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包括德地立人在内的中信证券领导和员工的努力之下,中信证券担任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的A股发行上市的主承销商,成为唯一一家担任了所有已上市大型银行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
70岁的森田拳次上半身趴在画卷上,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机器猫》中主角康夫的形象。小野耕世画了两只小兔子,乘着热气球飞向太空,上面写着“友谊、爱与和平”。
8月15日,是中日两国人民必须认真面对的日子,包括森田拳次在内的50来位日本漫画家及有关人士特地赶到南京参加“日本百名漫画家笔下的8·15”漫画展。
帮助举办这个展览的人中有中信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德地立人。德地立人不仅帮助解决了来南京参加展览的日本漫画家一行的住宿,还准备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儿子去参观漫画展。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一是我儿子喜欢漫画,二是更应该让孩子们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生于1952年的德地立人,比新中国的“年龄”小了3岁,他的成长和工作紧密地和新中国的發展联系在一起:“文革”期间在中国接受教育,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帮助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2009年国庆前,他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成长在中国
德地立人热衷于中日交流,从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他的父亲德地末夫。德地末夫上世纪50年代组织了日中友好原军人会,多次组织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接见。
德地末夫出身于日本奄美大岛没落的实业家族,从士官学校毕业后留校,后又被派到新几内亚参加太平洋战争,饱尝了战争的残酷和人世沧桑。日本投降后,在思考和反省日本走过的战争之路中,他与旧有的世界观彻底决裂,发誓与中国及亚洲人民共存亡。于是,从1951年开始,组织日本原军人友好代表团访华,当时反省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军界不少将校级高官参加。
除上述社会活动外,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德地末夫就在日本设立贸易公司开展了中日间钢铁等重要物资贸易,促进了中日经济交流。
1964年,德地一家接受中国外交学会、外国专家局的邀请,从日本搬到北京。父亲在中央广播局从事对日广播工作,其间与来自日本的原军人代表团一道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及宴请。母亲香缕子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教授日语达14年之久,桃李满天下,众多学生在外交部、北大、清华等机构及院校的重要岗位上工作。其兄一人曾多年从事中日贸易业务;其姐顺子在中国学医,目前在日本经营针灸诊所。
德地立人那时候11岁,在横滨丰岗小学刚升六年级,接到在华的父亲的一封信。信上说请全家人到北京来。德地立人回忆起来说:“很吃惊,那时候对日本来说中国是很遥远的国家,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小孩要到中国生活!当时我只知道我父亲整天忙,但不知道忙些什么。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当时他在日本承受着巨大政治和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从事着日中友好事业。”
德地立人到北京后就开始学习中文,“除了原在日本的华侨同学教的汉语一、二、三、四……九、十以外一句中文也不会”。 如果说语言是对他的第一次冲击的话,“文化大革命”则是对德地立人的第二次冲击,而且是触及他年轻灵魂的一次冲击。
“1966年,在崇文小学六年级马上毕业时,‘文革’爆发了。有一位平时对同学很好的医务室的女老师,被其他老师贴‘大字报’说她出身不好又死不悔改,同学们就向她吐唾沫扔石子,当时我感到很震惊,也感到很难过,第一次感受到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
1973年3月7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过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这次讲话改变了包括德地立人在内的外国专家及其家属的命运。德地立人在采访中反复提及这次著名的讲话。也是因为这次讲话,他获得了去北京大学读中文系的机会。
“文革”后期,当过几年汽车修理厂工人的德地立人,作为“工农兵学员”的一员上了北大中文系。当时的北大很“左”。 他有一位同学叫杜笔海,曾经在东北插队,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也喜欢文学创作,德地经常和杜笔海探讨问题。但因他的“思想过于活跃”,“经常错误地谈论国内外形势”等理由被学校批斗最后被开除了。这点也让当时的德地感到十分费解。
“但是,对我来说,‘文革’给我的决不光是负面的,”德地说。他在“文革”期间正处于青少年成长时期,他从“文革”中认识的红卫兵、工人师傅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老百姓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他至今认为这些宝贵的经验是他今天形成的世界观的重要基础。
成就在中国
北大毕业后,德地立人说他本想在回日本之前去陕北插队一两年体验生活,不过因为自己是外国人的原因,没有去成。于是,1977年夏天他决定回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派了很多高层干部去国外考察访问,其中日本是派去人最多的国家。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相关制度,带回国为中国经济发展所用。当时有一批因战争感觉内疚的在日本有影响的政治家和经济界人士,当然还有广大的日本民众,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经济,实施对外开放,日本应该是无私地去支援。”
