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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930年1月7日，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第二纵队经连城姑田进入清流县洞口、林畲，归化县（现明溪）的盖洋、张地以及宁化的青瑶、罗坊坝、泉上、泉下、水茜、安远，19日经肖坊、营上、吴家等地进入江西。在这次翻越武夷山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在马背上吟就了光辉诗篇《如梦令·元旦》。不经意间让素有“福建西伯利亚”之称的山区小县——宁化名扬天下。
宁化是闽西一块红色沃土，又是毛泽东、朱德等开国领袖亲自建立的革命老根据地。它是中央红军长征四个起点县之一，又是诞生、养孕中央红军的故乡；它是中央苏区重点县之一，又是中央苏区8个红旗不倒、坚持革命最久的“红色堡垒”；它是中央苏区“扩红支前”重点县，又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认定的苏区“乌克兰”。
宁化军民不论在长征的准备阶段，还是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目前学术界对宁化军民与长征关系的问题有所涉略，如林强的《宁化人民对红军长征的三大贡献》（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S2期）；石仲泉的《中央红军长征与宁化》（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S2期）；周积源的《红军时期的宁化人民：纪念长征70周年》（见《战争年代》，2005年第4期）；王岳良的《宁化的扩红运动》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S2期）；陈大猷、李万成、曾钦祯的《宁化对红军长征的作用》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S2期）；上述论文是本文的起点和基础，但它们均侧重于某些方面，不够全面，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史料大量涌现，很有必要重新系统论述此问题，而且上述论文的一些观点有待商榷纠正，比如林强说红三军团红四师主要由宁化人构成，就有待商榷。本文试图从扩红、后勤保障、出发点、湘江战役四个方面，系统论述宁化军民对长征的贡献，以就教于方家。
扩红重点县
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宁化人民源源不断地为主力红军输送兵员。1933年进行了多次扩红运动，取得优异成绩。4月8日，城关青年参军人数达2个营。5月8日，全县有800多人参加红军。5月下旬，时任少共（共青团）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长的伍洪祥同志来到宁化扩红，他首先组织全县赤卫军、少先队参与军政比赛大会，群众情绪很高，有2000多人参加了比赛。伍洪祥和宁化县委书记刘祥文动员参赛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先在党团员里做好动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区、乡干部和赤卫队、少先队的队长都纷纷带头报名参军，形成争当红军的氛围。淮土、禾口区是模范区，首先响应，参加比赛的全体队员一致通过组成模范营参加红军，其他各区不甘落后。结果，在25日，有1500名宁化青年报名，组成了宁化模范团上了前线，完成了红五月扩红的突击任务。6月，伍洪祥又在宁化扩红300多人。8月，扩红3000名，动员39名战士归队。“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这首《禾口淮土比参军》说的是1933年9月、10月当地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的事。9月，淮土、禾口2个区因为扩红成绩突出，受到省政府的嘉奖，上杭才溪乡派出100多名代表前来参观学习扩红经验。12月，宁化县作为中革军委动员部的扩红突击区，接受了1000名扩红任务，在2个月内就有1460人参加红军。
宁化扩红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诸如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双双参军的感人场景。宁化县禾口区农民张生源先后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前线，并说：“我可惜太老了，不然我也要上前线。”赖屋乡南田村张延万，已经60岁了，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一直要求上前线杀敌。乡苏干部劝他年纪大了不要上前线，他表示一定要“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乡苏干部只好介绍他到红十二军，去部队后他表现得十分积极英勇。曾在北京首都机场工作过的老红军赖林芝，其胞兄赖国学，在1931年9月参加红军去了。1934年3月，在紧张的扩红运动中，赖林芝说服父母，毅然报名参军了。在长征途中的某天，他突然见到阔别多年还在红军部队的胞兄。由于行军紧急，哥哥和他只讲了几句话，同时塞给他2块省吃俭用留下来的大洋，一挥手便走了。从此，赖林芝再也不知道哥哥赖国学的下落了。
