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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生态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当代美国小说中关于自然的主题描写进行了概述，对此作者列举了不同文类、包括少数族裔的作品加以说明。论文综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生态批评的发展史以及生态批评内部的理论冲突，特别考察了生态批评如何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结合起来，以及如何拓展了历史、政治、心理学以及源自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物质文化内涵。论文还通过对所述作品的分析，为早期美国小说及自然书写的发展提供了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
［关键词］自然；美国小说；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3-0120-09
本文主要探讨美国的生态及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形式及其在当代美国小说研究中的应用。美国的环境危机感，较之其它任何因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语系一系列题为“自然的文学”、“人与自然的世界”及“自然的书写”等新课程的开设提供了机会，这些课程的规划思路与20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新美国研究可谓是如出一辙。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于1966年再版，此次还加入了他的论文《对市民政府的抵抗》。在该书出版之际，对环境的关注以及对政治激进主义的需求被糅合在了一起，尽管政治与文化关怀与文学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非虚构的自然书写与政论完美结合的这一经典之作于1992年再版，新版的编辑威廉·罗西（William Rossi）声称：“这些作品在20世纪九十年代可谓更及时了……他们指向当前的环境……带着对世界各地相互依赖以及由于个体行为的好坏导致全球性影响的日常意识。”（vii）
教师们把自然书写定义为一种关注“自然史与自然界体验”的非虚构类散文（Lyon xv）。教师们既着意于向学生介绍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也注重向日益城市化的学生群体传递关于自然和野生世界的信息。尽管教授和批评家在讲授这些新课程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无法把文本的选择限于“非虚构”以及直接“经验”的描述。
以自然史的书写为基础，自然书写取得了进展，但其关注点却不一样。它把重点从历史和地质学径直转向了自然对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反过来，还有后者对自然的影响。自然书写往往关注单个个体的冒险与观察，19世纪上半叶的梭罗和19世纪末的约翰·穆尔（John Muir）和约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s）或许为之提供了最好的诠释。顺着这些书写，我们还可以看到虚构的自然文学的兴起，它们在题材、叙述、意象以及主题方面与其它美国小说和诗歌截然不同。许多诸如此类的著作把非虚构和虚构、精确的观察与夸大的故事和夸张的事件混合在一起。麦尔维尔（Melville）的《莫比·迪克》（Moby-Dick）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从根本上说是一部虚构作品，《莫比·迪克》却含有大量关于鲸鱼以及捕鲸业的真实信息。玛丽·奥斯丁（Mary Austin）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关于美国西北部沙漠的故事与麦尔维尔的小说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最早的小说家之一显然是一位自然作家，那就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猎鹿者》（The Deerslayer）以及其它许多以陆地和公海为背景的小说的作者。
“环境文学”，较之于“自然文学”，意味着关于生态关系和环境危机的高度的自觉意识。环境文学的例子随时可见，只要作家对其文化或民族对自然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予以关注，它更多的是一种当代现象而非自然文学，因为人们已普遍意识到了全球的环境危机。看一看当代美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有大量的自然书写、还有大量的环境文学得以出版。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作品不同，这类文学中的大多数出自女性作家之手，既有女性主义，也有非女性主义的视角。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女性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警告她的丈夫——美国第二任总统——不要在新的共和国里忽视女性。但女性主义更多的是和1848年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以及妇女运动与废奴运动的最终联盟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早期形形色色的美国女性作家中，有些参加了妇女权利及废奴运动，有的注意到了自然世界，其注意力不亚于男性作家，尽管她们的关注点大不相同。举个例子来说，苏珊·费尼莫尔·库柏（Susan Fenimore Cooper）的《乡村时光》（Rural Hours）就是一部畅销全国的作品。
整个19世纪，还有其他许多女作家写到了自然和荒野，包括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玛丽·哈洛克·富特（Mary Hallock Foote）以及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可19世紀妇女们要体验荒野中的自然，其能力还是极其有限的，这与家庭式或种植类的自然显然是有区别的。随着20世纪初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兴起，人们把注意力从人类周边的自然转向了人类的自然属性。性别定势以及关于人性的所谓的描述被用于以下尝试，试图证明把选举权限于男性之合理性。
