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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瓷因禹州夏时称“钧台”而得名，历经宋元明清薪火相传，千年不熄。北宋年间，钧窑因铜红釉的成功烧制成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其谨严温润的形制特征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和士大夫审美趣味。金元时期，钧瓷成为北方地区的主流陶瓷产品，窑场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中国庞大的钧窑系。明代以后，钧瓷因其独特的工艺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被南方诸窑竞相仿烧，形成宜钧、广钧、炉钧等各具地方特色的仿钧产品。新中国成立以来，钧瓷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钧瓷不仅是“阳春白雪、国之重器”，而且已走近百姓，融入生活。
钧窑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因禹州夏朝称“钧台”而得名。钧瓷始烧于北宋初期，徽宗时期钦定宫廷御用，钧窑成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图1）宋钧官窑器物色彩斑斓，古朴典雅，风格独特，闻名遐迩。金元时期，钧瓷成为北方地区的主流陶瓷产品，窑场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以禹州为中心的庞大钧窑系，为我国陶瓷史上六大窑系之一。明代以后，钧瓷因其独特的工艺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被南方诸窑竞相仿烧，形成宜钧、广钧、炉钧等各具地方特色的仿钧产品。在中国陶瓷史上，钧窑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独具中国文化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图2、3）
一、钧窑的烧制背景与工艺特征
钧窑瓷器创烧于北宋初年，其产生和发展既得益于禹州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地理条件，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独特的自然条件。禹州（图4）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处伏牛山脉与豫东平原过渡带，自然资源丰富。禹州山区蕴藏的石英岩、陶瓷黏土、高岭土、孔雀石等陶瓷原料（图5、6、7）储量大，品质优;古代山区森林茂密，柴源易取，煤炭储量丰富，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境内有大小河流50余条，其中16条较大河流长年川流不息，为钧瓷生产提供了便利的水路交通。禹州西邻洛阳，东与宋代都城汴粱（今河南开封）相邻，北靠黄河，南有淮河，便捷的陆路、水运交通条件，使钧窑瓷器先进的制作工艺能迅速地向四周传播，而周边地区瓷窑（如汝窑、官窑等）中的精良技艺也能很快地被钧瓷窑口所吸收，从而达到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步的效果。丰饶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区位，为宋代禹州生产出精美绝伦、色彩斑斓的钧瓷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图8、9、10）
第二，深厚的历史积淀。禹州陶瓷烧制历史悠久，早在4000多年前已有较为成熟的彩陶生产（图11、12、13）。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在今禹州已发现仅宋元时期的钧窑遗址数量达150余处，是目前河南省古窑址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图14）。唐代，禹州境内的瓷窑（如赵家门窑、下白峪窑、苌庄窑等）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花釉瓷，是众多瓷器品种中耀眼的一朵奇葩，下白峪窑是其典型窑场（图15、16、17）。2001年1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下白峪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窑炉一座，窑前作坊一处，出土了大量唐中期的青釉、黑釉瓷器，包括许多花釉瓷器（图18、19、20）。花釉瓷器实际上就是在黑釉瓷器上加施了一层灰白色或蓝灰色的釉斑。由于这些黑瓷上的釉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窑变效果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人们称为“唐钧”。不可否认，尽管唐代花釉瓷（图21、22、23）
与钧瓷烧成方法不同，但为后来钧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典型的社会因素。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非常发达的时期，各类手工业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陶瓷生产表现尤为突出，涌现出大批制作精良瓷器的著名瓷窑，形成了后世传颂的钧、汝、官、哥、定五大官窑和包括钧窑在内的影响广泛的六大窑系（图24）。钧窑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时期，正如清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卷载“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日均、日汝、日定、日官、日哥……”，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钧窑所在的禹州为河南中西部地区，地近宋王朝的东、西两京，位于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室贵族和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文化、生活上的诉求和追逐，对这一区域的手工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千年以来，禹州神垕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驰名，神垕镇位于禹州市西南部，至今保留有较为完整的明清古街、伯灵翁庙，道路两侧店铺林立，集中呈现了千百年来与制瓷工艺紧密相连的淳朴的民俗、民风及生活方式。钧窑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在诸多工艺上开创了许多新的技术，成为宋代制瓷业的翘楚。（图25、26、27、28、29）
第四，鲜明的人文背景。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制瓷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图30）。宋代所形成的民窑、官窑两种不同的形式促进了制瓷业内部的分工交流和产品档次的区分，其文治统治所形成的士大夫的清雅文化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市民文化则形成了官窑和民窑产品不同的审美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传统陶瓷艺术。
宋代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变进一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孕育了钧瓷独特的艺术风格（图31、32）。宋代崇古尚礼，视祭祀为国之大事;官方在倡导理学和禅宗的同时也崇信道教，使得钧官窑器物追求古朴，崇尚雅致。钧瓷造型古朴端庄，从器形上可看到宋代崇古风气的影响，代表器形出戟尊、鼓钉洗、炉等皆为仿商周青铜式样（图33、34）。“四般闲事”（即赏画、品茗、焚香、插花）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家居生活，成为帝王和文人怡然附和的风俗和闲适的生活方式（图35、36）。作为一种工艺美术，钧瓷特别是钧官窑器物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需求，表现出浓郁的民俗文化特色，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层烙印（图37、38、39、40）。
第五，独特的制釉工艺。钧窑对釉的改进和创新，是钧窑瓷器达到宋代制瓷业顶峰最有力的技术支撑。北宋后期，禹州工匠在继承吸收唐代花釉瓷器施釉工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实践，把当地盛产的孔雀石研成粉末加入釉中以高温还原气氛烧成的铜红釉，开创了自然窑变铜红釉的新局面（图41、42）。这种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高温烧成的铜红釉，美艳如蓝天上缀满火红的流霞，使红色这一在生活中有极大需求并最具装饰性的颜色进入了瓷器装饰领域，将中国的制瓷业带入色彩斑斓的新时代。宋代钧窑铜红釉尤以钧官窑瓷器为突出代表，如典型的玫瑰紫或海棠红釉色，非常珍贵（图43、44、45、46）。 钧釉是最具个性特征的二液分相釉和乳浊釉。它在烧制过程中形成液相分离，所形成两相大小正好符合瑞利（Rayleigh）方程的要求，从而使钧釉呈蓝色乳光，其窑变红彩则是由氧化亚铜着色的液滴所形成的。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蓝色分相釉和多彩的窑变釉彩备受人们的喜爱。分相釉的使用标志着中国古陶瓷科技的一个飞跃，使钧釉的质地更加莹润光泽，是钧窑对中国制瓷工艺的杰出贡献（图47、48、49、50）。