为此，该县获得了“扩红模范县”的赞誉。据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道，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了红军。
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4年，宁化县先后有13777人参加红军。当时宁化全县的总户数约3.6万多户，总人口约13万多人，男性为6.65万多人，平均不到3户就有1户是军属，10个人中就有1人当红军，男性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当红军，青壮年中不到2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
在长征中，宁化籍红军先后牺牲了6600多名，其中有名可查列入共和国《革命烈士英名录》中就有3305名，其中师级干部3人、县团结干部15人、营级干部74人。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每前进20华里，就有3名宁化籍红军倒下。红军到达陕北后，幸存的宁化籍红军仅58人，全国解放后，健在的宁化籍老红军仅为28人，有史可查的有20人，他们是王胜彪、谢运清、曾万标、张新华、朱太林、廖永辉、张新生、张新年、王土金、罗胜旺、赖林芝、吴一致、曹汝学、罗广茂、王荣高、张启标、张雍耿、孔俊彪、张厌、张捷春，这20人中的张新华、张雍耿、孔俊彪3人为开国少将。
苏区“乌克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是战争是生命线。宁化是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在每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提供“千担纸、万担粮”的同时，作为重要的后勤基地，源源不断地为中央红军输送兵源、财源、粮源。
在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卫苏维埃，成千上万的宁化人奔赴前线，为红军构筑工事、运送军粮和物资，抬伤员，在农业劳动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宁化人民打制农具，开荒造田，1933年至1934年8月，在武层、淮土、禾口三个区成立铁业合作社，生产各种农具，在此期间全县新开垦荒地6200亩。1933年冬，为了解决苏区军民食用、照明油问题，全县扩种油菜，油菜籽达到1.9万担，比上年增产70%，成为闽西苏区油菜籽产量最多的一个县。 宁化人民热爱红军，视其为子弟兵，宁愿自己住茅草屋，也要把最好的房子腾给红军，宁愿自己勒紧裤带，吃野菜，啃粗粮，也要把上等粮送去充军粮；宁可自己衣衫褴褛，也要把最好的布匹给红军做军衣、军鞋。
在1933年3月“借谷运动”中，宁化人民积极响应，禾口区7天内就借谷244担给红军，其中大部分是无偿捐献，不要政府还。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表扬宁化人民，“能够在粮食万分恐慌中赊卖给红军四五百石米”支援红军。在7月的征发、借谷和开展节省运动等收集粮食运动中，宁化县的方田、南城、横锁、淮土、丁坑口、城关等收集粮食的成绩很显著，受到了《红色中华》报的表扬。下巫坊、横锁、武层三个区获得“筹粮模范区”的称号。
1934年2月，中央苏区又发动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宁化县又一次收集了650多万斤粮食，为保证军粮供给，支援反“围剿”战争作出了贡献。
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10天的干粮，在秋收中收获的粮食，首先供应红军，1934年8月至10月，中央苏区又发起借谷运动。宁化县从8月18日起，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共收集粮食3.4万余担。在“借谷运动”中，宁化人民热情高涨，出现了许多踊跃借谷的感人事迹。在红军妇女连当兵的连梅英，说服时任县城“大有号”商号总经理的父亲借谷45担，“寿春堂”借谷40担。瓦匠施显保在贫农团会议上自报借谷16担，禾口区大路背乡一位红军战士的妻子也主动借谷9担。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宁化这个小县，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为中央政府和红军突击筹集了15万元纸币，10万大洋，布、草鞋1万多双，军粮14万担，军衣1000多套，出动1370个支前民工和500多人的运粮队、担架队。
出发点之一
宁化是红军长征四个出发点之一，也是最远的出发点之一。
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体系，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逼得红军离开苏区，走上艰险的长征路。
