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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曲阜作为鲁国都城，一直延续了八百年左右。在曲阜鲁故城战国墓葬中出土了具有异域色彩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此类纹饰独特的玻璃珠最早在地中海沿岸有所发现，后经欧亚大草原传入中国，在中国得到仿制和进一步传播。文章通过对曲阜鲁国故城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形制和来源进行研究，进一步探讨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与西亚地区的往来联系。
关键词：蜻蜓眼式玻璃珠;地中海沿岸;曲阜鲁故城
公元前11世纪后半叶，西周王朝建立。为了维护统治，周王大肆分封宗亲贵族，以为屏障，西周初期鲁国建都曲阜，此后直至战国末期亡于楚国，延续了八百年左右，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埋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料。1977年3月—1978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单位对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勘察，对重要遗址进行了试掘，在发掘过程中出土19枚蜻蜓眼式玻璃珠，它们全部出土于战国墓葬中，属于随葬品。
1 曲阜鲁故城所出蜻蜓眼式玻璃珠
“蜻蜓眼”是考古学界对一种镶嵌玻璃珠的俗称，因其外表装饰类似于蜻蜓复眼而得名。珠子多为圆形，亦有方形、管状等形状，表面常有蓝色圆点，或者白色、蓝色圆圈相套而成的纹饰，在此基础上稍有变化。
这19枚蜻蜓眼式玻璃珠中可以在发掘报告中找到图片资料的共12枚，其余装饰图案应大致相同。这12枚玻璃珠都是在褐色或蓝色的球形珠体上，不等宽的白色圆圈和蓝色圆圈相套，形成了类似孔雀翎上的眼状图案，个别珠子上还有等宽的白色圆圈和蓝色圆圈相套组成连珠纹，在珠子上有穿孔（图1、图2）。
这些蜻蜓眼图案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白色圆圈和蓝色圆圈不等宽相间，中间的“瞳孔”偏向一边，从而形成一种斜视的效果，在这类纹饰中白色圆圈和蓝色圆圈的层数较多，多为三四层，在玻璃珠上所占面积较大，居于主体地位;第二类是一层较窄白色圆圈环绕蓝色“瞳孔”，或者一层白色圆圈和一层蓝色圆圈等宽相间，蓝色“瞳孔”位于图案正中间，前者数量较多，形成正视的效果，这类图案多与第一类图案同时出现，形状较小，在玻璃珠上居于次要地位，个别此类图案退化为连珠纹，在玻璃珠表面形成几何分割;第三类图案是在一个大的白色圆圈或者白色和蓝色相间的圆圈内，又分布有七个“小眼睛”，“小眼睛”为白色圆圈嵌套蓝色“瞳孔”而成，“小眼睛”的分布为一个居于中心，六个居于四周。
还有一颗蜻蜓眼式玻璃珠纹饰与图1、图2略有不同（图3）：在球体上均匀分布形状大致相同的“眼珠”—由蓝色“瞳孔”附着在白色圆形上构成，因年代久远部分蓝色部分脱落，露出白色底色。
在曲阜鲁故城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上，能看到用连珠纹或者白色线条对整个珠体进行几何分割的装饰风格，经过研究，这种装饰风格仅见于中国，是中国工匠的创造性发挥。
这些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作工艺大致相同，即母体和眼珠皆为分别制作，然后镶嵌而成。大多数此类玻璃珠的制作方法为将先较细的玻璃棒在不同颜色的玻璃液中浸泡，形成横截面颜色丰富的较粗的玻璃棒，再将玻璃棒截成较薄的玻璃薄片，做成“眼珠”，最后趁母体尚未凝固时嵌入，稍加打磨后做成。这种制作方法，就是艾森（Gustavus Eisen）曾经论述的截棒技术。个别玻璃珠的制作方法稍有不同：首先将白色圆形玻璃片嵌入尚未凝固的母体内，然后将蓝色薄片做成的“瞳孔”装饰在白色“眼珠”上，此类玻璃珠上的蓝色薄片时间久了，容易发生脱落。
2 蜻蜓眼式玻璃珠的起源和在中国境内的传播
在世界范围内，在公元前2500—前2300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了最早的玻璃，在古西亚、古埃及、古罗马也发现了早期玻璃制品。根据分析检测，这些地区的早期玻璃为典型的钠钙硅酸盐玻璃，只有少量玻璃制品中含有少量铅。
古代中国拥有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陶瓷烧造技术，这些都为玻璃制造技术在中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早在西周早期就出现了料器，即不透明少光泽的玻璃，此类器物形体较小，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逐渐生产出透明度更高、更有光泽、形体更大的玻璃制品，战国到两汉时期中国制造出了成分独特的铅钡玻璃，明显不同于西方。这些发现表明，中国玻璃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并不是简单由西方传入。玻璃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为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在进入中国之前，在古埃及、古伊朗、西亚、中亚等广大地区，这种样式的玻璃珠已经流行了很长时间。在古埃及，一些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年代追溯到第十七王朝至第二十三王朝之间，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黑海、里海沿岸，这些珠饰被大量发现。