第六，成熟的窑炉技术。钧窑窑炉和烧成技术是北方窑炉结构中独树一帜的。窑炉形制的改进与烧成温度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钧窑的窑炉主要属于北方地区的馒头窑体系，但在此基础之上又有重大的突破和革新（图51）。1974年在禹州城北关钧官窑址和2001年在禹州神垕河北地窑址均发现了窑炉新的形式——钧官窑的双火膛窑炉和神星河北地的土洞式长形分室式窑炉，它们形制特殊，兼具北方馒头窑和龙窑的优点，为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钧窑独特的窑炉工艺为钧瓷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图52、53）。
第七，精良的制作工艺。精工制作也是宋代钧窑的最大特色。北宋后期流行的满釉支烧工艺（也称裹足支烧工艺）和裹足刮釉工艺被用于贡御的汝窑、钧窑、定窑等官作窑场，使瓷器的质量出现了质的飞跃。这一时期也恰好是钧窑生产质量最高的时期，尤其是钧台窑在制作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和不断完善使得钧窑在北宋晚期达到了鼎盛，被皇家垄断为“官窑”（图54、55）。钧官窑器物不仅在胎质上做到了细腻坚致，而且与汝窑、定窑一样，为了使器表尽可能完整地挂釉，在烧成时采用了裹足支烧或裹足刮釉方法，并在少量器物的露胎部位施用护胎釉。满釉支烧工艺、裹足刮釉工艺和护胎釉的使用，是钧窑生产精致产品的重要技术保证（图56、57、58）。
二、钧窑烧制技艺的历史嬗变
第一，钧窑创烧。
北宋初年为钧窑的创烧时期，主要生产钧釉和青釉瓷器等日常生活用瓷，造型规整，制作精良，釉色匀净，乳光内含（图59、60）。钧釉器物的胎色较浅淡，即通常所说的“香灰胎”。胎质较细腻坚致，器物釉层较薄，釉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部分器物布满小块的开片，十分雅致。青釉器物的做工精细，釉色以青绿色为主，纯净，透明性很高，玻璃质感强，通体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较橄榄绿而浅，似翠绿而深。正如《南窑笔记》所述“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颇似明代文献所述之“青若葱翠色”之描述（图61、62、63、64、65）。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禹州神垕镇刘家門等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窑炉、澄泥池、作坊、灶等遗迹，出土的大批瓷器和窑具残片表明刘家门等窑址属民窑，特别是刘家门窑址是北宋徽宗时期一个以生产高档瓷器为主的窑场。这次发掘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9年又被评为100项具有符号意义的考古发现之一（图66、67、68、69、70、71、72、73、74、75）。
第二，宋钧官窑。
北宋中期，钧窑得到较快发展，但仍以生产日用瓷为主，器形繁多，造型考究，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色泽莹润匀净。北宋晚期，钧窑瓷器形成独特的风格，其产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器物中除碗、盘等日常生活用瓷外，开始烧造宫廷御用器物即官钧瓷器。此时期无论是民窑器物还是官窑器物，造型均丰富多样，内外施满釉，釉色窑变自然、色彩丰富，颇具神韵（图76、77、78、79）。
钧官窑器物造型端庄，古朴典雅，胎质坚窦，细腻致密，胎色呈赭红、赭黄、灰白等色，在釉层封闭的胎体内形成灰黑色或灰褐色，胎质断面呈“羊肝色”或“香灰胎”。官钧器物具有里青外红的特征，釉质乳浊莹润，釉层纹理深沉多变，釉色莹润典雅、绚丽多彩，有“蚯蚓走泥纹”之称。紫口铁足、芝麻酱底则是其另一特征。正如明张应文所撰《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曰：“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清佚名《南窑笔记》日：“北宋钧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图80、81、82、83）
第三，官窑年代。
关于钧官窑的烧制时间一直存在分歧，但“北宋说”得到多数学者认同。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李辉柄先生在1982年就以钧官窑器物及窑址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官窑的含义及显著特征，将官窑定义为“是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其瓷器是根据宫中需要，按宫廷设计样式烧制的，专供宫廷使用而严禁外流”，具有“工艺上精益求精，经济上不惜工本”等特征。钧台窑作为当时京畿附近的三座官办窑场之一，所烧造的适应皇家使用的高档瓷器，代表了宋代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所生产的各式花盆、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室内陈设用瓷，在造型和釉色上有别于民窑性质，具有浓厚的宫廷色彩。（图84、85）
1974-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对禹州钧台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窑址出土的一件用瓷土烧制成的“宣和元宝”钱模，表明钧台窑是北宋晚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一处官办作坊，是当时宫廷用瓷的重要产地之一（图86、87、88、89）。出土的尊、花盆、盆奁以及鼓钉洗等钧瓷残器，其造型、釉色、烧制工艺和底部刻“一”至“十”的汉字数字号码等特点，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钧瓷中的尊、花盆、盆奁、鼓钉洗等陈设器的制作特点一致。因而证明，钧台窑就是北宋徽宗时期生产钧瓷的官办窑场，即钧官窑（图90-1、90-2， 91-1、91-2， 92-1、92-2，93-1、93-2，94-1、94-2）。另据2001年北大秦大树教授在禹州神垕刘家门发掘出土的北宋晚期里蓝外红的钧瓷标本与1974年钧台窑发掘的里蓝外红钧瓷标本和故宫博物院传世器物对比，发现它们的釉色、釉质、胎质及制作工艺（包括窑炉结构）非常一致，应处于同一时期（图95-1、95-2，96-1、96-2）。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钧台窑址西区（原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进行了发掘。从发掘情况看，该窑址年代跨度久远，烧造时间从唐代开始，经宋到元，乃至明清（图97）。近年来有学者以在钧台窑址西部的边缘区（2004年）发掘出土具有明代制瓷特点的且地层关系已被扰乱的钧窑标本为依据，将钧官窑的烧造年代定为“明代”（图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显然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这只能证明钧台窑在明代可能仍在烧造钧瓷，为钧瓷烧造时间跨度的界定提供了新的证据。而该遗址出土的一些与钧官窑器物相同的钧窑器物标本非常粗糙，在胎质、釉质、工艺、造型及线条上与1974年发掘出土的钧官窑标本有明显差异，显然不是一个时期的产物，这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钧官窑器物有粗、细之分的情况非常吻合，表明在元末或明代钧台窑可能仿烧钧官窑器物（图108-1、108-2， 109-1、109-2， 110-1、110-2， 111-1. 111-2， 112-1. 112-2/113-1. 113-2， 114-1. 114-2， 115-1. 115-2，116-1. 116-2）。 第四，金代钧窑。
宋室南迁、金人占据中原后，钧官窑停烧。由于钧窑的卓越不凡，其影响遍及北方诸窑，如豫北的安阳、鹤壁、焦作，豫西的新安、临汝，豫西南的鲁山、郏县、宝丰、内乡等在金代都生产制作钧瓷产品，烧制区域是以禹州为中心向西南、西、西北和北扩展，基本上在黄河以南的豫西地区。钧瓷也从供应宫廷的高档瓷器，逐渐演变成美观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从近年的考古发掘资料看，河南省禹州黄庄、长葛石固、鄢陵、方城、登封等窖藏以及淅川沉船、许昌文峰路金墓，山西省侯马金墓、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大同元代冯道真墓，辽宁省辽阳金墓、北京大葆台金代文化遗址及其他一些金代遗址中，都发现有一些稍与宋代钧瓷不同的钧瓷器物。这一时期，金代钧瓷除部分钧瓷如一些瓶、炉制作精良、造型考究、窑变美丽外，多数为满足民间大量的日常生活需要，器形逐渐变大，多盆、碗、碟、罐、瓶等，“实用为上”成为其首要目的。总体上讲，金代钧瓷少支烧，多漏足、垫饼烧制，施釉至足或半足。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窑变色彩虽不及宋钧自然变神奇美妙、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但其彩斑的“泼斑成晕，变晕成彩”的风格仍极具艺术魅力，印证我国陶瓷大家陈万里先生的评价：“仿佛蔚蓝的天空，突然出现一片红霞。”（图117、118、119、120、121、122、123、124）
第五，元代鈞窑。
