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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崛起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启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振兴、中华一体化、参与领导世界文明。这七步之中能否领导民主，将是21世纪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考验。
[关键词] 中国崛起；领导民主；战略阶段
[中图分类号] D61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４７０（２００8）０6－００43－０3
领导中国实现崛起，就必须弄清楚崛起需要经过哪些基本阶段。清晰地预见和准确地把握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课题之一。
中国崛起的七个战略阶段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发展已经和将会经历七个基本阶段，即崛起需要七步走：启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振兴、中华一体化、参与领导世界文明。如果发展不够顺利，这几个阶段完成的时间可能顺延到2080年甚至世纪末。
改革开放启动并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产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随后出现的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必然带来社会诸多不平衡，社会和谐问题因此提上日程；经济迅速发展并且严重不和谐问题获得初步解决之后，社会民主的要求会随之强化，发展民主政治又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然进入一个建设民主政治的阶段；而民主政治模式基本建立之后，将会大大地扩大文化的社会容量，其释放的潜力会带来中华多元文化的振兴；中国经济、民主的发展和中华多元文化振兴，必将会促进大中华圈紧密的经济文化合作；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加之大中华圈的形成会提供一种现代文明的新模式，中国从此步入世界文明领导者的行列。
这七步形成一个严密的因果链条，必须顺序发展，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历史大逻辑。领导中国崛起，就必须弄清其基本问题，认识其制约因素，找到其路径和方法，提前谋划、系统准备。
从实现和谐到领导民主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非常适时的。市场经济初期必然出现种种不和谐，而且两种体制交叉以及经济和政治、文化、社会体制之间的错位加重了不和谐程度。
解决这些不和谐问题，需要新的系统的战略思维，例如对于城乡差别扩大问题，统筹社会保障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小城镇。因为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但制造了城乡差别，而且过分地发展大城市，造成了城乡之间缺少小城镇这样的过渡环节。因为缺少优雅舒适的小城镇，导致大城市人口拥挤、负担过重，城乡差别过大，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关于只有发展大城市才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的认识，不利于社会协调。相对减少大城市投入，大力发展小城镇，是中国不能不作出的战略选择。
城乡差别问题只是诸多问题之一，但可以由此看出，从根本上解决不和谐问题，必须反思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形成新的战略思路。因为此类问题中，一种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为造成的不平衡在新条件下加重，另一种是新的不平衡。新的战略思路总起来说，应该是多元化基础上的统筹，统筹下的多元化，而不是计划体制那种突出重点或强求一致。
解决了中国社会一系列严重不和谐问题之后，民主问题就会提上日程。民主的显著发展必须在此后，否则发展民主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出现社会动荡。
民主是无法回避的，其必然性在于：第一，人们吃饱穿暖之后，就会希望被尊重和自主，就会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权利；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多元化，各群体都有自己利益诉求需要表达；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需要阳光运行和强有力的制约，否则无法从体制上解决腐败问题；第四，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大大加速了民主的进程。
许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民主的发展，例如腐败。再如领导干部过度追求GDP和搞政绩工程，并不是单纯的“政绩观”问题，甚至也不是行政导向和管理的问题，而是缺乏必要的民主制约和舆论监督。只有民主制约和舆论监督，才可能让他们不是仅仅对单一目标负责，而不得不在做工作时负起多方面责任。因此，民主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要求。
能否领导民主，这是21世纪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考验。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思维和未雨绸缪的周密部署，就会遇到很多料想不到的严重问题。党对民主的领导主要应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制定民主发展的战略模式，引导民主方向；第二，确定民主发展的步骤，让民主有序有节奏地发展；第三，控制和消除民主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动荡、分裂因素，保证其健康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有效领导民主，除了防止其过程中出现强大的反社会秩序力量，避免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在未来民主秩序下中国共产党地位合乎法理化（简称合法化）问题，否则领导民主成功了，但党可能失去领导地位，并且中国会因此出现大动乱。合乎民主秩序的法理化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党的机构以民主方式产生；第二，党的机构受到其他机构特别是民意机构的制约；第三，党的权力得到严格界定并运作规范化。
忽视合法性问题的挑战，或被动地拖延其解决，必将使党在民主化进程中陷入越来越尴尬的境地。为此必须高度重视几个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行政党”，即每一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都是重合的，其运行也严重行政化，这使得党和群众的自然联系已经被隔开。这种情况下，离开行政权力就没有社会竞争力，这是在发展民主过程中必然显露出来的最大弱点，应该及早解决。第二，党的基层组织机构应通过党内民主产生，并且以一定程序获得选民或其代表机构的认同。第三，党必须在未来民主模式中，设计出自己既有独特领导地位、又受到民主制约的位置，特别是与民意机构、政府之间的具体关系应该进一步明确化、法制化。第四，党对国家和地方的领导权如战略指导、人事推荐等权力及其运作程序，在法律上进一步规范化。