德地立人以翻译身份,全程陪同了20多个中国访日代表团在日访问。主要有: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以于光远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以宦乡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以王林为团长的西安友好城市代表团等。
1980年12月,德地立人加入了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大和证券公司,任国际金融部中国业务负责人,负责筹备大和证券北京代表处。
1983年大和证券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公司派德地立人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1985年获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攻中国经济的硕士。早在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尼克松此次访华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尼克松和毛主席见面,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为了解世界,我开始学英文,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求学”,而10年后他圆了这个梦,而且之后的5年的时间,在大和证券纽约公司做投资银行业务,增加了华尔街的工作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取以股份制为重要内容的试点形式,把国有企业逐步推向市场,利用市场上的资金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化建设。德地立人的工作就是帮助中国企业境外上市。
1995年2月,德地立人在大和证券工作时期,陪同大和证券土井定包会长拜见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会见的目的,是促进中国企业赴东京证券交易所(东证)上市。
当时安排会见的中国证监会朱利副主席对德地立人说:“中国企业东证上市这列火车是由大和证券推动前进的,应当安排与朱总理的会见。”
遗憾的是1998年5月,原本第一只在东证上市的中国企业——天津汽车公司,因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冲击被迫停止发行,未能实现上市。为强行发行或停止发行问题,大和证券内部引起了分歧。“失意之下,我提出离开北京代表处,随后,公司把我派到了新加坡作总经理CEO。也许,这一‘挫折’形成了我后来离开大和证券的原因。”
8年后,中日证券会议2006年5月18日在东京帝国饭店隆重召开,拉开了中国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序幕。已是中信证券高管的德地立人作为会议主持人参加了会议。他说:“我感到了会议的真诚、热烈的氛围。我之所以接受此职,是因为我要对自己8年前曾燃烧过激情的那段人生有个交待。”
2002年春节前两周,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邀请德地立人加盟中信证券。王东明当时对德地說,“中信需要有国际经验的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4.48%的股份由中信集团持有。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即原来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初期曾被邓小平同志赞誉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在此之前,中国证监会规定,中国证券公司高管人员必须是中国国籍。德地立人在中国的国际证券业中享有声誉,中国证监会认为本土券商聘请有经验的外籍人士作高管是件好事,于是修改了从前的规则。2002年6月,作为中国证券业第一个证券公司外籍高管人员,德地立人受聘担任中信证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分管投资银行、股票销售与交易、债券销售与交易业务。
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发达,股市表现也很差,但德地立人坚信不用多长时间中国资本市场会有腾飞,他“寄希望把海外的经验毫无保留地运用在中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上,报答曾经培育过我的中国人民”。
在包括德地立人在内的中信证券领导和员工的努力之下,中信证券担任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的A股发行上市的主承销商,成为唯一一家担任了所有已上市大型银行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大型商业银行重组改制及发行股票上市的工作异常艰巨,无国际先例可循,中信证券的投资银行团队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在发行人和监管机构的支持下,顺利实现了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成功上市,极富国家战略意义。中信证券也在这个过程中,从前5名左右的证券公司一跃成为市场公认的国内最大最具竞争力的综合证券公司。
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中信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的境内外所获奖项,这其中包括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颁发的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
在多次中日交流的活动中,德地立人曾为朱镕基、荣毅仁、钱其琛、谷牧、黄华、汪道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工作,并受到领导的好评。
德地立人说:“我父亲一辈子痛苦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亚洲国家,给亚洲人民带来灾难。他告戒我们,日中不能战,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虽与父辈不同没有体验过战争,但父辈用血换来的理念我们应当坚持下去。小时候我在中国不太喜欢别人说我的国籍,现在我周围虽都是中国人但在工作中我从不掩饰我的民族,反而认为这是个促进日中交流的机会。”
德地立人的女儿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四年级,儿子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年级。德地立人笑着说:“尤其是我女儿很有想法,我‘治’不了他们。但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但愿未来的他们不以民族、肤色、性别、贫富而受歧视,发生争端。”