元代是钧窑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钧窑继北宋末期生产淡雅精美钧釉瓷的生产高峰后，再一次进入繁荣时期。目前已发现生产钧瓷的窑场达数百个，如焦作窑、淇县窑、林县窑、安阳窑、磁州窑、定窑、隆化窑、长治窑、临汾窑、介休窑、浑源窑和清水河窑等在元代都在烧制钧釉瓷器，烧造区域扩展到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此期以产品种类丰富、产量巨大、影响广泛，在北方地区成为主流产品而著称，并形成了以禹州为中心的庞大的钧窑系（图125）。从近年的考古发掘资料中看，河北邢台刘秉恕墓、内蒙古集宁路窖藏、江西高安窖藏、河南郾城窖藏以及河北磁县沉船等都出土一些具有典型元代风格的钧瓷器物。这一时期，钧窑瓷器成为民间百姓中最主要的生活用具，“量大质粗”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与宋、金时期的钧瓷相比，元代钧瓷多大件器物，胎质粗松，胎色发黄发白。积釉肥厚，浑浊失透，多气泡和棕眼儿，光泽较差。施釉不到底，多半截釉，圈足宽厚外撇，内外无釉，足内胎面常留有尖状痕迹。釉色以天蓝、月白居多，器体上的紫红窑变斑块，形成彤云密布之景象，或聚成物形，显得呆板，不及宋钧窑变美妙自如。在器物的造型装饰方面，多采用堆雕、镂空等装饰技法，在宋、金钧窑瓷器中是很少见的，这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出土带“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铭文的钧瓷双耳炉及北京北城出土的窑变双耳连座瓶为典型代表，充分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图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1， 133-2， 134， 135）。
第六，窑系形成。
总体来说，金、元时期北方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和生活消费方式与北宋时期截然不同，这在钧瓷的形制、釉色、胎质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时期，女真人统治的中国北方形成了刚健豪放、崇真尚实并推崇以“俗”为美的审美取向的金文化，表现在陶瓷上，色彩对比强烈、风格粗犷豪放的天蓝釉红斑钧瓷正是钧窑追求“变异美”的结果。元代钧瓷釉色多天蓝、月白，则是蒙古人尚蓝、尚白的风尚在陶瓷上的体现。正是注重实用、注重生活化、强调民族生活特点的钧瓷适应了当时游牧民族的审美追求，才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了庞大的钧窑系（图136、137、138、139、140、141、142、143）。
第七，明清钧窑。
元末明初，因制瓷中心南移，钧窑生产渐衰。但钧窑突出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南方诸窑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各地仿钧之风此起彼伏，相延不断。明成化年间的仿钧窑作品均为碗，釉色多为玫瑰紫或海棠红。清雍正年间仿烧前代名窑达到高潮，仿宋钧瓷器远远超过元明时期水平（图144）。从已发现的窑址、大量的传世瓷器以及文献记录中可知，主要有浙江金华铁店窑、江西景德镇窑、广东石湾窑、江苏宜兴的葛窑和欧窑等（图145、146）。清朝晚期钧瓷生产复苏，光绪二十年（1894年），神垕陶瓷艺人历尽艰辛，惨淡经营，产品釉色为孔雀绿和碧蓝，少数产品工艺接近宋钧水平。自此，长期低迷的禹州钧瓷产业获得再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任知州曹广权联合胡翔林等禹州商人在神垕镇建立钧兴公司，专门烧造钧瓷，但釉色单调，多为绿色、蓝色，蓝中泛紫者较少（图147，148，149—1、149-2）。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商品博览会，中国政府选用钧瓷产品——洗、炉、盆、鼎、瓶等参加展出。至此，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10余家。这一时期，钧瓷的胎质多细腻，瓷化程度较低，胎断面呈灰黄或灰白色。釉色以天青、天蓝、月白为主，釉层较薄，缺乏层次感。除卢钧外，多数以氧化焰气氛的煤炭窑炉烧制，原料加工、制坯都为人工操作，产品造型达数十种。一些瓶、炉在颈肩部有虎头、狮头、异兽等耳饰，器物底部开始有款识（图150、151、152、153、154、155、156）。
三、当代钧窑发展与趋势
第一，恢复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钧瓷的恢复、发展。1950年，故宫博物院专家陈万里到禹州进行钧瓷的调查。1952-1954年，政府组织人员开始研究并恢复传统钧瓷生产（图157）。1955年，禹县人民政府、神垕瓷窑一社把老艺人卢广东、卢广文从陕西请回，成立钧瓷生产小组。1956年烧出第一窑钧瓷，并在广东出口商品展览会上获得好评（图158）。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钧瓷生产改用大窑烧制单色天蓝釉钧瓷，即“大窑蓝”，俗称“大火蓝”。虽不及宋钧之玉润，但创造了难以形容的碧蓝、海蓝、草蓝等雨过天晴器，形成了特定时代下特殊的艺术品。1962年，河南省成立恢复古钧瓷委员会，省、地、县三级联合研究恢复钧瓷。1963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和河南省手工业合作社来神垕指导恢复宋代艺术风格的钧瓷，改建窑炉、研制釉料配方和造型，生产出接近宋代艺术风格的多色釉钧瓷，并小批量生产（图159、160、161、162）。这一时期的钧瓷生产主要靠人工操作，以手拉坯为主，年产量1万件左右，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少量青、蓝釉钧瓷出口，主要品种有花盆、寿桃、观音瓶、穿带瓶等。20世纪50年代后，釉色从以天青、天蓝、月白为主的单色类釉发展为20世纪60年代的多色类釉，釉色沉稳、古朴厚重，是钧瓷恢复烧制成功的重要标志。（图163、164、165、166、167、168） 第二，成熟时期。20世纪70年代，钧瓷制作工艺进一步提高，人工加工原料被机械代替，手搅轮制坯改为机轮制坯，产品质量和检验也进一步规范。各大厂相继建立实验室，胎釉配方及产品检验有了科学依据。钧瓷造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这一时期，钧瓷造型种类近300种，带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特色的雕塑类器形和装饰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制造出150厘米高的“蛟龙闹海”等特大花瓶。在釉质釉色上，出现了新的品种，如玉白、宝石红、钧花釉等。产品以注浆为主，仍以煤炭作为燃料烧制，工艺精细，釉色丰富，釉质细腻，层次感强，质量较高（图169、170、171、172、173、174、175）。20世纪80年代，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二厂等钧瓷厂家重视发挥艺人作用，大量培训技术人才、更新设备、引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产品推介：国内一些著名专家也纷纷来神垕进行实地创作，使钧瓷的器形、工艺、釉色等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和不断的创新，极大地推动了钧瓷产业的发展（图176、177）。
1983年，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尝试着在釉中加入固体还原剂，用一次烧成的方法，在氧化气氛的推板窯内烧制钧瓷，人们习惯上把这种有别于传统制釉和烧成工艺的钧瓷称为“钧瓷新工艺”。此新工艺使成品率高达60%，很快就被推广到其他窑场，开始大批量生产。但因多种因素影响，于80年代末停产（图178、179、180、181、182、183、184、185）
1984年，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二厂分别注册“宝光”“宇宝”“瑰宝”牌钧瓷，以四大公有制企业（含禹县神垕镇东风工艺美术瓷厂）为主导的钧瓷生产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钧瓷产品以注浆为主，手拉坯较少，除新工艺钧瓷外，仍保持传统煤窑窑炉烧制。钧瓷造型达到了350多种，出现了以雕塑类为主的现代艺术造型的钧瓷产品，釉色变化达到或超越了宋代钧瓷的工艺水平（图186、187、188、189、190、191）。
第三，创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国有钧瓷企业基本停止生产，但私有制钧瓷制造厂逐渐得到发展，数量逐渐增多。1991年，禹州市委、市政府成立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全面开展钧瓷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钧瓷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94年，成功研制了液化气钧瓷窑炉，使钧瓷生产进入了新的时代（图192）。1997年，成功烧制了特大花瓶“豫象送宝”作为河南省人民喜迎香港回归的贺礼被运往香港，标志着当时钧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早期的钧瓷生产为传统煤炭窑炉烧制，以传统器形和胎质为主。中期以后以液化气炉烧制为主，产品质量较高，产量较大的厂家产品都有款识。晚期器形在风格上有所创新，釉面光滑、无棕眼，釉色丰富，色泽艳丽，意境、纹路增多（图193、194、195、196、197、198）。特别是2000年以来，政府管理钧陶瓷行业和推介宣传钧瓷文化的力度逐步加大，2002年，禹州市成立了陶瓷工业局。2003年，“钧瓷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批准。2008年，禹州市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以钧瓷文化为主线，以钧官窑址博物馆、神垕古镇和钧瓷文化创意产业园为重点，打造钧瓷文化旅游试验区。2009年，禹州市钧瓷研究所组建了河南省艺术及实用钧瓷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图199）。2010年，河南省唯一一所以陶瓷为特色的高等院校——许昌陶瓷职业学院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中国禹州钧瓷文化节”“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钧瓷文化台湾行”“钧瓷文化香港行”“钧瓷文化世博行”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的相继举办，特别是2011年禹州市委、市政府投资12亿元兴建的河南省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的标志性工程——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的正式开馆，极大地提高了钧瓷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图200、201、202、203、204、205、206）。