蜻蜓眼式玻璃珠起源于中国境外，已是考古学界的共识。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交流，蜻蜓眼式玻璃珠传播到了中国。先秦时期，中国在陆路上经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相通，在海路上经吴越之地与东南亚相通，也可经云南与印度地区有往来，这些都有可能是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国的途径。有学者认为，在南方地区发现的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数量更少、出现年代更晚，结合国外考古发现，可知这种类型的玻璃珠通过陆路从地中海沿岸地区传来的可能性更大。此类舶来品的发现，也从侧面验证，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地中海沿岸地区就已经通过欧亚大草原与中国有广泛的联系。
1990—1992年，在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新疆克孜尔吐尔墓地中发现中国最早时期的玻璃珠，它们的形状不规则、大小不一，孔洞的位置并不位于玻璃珠的正中间，出现陶化现象，制作技术落后于同时期的西亚地区，经过科学检测，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与西亚古玻璃制品高度相似，又有其所不具备的铅元素，这批玻璃珠借鉴了西亚地区的审美和玻璃制造技术，又利用当地的原材料生产出具有本地特色的珠饰，这说明，蜻蜓眼式玻璃珠传入中国后，在当地得到仿制。
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不论是在新疆地区，还是在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等中原地区，或者是在四川、湖南、广东等南方地区都有出土。随着时间的发展，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出土数量越来越多，形制也越来越规整，上面的装饰图案不再局限于同心圆式蜻蜓眼，而是越来越丰富。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此类珠饰，所属年代多为战国时期，个别年代早至春秋晚期。到了战国中期以后，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湖北、湖南等楚文化分布区被大量发现。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颗类似玻璃珠，上面的蜻蜓眼纹饰各不相同，不论是眼的数量，还是组成眼的纹饰都各有差别，充分体现了制作者的主观创造性。但是到了秦汉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逐渐消失，只有零星发现。
3 结语
“蜻蜓眼”装饰风格的产生，源于古埃及地区的“神眼信仰”，带有宗教崇拜的色彩，经过发展，它被赋予的宗教色彩减弱，装饰意义增强。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与中国传统的审美偏好有着密切关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医经典《灵枢·大惑论》记载：“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由此可知，古代人类普遍存在对眼球的精神崇拜。
古代中国玻璃制品产量不高，这种造型独特的珠饰大多出土在高等级墓葬中。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曲阜鲁国故城遗址试掘墓葬可分为甲组墓和乙组墓，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群。当时的发掘者认为，甲组墓的墓主人为当地的原有住民，乙组墓的墓主人为建都曲阜的周人。试掘出土的19枚蜻蜓眼式玻璃珠，全部出自乙组墓中，它們的主人都与周王室联系密切，在鲁国居于统治地位。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同时兼有异域风情和中国传统特色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不仅作为一种装饰品，还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出现在统治阶级的生活中。
参考文献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等.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
[2]洛阳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J].文物，1972（10）：20-32.
[3]干福熹，黄振发，肖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J].硅酸盐学报，1978（1）：99-104.
[4]干福熹，李青会，顾冬红，等.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的早期玻璃珠的研究[J].硅酸盐学报，2003（7）：663-668.
[5]李会，郑建国.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看汉以前的中外交通[J].四川文物，2010（2）：71-77.
