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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关于中国企业家，有两个事件颇耐人寻味。一个是2月26日《2019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如果问你在这个榜单中谁是首富，你可能不知道，如果问你谁是中国首富，你也未必知道。英国人胡润自1999年推出中国第一份财富排行榜“百富榜”至今20年，从热议到漠视，中国人显然已经对“富豪榜”这一类的财富话题失去了兴趣。另一个事件，是3月5日91岁的褚时健去世——一个人生中有污点的企业家的去世却成为了热门话题。褚时健确实值得我们缅怀，他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命运，折射出了一个人群的奋斗和一个时代的传奇。他最打动人之处，是他在70多岁疾病缠身的时候，依然在畅想10年后他的事业。他的褚橙既是带有互联网基因的农产品，更是带有梦想的精神产品。当他去世，人们热切缅怀他的时候，其实是在对一种不折不挠的顽强生命精神的缅怀，也是对梦想的致敬！一言以蔽之，是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追寻。马云被2019胡润富豪榜推为中国首富，对此其团队则向媒体表示：中国需要的是具有“家国情怀”和“世界担当”的企业家精神，但中国不需要富豪榜。
罗兰贝格全球首席执行官常博逸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为世界带来了独特的文化与精神贡献。其核心就是中国企业家精神，他说：“我深刻感受到企业家精神释放后的巨大创造力和影响力，这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自信的中国企业家不是简单地学习西方理论，他们对如何将西方管理模式与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决策流程相结合，以及如何塑造企业文化来激励员工等问题，都有独到见解。
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届时中国不仅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教授曾经表示，展望中国2035，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达成目标的关键。中国已经真正进入“企业家经济”阶段，企业家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可宝贵的资源。美国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乔治·吉尔德在其《重获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写道，人们将经济增长视为很多因素决定的过程，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和企业家以新观念和新技术开办的新企业所起的作用相比。他认为，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为了保持和激励这种信仰，政府需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的自主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财富保有并增值的秘密所在。
塑造中国企业家精神，成为时代使命。我们却一直对此深感困惑。这种困惑来源于100多年前的“韦伯命题”。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著作中提出了一个精神动力问题，其要旨是：在西方，新教伦理提供了现代事功（资本主义）之精神动力，而在中国，尽管传统中国拥有诸多成就现代事功之条件因素，如人口流动、城市经济、货币等，但传统文化之儒道释三教不能提供基于法治、诚信、理性化上的现代化精神动力。在韦伯看来，中国儒家伦理无法催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事实上，自1970年代“工业东亚”——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崛起已经有力地反驳了“韦伯命题”。长期为现代世界批判甚至拒绝的儒家传统因“工业东亚”而获得了新的尊严和肯定。学者杜维明发现，19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如群体意识、责任感、社会职责的重要性、修身、政府的领导等与现代化是互不相容的，但1970年代末，“同一群人，再加上几位年轻的学者，使用差不多完全相同的一系列价值，来解释为什么一种特殊的经营气质和企业精神在东方（特别是日本）突然如此成功，已经到了向西方挑战的地步。”
现代性需要伦理基础，工业东亚应当获得一种文化解释。美国学者墨子刻曾说：“韦伯要解释的是中国为什么要失败，而我们要解释的则是中国为什么成功。然而颇为矛盾的是，同韦伯的解释一样，我们的解释也强调本国精神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则成为更有力的证明。
中国企业家精神必然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我们在拥有如此坚定信念的同时也发出这样的“中国之问”：中国何时能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家？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级”的企业家。首先，他一定是缔造并领导着一家世界级的公司，如果仅从规模的角度加以衡量，世界500强或可是一个标准；其次，他的事业必定要对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历史某一领域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第三，他应该是一个社会企业家，他会基于人类的福祉进行思考和行动；第四，世界级的企业家还要为世界贡献他的影响力，这包含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文化精神以及他的管理思想。
塑造中国企业家精神和诞生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家，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坚信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中国会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家，会告诉世界真正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美好的开始。诚如常博逸所言，“我從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不仅可以应用在中国市场上，还可以推广到全球市场。在西方重塑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我经常诉诸源于《易经》的、以中国传统智慧为基础的敏捷管理风格，努力帮助西方的首席执行官们了解中国经验，重燃企业家精神。”
中国何时能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家？等我们真正能够回答“中国之问”时，也就宣告了“韦伯命题”的终结。
罗兰贝格全球首席执行官常博逸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为世界带来了独特的文化与精神贡献。其核心就是中国企业家精神，他说：“我深刻感受到企业家精神释放后的巨大创造力和影响力，这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自信的中国企业家不是简单地学习西方理论，他们对如何将西方管理模式与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决策流程相结合，以及如何塑造企业文化来激励员工等问题，都有独到见解。
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届时中国不仅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教授曾经表示，展望中国2035，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达成目标的关键。中国已经真正进入“企业家经济”阶段，企业家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可宝贵的资源。美国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乔治·吉尔德在其《重获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写道，人们将经济增长视为很多因素决定的过程，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和企业家以新观念和新技术开办的新企业所起的作用相比。他认为，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为了保持和激励这种信仰，政府需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的自主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财富保有并增值的秘密所在。
塑造中国企业家精神，成为时代使命。我们却一直对此深感困惑。这种困惑来源于100多年前的“韦伯命题”。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著作中提出了一个精神动力问题，其要旨是：在西方，新教伦理提供了现代事功（资本主义）之精神动力，而在中国，尽管传统中国拥有诸多成就现代事功之条件因素，如人口流动、城市经济、货币等，但传统文化之儒道释三教不能提供基于法治、诚信、理性化上的现代化精神动力。在韦伯看来，中国儒家伦理无法催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事实上，自1970年代“工业东亚”——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崛起已经有力地反驳了“韦伯命题”。长期为现代世界批判甚至拒绝的儒家传统因“工业东亚”而获得了新的尊严和肯定。学者杜维明发现，19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如群体意识、责任感、社会职责的重要性、修身、政府的领导等与现代化是互不相容的，但1970年代末，“同一群人，再加上几位年轻的学者，使用差不多完全相同的一系列价值，来解释为什么一种特殊的经营气质和企业精神在东方（特别是日本）突然如此成功，已经到了向西方挑战的地步。”
现代性需要伦理基础，工业东亚应当获得一种文化解释。美国学者墨子刻曾说：“韦伯要解释的是中国为什么要失败，而我们要解释的则是中国为什么成功。然而颇为矛盾的是，同韦伯的解释一样，我们的解释也强调本国精神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则成为更有力的证明。
中国企业家精神必然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我们在拥有如此坚定信念的同时也发出这样的“中国之问”：中国何时能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家？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级”的企业家。首先，他一定是缔造并领导着一家世界级的公司，如果仅从规模的角度加以衡量，世界500强或可是一个标准；其次，他的事业必定要对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历史某一领域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第三，他应该是一个社会企业家，他会基于人类的福祉进行思考和行动；第四，世界级的企业家还要为世界贡献他的影响力，这包含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文化精神以及他的管理思想。
塑造中国企业家精神和诞生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家，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坚信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中国会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家，会告诉世界真正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美好的开始。诚如常博逸所言，“我從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不仅可以应用在中国市场上，还可以推广到全球市场。在西方重塑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我经常诉诸源于《易经》的、以中国传统智慧为基础的敏捷管理风格，努力帮助西方的首席执行官们了解中国经验，重燃企业家精神。”
中国何时能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家？等我们真正能够回答“中国之问”时，也就宣告了“韦伯命题”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