在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三波浪潮伴随着民权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战运动而出现，同时也是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先于环境主义运动，大体上也独立于该运动。至于女权运动的第二波浪潮，一个经常争论的话题关乎人性，特别是妇女的本性。反女权运动的男性时常会对妇女的概念作如下的强调：更近于本性，更情绪化、更富直觉，而非逻辑和理性的，因其生育能力而成为更自然的养育者而非战士。女权运动的一支完全拒绝自己称之为“生物决定论”的任何主张。
其他妇女也开始分析所谓的本性与女性之间的关联，并看到了赞同这种关联的价值。这一群体往往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各种以妇女为基础的灵性运动有关。女权运动一直都是一项高度差异化的运动，人们的理念互相对立，但出于终结妇女压迫的目标而团结在了一起。过去三十年间逐渐发生的这项运动日趋认同下述观点：对妇女的压迫及其天生所受的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源自各种类型的男权中心和男权支配的意识和社会。 但此处我们需要做些区分。尽管女权运动大体关注的是批评并致力于改变当下，缓解世界各地妇女们所经受的各种形式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到了未来。与自由女权主义者不同，生态女性主义者不希望妇女享有均等的毁灭物种、污染大气、导致全球变暖的机会。相反，他们相信减轻妇女的压迫是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这一大型工程的组成部分。反抗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彻底改变人类环境——从人际到政治关系，从经济结构到人类精神的构造，使得支配人类社会的世界摆脱人类—非人类关系的现状——这一过程的一个部分。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正如男女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一种对话的、相互支持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而非需要辩证解决的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也是一种对话的、相互支持的，而且是良性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未来的关注基于对人类中介的信念，即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并能带来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将会对未来的生存方式开启种种可能性，而非现有的格局——全球资本主义、均质化的工业化以及宗主国对殖民与前殖民国家和土著的文化压迫。谈到对人类中介的信念，谈到导致社会变革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生态批评家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往往必须对抗欧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诸多方面所存在的决定论观念。尽管后现代批评和文艺理论很难把中介归于任何人，生态女性主义者作此分派的决心不仅面向任何一个作为人类一员的人，而且面向与我们共享这个世界的、各种非人的“行动者”。
中介从人到非人的拓展反映了在道德重要性的视野中所出现的生物圈不断扩大这一历史的进步。通常，当人们被问道“这有什么好处”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这对我个人或我的社会有什么好处”。生态批评家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这些问题需要被设计成“在其生态系统中会有什么好处，以及在这一系统中，人类与维护或损害这些好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把生态系统的健康作为判断的基本准则，使得对多样性的认同成为个体物种和生态系统生存的一个必要的维度，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改善人类物种生存状态的维度之一。
生态文学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自始便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不仅把边缘化的女性声音，而且把有色民族的声音置于中心。在涉及美国印第安裔和墨西哥裔作家时，如此关注就甚为显眼，因为他们的写作在描述地方、文化、剥削与压迫的关系时往往是非常清晰的。但此类关注不仅仅是把作家们新的小说读物提供给读者，这些作家包括司各特·莫马迪（Scott Momaday）、莱斯利·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琳达·霍根（Linda Hogan）、埃德娜·诶斯卡米尔（Edna Escamill）、艾娜·卡斯蒂洛（Ana Castillo）、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路易斯·欧文斯（Louis Owens）、西蒙·欧提兹（Simon Ortiz），等等，它也给文类的定义以及自然写作的范式带来了反思。以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而未必是以其哲学的派别身份，这些小说中的多数是以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决裂的形式来创作的。它们被贴上了各种标签：虚拟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自然主义以及奇幻小说等，但无论获得流通的是何种术语，都会就作家和小说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展开批评。
