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刚毕业时租房，房东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确信“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房东夫妻双方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笔者由于喜欢看科普类的书籍并且当时年少气盛，经常跟他争论“进化论”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确是很难说服他。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旦心中有了“上帝”，就很难接受人类是从猴子演变而来的念头，何况“进化论”并不是个完美的、可以实证的理论。但揪住“进化论”的缺陷或者不足并对其全盘否定，这种思维逻辑是因为已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挑战而自然产生的，也就是说这种思维的角度不是去开放、理性地探寻客观事实，而是不断寻找证据拒绝接受不同的思想。
　　强烈的意识形态与理性思维基本是不相容的，甚至最能扭曲人类的认知。比如宗教要求信仰比理性更为重要，对其教义信徒要整体地接受它，基本拒绝任何分析和批评。对于政治来说，也有类似的成分。有一本书叫《乌合之众》，读者有空可以去翻翻。
　　话说回来，投资最需要的是理性思维，巴菲特、查理·芒格在年幼时就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沃伦在童年时就观察到这一点，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危险的东西，决定离它远远的；他终生都离意识形态远远的，这极大地提高了他认知的准确性。我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同样的教训，我的父亲仇恨意识形态，因此，我只要模仿我的父亲、别离开那条我认为正确的道路就好了。” 查理·芒格说。
　　当然，对于我们很多人的投资理念和方法，如果说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帽子扣的就太大了点，但头脑中已有的认知往往影响我们去接受投资的本质。比如：
　　第一，先入为主带来的偏见。绝大多数人刚开始投资时，最先接触的就是行情软件，看到的是K线和各种技术指标，主流媒体上也充斥着侃侃而谈的成功人士或技术分析专家，所以容易接受这就是投资方法，有上进心并勤奋的人往往会深陷其中。
　　第二，原有股市认知的延续。中国的股市发展时间短，存在问题多，特别是发展初期更严重，比如老鼠仓、庄家联合炒作、财务造假、恶意圈钱等，还有制度方面的不合理，比如上市和退市制度不完善、投资资金不能在跨市场流动等。因为有这些认知，认为中国股市根本不适合价值投资就再自然不过了。
　　第三，社会认知偏差的迁移。我见过很多人，看不到中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开口闭口就是社会不公平、经济要完蛋、房地产泡沫要破灭、钓鱼岛问题要打仗等。这些“热血人士”往往认为股票都是没有价值的、上市公司都是来圈钱的，他们很难理性地看待和分析投资问题，但可悲的是他们还不愿意彻底离开这个市场。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的理解就离股票和股市的本质越来越远，关注更多的是如何短期博弈、快速挣钱的方法，而不认同股票是企业的一部分，不愿意在“买什么、花多少钱买”这方面下工夫。
　　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太过复杂，而且通常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查理·芒格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笔者权且把它称为“卵子效应”：人的大脑有时候就像卵子，它有自己的关闭机制，当第一个精子破壳而入后，它就关闭了。有些想法和理念，一些人看到后一下子就接受了，一些人却接受起来非常困难甚至永远不会接受。
　　卵子不能选择什么样的精子进入其内（如果能選，你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我们的大脑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思想，大脑自身也基本没得选择，因为这取决于你我的性格、习惯、经验、环境甚至大量的偶然事件等，一定程度上是大量的偶然事件造就了现在的你我。
　　当然，对于大脑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我们也不是束手无策，还是有些办法应对的，比如：一是靠近并向理性、有智慧的人学习以及共事，给自己接触正确思想的机会；二是读些心理学、历史、科普类书籍，而不仅仅是经济类书籍，拓宽视野，努力保持客观、理性和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