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钟先生主张汉字字母化，胡适对此主张颇不能接受，于是多次表示(强调)这位钟先生没有资格谈汉字改革，却以为赵元任可以考察这一问题。汉字是否应字母化，这里暂且不论，且说这资格问题，却是值得首先考虑的。什么是资格?如果对这一问题没有明确标准，那么便没有谈论资格问题的资格了。
　　先看看胡适的论述。讲到这位钟先生是教会学校的好好先生，对汉字无所了解；而讲到赵元任——他自己的朋友和同学——时，说他是语言学家。于是，这里便得出了一个关于讨论汉字字母化的资格的标准，即只有专门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学者才有资格讨论汉语字母化问题。这一结论虽然是“正确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因为它无法进一步说明非专门从事语言学的人就无资格讨论语言问题。
　　所谓专门从事，只是人为规定的标准。比如说攻的是语言专业，以后又一直从事语言研究，于是便规定为专门从事语言学，否则便是非专门从事。但是，汉字字母化是纯学术问题，与人事无关，人事的规定丝毫不能杂入学术问题，学术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学理的投入与探索，因此，只要考察过学理的人(即探索过学理的人)都可以(也应该也必须)记录下自己关于学术的思想，当然也完全有权将其表达出来，所以，只要是关于学术的就是平等的，只应该在纯学术层面讨论，而不应杂入人事的成分。平等就是讨论学术的资格，因此，只要是关于学术问题的，没有无资格。说谁无资格谈论什么问题是纯个人感情用语，胡适这样的学人是不应反复使用这一语词的。他应该保持平静、客观的心性，这样才能做出真学问。但是，胡适却显露了情绪化倾向，没有在学理上展开讨论或评述别人的观点，这不是负责的态度。
　　学人都是有自己独立观点的，正由于这一点，学界才很难打破垄断，学阀才不能消除。胡适在学术界是以平易、宽容闻名的，能客观对待不同意见，但仍不免流露出个人情绪。对持异见者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学术的大害，因为它压制了观点的阐发，对有价值的发现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干扰。假如因为各抒己见而导致人身攻击，则学人会进入笔战的旋涡，脱离对学术的专注，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对学理上的观点的不同，最好采用针对学理问题本身提问的方式，导出研究中的不断深入；如果不能完全避免个人感情(心态)作怪，则应各自展开独立研究，这样也总比毫无建设的人身攻击有意义，因为个人完全可以在学理上不断获得新发现，实现新成就。
　　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胡适是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的学者，他在这方面必有深切的感受。但是，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胡适还是用了“没资格”这样的字眼，显然，此时他身上已不自觉地少了平等自由的精神，多了几分学阀的作风。而且，与此同时他又说赵元任是自己的同学和朋友，这不禁使人觉得胡适带了一些学术界的圈层气。
　　我不禁想到了这样一点：胡适的宽容作风是否是他主张自由民主的结果?这作风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实质。更明确地说，我以为胡适之所以没有成为学阀，实是受他的主张的限制。作为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宣扬民主的急先锋，胡适当然不能流露任何学术上的专制的外观，否则一个主张与行动相违背的人在学界是站不住的。但是，只要是人为的就必定会露出痕迹。
　　我进一步推想下去，民主应分两大类，即大民主与小民主，大民主就是与政治有关的民主；小民主就是与政治无关的民主，这里小民主专指学术观点表达的自由。胡适作为大民主的倡导者，他是否能在大民主实现以后继续在小民主上停顿下来呢?同样，假如大民主在胡适这样的带头学人努力下实现了，小民主是否还会有带头学人呢?华夏民族向来是登堂而不能入室的，当民主的基本外观实现后，更重要的便是民主的深入，而细节上的民主问题才是更应该关切并解决的。民主是个过程，正像营建民主也是几代人的事。胡适是旧时代的学人，他可以从自己的时代限制中脱出来，进入一个相对超前的先进意识，但是，他未必能进一步进入更先进的意识，而这一步必须由那些以大民主意识为基础意识的学人来完成，他们的任务正如胡适当年承担的任务一样，只是具体有所不同。
　　进一步推下去，能否有一种学人，他能摆脱这实实在在的机械进步，一步到位地看到问题的根本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思力上的用功，即思想上的一步到位，思想已彻底健全的人，是没有不健全的心态的。胡适作为一个有成就的学人，他毕竟受了儿时教育的限制，没有打下彻底的思想一步到位的基础，他的状况反映了华人学者的共同缺陷。但是，胡适毕竟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不能对已看到的问题麻木不仁，彻底的没有余地的思想，才是营建一切的基础。
　　1999年8月于庐山植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