1934年4月27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沦陷了。广昌是北面的重要军事屏障，而宁化是中央苏区通往福建的东大门，两县唇齿相依，边界线长达50公里。广昌沦陷后，红一、三军团相继撤出广昌，为了突破敌人的包围，两个军团又分别组织了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系列战斗，为红军主力退往中央苏区腹地打开了通道。到了9月下旬，34个县的中央苏区仅剩下宁化、长汀和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等8个县城和这些县之间的狭小地区了。从广昌撤下的主力红军，主要布防在红都瑞金周边县，宁化、长汀是离瑞金最近的地区，也是党中央所在地最后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自然成为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布防红军主力部队最多的地区。
1934年7月—10月上旬长征出发前，部分中央红军主力在宁化境内布防的有：师长为黄克诚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约5000多人，驻防在宁化和石城交界的淮土乡凤凰山，少共国际师一个团约1200余人驻在宁化淮土隘门，中革军委炮兵营300多人和几百匹马驻防在宁化淮土乡淮阳村，红九军团后勤机关电话排、机修班、中央被服厂500多人驻防在宁化曹坊乡上曹、下曹、滑石等地，红一军团第十五师6000余人驻防在宁化禾口乡石壁村等地，福建省军区第七师，后在长征前夕改编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5000余人驻防在宁化城关。期间，还有几所红军医院在收容治疗红军伤病员。至长征前夕，宁化禾口驻有红军第四医院，淮土驻有红军后方医院第十分院，从宁化湖村邱氏祠堂迁移于方田沙罗坝丁氏祠堂、约有300多伤病员的红三军团医院，总共1000多名伤病员分散在这些医院里治疗休养，后随主力转移撤退。
1934年10月6日，驻防在宁化境内的红军主力部队，在一天之内接到中革军委一连发来的三封“密电”，命令驻防在宁化境内主力红军的一切防务，立即移交地方红军、赤卫队接管，务必两天内完成交接。于10月8日凌晨起程向江西于都集结。从此，踏上战略大转移的万里长征。
部队开拔时，乡亲们有的把熟鸡蛋塞到战士们的手里，有的把炒黄豆放到战士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子弟兵的手，盼着他们早日归来。许多人站在高岗上，默默流泪，一直看到红军背影渐行渐远。
红军长征后，宁化上空乌云滚滚，国民党卷土重来，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反攻倒算，烧光100多个自然村，土地荒芜3.5万亩，灭户5506户（占总户数的六分之一），饿死2.3万人，被敌人抓走2342人，被抢妇女500多人，下落不明3318人，全县总人口下降为3万多人。
浴血湘江
福建省军区先后成立4个地方正规主力红军，即独立七师、独立八师、独立九师、独立十师，其中的独立七师就是在宁化这块红色沃土上孕育出的一支钢铁之师。在这4个独立师的基础上，于红军长征前夕的1934年10月，约5000人的红三十四师成立了，该师归属红五军团序列，担任全军后卫。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参谋长袁良慧，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下辖第一○○团，团长韩伟，政委范世英，此团大部分是永定人；第一○一团，团长苏达清，政委彭竹峰，这个团是原独立七师，约2000人，大部分是宁化人；第一○二团，团长杨梅林，政委张力雄。全师营、连干部，基本上是闽西籍，如宁化、清流、明溪、上杭、永定等县，宁化籍的战士在该团有将近3000人。该部在10月中旬撤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的长征征途。
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一直都担任殿后掩护任务。
他们处境最险恶，打得最艰苦，结局最惨。这支5000余人的精兵，为了掩护中央首脑机关和中央主力红军连夜过江，突破40万敌人的包围圈，在无险可据的江岸开阔地带以血肉之躯筑成“人墙”，拼死与敌人博斗，绝大部分牺牲，而负伤未牺牲的红军伤员，除极少数获救外，绝大部分遭到地方民团的残杀。广西灌阳县新圩乡下立湾村旁，有一口天然的石壁深井，形如酒坛，被当地人称之为“酒海井”。1934年一个严寒的冬日，100多名被关押在下立湾祠堂的红军伤员，被当地民团全部扒光衣服，一个接一个地丢入井里，并用机枪朝井里扫射后，方才离去。据当地老百姓讲，好几天，井里还不时传来红军伤员的呻吟声。宁化苏区子弟就这样绝大部分都躺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他们的血肉之躯融入了青山。湘江战役许多年后，人们在当地收拾遗骨建起了十几座红军墓，那都是无名红军墓。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8.6万多红军抵达湘江，还有6.4万多人，经过湘江激战，锐减至3万多人。