有一种思路认为，应该先发展党内民主，然后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种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但是离开社会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缺乏足够的外部动力；而且要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解决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过度行政化的问题，这需要和社会基层民主同步协调。
中国基层民主已有一定发展。为了为未来民主做准备，现阶段应着重完善基层民主，特别是解决农村基层实行选举民主之后，却缺乏法制化的议事民主（协商民主），从而大量出现当选人侵害公共利益、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利益等民主扭曲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党支部书记选举获得社会民主认同的问题，并且进一步以法律形式具体规范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应逐步扩大民主范围，提升民主层次，在乡县一级推广民主。
被民主被动地推着走，还是领导民主有序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面临的重大历史选择。被动选择和过分超前选择，都意味着巨大风险。
其他阶段及其关键问题
中国崛起战略的第五步是多元文化振兴。因为发展民主政治过程中，要真正理顺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以及信息化、全球化带来的新文化，当然也包括各种宗教文化，它们之间在民主条件下会多样共存，共同发展繁荣。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色彩会相应淡化，社会对文化的容量大大扩张，在竞争和激荡中形成新的中华文化。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内将更加注重统一理念，即要求全党在一些基本理念上的高度认同，而不是思想过程的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科学方法受到尊重，但党内对各种宗教信仰也能够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共产主义依然是党的伟大旗帜，但不一定坚持它是通过革命或制度大变革而建立的独立“社会形态”，而是被看作其因素（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不断接近的极限目标。
中国文化特色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是被弱化，相反会得到增强。因为：第一，中国文化具有高度兼容性，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阴阳合和共存，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和后来的矛盾论有根本区别），兼容是中国文化多次受到外族文化冲击而能够传承下来的原因；第二，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越是多元文化冲突的时期，越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兼容、整合和“领导”能力；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受到巨大冲击，加之白话文兴起中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因此其振兴和现代化进程相比相对滞后，但现代化越是发展人们越会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理念，因此现代化趋近完成之日，是中国文化重新振兴之时。
但新文化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多种文化的并存、整合、激荡，是文化的大创造和大传播。特别是信息化提供的新型创造方式和传播方式，将成为多元文化振兴的翅膀。为此中国应该制定相应的战略，例如鉴于图像已成为最主要的文化传播手段，应制定图像文化发展战略，以迎接文化大振兴时代到来。
文化大振兴会让中国更加具有魅力，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凝聚力，加之中国经济强势发展，会进一步导致大中华圈的形成，这是中国现代化和崛起的第六步。这种大中华圈是一个紧密联系、认同度较高的地理、文化圈，不仅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可能包括地域、文化近缘的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缅甸等等，其他一些国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
营造大中华圈需要中国提出并且大力弘扬诸如诚爱、兼容、共赢、共识、和谐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本理念，而且需要中国政府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引导有关地区及各种组织主动参与进来，特别是首先大力推动文化、教育、宗教的开放合作，并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合作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大中华圈并不仅仅是文化合作，而是广泛、多层次合作的地域性概念。在这一“圈”中，经济合作是基础，文化共识是灵魂，其他如安全、政治、军事等合作是其延伸。为此，中国应适时提出关于地区性整合的一系列基本理念，倡导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先是大中华文化圈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有关国家和地区有切实需要，可以考虑采取类似欧盟模式，形成统一而平等的经济圈和战略圈。
大中华圈的形成，以及与此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理念，加强对各种国际合作的参与，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华新文明模式于是形成，中国的现代化和崛起进入到第七步：参与领导世界文明。
未来世界在信息化、全球化充分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紧密地联系为一体，大国之间战争将不会有赢者，因此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局部战争也会进一步减少。而且全球联系越是紧密，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界必须从局部安全机制开始逐步形成统一的安全机制。与此同时，度过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之后，世界上会逐步出现一个各种文明共存、兼容的阶段。当此之际，崛起的中国责无旁贷地要担当起参与领导全球文明的重任，因为这个重任并不是推行单一价值观念的美国所能够单独承担的。
中国参与领导的世界文明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的现代文明，为此不仅应及时提出一系列新的全球共识性理念，还要倡导文化兼容、宗教对话和人权保障，倡导不同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合作，倡导建设健全全球安全机制，促进各种地区性、全球性协调对话组织的建设，调节国家之间地缘冲突，履行大国的国际义务，鼓励公民的全球性慈善行为等等。中国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的同时，争取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上拥有发言权乃至主导权。只有这些作为国家战略得到充分实施，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世界文明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总编