第四，新时代钧瓷的发展。近几年，禹州市委、市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力弘扬钧瓷文化，紧密结合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精神需求乃至科技发展，用文化、艺术、科技“三位一体”的思维做到观念创新、工艺创新、艺术创新，让钧瓷走进当代人的生活中，融入当代人的需求中，全力推动钧瓷文化产业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自2004年以来，禹州市政府已成功举办了十届钧瓷文化旅游节，成为陶瓷界展示成果、交流学术、推动合作、促进发展的盛会。尤其是第十届钧瓷文化旅游节第一次在神垕镇成功举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致力于把钧瓷文化旅游节办成国际性陶瓷文化盛会（图207、208、209）。
紧紧依托神垕厚重的钧瓷文化，搞好神垕古镇保护开发，做到保护与弘扬并重、开发与经营并重，使之能体现更多的社会价值，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搞好神垕古镇保护开发，强力推进“两街两园一河”重点项目建设，修葺完善古街道、古民居、古庙宇，保护展示古瓷窑遗址，重现古镇原生态风貌，恢复古镇的原生态面貌，建设集钧瓷博览、产品展示、节庆会展、创意设计、体验休闲于一体的钧瓷文化传承创新基地，打造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为钧瓷文化弘扬和产业发展搭建有效的平台和载体，最终把神垕古镇打造成世界陶瓷文化艺术圣地，成为世界向往的地方。（图210、211）
持续加强钧官窑址博物馆建设，提升博物馆档次，成功申报了河南古陶瓷博物馆、河南钧瓷博物馆。加强国家4A级景区和旅游标准化单位和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不断完善博物馆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提升博物馆的各项功能，提高博物馆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水平，努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212、213、214）
不断深化与郑州轻工业大学合作，建立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郑州轻工业大学禹州校区（一院两中心）各项功能，逐步扩大招生规模，推动郑州轻工业大学禹州校区建设，打造校地合作的典范。加强禹州市职业中专建设，科学设置特色专业，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从而形成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辅相成，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禹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图215、216、217） 全面深化与河南大学的战略合作，联合河南工业大学、许昌学院等省内高校，从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科技、产业等不同视角对钧瓷文化开展专业性、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钧窑学与华夏文明协同创新平台，全面推动钧窑学学科纵深发展，构建系统、完整的钧瓷文化理论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指导产业发展（图218）。
进一步强化与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全方位培养钧瓷行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创意设计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复合型人才和中高级技工。（图219）
强力推动加强钧瓷文化产业全面创新，促进钧瓷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要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创新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钧瓷文化产业的发展依托河南省钧瓷研究院，专门研究钧瓷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依托河南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河南省艺术及实用钧瓷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钧瓷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培育一批钧瓷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和钧瓷文化科技骨干企业，建设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图220）。重视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强调需求导向，产销合一，共生共存，协调演化，以消费者体验为起点，以产销合一为特征，以企业共生共存为目标，构建由主导性核心平台连接的生产性模块和服务性模块的共生型产业网络，推动钧瓷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图221、222、223）。
钧瓷企业也应当认识到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产业要做大，企业必须要主动作为，产品必须有市场，要适应不同阶层、不同需求的消费人群，积极推动文化消费和文化服务。钧瓷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或搭建合作平台，集中行业内科研力量突破难点技术环节，实现产业内部升级;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及国内外知名专家合作，不断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品种，提升钧瓷产业创意创新水平。按照“艺术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原则，积极运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开展钧瓷作品创意设计、开发、展示、交易、服务，壮大钧瓷创意产业规模，提升钧瓷创意设计能力，实现与市场无缝对接，让钧瓷产品出现在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极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联合，采取“走出去”学习与“请进来”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教育培训，提升钧瓷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钧瓷生产技术水平。（图224、225、226、227、228、229、230）
推動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是21世纪中国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立足神垕实际情况，推动神垕特色小镇建设和特色乡村建设。以槐树湾村为例，依托神垕古镇保护开发建设和传统裸烧工艺，充分利用闲置房屋、窑洞等，吸引国内外陶艺家人驻，构筑钧瓷文化创业载体，打造槐树湾国际裸烧陶艺村。既为钧瓷文化产业发展拓展了空间，为钧瓷创业者搭载了创业平台，又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经济收入，更成为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经过不懈努力，2018年，槐树湾村被省旅游局公布为河南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这为槐树湾村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并以此来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发展，真正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图231、232、233、234、235）
钧瓷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瑰宝，近几年，经各级政府的强力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动作为，迎来了空前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钧瓷文化产业发生了绚丽“窑变”，按照“阳春白雪、国之重器”和“走近百姓，融人生活”的产业发展方向，注重艺术创作和设计制作，大力实施精品战略、品牌战略、双创战略，全力推动钧瓷品质化、创意化、大众化、生活化，强力推进钧瓷文化产业守正创新、融合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全面推动钧瓷文化产业实现当代性转型和持续性发展（图236、237、238、239、240、241）。2015年和2016年，钧瓷以215.26亿元和240.7亿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价值，连续两年分居中国工艺类品牌的第一位、第二位，产业年产值达24亿元，成为宋代五大名瓷发展最好的一个瓷种。钧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2.8万余人，拥有众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省级工艺美术和陶瓷艺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高级人才。培育了钧瓷企业200余家，逐渐形成一窑一品、规模集聚的良好态势。