[6]李青会，干福熹，顾冬红.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个问题[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2）：234-247.
[7]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J].考古学报，2012（2）：177-215.
[8]李会.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初步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4.
关键词：蜻蜓眼式玻璃珠;地中海沿岸;曲阜鲁故城
公元前11世纪后半叶，西周王朝建立。为了维护统治，周王大肆分封宗亲贵族，以为屏障，西周初期鲁国建都曲阜，此后直至战国末期亡于楚国，延续了八百年左右，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埋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料。1977年3月—1978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单位对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勘察，对重要遗址进行了试掘，在发掘过程中出土19枚蜻蜓眼式玻璃珠，它们全部出土于战国墓葬中，属于随葬品。
1 曲阜鲁故城所出蜻蜓眼式玻璃珠
“蜻蜓眼”是考古学界对一种镶嵌玻璃珠的俗称，因其外表装饰类似于蜻蜓复眼而得名。珠子多为圆形，亦有方形、管状等形状，表面常有蓝色圆点，或者白色、蓝色圆圈相套而成的纹饰，在此基础上稍有变化。
这19枚蜻蜓眼式玻璃珠中可以在发掘报告中找到图片资料的共12枚，其余装饰图案应大致相同。这12枚玻璃珠都是在褐色或蓝色的球形珠体上，不等宽的白色圆圈和蓝色圆圈相套，形成了类似孔雀翎上的眼状图案，个别珠子上还有等宽的白色圆圈和蓝色圆圈相套组成连珠纹，在珠子上有穿孔（图1、图2）。
这些蜻蜓眼图案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白色圆圈和蓝色圆圈不等宽相间，中间的“瞳孔”偏向一边，从而形成一种斜视的效果，在这类纹饰中白色圆圈和蓝色圆圈的层数较多，多为三四层，在玻璃珠上所占面积较大，居于主体地位;第二类是一层较窄白色圆圈环绕蓝色“瞳孔”，或者一层白色圆圈和一层蓝色圆圈等宽相间，蓝色“瞳孔”位于图案正中间，前者数量较多，形成正视的效果，这类图案多与第一类图案同时出现，形状较小，在玻璃珠上居于次要地位，个别此类图案退化为连珠纹，在玻璃珠表面形成几何分割;第三类图案是在一个大的白色圆圈或者白色和蓝色相间的圆圈内，又分布有七个“小眼睛”，“小眼睛”为白色圆圈嵌套蓝色“瞳孔”而成，“小眼睛”的分布为一个居于中心，六个居于四周。
还有一颗蜻蜓眼式玻璃珠纹饰与图1、图2略有不同（图3）：在球体上均匀分布形状大致相同的“眼珠”—由蓝色“瞳孔”附着在白色圆形上构成，因年代久远部分蓝色部分脱落，露出白色底色。
在曲阜鲁故城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上，能看到用连珠纹或者白色线条对整个珠体进行几何分割的装饰风格，经过研究，这种装饰风格仅见于中国，是中国工匠的创造性发挥。
这些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制作工艺大致相同，即母体和眼珠皆为分别制作，然后镶嵌而成。大多数此类玻璃珠的制作方法为将先较细的玻璃棒在不同颜色的玻璃液中浸泡，形成横截面颜色丰富的较粗的玻璃棒，再将玻璃棒截成较薄的玻璃薄片，做成“眼珠”，最后趁母体尚未凝固时嵌入，稍加打磨后做成。这种制作方法，就是艾森（Gustavus Eisen）曾经论述的截棒技术。个别玻璃珠的制作方法稍有不同：首先将白色圆形玻璃片嵌入尚未凝固的母体内，然后将蓝色薄片做成的“瞳孔”装饰在白色“眼珠”上，此类玻璃珠上的蓝色薄片时间久了，容易发生脱落。
2 蜻蜓眼式玻璃珠的起源和在中国境内的传播
在世界范围内，在公元前2500—前2300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了最早的玻璃，在古西亚、古埃及、古罗马也发现了早期玻璃制品。根据分析检测，这些地区的早期玻璃为典型的钠钙硅酸盐玻璃，只有少量玻璃制品中含有少量铅。
古代中国拥有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陶瓷烧造技术，这些都为玻璃制造技术在中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早在西周早期就出现了料器，即不透明少光泽的玻璃，此类器物形体较小，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国逐渐生产出透明度更高、更有光泽、形体更大的玻璃制品，战国到两汉时期中国制造出了成分独特的铅钡玻璃，明显不同于西方。这些发现表明，中国玻璃具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并不是简单由西方传入。玻璃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为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在进入中国之前，在古埃及、古伊朗、西亚、中亚等广大地区，这种样式的玻璃珠已经流行了很长时间。在古埃及，一些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年代追溯到第十七王朝至第二十三王朝之间，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黑海、里海沿岸，这些珠饰被大量发现。蜻蜓眼式玻璃珠起源于中国境外，已是考古学界的共识。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交流，蜻蜓眼式玻璃珠传播到了中国。先秦时期，中国在陆路上经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相通，在海路上经吴越之地与东南亚相通，也可经云南与印度地区有往来，这些都有可能是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国的途径。有学者认为，在南方地区发现的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数量更少、出现年代更晚，结合国外考古发现，可知这种类型的玻璃珠通过陆路从地中海沿岸地区传来的可能性更大。此类舶来品的发现，也从侧面验证，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地中海沿岸地区就已经通过欧亚大草原与中国有广泛的联系。