[关键词] 中国崛起；领导民主；战略阶段
[中图分类号] D61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４７０（２００8）０6－００43－０3
领导中国实现崛起，就必须弄清楚崛起需要经过哪些基本阶段。清晰地预见和准确地把握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课题之一。
中国崛起的七个战略阶段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发展已经和将会经历七个基本阶段，即崛起需要七步走：启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振兴、中华一体化、参与领导世界文明。如果发展不够顺利，这几个阶段完成的时间可能顺延到2080年甚至世纪末。
改革开放启动并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产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随后出现的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必然带来社会诸多不平衡，社会和谐问题因此提上日程；经济迅速发展并且严重不和谐问题获得初步解决之后，社会民主的要求会随之强化，发展民主政治又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然进入一个建设民主政治的阶段；而民主政治模式基本建立之后，将会大大地扩大文化的社会容量，其释放的潜力会带来中华多元文化的振兴；中国经济、民主的发展和中华多元文化振兴，必将会促进大中华圈紧密的经济文化合作；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加之大中华圈的形成会提供一种现代文明的新模式，中国从此步入世界文明领导者的行列。
这七步形成一个严密的因果链条，必须顺序发展，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历史大逻辑。领导中国崛起，就必须弄清其基本问题，认识其制约因素，找到其路径和方法，提前谋划、系统准备。
从实现和谐到领导民主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非常适时的。市场经济初期必然出现种种不和谐，而且两种体制交叉以及经济和政治、文化、社会体制之间的错位加重了不和谐程度。
解决这些不和谐问题，需要新的系统的战略思维，例如对于城乡差别扩大问题，统筹社会保障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小城镇。因为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但制造了城乡差别，而且过分地发展大城市，造成了城乡之间缺少小城镇这样的过渡环节。因为缺少优雅舒适的小城镇，导致大城市人口拥挤、负担过重，城乡差别过大，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关于只有发展大城市才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的认识，不利于社会协调。相对减少大城市投入，大力发展小城镇，是中国不能不作出的战略选择。
城乡差别问题只是诸多问题之一，但可以由此看出，从根本上解决不和谐问题，必须反思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形成新的战略思路。因为此类问题中，一种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为造成的不平衡在新条件下加重，另一种是新的不平衡。新的战略思路总起来说，应该是多元化基础上的统筹，统筹下的多元化，而不是计划体制那种突出重点或强求一致。
解决了中国社会一系列严重不和谐问题之后，民主问题就会提上日程。民主的显著发展必须在此后，否则发展民主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出现社会动荡。
民主是无法回避的，其必然性在于：第一，人们吃饱穿暖之后，就会希望被尊重和自主，就会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权利；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多元化，各群体都有自己利益诉求需要表达；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需要阳光运行和强有力的制约，否则无法从体制上解决腐败问题；第四，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大大加速了民主的进程。
许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民主的发展，例如腐败。再如领导干部过度追求GDP和搞政绩工程，并不是单纯的“政绩观”问题，甚至也不是行政导向和管理的问题，而是缺乏必要的民主制约和舆论监督。只有民主制约和舆论监督，才可能让他们不是仅仅对单一目标负责，而不得不在做工作时负起多方面责任。因此，民主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要求。
能否领导民主，这是21世纪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考验。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思维和未雨绸缪的周密部署，就会遇到很多料想不到的严重问题。党对民主的领导主要应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制定民主发展的战略模式，引导民主方向；第二，确定民主发展的步骤，让民主有序有节奏地发展；第三，控制和消除民主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动荡、分裂因素，保证其健康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有效领导民主，除了防止其过程中出现强大的反社会秩序力量，避免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在未来民主秩序下中国共产党地位合乎法理化（简称合法化）问题，否则领导民主成功了，但党可能失去领导地位，并且中国会因此出现大动乱。合乎民主秩序的法理化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党的机构以民主方式产生；第二，党的机构受到其他机构特别是民意机构的制约；第三，党的权力得到严格界定并运作规范化。
忽视合法性问题的挑战，或被动地拖延其解决，必将使党在民主化进程中陷入越来越尴尬的境地。为此必须高度重视几个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行政党”，即每一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都是重合的，其运行也严重行政化，这使得党和群众的自然联系已经被隔开。这种情况下，离开行政权力就没有社会竞争力，这是在发展民主过程中必然显露出来的最大弱点，应该及早解决。第二，党的基层组织机构应通过党内民主产生，并且以一定程序获得选民或其代表机构的认同。第三，党必须在未来民主模式中，设计出自己既有独特领导地位、又受到民主制约的位置，特别是与民意机构、政府之间的具体关系应该进一步明确化、法制化。第四，党对国家和地方的领导权如战略指导、人事推荐等权力及其运作程序，在法律上进一步规范化。
有一种思路认为，应该先发展党内民主，然后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种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但是离开社会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缺乏足够的外部动力；而且要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解决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过度行政化的问题，这需要和社会基层民主同步协调。