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5000多人，几乎全部牺牲。据解放后幸存的一些宁化籍老红军抹着眼泪说：“湘江战役中以宁化籍官兵为主的一个团（即红一○一团）和数十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所剩无几。”原兰州军区副政委孔俊彪少将回宁化家乡时说：“宁化当红军的人牺牲的多，而且留下姓名的少，他们客死他乡，我回来了，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宁化淮土乡王富添老人当年和叔叔、弟弟一起参军不久，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途中，叔叔牺牲，弟弟被俘，而他因病掉队，边走边爬，花了半年时间才回家。他说：“光我们淮土乡仕前村就有55人牺牲在长征路上。”韩伟将军晚年曾在回忆录中深情地说，如果没有湘江战役，如果红34师能全部到达陕北，那么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就不单是湖北红安了。
湘江战役，我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战略上，红军是胜利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同时，湘江战役的失利也加速了毛泽东的复出，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2005年10月，宁化县隆重举行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大会，在这次大会，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宁化县调研时，深情地说：“没有宁化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的巨大牺牲，长征的历史有可能要重新书写。”福建省老建会副会长蔡学仁也发言：“红军突破湘江的重大历史意义，远远不止于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的阴谋，更重要的是，湘江战役的枪声敲响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破产。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综上述所，宁化是英雄的故乡，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故乡之一。宁化人民为了红军长征，奉献出兵源、财源、粮源，在湘江战役中立下奇功，奉献出爱党、爱国、爱红军的赤胆忠心。宁化人民为长征的胜利，甚至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宁化是闽西一块红色沃土，又是毛泽东、朱德等开国领袖亲自建立的革命老根据地。它是中央红军长征四个起点县之一，又是诞生、养孕中央红军的故乡；它是中央苏区重点县之一，又是中央苏区8个红旗不倒、坚持革命最久的“红色堡垒”；它是中央苏区“扩红支前”重点县，又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认定的苏区“乌克兰”。
宁化军民不论在长征的准备阶段，还是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目前学术界对宁化军民与长征关系的问题有所涉略，如林强的《宁化人民对红军长征的三大贡献》（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S2期）；石仲泉的《中央红军长征与宁化》（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S2期）；周积源的《红军时期的宁化人民：纪念长征70周年》（见《战争年代》，2005年第4期）；王岳良的《宁化的扩红运动》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S2期）；陈大猷、李万成、曾钦祯的《宁化对红军长征的作用》见（《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S2期）；上述论文是本文的起点和基础，但它们均侧重于某些方面，不够全面，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史料大量涌现，很有必要重新系统论述此问题，而且上述论文的一些观点有待商榷纠正，比如林强说红三军团红四师主要由宁化人构成，就有待商榷。本文试图从扩红、后勤保障、出发点、湘江战役四个方面，系统论述宁化军民对长征的贡献，以就教于方家。
扩红重点县