对自然写作和环境文学的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维度的关注，是拓展我们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之文学表现的理解方式之一。它将有助于读者和批评家理解不同区域的美国居民在地域、栖居以及对自己周边世界之认同的各种观念表达方式。但我们必须超越现实主义文学，也来关注一下诸如科幻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奇幻小说之类的文类文学。在所有的文类中，邪恶总是表现为憎恶野生自然并试图毁灭它，而自然往往被视作是善的联盟。
二
谈到当代美国小说，我对“当代”的定义是始于1970年，当年召开了第一个地球日的庆典。过去三十六年间，文学的生产力包括严肃的现实主义文学小说、行为主义小说、系列推出的侦探和神秘小说、历史小说、后现代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和多元文化作品、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它们出自体裁各异的环境作家，为单个著作选择一个环境主题的商业作家，来自各个种族的有色作家，特别是印第安裔美国作家之手，只要你能够想见，还有白人、亚裔、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作家。男女作家都同样活跃。
目前，我会把当代美国自然小说分成以下几个大类：1）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2）后现代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3）神秘与侦探小说；4）科幻小说与奇幻小说。
三
回顾当代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了读者预期传统之明显的延续。属于这一类别的作品包括莫利·尤曼斯（Marly Youmans）的《卡瑟伍德》（Catherwood），以殖民时期为背景；威廉·海伍德·亨德森（William Haywood Henderson）的内战后小说，《地球其它地方》（The Rest of the Earth）；布倫达·彼得森（Brenda Peterson）关于大萧条时代的《光之河》（River of Light）；琳达·霍根（Linda Hogan）《卑劣的灵魂》（Mean Spirit），讲述的是20世纪二十年代俄克拉荷马州油价飙升时期的美国印第安人；以及诸如莫利·格罗斯（Molly Gloss）、苏珊·朗（Susan Lang）之类的作家分别所写的边疆小说《跃跳河》（The Jump-off Creek）和《超越石块》（Small Rocks Rising）。这些小说呼吁人们关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基于乡愁，并浪漫地再现了符合乌托邦理想的那个时期；2）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改写官方或民间的历史，以便对特定时期和特定场所中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对立的特征作出更精确的评价；3）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相似的主题冲动，并强调或采取截然不同的环境伦理和哲学立场。
我尤其希望能够考察他们对人类过去的生存方式提出了哪些要求，其表述却是以含蓄的方式来主张人类目前和未来应当以何种方式生存。因此，这些小说中有些可以被界定为环境正义小说或生态小说，更多的属于此类小说而不仅仅是描述一个特定的环境或场所。 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探讨完全可以由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的《老杰克的记忆》（The Memory of Old Jack）和《地球上的一个地方》（A Place on Earth）开始。尽管以过去为背景，除了现时的回忆，贝利小说中的活动往往发生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且聚焦于肯塔基州以其本人所生活过的社区为原型的一个农耕社区。这一类小说中值得一提的单个作品还有弗兰克·贝尔贡（Frank Bergon）的《野蛮游戏》（Wild Game），一部以20世纪八十年代内华达的偷猎者谋杀野生生物学家的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小说；斯蒂芬·古德温（Stephen Goodwin）的《天堂之血》（The Blood of Paradise），讲述的是一对充满20世纪六十年代纯真的夫妇试图重返家园；芭芭拉·金索沃尔（Barbara Kingsolver）的《挥霍的夏天》（Prodigal Summer），讲述的是周边男性围绕的一群妇女，她们终于接受了一种独特的生态学及其在弗吉尼亚州农村所提供的可能的生活方式；露丝·大关（Ruth Ozeki）的《我的肉食年》（My Year of Meats），讲述的是美国的牲畜业。这部小说尤为重要，因为它聚焦于都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人们如何受到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影响以及后者对致癌性并引发突变的合成品的依赖。与温德尔·贝利的作品和其他家庭农场或荒野小说不同，这些作品读来颇能引发人们的乡愁，而大关的小说则尖锐地表明，食物链把每个人都卷入到环境健康问题之中。
另一类作品主张关注后现代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除了这两种当代书写，这一类别还要求使用准现代主义作品的定义，即由少数族裔，尤其是印第安裔美国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的文体特征和叙事策略可能与那些都市后现代小说中的看上去相同，却源自根本不同的世界观。美国印第安裔小说，由于大多数不是现代或现代主义的，它们也没有必要成为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尽管许多传统的美国叙事策略与那些后现代小说的实践者所运用的策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一类别中，涉及到的作品有凯伦·T·山下（Karen Tei Yamashita）的作品《穿越热带雨林的天穹》（Through the Arc of the Rainforest）和《橙色热带》（Tropic of Orange），格洛瑞亚·萘洛尔（Gloria Naylor）的《妈妈日》（Mama Day），汤姆·罗宾斯（Tom Robbins）的《女牛仔也会忧伤》（Even Cowgirls Get the Blues），约翰·尼克尔斯（John Nichols）的《豆田战役》（The Milagro Beanfield War），愛丽丝·沃克的《我熟悉的神庙》（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天堂》（Paradise），以及诸如维泽纳、西尔科和霍根的小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琳达·霍根的小说《太阳风暴》（Solar Storms）作为一部关于环境正义的重要作品得到公认，它涉及到环境破坏，尤其是对最初的美国国土的破坏，起因是加拿大海德鲁魁北克的詹姆斯湾工程。