钧窑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因禹州夏朝称“钧台”而得名。钧瓷始烧于北宋初期，徽宗时期钦定宫廷御用，钧窑成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图1）宋钧官窑器物色彩斑斓，古朴典雅，风格独特，闻名遐迩。金元时期，钧瓷成为北方地区的主流陶瓷产品，窑场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以禹州为中心的庞大钧窑系，为我国陶瓷史上六大窑系之一。明代以后，钧瓷因其独特的工艺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被南方诸窑竞相仿烧，形成宜钧、广钧、炉钧等各具地方特色的仿钧产品。在中国陶瓷史上，钧窑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独具中国文化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图2、3）
一、钧窑的烧制背景与工艺特征
钧窑瓷器创烧于北宋初年，其产生和发展既得益于禹州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地理条件，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独特的自然条件。禹州（图4）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处伏牛山脉与豫东平原过渡带，自然资源丰富。禹州山区蕴藏的石英岩、陶瓷黏土、高岭土、孔雀石等陶瓷原料（图5、6、7）储量大，品质优;古代山区森林茂密，柴源易取，煤炭储量丰富，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境内有大小河流50余条，其中16条较大河流长年川流不息，为钧瓷生产提供了便利的水路交通。禹州西邻洛阳，东与宋代都城汴粱（今河南开封）相邻，北靠黄河，南有淮河，便捷的陆路、水运交通条件，使钧窑瓷器先进的制作工艺能迅速地向四周传播，而周边地区瓷窑（如汝窑、官窑等）中的精良技艺也能很快地被钧瓷窑口所吸收，从而达到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步的效果。丰饶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区位，为宋代禹州生产出精美绝伦、色彩斑斓的钧瓷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图8、9、10）
第二，深厚的历史积淀。禹州陶瓷烧制历史悠久，早在4000多年前已有较为成熟的彩陶生产（图11、12、13）。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在今禹州已发现仅宋元时期的钧窑遗址数量达150余处，是目前河南省古窑址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图14）。唐代，禹州境内的瓷窑（如赵家门窑、下白峪窑、苌庄窑等）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花釉瓷，是众多瓷器品种中耀眼的一朵奇葩，下白峪窑是其典型窑场（图15、16、17）。2001年1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下白峪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窑炉一座，窑前作坊一处，出土了大量唐中期的青釉、黑釉瓷器，包括许多花釉瓷器（图18、19、20）。花釉瓷器实际上就是在黑釉瓷器上加施了一层灰白色或蓝灰色的釉斑。由于这些黑瓷上的釉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窑变效果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人们称为“唐钧”。不可否认，尽管唐代花釉瓷（图21、22、23）
与钧瓷烧成方法不同，但为后来钧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典型的社会因素。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非常发达的时期，各类手工业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陶瓷生产表现尤为突出，涌现出大批制作精良瓷器的著名瓷窑，形成了后世传颂的钧、汝、官、哥、定五大官窑和包括钧窑在内的影响广泛的六大窑系（图24）。钧窑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时期，正如清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卷载“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日均、日汝、日定、日官、日哥……”，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钧窑所在的禹州为河南中西部地区，地近宋王朝的东、西两京，位于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室贵族和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文化、生活上的诉求和追逐，对这一区域的手工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千年以来，禹州神垕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驰名，神垕镇位于禹州市西南部，至今保留有较为完整的明清古街、伯灵翁庙，道路两侧店铺林立，集中呈现了千百年来与制瓷工艺紧密相连的淳朴的民俗、民风及生活方式。钧窑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在诸多工艺上开创了许多新的技术，成为宋代制瓷业的翘楚。（图25、26、27、28、29）
第四，鲜明的人文背景。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制瓷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图30）。宋代所形成的民窑、官窑两种不同的形式促进了制瓷业内部的分工交流和产品档次的区分，其文治统治所形成的士大夫的清雅文化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市民文化则形成了官窑和民窑产品不同的审美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传统陶瓷艺术。
宋代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变进一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孕育了钧瓷独特的艺术风格（图31、32）。宋代崇古尚礼，视祭祀为国之大事;官方在倡导理学和禅宗的同时也崇信道教，使得钧官窑器物追求古朴，崇尚雅致。钧瓷造型古朴端庄，从器形上可看到宋代崇古风气的影响，代表器形出戟尊、鼓钉洗、炉等皆为仿商周青铜式样（图33、34）。“四般闲事”（即赏画、品茗、焚香、插花）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家居生活，成为帝王和文人怡然附和的风俗和闲适的生活方式（图35、36）。作为一种工艺美术，钧瓷特别是钧官窑器物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需求，表现出浓郁的民俗文化特色，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层烙印（图37、38、39、40）。
第五，独特的制釉工艺。钧窑对釉的改进和创新，是钧窑瓷器达到宋代制瓷业顶峰最有力的技术支撑。北宋后期，禹州工匠在继承吸收唐代花釉瓷器施釉工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实践，把当地盛产的孔雀石研成粉末加入釉中以高温还原气氛烧成的铜红釉，开创了自然窑变铜红釉的新局面（图41、42）。这种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高温烧成的铜红釉，美艳如蓝天上缀满火红的流霞，使红色这一在生活中有极大需求并最具装饰性的颜色进入了瓷器装饰领域，将中国的制瓷业带入色彩斑斓的新时代。宋代钧窑铜红釉尤以钧官窑瓷器为突出代表，如典型的玫瑰紫或海棠红釉色，非常珍贵（图43、44、45、46）。 钧釉是最具个性特征的二液分相釉和乳浊釉。它在烧制过程中形成液相分离，所形成两相大小正好符合瑞利（Rayleigh）方程的要求，从而使钧釉呈蓝色乳光，其窑变红彩则是由氧化亚铜着色的液滴所形成的。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蓝色分相釉和多彩的窑变釉彩备受人们的喜爱。分相釉的使用标志着中国古陶瓷科技的一个飞跃，使钧釉的质地更加莹润光泽，是钧窑对中国制瓷工艺的杰出贡献（图47、48、49、50）。
第六，成熟的窑炉技术。钧窑窑炉和烧成技术是北方窑炉结构中独树一帜的。窑炉形制的改进与烧成温度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钧窑的窑炉主要属于北方地区的馒头窑体系，但在此基础之上又有重大的突破和革新（图51）。1974年在禹州城北关钧官窑址和2001年在禹州神垕河北地窑址均发现了窑炉新的形式——钧官窑的双火膛窑炉和神星河北地的土洞式长形分室式窑炉，它们形制特殊，兼具北方馒头窑和龙窑的优点，为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钧窑独特的窑炉工艺为钧瓷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图52、53）。