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宁化人民源源不断地为主力红军输送兵员。1933年进行了多次扩红运动，取得优异成绩。4月8日，城关青年参军人数达2个营。5月8日，全县有800多人参加红军。5月下旬，时任少共（共青团）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长的伍洪祥同志来到宁化扩红，他首先组织全县赤卫军、少先队参与军政比赛大会，群众情绪很高，有2000多人参加了比赛。伍洪祥和宁化县委书记刘祥文动员参赛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先在党团员里做好动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区、乡干部和赤卫队、少先队的队长都纷纷带头报名参军，形成争当红军的氛围。淮土、禾口区是模范区，首先响应，参加比赛的全体队员一致通过组成模范营参加红军，其他各区不甘落后。结果，在25日，有1500名宁化青年报名，组成了宁化模范团上了前线，完成了红五月扩红的突击任务。6月，伍洪祥又在宁化扩红300多人。8月，扩红3000名，动员39名战士归队。“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这首《禾口淮土比参军》说的是1933年9月、10月当地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的事。9月，淮土、禾口2个区因为扩红成绩突出，受到省政府的嘉奖，上杭才溪乡派出100多名代表前来参观学习扩红经验。12月，宁化县作为中革军委动员部的扩红突击区，接受了1000名扩红任务，在2个月内就有1460人参加红军。
宁化扩红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诸如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双双参军的感人场景。宁化县禾口区农民张生源先后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前线，并说：“我可惜太老了，不然我也要上前线。”赖屋乡南田村张延万，已经60岁了，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一直要求上前线杀敌。乡苏干部劝他年纪大了不要上前线，他表示一定要“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乡苏干部只好介绍他到红十二军，去部队后他表现得十分积极英勇。曾在北京首都机场工作过的老红军赖林芝，其胞兄赖国学，在1931年9月参加红军去了。1934年3月，在紧张的扩红运动中，赖林芝说服父母，毅然报名参军了。在长征途中的某天，他突然见到阔别多年还在红军部队的胞兄。由于行军紧急，哥哥和他只讲了几句话，同时塞给他2块省吃俭用留下来的大洋，一挥手便走了。从此，赖林芝再也不知道哥哥赖国学的下落了。
为此，该县获得了“扩红模范县”的赞誉。据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道，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了红军。
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4年，宁化县先后有13777人参加红军。当时宁化全县的总户数约3.6万多户，总人口约13万多人，男性为6.65万多人，平均不到3户就有1户是军属，10个人中就有1人当红军，男性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当红军，青壮年中不到2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
在长征中，宁化籍红军先后牺牲了6600多名，其中有名可查列入共和国《革命烈士英名录》中就有3305名，其中师级干部3人、县团结干部15人、营级干部74人。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每前进20华里，就有3名宁化籍红军倒下。红军到达陕北后，幸存的宁化籍红军仅58人，全国解放后，健在的宁化籍老红军仅为28人，有史可查的有20人，他们是王胜彪、谢运清、曾万标、张新华、朱太林、廖永辉、张新生、张新年、王土金、罗胜旺、赖林芝、吴一致、曹汝学、罗广茂、王荣高、张启标、张雍耿、孔俊彪、张厌、张捷春，这20人中的张新华、张雍耿、孔俊彪3人为开国少将。
苏区“乌克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是战争是生命线。宁化是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在每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提供“千担纸、万担粮”的同时，作为重要的后勤基地，源源不断地为中央红军输送兵源、财源、粮源。
在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卫苏维埃，成千上万的宁化人奔赴前线，为红军构筑工事、运送军粮和物资，抬伤员，在农业劳动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宁化人民打制农具，开荒造田，1933年至1934年8月，在武层、淮土、禾口三个区成立铁业合作社，生产各种农具，在此期间全县新开垦荒地6200亩。1933年冬，为了解决苏区军民食用、照明油问题，全县扩种油菜，油菜籽达到1.9万担，比上年增产70%，成为闽西苏区油菜籽产量最多的一个县。 宁化人民热爱红军，视其为子弟兵，宁愿自己住茅草屋，也要把最好的房子腾给红军，宁愿自己勒紧裤带，吃野菜，啃粗粮，也要把上等粮送去充军粮；宁可自己衣衫褴褛，也要把最好的布匹给红军做军衣、军鞋。