70岁的森田拳次上半身趴在画卷上,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机器猫》中主角康夫的形象。小野耕世画了两只小兔子,乘着热气球飞向太空,上面写着“友谊、爱与和平”。
8月15日,是中日两国人民必须认真面对的日子,包括森田拳次在内的50来位日本漫画家及有关人士特地赶到南京参加“日本百名漫画家笔下的8·15”漫画展。
帮助举办这个展览的人中有中信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德地立人。德地立人不仅帮助解决了来南京参加展览的日本漫画家一行的住宿,还准备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儿子去参观漫画展。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一是我儿子喜欢漫画,二是更应该让孩子们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生于1952年的德地立人,比新中国的“年龄”小了3岁,他的成长和工作紧密地和新中国的發展联系在一起:“文革”期间在中国接受教育,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帮助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2009年国庆前,他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成长在中国
德地立人热衷于中日交流,从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他的父亲德地末夫。德地末夫上世纪50年代组织了日中友好原军人会,多次组织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接见。
德地末夫出身于日本奄美大岛没落的实业家族,从士官学校毕业后留校,后又被派到新几内亚参加太平洋战争,饱尝了战争的残酷和人世沧桑。日本投降后,在思考和反省日本走过的战争之路中,他与旧有的世界观彻底决裂,发誓与中国及亚洲人民共存亡。于是,从1951年开始,组织日本原军人友好代表团访华,当时反省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军界不少将校级高官参加。
除上述社会活动外,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德地末夫就在日本设立贸易公司开展了中日间钢铁等重要物资贸易,促进了中日经济交流。
1964年,德地一家接受中国外交学会、外国专家局的邀请,从日本搬到北京。父亲在中央广播局从事对日广播工作,其间与来自日本的原军人代表团一道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及宴请。母亲香缕子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教授日语达14年之久,桃李满天下,众多学生在外交部、北大、清华等机构及院校的重要岗位上工作。其兄一人曾多年从事中日贸易业务;其姐顺子在中国学医,目前在日本经营针灸诊所。
德地立人那时候11岁,在横滨丰岗小学刚升六年级,接到在华的父亲的一封信。信上说请全家人到北京来。德地立人回忆起来说:“很吃惊,那时候对日本来说中国是很遥远的国家,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小孩要到中国生活!当时我只知道我父亲整天忙,但不知道忙些什么。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当时他在日本承受着巨大政治和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从事着日中友好事业。”
德地立人到北京后就开始学习中文,“除了原在日本的华侨同学教的汉语一、二、三、四……九、十以外一句中文也不会”。 如果说语言是对他的第一次冲击的话,“文化大革命”则是对德地立人的第二次冲击,而且是触及他年轻灵魂的一次冲击。
“1966年,在崇文小学六年级马上毕业时,‘文革’爆发了。有一位平时对同学很好的医务室的女老师,被其他老师贴‘大字报’说她出身不好又死不悔改,同学们就向她吐唾沫扔石子,当时我感到很震惊,也感到很难过,第一次感受到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
1973年3月7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过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这次讲话改变了包括德地立人在内的外国专家及其家属的命运。德地立人在采访中反复提及这次著名的讲话。也是因为这次讲话,他获得了去北京大学读中文系的机会。
“文革”后期,当过几年汽车修理厂工人的德地立人,作为“工农兵学员”的一员上了北大中文系。当时的北大很“左”。 他有一位同学叫杜笔海,曾经在东北插队,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也喜欢文学创作,德地经常和杜笔海探讨问题。但因他的“思想过于活跃”,“经常错误地谈论国内外形势”等理由被学校批斗最后被开除了。这点也让当时的德地感到十分费解。
“但是,对我来说,‘文革’给我的决不光是负面的,”德地说。他在“文革”期间正处于青少年成长时期,他从“文革”中认识的红卫兵、工人师傅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老百姓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他至今认为这些宝贵的经验是他今天形成的世界观的重要基础。
成就在中国
北大毕业后,德地立人说他本想在回日本之前去陕北插队一两年体验生活,不过因为自己是外国人的原因,没有去成。于是,1977年夏天他决定回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派了很多高层干部去国外考察访问,其中日本是派去人最多的国家。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相关制度,带回国为中国经济发展所用。当时有一批因战争感觉内疚的在日本有影响的政治家和经济界人士,当然还有广大的日本民众,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经济,实施对外开放,日本应该是无私地去支援。”
德地立人以翻译身份,全程陪同了20多个中国访日代表团在日访问。主要有: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以于光远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以宦乡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以王林为团长的西安友好城市代表团等。