第七，精良的制作工艺。精工制作也是宋代钧窑的最大特色。北宋后期流行的满釉支烧工艺（也称裹足支烧工艺）和裹足刮釉工艺被用于贡御的汝窑、钧窑、定窑等官作窑场，使瓷器的质量出现了质的飞跃。这一时期也恰好是钧窑生产质量最高的时期，尤其是钧台窑在制作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和不断完善使得钧窑在北宋晚期达到了鼎盛，被皇家垄断为“官窑”（图54、55）。钧官窑器物不仅在胎质上做到了细腻坚致，而且与汝窑、定窑一样，为了使器表尽可能完整地挂釉，在烧成时采用了裹足支烧或裹足刮釉方法，并在少量器物的露胎部位施用护胎釉。满釉支烧工艺、裹足刮釉工艺和护胎釉的使用，是钧窑生产精致产品的重要技术保证（图56、57、58）。
二、钧窑烧制技艺的历史嬗变
第一，钧窑创烧。
北宋初年为钧窑的创烧时期，主要生产钧釉和青釉瓷器等日常生活用瓷，造型规整，制作精良，釉色匀净，乳光内含（图59、60）。钧釉器物的胎色较浅淡，即通常所说的“香灰胎”。胎质较细腻坚致，器物釉层较薄，釉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部分器物布满小块的开片，十分雅致。青釉器物的做工精细，釉色以青绿色为主，纯净，透明性很高，玻璃质感强，通体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较橄榄绿而浅，似翠绿而深。正如《南窑笔记》所述“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颇似明代文献所述之“青若葱翠色”之描述（图61、62、63、64、65）。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禹州神垕镇刘家門等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窑炉、澄泥池、作坊、灶等遗迹，出土的大批瓷器和窑具残片表明刘家门等窑址属民窑，特别是刘家门窑址是北宋徽宗时期一个以生产高档瓷器为主的窑场。这次发掘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9年又被评为100项具有符号意义的考古发现之一（图66、67、68、69、70、71、72、73、74、75）。
第二，宋钧官窑。
北宋中期，钧窑得到较快发展，但仍以生产日用瓷为主，器形繁多，造型考究，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色泽莹润匀净。北宋晚期，钧窑瓷器形成独特的风格，其产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器物中除碗、盘等日常生活用瓷外，开始烧造宫廷御用器物即官钧瓷器。此时期无论是民窑器物还是官窑器物，造型均丰富多样，内外施满釉，釉色窑变自然、色彩丰富，颇具神韵（图76、77、78、79）。
钧官窑器物造型端庄，古朴典雅，胎质坚窦，细腻致密，胎色呈赭红、赭黄、灰白等色，在釉层封闭的胎体内形成灰黑色或灰褐色，胎质断面呈“羊肝色”或“香灰胎”。官钧器物具有里青外红的特征，釉质乳浊莹润，釉层纹理深沉多变，釉色莹润典雅、绚丽多彩，有“蚯蚓走泥纹”之称。紫口铁足、芝麻酱底则是其另一特征。正如明张应文所撰《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曰：“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清佚名《南窑笔记》日：“北宋钧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图80、81、82、83）
第三，官窑年代。
关于钧官窑的烧制时间一直存在分歧，但“北宋说”得到多数学者认同。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李辉柄先生在1982年就以钧官窑器物及窑址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官窑的含义及显著特征，将官窑定义为“是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其瓷器是根据宫中需要，按宫廷设计样式烧制的，专供宫廷使用而严禁外流”，具有“工艺上精益求精，经济上不惜工本”等特征。钧台窑作为当时京畿附近的三座官办窑场之一，所烧造的适应皇家使用的高档瓷器，代表了宋代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所生产的各式花盆、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室内陈设用瓷，在造型和釉色上有别于民窑性质，具有浓厚的宫廷色彩。（图84、85）
1974-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对禹州钧台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窑址出土的一件用瓷土烧制成的“宣和元宝”钱模，表明钧台窑是北宋晚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一处官办作坊，是当时宫廷用瓷的重要产地之一（图86、87、88、89）。出土的尊、花盆、盆奁以及鼓钉洗等钧瓷残器，其造型、釉色、烧制工艺和底部刻“一”至“十”的汉字数字号码等特点，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钧瓷中的尊、花盆、盆奁、鼓钉洗等陈设器的制作特点一致。因而证明，钧台窑就是北宋徽宗时期生产钧瓷的官办窑场，即钧官窑（图90-1、90-2， 91-1、91-2， 92-1、92-2，93-1、93-2，94-1、94-2）。另据2001年北大秦大树教授在禹州神垕刘家门发掘出土的北宋晚期里蓝外红的钧瓷标本与1974年钧台窑发掘的里蓝外红钧瓷标本和故宫博物院传世器物对比，发现它们的釉色、釉质、胎质及制作工艺（包括窑炉结构）非常一致，应处于同一时期（图95-1、95-2，96-1、96-2）。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钧台窑址西区（原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进行了发掘。从发掘情况看，该窑址年代跨度久远，烧造时间从唐代开始，经宋到元，乃至明清（图97）。近年来有学者以在钧台窑址西部的边缘区（2004年）发掘出土具有明代制瓷特点的且地层关系已被扰乱的钧窑标本为依据，将钧官窑的烧造年代定为“明代”（图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显然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这只能证明钧台窑在明代可能仍在烧造钧瓷，为钧瓷烧造时间跨度的界定提供了新的证据。而该遗址出土的一些与钧官窑器物相同的钧窑器物标本非常粗糙，在胎质、釉质、工艺、造型及线条上与1974年发掘出土的钧官窑标本有明显差异，显然不是一个时期的产物，这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钧官窑器物有粗、细之分的情况非常吻合，表明在元末或明代钧台窑可能仿烧钧官窑器物（图108-1、108-2， 109-1、109-2， 110-1、110-2， 111-1. 111-2， 112-1. 112-2/113-1. 113-2， 114-1. 114-2， 115-1. 115-2，116-1. 116-2）。 第四，金代钧窑。
宋室南迁、金人占据中原后，钧官窑停烧。由于钧窑的卓越不凡，其影响遍及北方诸窑，如豫北的安阳、鹤壁、焦作，豫西的新安、临汝，豫西南的鲁山、郏县、宝丰、内乡等在金代都生产制作钧瓷产品，烧制区域是以禹州为中心向西南、西、西北和北扩展，基本上在黄河以南的豫西地区。钧瓷也从供应宫廷的高档瓷器，逐渐演变成美观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从近年的考古发掘资料看，河南省禹州黄庄、长葛石固、鄢陵、方城、登封等窖藏以及淅川沉船、许昌文峰路金墓，山西省侯马金墓、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大同元代冯道真墓，辽宁省辽阳金墓、北京大葆台金代文化遗址及其他一些金代遗址中，都发现有一些稍与宋代钧瓷不同的钧瓷器物。这一时期，金代钧瓷除部分钧瓷如一些瓶、炉制作精良、造型考究、窑变美丽外，多数为满足民间大量的日常生活需要，器形逐渐变大，多盆、碗、碟、罐、瓶等，“实用为上”成为其首要目的。总体上讲，金代钧瓷少支烧，多漏足、垫饼烧制，施釉至足或半足。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窑变色彩虽不及宋钧自然变神奇美妙、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但其彩斑的“泼斑成晕，变晕成彩”的风格仍极具艺术魅力，印证我国陶瓷大家陈万里先生的评价：“仿佛蔚蓝的天空，突然出现一片红霞。”（图117、118、119、120、121、122、123、124）
第五，元代鈞窑。
元代是钧窑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钧窑继北宋末期生产淡雅精美钧釉瓷的生产高峰后，再一次进入繁荣时期。目前已发现生产钧瓷的窑场达数百个，如焦作窑、淇县窑、林县窑、安阳窑、磁州窑、定窑、隆化窑、长治窑、临汾窑、介休窑、浑源窑和清水河窑等在元代都在烧制钧釉瓷器，烧造区域扩展到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此期以产品种类丰富、产量巨大、影响广泛，在北方地区成为主流产品而著称，并形成了以禹州为中心的庞大的钧窑系（图125）。从近年的考古发掘资料中看，河北邢台刘秉恕墓、内蒙古集宁路窖藏、江西高安窖藏、河南郾城窖藏以及河北磁县沉船等都出土一些具有典型元代风格的钧瓷器物。这一时期，钧窑瓷器成为民间百姓中最主要的生活用具，“量大质粗”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与宋、金时期的钧瓷相比，元代钧瓷多大件器物，胎质粗松，胎色发黄发白。积釉肥厚，浑浊失透，多气泡和棕眼儿，光泽较差。施釉不到底，多半截釉，圈足宽厚外撇，内外无釉，足内胎面常留有尖状痕迹。釉色以天蓝、月白居多，器体上的紫红窑变斑块，形成彤云密布之景象，或聚成物形，显得呆板，不及宋钧窑变美妙自如。在器物的造型装饰方面，多采用堆雕、镂空等装饰技法，在宋、金钧窑瓷器中是很少见的，这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出土带“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铭文的钧瓷双耳炉及北京北城出土的窑变双耳连座瓶为典型代表，充分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图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1， 133-2， 134， 135）。