在1933年3月“借谷运动”中，宁化人民积极响应，禾口区7天内就借谷244担给红军，其中大部分是无偿捐献，不要政府还。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表扬宁化人民，“能够在粮食万分恐慌中赊卖给红军四五百石米”支援红军。在7月的征发、借谷和开展节省运动等收集粮食运动中，宁化县的方田、南城、横锁、淮土、丁坑口、城关等收集粮食的成绩很显著，受到了《红色中华》报的表扬。下巫坊、横锁、武层三个区获得“筹粮模范区”的称号。
1934年2月，中央苏区又发动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宁化县又一次收集了650多万斤粮食，为保证军粮供给，支援反“围剿”战争作出了贡献。
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10天的干粮，在秋收中收获的粮食，首先供应红军，1934年8月至10月，中央苏区又发起借谷运动。宁化县从8月18日起，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共收集粮食3.4万余担。在“借谷运动”中，宁化人民热情高涨，出现了许多踊跃借谷的感人事迹。在红军妇女连当兵的连梅英，说服时任县城“大有号”商号总经理的父亲借谷45担，“寿春堂”借谷40担。瓦匠施显保在贫农团会议上自报借谷16担，禾口区大路背乡一位红军战士的妻子也主动借谷9担。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宁化这个小县，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为中央政府和红军突击筹集了15万元纸币，10万大洋，布、草鞋1万多双，军粮14万担，军衣1000多套，出动1370个支前民工和500多人的运粮队、担架队。
出发点之一
宁化是红军长征四个出发点之一，也是最远的出发点之一。
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体系，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逼得红军离开苏区，走上艰险的长征路。
1934年4月27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沦陷了。广昌是北面的重要军事屏障，而宁化是中央苏区通往福建的东大门，两县唇齿相依，边界线长达50公里。广昌沦陷后，红一、三军团相继撤出广昌，为了突破敌人的包围，两个军团又分别组织了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系列战斗，为红军主力退往中央苏区腹地打开了通道。到了9月下旬，34个县的中央苏区仅剩下宁化、长汀和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等8个县城和这些县之间的狭小地区了。从广昌撤下的主力红军，主要布防在红都瑞金周边县，宁化、长汀是离瑞金最近的地区，也是党中央所在地最后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自然成为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布防红军主力部队最多的地区。
1934年7月—10月上旬长征出发前，部分中央红军主力在宁化境内布防的有：师长为黄克诚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约5000多人，驻防在宁化和石城交界的淮土乡凤凰山，少共国际师一个团约1200余人驻在宁化淮土隘门，中革军委炮兵营300多人和几百匹马驻防在宁化淮土乡淮阳村，红九军团后勤机关电话排、机修班、中央被服厂500多人驻防在宁化曹坊乡上曹、下曹、滑石等地，红一军团第十五师6000余人驻防在宁化禾口乡石壁村等地，福建省军区第七师，后在长征前夕改编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5000余人驻防在宁化城关。期间，还有几所红军医院在收容治疗红军伤病员。至长征前夕，宁化禾口驻有红军第四医院，淮土驻有红军后方医院第十分院，从宁化湖村邱氏祠堂迁移于方田沙罗坝丁氏祠堂、约有300多伤病员的红三军团医院，总共1000多名伤病员分散在这些医院里治疗休养，后随主力转移撤退。
1934年10月6日，驻防在宁化境内的红军主力部队，在一天之内接到中革军委一连发来的三封“密电”，命令驻防在宁化境内主力红军的一切防务，立即移交地方红军、赤卫队接管，务必两天内完成交接。于10月8日凌晨起程向江西于都集结。从此，踏上战略大转移的万里长征。
部队开拔时，乡亲们有的把熟鸡蛋塞到战士们的手里，有的把炒黄豆放到战士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子弟兵的手，盼着他们早日归来。许多人站在高岗上，默默流泪，一直看到红军背影渐行渐远。
红军长征后，宁化上空乌云滚滚，国民党卷土重来，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反攻倒算，烧光100多个自然村，土地荒芜3.5万亩，灭户5506户（占总户数的六分之一），饿死2.3万人，被敌人抓走2342人，被抢妇女500多人，下落不明3318人，全县总人口下降为3万多人。
