弗里茨·朗（维也纳）、比利·怀德（前奥匈帝国）、威廉·惠勒（德国）和法兰克·卡普拉（意大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德国和法国的电影人如今开始用英语来拍电影时，这就让人感到担心了。
　　在大部分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民族电影往往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这是展示一国本土文化与语言的重要载体。但这些受到国家资助的电影人一旦有机会到国际上试水，他们很可能就会“违背初衷”。戛纳电影节虽然在选片时会在地理上做平衡，但现在它正依据众多的英语电影来给各国导演做出评价，从这个意义上看，戛纳电影节也再难称得上是世界电影的“竞技场”。

　　拿索伦蒂诺来说，《年轻气盛》并不是他的第一部英语作品，在《绝美之城》之前，他就拍了部《为父寻仇》，影片讲述了一个生活在都柏林的牢骚满腹的过气摇滚明星到美国寻杀父仇人的故事，主角由美国演员西恩·潘饰演。这部电影跟索伦蒂诺的前三部电影一样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竞赛单元，也零星获得过奖项。但《为父寻仇》恐怕是索伦蒂诺职业生涯中得到评价最差的电影，它甚至看起来不像是一部“索伦蒂诺的电影”。也许这是因为他作为外国人没察觉到潘那模仿“罗伯特·史密斯”（英国摇滚明星）的形象过于矫饰而惹人厌;再或者是“纳粹屠杀”、“父子和解”的剧情显得过于肉麻;又或者是因为美国音乐家大卫·伯恩的客串让人感觉影片是为了向他致敬……
　　《为父寻仇》掉入了外国电影人常常陷入的“难以重新解读美国”的怪圈。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香港导演王家卫身上，他在2007年推出的首部英语影片《蓝莓之夜》在香港以及国际上的票房都不佳，各电影节也给了“差评”。
　　宝莱坞炙手可热的电影制作人V·V·乔普拉（《三傻大闹宝莱坞》和《PK》之监制）最近也打算拍英语电影——《破马》，这部“准西部片”在今年4月的新片发布会并没有受到外界的瞩目——即便大牌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阿凡达》导演）和阿方索·卡隆（《地心引力》导演）都对这部影片表示了期待。顺便说一句，来自墨西哥的卡隆当年因为违反电影学校规定，拍了部英语电影，而不是西班牙语电影，结果被开除。显然，卡隆知道自己做得对。
　　外国人的视角
　　近些年来，电影人往国际发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墨西哥、韩国、丹麦、巴西和中国等国。但他们的才华并不总是受到国际的认可。“外国人的视角”是一把双刃剑，“世界成绩单”的好坏与否往往就与这把剑挥舞得好不好有关。
　　来自中国台湾的导演李安步入国际的第一部片子居然是“英国古装片”——改编自简·奥斯汀1811年的同名小说的《理智与情感》。他曾解释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比今天的英国人更能理解19世纪的英国，因为在他成长的环境中，到处还能看到封建社会的影子。结果这部由华人拍摄的“英国古装片”得到了国际好评。然而，同样作为华人导演，陈凯歌的国际表现却显得很差劲。他在拍了糟糕的以英国为背景的色情惊悚片《温柔地杀我》后感到深深的绝望，决定再也不拍英语电影。 　　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的英语作品也是飘忽不定，表现两极。在葡萄牙语电影《上帝之城》之后三年，他凭借2005年上映的英语电影《不朽的园丁》再次收获国际赞誉。但不料他后来“乘胜”接连推出了数部英语烂片，如《失明》和《360》。
　　丹麦人的英语水平很不错，这点我们从拉斯·冯·提尔、托马斯·温特伯格（其最新影片《远离尘嚣》正在上映）和罗勒·莎菲（《成长教育》为其代表作）的作品中可窥一二。不过话又说回来，莎菲对英语的认识还是有其盲点：在影片《一天》中，演员安妮·海瑟薇的英国“约克郡口音”让这部影片彻底搞砸了。
　　“这并不是因为国际电影市场在挖角各国电影人才，而是他们本身非常想拍英语电影。”资深电影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说道。来自英国的托马斯是许多大获成功的此类英语电影的幕后推手，如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和大岛渚的《战场上的快乐圣诞》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贝纳尔多早就想拍英语电影，拍了之后更打算继续拍下去。因为他还想跟那些演员合作。”托马斯说道，“世界上讲英语的好演员有很多，这是单一一个非英语国家所不能提供的，而要聚集多个不同语言的电影明星显然更不可能。另外，讲英语还能收获更多的潜在观众。”托马斯对于今年英语片充斥戛纳电影节并不感到意外。
　　当然，托马斯今年也没闲着，他参与制作了意大利导演加洛尼的《故事的故事》。这部影片改编自17世纪由吉姆巴地斯达·巴西耳创作出版的那不勒斯语童话故事集《五日谈》。加洛尼不久前在他的第一次英语受访中谈到，巴西耳是欧洲最早的童话搜集者，但如今世人却普遍不认识他。“所以我想通过制作英语电影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他。而巴西耳的一些文字是莎士比亚风格的，因此用英语来表达这部作品不会有太大障碍。”
　　加洛尼并不认为自己“背叛”了意大利电影。加洛尼透露，在《格莫拉》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成功后，他收到了无数条件优越的邀约，希望他到美国拍摄类似的电影，但自己都回绝了这类邀请。在其新片《故事的故事》中，他把外国演员都拉到了意大利拍摄，而且内容也是关于意大利文化。加洛尼表示，拍摄英语电影并不一定是走向国际的捷径。“最重要的还是作品的质量。如果我继续拍意大利语电影，它会像《格莫拉》一样在全世界都卖得很好。但如果我拍的英语电影不够好，那么大家都不会愿意掏钱看你的电影。”
　　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导演索伦蒂诺又做了些什么呢？他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改造了美国电影。同时还在家乡意大利打造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意大利式西部片（意大利人制作的美国式西部片）工业。
　　愈加模糊的电影“国籍”
　　自从1960年代以来，非英语片的观众数量就开始减少，不过期间也涌现出了像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意大利）、让·吕克·戈达尔（瑞士、法国）和弗朗索瓦·特吕弗（法国）等叱咤国际影坛的非英语片的大导演。如今非英语片在好的年景能占到英国5%的票房。近些年来，虽然面临好莱坞的巨大威胁，但在大部分国家，民族电影都处在上升势头，换句话说，非英语国家的观众看了比过去更多的本国影片。当地电影产业正在恢复发展，并分享了更多的票房。
　　托马斯指出，在如今的发展势头下，受到最大威胁的民族电影其实是英国电影。“我们遇到了一种相反的问题——英语片数量过多了。”他说道，“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及我们所说的那些外国导演们都在拍英语电影。因而我们正面临空前剧烈的竞争。像今年英国电影缺席戛纳主竞赛单元就凸显了这个问题。”
　　托马斯表示，值得庆幸的是，目前英国电影在产业规模、制作技术、演员素质方面还有优势。因此今年入围戛纳的英语电影很多都有英国元素，如《故事的故事》、《年轻气盛》、《龙虾》、《麦克白》和《卡罗尔》皆是如此。“不过它们中的任何一部得了奖，我们能将之欢呼为英国电影的胜利吗？其实这是电影的‘国籍’越来越难以独立的一个迹象，未来这种独立可能是多余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得感谢戛纳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