第六，窑系形成。
总体来说，金、元时期北方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和生活消费方式与北宋时期截然不同，这在钧瓷的形制、釉色、胎质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时期，女真人统治的中国北方形成了刚健豪放、崇真尚实并推崇以“俗”为美的审美取向的金文化，表现在陶瓷上，色彩对比强烈、风格粗犷豪放的天蓝釉红斑钧瓷正是钧窑追求“变异美”的结果。元代钧瓷釉色多天蓝、月白，则是蒙古人尚蓝、尚白的风尚在陶瓷上的体现。正是注重实用、注重生活化、强调民族生活特点的钧瓷适应了当时游牧民族的审美追求，才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了庞大的钧窑系（图136、137、138、139、140、141、142、143）。
第七，明清钧窑。
元末明初，因制瓷中心南移，钧窑生产渐衰。但钧窑突出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南方诸窑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各地仿钧之风此起彼伏，相延不断。明成化年间的仿钧窑作品均为碗，釉色多为玫瑰紫或海棠红。清雍正年间仿烧前代名窑达到高潮，仿宋钧瓷器远远超过元明时期水平（图144）。从已发现的窑址、大量的传世瓷器以及文献记录中可知，主要有浙江金华铁店窑、江西景德镇窑、广东石湾窑、江苏宜兴的葛窑和欧窑等（图145、146）。清朝晚期钧瓷生产复苏，光绪二十年（1894年），神垕陶瓷艺人历尽艰辛，惨淡经营，产品釉色为孔雀绿和碧蓝，少数产品工艺接近宋钧水平。自此，长期低迷的禹州钧瓷产业获得再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任知州曹广权联合胡翔林等禹州商人在神垕镇建立钧兴公司，专门烧造钧瓷，但釉色单调，多为绿色、蓝色，蓝中泛紫者较少（图147，148，149—1、149-2）。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商品博览会，中国政府选用钧瓷产品——洗、炉、盆、鼎、瓶等参加展出。至此，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10余家。这一时期，钧瓷的胎质多细腻，瓷化程度较低，胎断面呈灰黄或灰白色。釉色以天青、天蓝、月白为主，釉层较薄，缺乏层次感。除卢钧外，多数以氧化焰气氛的煤炭窑炉烧制，原料加工、制坯都为人工操作，产品造型达数十种。一些瓶、炉在颈肩部有虎头、狮头、异兽等耳饰，器物底部开始有款识（图150、151、152、153、154、155、156）。
三、当代钧窑发展与趋势
第一，恢复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钧瓷的恢复、发展。1950年，故宫博物院专家陈万里到禹州进行钧瓷的调查。1952-1954年，政府组织人员开始研究并恢复传统钧瓷生产（图157）。1955年，禹县人民政府、神垕瓷窑一社把老艺人卢广东、卢广文从陕西请回，成立钧瓷生产小组。1956年烧出第一窑钧瓷，并在广东出口商品展览会上获得好评（图158）。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钧瓷生产改用大窑烧制单色天蓝釉钧瓷，即“大窑蓝”，俗称“大火蓝”。虽不及宋钧之玉润，但创造了难以形容的碧蓝、海蓝、草蓝等雨过天晴器，形成了特定时代下特殊的艺术品。1962年，河南省成立恢复古钧瓷委员会，省、地、县三级联合研究恢复钧瓷。1963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和河南省手工业合作社来神垕指导恢复宋代艺术风格的钧瓷，改建窑炉、研制釉料配方和造型，生产出接近宋代艺术风格的多色釉钧瓷，并小批量生产（图159、160、161、162）。这一时期的钧瓷生产主要靠人工操作，以手拉坯为主，年产量1万件左右，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少量青、蓝釉钧瓷出口，主要品种有花盆、寿桃、观音瓶、穿带瓶等。20世纪50年代后，釉色从以天青、天蓝、月白为主的单色类釉发展为20世纪60年代的多色类釉，釉色沉稳、古朴厚重，是钧瓷恢复烧制成功的重要标志。（图163、164、165、166、167、168） 第二，成熟时期。20世纪70年代，钧瓷制作工艺进一步提高，人工加工原料被机械代替，手搅轮制坯改为机轮制坯，产品质量和检验也进一步规范。各大厂相继建立实验室，胎釉配方及产品检验有了科学依据。钧瓷造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这一时期，钧瓷造型种类近300种，带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特色的雕塑类器形和装饰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制造出150厘米高的“蛟龙闹海”等特大花瓶。在釉质釉色上，出现了新的品种，如玉白、宝石红、钧花釉等。产品以注浆为主，仍以煤炭作为燃料烧制，工艺精细，釉色丰富，釉质细腻，层次感强，质量较高（图169、170、171、172、173、174、175）。20世纪80年代，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二厂等钧瓷厂家重视发挥艺人作用，大量培训技术人才、更新设备、引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产品推介：国内一些著名专家也纷纷来神垕进行实地创作，使钧瓷的器形、工艺、釉色等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和不断的创新，极大地推动了钧瓷产业的发展（图176、177）。
1983年，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尝试着在釉中加入固体还原剂，用一次烧成的方法，在氧化气氛的推板窯内烧制钧瓷，人们习惯上把这种有别于传统制釉和烧成工艺的钧瓷称为“钧瓷新工艺”。此新工艺使成品率高达60%，很快就被推广到其他窑场，开始大批量生产。但因多种因素影响，于80年代末停产（图178、179、180、181、182、183、184、185）
1984年，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二厂分别注册“宝光”“宇宝”“瑰宝”牌钧瓷，以四大公有制企业（含禹县神垕镇东风工艺美术瓷厂）为主导的钧瓷生产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钧瓷产品以注浆为主，手拉坯较少，除新工艺钧瓷外，仍保持传统煤窑窑炉烧制。钧瓷造型达到了350多种，出现了以雕塑类为主的现代艺术造型的钧瓷产品，釉色变化达到或超越了宋代钧瓷的工艺水平（图186、187、188、189、190、191）。
第三，创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国有钧瓷企业基本停止生产，但私有制钧瓷制造厂逐渐得到发展，数量逐渐增多。1991年，禹州市委、市政府成立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全面开展钧瓷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钧瓷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94年，成功研制了液化气钧瓷窑炉，使钧瓷生产进入了新的时代（图192）。1997年，成功烧制了特大花瓶“豫象送宝”作为河南省人民喜迎香港回归的贺礼被运往香港，标志着当时钧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早期的钧瓷生产为传统煤炭窑炉烧制，以传统器形和胎质为主。中期以后以液化气炉烧制为主，产品质量较高，产量较大的厂家产品都有款识。晚期器形在风格上有所创新，釉面光滑、无棕眼，釉色丰富，色泽艳丽，意境、纹路增多（图193、194、195、196、197、198）。特别是2000年以来，政府管理钧陶瓷行业和推介宣传钧瓷文化的力度逐步加大，2002年，禹州市成立了陶瓷工业局。2003年，“钧瓷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批准。2008年，禹州市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以钧瓷文化为主线，以钧官窑址博物馆、神垕古镇和钧瓷文化创意产业园为重点，打造钧瓷文化旅游试验区。2009年，禹州市钧瓷研究所组建了河南省艺术及实用钧瓷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图199）。2010年，河南省唯一一所以陶瓷为特色的高等院校——许昌陶瓷职业学院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中国禹州钧瓷文化节”“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钧瓷文化台湾行”“钧瓷文化香港行”“钧瓷文化世博行”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的相继举办，特别是2011年禹州市委、市政府投资12亿元兴建的河南省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的标志性工程——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的正式开馆，极大地提高了钧瓷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图200、201、202、203、204、205、206）。
