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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其登上文坛之初，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中国现代早期“新女性”形象的作品。但和同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有所不同的是，丁玲的女性书写中，包含着对个人和大时代的辩证关系的艰难探索。本文通过对《莎菲女士的日记》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进行细读，探讨女性主体在家与国的夹缝中的尴尬位置和成长可能，以及革命与女性解放之间相互纠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