中国基层民主已有一定发展。为了为未来民主做准备，现阶段应着重完善基层民主，特别是解决农村基层实行选举民主之后，却缺乏法制化的议事民主（协商民主），从而大量出现当选人侵害公共利益、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利益等民主扭曲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党支部书记选举获得社会民主认同的问题，并且进一步以法律形式具体规范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应逐步扩大民主范围，提升民主层次，在乡县一级推广民主。
被民主被动地推着走，还是领导民主有序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面临的重大历史选择。被动选择和过分超前选择，都意味着巨大风险。
其他阶段及其关键问题
中国崛起战略的第五步是多元文化振兴。因为发展民主政治过程中，要真正理顺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以及信息化、全球化带来的新文化，当然也包括各种宗教文化，它们之间在民主条件下会多样共存，共同发展繁荣。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色彩会相应淡化，社会对文化的容量大大扩张，在竞争和激荡中形成新的中华文化。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内将更加注重统一理念，即要求全党在一些基本理念上的高度认同，而不是思想过程的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科学方法受到尊重，但党内对各种宗教信仰也能够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共产主义依然是党的伟大旗帜，但不一定坚持它是通过革命或制度大变革而建立的独立“社会形态”，而是被看作其因素（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不断接近的极限目标。
中国文化特色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是被弱化，相反会得到增强。因为：第一，中国文化具有高度兼容性，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阴阳合和共存，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和后来的矛盾论有根本区别），兼容是中国文化多次受到外族文化冲击而能够传承下来的原因；第二，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越是多元文化冲突的时期，越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兼容、整合和“领导”能力；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受到巨大冲击，加之白话文兴起中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因此其振兴和现代化进程相比相对滞后，但现代化越是发展人们越会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理念，因此现代化趋近完成之日，是中国文化重新振兴之时。
但新文化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多种文化的并存、整合、激荡，是文化的大创造和大传播。特别是信息化提供的新型创造方式和传播方式，将成为多元文化振兴的翅膀。为此中国应该制定相应的战略，例如鉴于图像已成为最主要的文化传播手段，应制定图像文化发展战略，以迎接文化大振兴时代到来。
文化大振兴会让中国更加具有魅力，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凝聚力，加之中国经济强势发展，会进一步导致大中华圈的形成，这是中国现代化和崛起的第六步。这种大中华圈是一个紧密联系、认同度较高的地理、文化圈，不仅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可能包括地域、文化近缘的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缅甸等等，其他一些国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
营造大中华圈需要中国提出并且大力弘扬诸如诚爱、兼容、共赢、共识、和谐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本理念，而且需要中国政府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引导有关地区及各种组织主动参与进来，特别是首先大力推动文化、教育、宗教的开放合作，并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合作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大中华圈并不仅仅是文化合作，而是广泛、多层次合作的地域性概念。在这一“圈”中，经济合作是基础，文化共识是灵魂，其他如安全、政治、军事等合作是其延伸。为此，中国应适时提出关于地区性整合的一系列基本理念，倡导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先是大中华文化圈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有关国家和地区有切实需要，可以考虑采取类似欧盟模式，形成统一而平等的经济圈和战略圈。
大中华圈的形成，以及与此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理念，加强对各种国际合作的参与，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华新文明模式于是形成，中国的现代化和崛起进入到第七步：参与领导世界文明。
未来世界在信息化、全球化充分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紧密地联系为一体，大国之间战争将不会有赢者，因此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局部战争也会进一步减少。而且全球联系越是紧密，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界必须从局部安全机制开始逐步形成统一的安全机制。与此同时，度过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之后，世界上会逐步出现一个各种文明共存、兼容的阶段。当此之际，崛起的中国责无旁贷地要担当起参与领导全球文明的重任，因为这个重任并不是推行单一价值观念的美国所能够单独承担的。
中国参与领导的世界文明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的现代文明，为此不仅应及时提出一系列新的全球共识性理念，还要倡导文化兼容、宗教对话和人权保障，倡导不同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合作，倡导建设健全全球安全机制，促进各种地区性、全球性协调对话组织的建设，调节国家之间地缘冲突，履行大国的国际义务，鼓励公民的全球性慈善行为等等。中国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的同时，争取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上拥有发言权乃至主导权。只有这些作为国家战略得到充分实施，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世界文明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