第四，新时代钧瓷的发展。近几年，禹州市委、市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力弘扬钧瓷文化，紧密结合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精神需求乃至科技发展，用文化、艺术、科技“三位一体”的思维做到观念创新、工艺创新、艺术创新，让钧瓷走进当代人的生活中，融入当代人的需求中，全力推动钧瓷文化产业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自2004年以来，禹州市政府已成功举办了十届钧瓷文化旅游节，成为陶瓷界展示成果、交流学术、推动合作、促进发展的盛会。尤其是第十届钧瓷文化旅游节第一次在神垕镇成功举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致力于把钧瓷文化旅游节办成国际性陶瓷文化盛会（图207、208、209）。
紧紧依托神垕厚重的钧瓷文化，搞好神垕古镇保护开发，做到保护与弘扬并重、开发与经营并重，使之能体现更多的社会价值，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搞好神垕古镇保护开发，强力推进“两街两园一河”重点项目建设，修葺完善古街道、古民居、古庙宇，保护展示古瓷窑遗址，重现古镇原生态风貌，恢复古镇的原生态面貌，建设集钧瓷博览、产品展示、节庆会展、创意设计、体验休闲于一体的钧瓷文化传承创新基地，打造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为钧瓷文化弘扬和产业发展搭建有效的平台和载体，最终把神垕古镇打造成世界陶瓷文化艺术圣地，成为世界向往的地方。（图210、211）
持续加强钧官窑址博物馆建设，提升博物馆档次，成功申报了河南古陶瓷博物馆、河南钧瓷博物馆。加强国家4A级景区和旅游标准化单位和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不断完善博物馆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提升博物馆的各项功能，提高博物馆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水平，努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212、213、214）
不断深化与郑州轻工业大学合作，建立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郑州轻工业大学禹州校区（一院两中心）各项功能，逐步扩大招生规模，推动郑州轻工业大学禹州校区建设，打造校地合作的典范。加强禹州市职业中专建设，科学设置特色专业，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从而形成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辅相成，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禹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图215、216、217） 全面深化与河南大学的战略合作，联合河南工业大学、许昌学院等省内高校，从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科技、产业等不同视角对钧瓷文化开展专业性、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钧窑学与华夏文明协同创新平台，全面推动钧窑学学科纵深发展，构建系统、完整的钧瓷文化理论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指导产业发展（图218）。
进一步强化与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全方位培养钧瓷行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创意设计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复合型人才和中高级技工。（图219）
强力推动加强钧瓷文化产业全面创新，促进钧瓷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要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创新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钧瓷文化产业的发展依托河南省钧瓷研究院，专门研究钧瓷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依托河南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河南省艺术及实用钧瓷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钧瓷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培育一批钧瓷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和钧瓷文化科技骨干企业，建设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图220）。重视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强调需求导向，产销合一，共生共存，协调演化，以消费者体验为起点，以产销合一为特征，以企业共生共存为目标，构建由主导性核心平台连接的生产性模块和服务性模块的共生型产业网络，推动钧瓷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图221、222、223）。
钧瓷企业也应当认识到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产业要做大，企业必须要主动作为，产品必须有市场，要适应不同阶层、不同需求的消费人群，积极推动文化消费和文化服务。钧瓷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或搭建合作平台，集中行业内科研力量突破难点技术环节，实现产业内部升级;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及国内外知名专家合作，不断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品种，提升钧瓷产业创意创新水平。按照“艺术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原则，积极运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开展钧瓷作品创意设计、开发、展示、交易、服务，壮大钧瓷创意产业规模，提升钧瓷创意设计能力，实现与市场无缝对接，让钧瓷产品出现在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极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联合，采取“走出去”学习与“请进来”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教育培训，提升钧瓷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钧瓷生产技术水平。（图224、225、226、227、228、229、230）
推動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是21世纪中国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立足神垕实际情况，推动神垕特色小镇建设和特色乡村建设。以槐树湾村为例，依托神垕古镇保护开发建设和传统裸烧工艺，充分利用闲置房屋、窑洞等，吸引国内外陶艺家人驻，构筑钧瓷文化创业载体，打造槐树湾国际裸烧陶艺村。既为钧瓷文化产业发展拓展了空间，为钧瓷创业者搭载了创业平台，又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经济收入，更成为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经过不懈努力，2018年，槐树湾村被省旅游局公布为河南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这为槐树湾村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并以此来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发展，真正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图231、232、233、234、235）
钧瓷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瑰宝，近几年，经各级政府的强力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动作为，迎来了空前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钧瓷文化产业发生了绚丽“窑变”，按照“阳春白雪、国之重器”和“走近百姓，融人生活”的产业发展方向，注重艺术创作和设计制作，大力实施精品战略、品牌战略、双创战略，全力推动钧瓷品质化、创意化、大众化、生活化，强力推进钧瓷文化产业守正创新、融合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全面推动钧瓷文化产业实现当代性转型和持续性发展（图236、237、238、239、240、241）。2015年和2016年，钧瓷以215.26亿元和240.7亿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价值，连续两年分居中国工艺类品牌的第一位、第二位，产业年产值达24亿元，成为宋代五大名瓷发展最好的一个瓷种。钧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2.8万余人，拥有众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省级工艺美术和陶瓷艺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高级人才。培育了钧瓷企业200余家，逐渐形成一窑一品、规模集聚的良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