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代表
　　范迪安：
　　博物馆的功能，总是要在为人们提供审美的愉悦之外，实现一些文化认知的目的。甚至可以说，审美的愉悦有一些共同点，是比较永久性的。但是文化的认知却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同，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博物馆的功能，一方面保持提供恒定性的审美愉悦，一方面要不断去建构新的文化认知。
　　主题、形态、风格、媒介等等博物馆原有的作品都完全不同的当代艺术品，进入到博物馆空间之后，会产生强烈的反差，这不仅仅是属于视觉体验的，更是古代与今天、个体与历史、新与旧等等这些观念层面的碰撞和对话。所以有时候这种碰撞是十分强烈的。博物馆用大胆的方式去做一些展示的目的，一是通过当代艺术的介入来激活传统艺术的内涵；二是为了今天，我们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可以在一个新的现场空间里面进行思想的碰撞。
　　黄平：
　　社会学传统里对现代性的反思一直都在进行，关于其多重性以致人类社会遭遇的文明冲突，艾森斯塔得（S. N. Eisenstadt）已详细论述。然而，现代性不只要从制度更要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诠释：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比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覆盖地域广、跨越时间长、涉及对象多的文明（文化）有很多，难道它们不理应包含更大的普遍性？事实上，一个文明形态其文化越优越就越难对其本身超越，只有跨越原有文化的屏障才能看到人类社会未来的开放性和人类走向和谐的正当性。
　　陈力：
　　我认为对书籍的定义是对内容进行定义。历史上，从有内容开始，它的载体就是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我们阅读行为的多样化，以及读书载体的多样化，我们阅读的方式一定会发生相关的变化。至于书籍会不会消失，我不是未来学家。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趋势是，图书业一定是多元化的，新的载体肯定还会出现。
　　舒富民：
　　如果传统出版能与数字出版有机结合，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安伯托?艾柯先生说，由于网络出版形式的变化，会对整个出版业带来很大的危机。我认为“危机”二字可以理解为“危险”和“机遇”。比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专为电子书创办的网上“手机阅读基地”，截至2011年12月累计服务用户超过3.2亿，而其引入正版数字内容超过28万册。这对于内容提供商来说，其实也是机会。这种运营模式也给传统出版带来许多启发。
　　赵汀阳：
　　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和平理论。我试图发展中国传统的一个观念叫“天下”，把它看做一个普世的政治制度。这个观点认为所有的“他者”都不是敌人，所有人都平等地包括在这个政治体制中。另外，这个体系下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全权自主的、独立的，由一个类似“世界政治中心”的组织来负责世界的公共利益和协调各个国家对外关系。如此，和平是有可能的。
　　刘学伟：
　　人民主权应当接受足够的约束制衡。在地球上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人民和民主的地位都被过度抬高。人民成了当然真理、正义和正确的化身。西式的以普选多党轮替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也成了唯一正确的政治制度。这两个迷思必须被击破。
　　欧方代表
　　安伯托?艾柯：
　　我们需要有一种尊重“废墟”的精神。关于作品的修复问题，比如卢浮宫对《蒙娜丽莎》的修复，我认为这要看修复的结果是否会让作品变得更好；比如对于《维纳斯》的修复，美国希望把手臂复原，而欧洲希望能保持原状；又比如米兰或别的一些古城建筑破损，他们也并不修缮。
　　阿兰?勒?比雄：
　　我认为有必要对欧洲的政治哲学、伦理模式进行重构。现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了新的前景，这意味着中欧文化必须进行思想交流，从而正视分歧、创造共识。
　　现在的欧洲面临许多危机，经济危机、哲理危机、伦理危机，都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西方原来的模式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尽管这些模式在别的地区都受到考验（如阿拉伯之春，西亚、北非的一些动荡），我们还是认为，西方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
　　雅克?阿塔利：
　　关于西方民主失败的假设，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共和国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独裁的，其实共和国和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避免最差的情况，我们应当超越我们的文化，来建立一种中欧之间的对话。比如我的工作是在中国做一些小额信贷，这当中我们碰到很多问题，但也看到中国有很多显著的进步，同时看到一种西方化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要想找到一些共同点，首先相互要更加了解。
　　皮埃尔?阿斯基:
　　数字革命的核心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内容出版商也是媒体，和消费者是一个垂直的关系。而现在是横向的、双向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生产这些内容，或免费或收费，同时也参与到巨大的“机器运转”中。比如，我们买电视的时候是消费者，但是如果买手机或电脑，我们是信息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