1990—1992年，在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新疆克孜尔吐尔墓地中发现中国最早时期的玻璃珠，它们的形状不规则、大小不一，孔洞的位置并不位于玻璃珠的正中间，出现陶化现象，制作技术落后于同时期的西亚地区，经过科学检测，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与西亚古玻璃制品高度相似，又有其所不具备的铅元素，这批玻璃珠借鉴了西亚地区的审美和玻璃制造技术，又利用当地的原材料生产出具有本地特色的珠饰，这说明，蜻蜓眼式玻璃珠传入中国后，在当地得到仿制。
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不论是在新疆地区，还是在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等中原地区，或者是在四川、湖南、广东等南方地区都有出土。随着时间的发展，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出土数量越来越多，形制也越来越规整，上面的装饰图案不再局限于同心圆式蜻蜓眼，而是越来越丰富。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此类珠饰，所属年代多为战国时期，个别年代早至春秋晚期。到了战国中期以后，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湖北、湖南等楚文化分布区被大量发现。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颗类似玻璃珠，上面的蜻蜓眼纹饰各不相同，不论是眼的数量，还是组成眼的纹饰都各有差别，充分体现了制作者的主观创造性。但是到了秦汉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逐渐消失，只有零星发现。
3 结语
“蜻蜓眼”装饰风格的产生，源于古埃及地区的“神眼信仰”，带有宗教崇拜的色彩，经过发展，它被赋予的宗教色彩减弱，装饰意义增强。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与中国传统的审美偏好有着密切关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医经典《灵枢·大惑论》记载：“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由此可知，古代人类普遍存在对眼球的精神崇拜。
古代中国玻璃制品产量不高，这种造型独特的珠饰大多出土在高等级墓葬中。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曲阜鲁国故城遗址试掘墓葬可分为甲组墓和乙组墓，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群。当时的发掘者认为，甲组墓的墓主人为当地的原有住民，乙组墓的墓主人为建都曲阜的周人。试掘出土的19枚蜻蜓眼式玻璃珠，全部出自乙组墓中，它們的主人都与周王室联系密切，在鲁国居于统治地位。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同时兼有异域风情和中国传统特色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不仅作为一种装饰品，还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出现在统治阶级的生活中。
参考文献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等.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
[2]洛阳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J].文物，1972（10）：20-32.
[3]干福熹，黄振发，肖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J].硅酸盐学报，1978（1）：99-104.
[4]干福熹，李青会，顾冬红，等.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的早期玻璃珠的研究[J].硅酸盐学报，2003（7）：663-668.
[5]李会，郑建国.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看汉以前的中外交通[J].四川文物，2010（2）：71-77.
[6]李青会，干福熹，顾冬红.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个问题[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2）：234-247.
[7]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J].考古学报，2012（2）：177-215.
[8]李会.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初步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