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云南大理读者史滇君，一直喜爱贵刊，因为贵刊每期内容丰富，有精品力作，令人欣喜和期待。比如今年夏天以来，先后读完第7期季栋梁的《行行重行行》、第8期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第9期阿袁的《苏黎红小姐》等精彩小说，刚刚出版的第10期贵刊又奉出荆永鸣的《远去的喧嚣》、叶兆言的《江上明灯》，真的是“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据我所知，荆永鸣十几年前在贵刊发表《外地人》，便声名鹊起，不断为我们奉献优秀小说，像早年的《北京候鸟》《大声呼吸》，近年的《北京邻居》《北京房东》和中篇新作《远去的喧嚣》，篇篇都很出彩。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我很羡慕荆永鸣老师的文学成就，也很想问荆老师一个问题：假如您当初不从内蒙古前去闯荡北京，是否会有今天的文学成就？闯北京的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是否至关重要？谢谢！
　　荆永鸣：感谢滇君先生对我作品的关注和褒奖。您说得很对，当年我从内蒙古的一座煤矿来到了北京，十几年的谋生经历，对我的文学创作的确至关重要。如果说，长期置身在一种固定和熟悉的生存环境中，往往会使一个人的感觉变得迟钝与麻木；我觉得，背井离乡的经历和由此造成的反差，则可以极大地增强一个人的敏感度，特别是能够助长一个写作者的想象力。我带着乡村记忆和经验来到北京，置身于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全新的概念。正是这种陌生的生存环境，给了我许多不曾有过的生活磨难和情感积淀，这对于我的文学创作来说，都无疑是一种馈赠、一种养分，并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冲动。可以说，没有我当年的背井离乡，就绝不会有我笔下的“北京系列”小说。与此同时，如我的长篇小说《老家有多远》，中短篇系列《少年的辽西》等作品，则是我离开故土后的一种回望与审视——距离，没有使过去的生活模糊不清，反而让我对它们的记忆变得异常清晰。借此机会，我要感谢生活，感谢《北京文学》和所有在文学创作上不断给予我扶持与鼓励的文学期刊和编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