1980年12月,德地立人加入了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大和证券公司,任国际金融部中国业务负责人,负责筹备大和证券北京代表处。
1983年大和证券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公司派德地立人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1985年获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攻中国经济的硕士。早在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尼克松此次访华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尼克松和毛主席见面,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为了解世界,我开始学英文,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求学”,而10年后他圆了这个梦,而且之后的5年的时间,在大和证券纽约公司做投资银行业务,增加了华尔街的工作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取以股份制为重要内容的试点形式,把国有企业逐步推向市场,利用市场上的资金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化建设。德地立人的工作就是帮助中国企业境外上市。
1995年2月,德地立人在大和证券工作时期,陪同大和证券土井定包会长拜见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会见的目的,是促进中国企业赴东京证券交易所(东证)上市。
当时安排会见的中国证监会朱利副主席对德地立人说:“中国企业东证上市这列火车是由大和证券推动前进的,应当安排与朱总理的会见。”
遗憾的是1998年5月,原本第一只在东证上市的中国企业——天津汽车公司,因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冲击被迫停止发行,未能实现上市。为强行发行或停止发行问题,大和证券内部引起了分歧。“失意之下,我提出离开北京代表处,随后,公司把我派到了新加坡作总经理CEO。也许,这一‘挫折’形成了我后来离开大和证券的原因。”
8年后,中日证券会议2006年5月18日在东京帝国饭店隆重召开,拉开了中国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序幕。已是中信证券高管的德地立人作为会议主持人参加了会议。他说:“我感到了会议的真诚、热烈的氛围。我之所以接受此职,是因为我要对自己8年前曾燃烧过激情的那段人生有个交待。”
2002年春节前两周,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邀请德地立人加盟中信证券。王东明当时对德地說,“中信需要有国际经验的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4.48%的股份由中信集团持有。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即原来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初期曾被邓小平同志赞誉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在此之前,中国证监会规定,中国证券公司高管人员必须是中国国籍。德地立人在中国的国际证券业中享有声誉,中国证监会认为本土券商聘请有经验的外籍人士作高管是件好事,于是修改了从前的规则。2002年6月,作为中国证券业第一个证券公司外籍高管人员,德地立人受聘担任中信证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分管投资银行、股票销售与交易、债券销售与交易业务。
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发达,股市表现也很差,但德地立人坚信不用多长时间中国资本市场会有腾飞,他“寄希望把海外的经验毫无保留地运用在中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上,报答曾经培育过我的中国人民”。
在包括德地立人在内的中信证券领导和员工的努力之下,中信证券担任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的A股发行上市的主承销商,成为唯一一家担任了所有已上市大型银行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大型商业银行重组改制及发行股票上市的工作异常艰巨,无国际先例可循,中信证券的投资银行团队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在发行人和监管机构的支持下,顺利实现了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成功上市,极富国家战略意义。中信证券也在这个过程中,从前5名左右的证券公司一跃成为市场公认的国内最大最具竞争力的综合证券公司。
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中信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的境内外所获奖项,这其中包括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颁发的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
在多次中日交流的活动中,德地立人曾为朱镕基、荣毅仁、钱其琛、谷牧、黄华、汪道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工作,并受到领导的好评。
德地立人说:“我父亲一辈子痛苦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亚洲国家,给亚洲人民带来灾难。他告戒我们,日中不能战,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虽与父辈不同没有体验过战争,但父辈用血换来的理念我们应当坚持下去。小时候我在中国不太喜欢别人说我的国籍,现在我周围虽都是中国人但在工作中我从不掩饰我的民族,反而认为这是个促进日中交流的机会。”
德地立人的女儿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四年级,儿子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年级。德地立人笑着说:“尤其是我女儿很有想法,我‘治’不了他们。但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但愿未来的他们不以民族、肤色、性别、贫富而受歧视,发生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