浴血湘江
福建省军区先后成立4个地方正规主力红军，即独立七师、独立八师、独立九师、独立十师，其中的独立七师就是在宁化这块红色沃土上孕育出的一支钢铁之师。在这4个独立师的基础上，于红军长征前夕的1934年10月，约5000人的红三十四师成立了，该师归属红五军团序列，担任全军后卫。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参谋长袁良慧，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下辖第一○○团，团长韩伟，政委范世英，此团大部分是永定人；第一○一团，团长苏达清，政委彭竹峰，这个团是原独立七师，约2000人，大部分是宁化人；第一○二团，团长杨梅林，政委张力雄。全师营、连干部，基本上是闽西籍，如宁化、清流、明溪、上杭、永定等县，宁化籍的战士在该团有将近3000人。该部在10月中旬撤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的长征征途。
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一直都担任殿后掩护任务。
他们处境最险恶，打得最艰苦，结局最惨。这支5000余人的精兵，为了掩护中央首脑机关和中央主力红军连夜过江，突破40万敌人的包围圈，在无险可据的江岸开阔地带以血肉之躯筑成“人墙”，拼死与敌人博斗，绝大部分牺牲，而负伤未牺牲的红军伤员，除极少数获救外，绝大部分遭到地方民团的残杀。广西灌阳县新圩乡下立湾村旁，有一口天然的石壁深井，形如酒坛，被当地人称之为“酒海井”。1934年一个严寒的冬日，100多名被关押在下立湾祠堂的红军伤员，被当地民团全部扒光衣服，一个接一个地丢入井里，并用机枪朝井里扫射后，方才离去。据当地老百姓讲，好几天，井里还不时传来红军伤员的呻吟声。宁化苏区子弟就这样绝大部分都躺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他们的血肉之躯融入了青山。湘江战役许多年后，人们在当地收拾遗骨建起了十几座红军墓，那都是无名红军墓。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8.6万多红军抵达湘江，还有6.4万多人，经过湘江激战，锐减至3万多人。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5000多人，几乎全部牺牲。据解放后幸存的一些宁化籍老红军抹着眼泪说：“湘江战役中以宁化籍官兵为主的一个团（即红一○一团）和数十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所剩无几。”原兰州军区副政委孔俊彪少将回宁化家乡时说：“宁化当红军的人牺牲的多，而且留下姓名的少，他们客死他乡，我回来了，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宁化淮土乡王富添老人当年和叔叔、弟弟一起参军不久，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途中，叔叔牺牲，弟弟被俘，而他因病掉队，边走边爬，花了半年时间才回家。他说：“光我们淮土乡仕前村就有55人牺牲在长征路上。”韩伟将军晚年曾在回忆录中深情地说，如果没有湘江战役，如果红34师能全部到达陕北，那么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就不单是湖北红安了。
湘江战役，我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战略上，红军是胜利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同时，湘江战役的失利也加速了毛泽东的复出，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2005年10月，宁化县隆重举行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大会，在这次大会，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宁化县调研时，深情地说：“没有宁化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的巨大牺牲，长征的历史有可能要重新书写。”福建省老建会副会长蔡学仁也发言：“红军突破湘江的重大历史意义，远远不止于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的阴谋，更重要的是，湘江战役的枪声敲响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破产。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综上述所，宁化是英雄的故乡，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故乡之一。宁化人民为了红军长征，奉献出兵源、财源、粮源，在湘江战役中立下奇功，奉献出爱党、爱国、爱红军的赤胆忠心。宁化人民为长征的胜利，甚至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作出了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