在我看来，断定这部小说是后现代的，或那部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如指出这些小说如何使用实验的、先锋的、神秘的以及反现实主义的技巧去描写自然、人类文化与对待地球的关系以及环境正义一样，也没有多大的重要性。而且，何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念，通过这些小说的形式及其背离传统或更具共识的现实主义而得以体现？它们对待圣歌的态度，与那些通常被描述为有灵性倾向的非虚构类自然作家有所不同吗？
为了理解当代美国小说中自然描写的范围，就不仅要纵览所谓的严肃文学，还得考虑通常被视作亚文类或商业小说的那些类别，例如神秘小说或科幻小说。
至少从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时代——共和国雏形形成时期的美国小说开始，神秘小说就成为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小说文类，拥有强大的书迷基础，其中包括经常阅读某一作家的任一部新书的那些读者。在美国，这类小说每年的销量都保持在数百万册，或许只有惊险小说能够超过它，后者往往拥有一个从根本上说基于秘密的情节。近年来，众多致力于此类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多地采用环境正义话题，强调自然以深化其故事的智力与情感维度。对一些作家而言，这种运用方式多少是一个借助便捷的话题变化以改变其程式化情节的环境或背景。对其他人而言，自然保护和环境正义作为作家们所秉持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出现，这些作家找到了办法，得以把自己的目标导入商业运作成功的小说的生产中去。
多数神秘小说和侦探故事作家依靠开发基于单个人物、间或是一个团队的系列小说。这些人物通常长期居住在某个地方，这就为小说与文学地方性的重合提供了便利。此类小说断断续续的读者和无法阅读的人多数会把这样的地方想象为城市的中心，例如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这样的信念更多地源自系列电视剧和电影而非源自小说本身。尽管内华达·巴尔（Nevada Barr）的名字已经与国家公园的冒险同义，其他作家的名字也与其它突出自然的背景同义。对约翰·斯坦利（John Straley）而言，背景就是阿拉斯加，无论是都市还是荒野；对约翰·D·麦克唐纳（John D. MacDonald）和卡尔·海森（Carl Hiaasen）而言，背景就是佛罗里达；对简·兰顿（Jane Langton）而言，背景就是新英格兰的城镇。涉及环境主题的作家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例如，莎拉·帕勒斯基（Sara Paretsky）与芝加哥，芭芭拉·尼利（Barbara Neely）与波士顿。
已故的约翰·D·麦克唐纳作为拥有最广大读者的神秘小说家非常引人注目，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也始终关注环境问题。麦克唐纳以生动的细节描绘了佛罗里达，例如描写精准的以飓风作为背景的《风中的谋杀》（Murder in the Wind）。他于1962年以《绿之光》（A Flash of Green）开始自己的环境批评，接下来他又披露房地产投机客，直至辞世，其《堰洲岛》（Barrier Island）于1986年出版。 麦克唐纳最好的环境小说是1977年出版的《公寓》（Condominium）。一幢退休公寓的居民不幸沦为了贪欲、不达标的建筑标准以及劣质建筑的牺牲品，也成为了不平凡的英雄，他们努力为着自身及环境的生存所扮演的角色出乎人们的意料。通过向顾问咨询，公寓的居民们很快了解到多数佛罗里达海边的居民和佛罗里达政府永远否认的一点：佛罗里达两岸的海滩会有规律地出现、消失和迁移。自然的气候模式导致大部分的海滩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最终得以填充，可这一过程却对旅游和发展不利。因此，开发商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就在岸边上建房子、搭建吸水墙及其他各种不牢靠的风暴和海啸的防护设置，这些事实上都会导致海滩的侵蚀并回避自然的进程。当五级飓风侵袭公寓所在的堰洲岛时，上述举措便会招致灾难。在公寓中，英雄们转危为安的策略不是阻挡自然或防止因飓风来袭以及人员拒绝撤离所带来的财毁人亡；相反，他们借助于比典型的开发商和沿海居民更长远的目光而得以幸免于难，而且，与其他的悲剧英雄一样，他们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旨在利于读者而非小说中的人物。
卡尔·海森舍弃了麦克唐纳的现实主义模式，他把神秘小说所要求的真实性与包含未必属实的、异想天开的人物和事件的后现代的敏感性结合在一起，而日报对这些人事的报道就仿佛他们是基于真实的人物和确凿的事件一样。即便是在儿童小说中，卡尔·海森也倾向于怪异的人物和乖张的行为。他的神秘小说多半包含以下要素：基于佛罗里达背景之连续性的松散的系列，经常出现的特殊的次要人物，例如绰号为小蜥蜴的隐居的前地方长官，忠实于他的州骑警，各类新闻记者或前记者，通常还有一期关于环境破坏及应对措施的书刊。
例如，在《生病的小狗》（Sick Puppy）中，主人公起初惩罚了一个乱扔垃圾的说客，最后为保护一个海岛免于因人口快速增长而导致的高消耗型非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帮助。在《风暴天》（Stormy Weather）中，海森披露了使1992年安德鲁飓风所造成的破坏变本加厉的可悲的建筑操作，同时也揭露了灾难之后的欺诈行为。就像麦克唐纳在《公寓》中一样，海森利用《风暴天》来对读者进行大量与飓风相关问题的教育，包括宽松的建筑准则，腐败的建筑检察员以及保险欺诈设计师。在他的另一部小说《裸泳》（Skinny Dip）中，海森再现了另一种诈骗，农业综合企业污染的假监管。环境正义的目的达到了，读者了解了在沼泽地的毁灭中农业综合企业所扮演的角色。
谈到科幻小说这一通俗文类，我根据自然倾向的、环境的和生态的范畴来整理小说。
比较而言，环境科幻小说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小说，其中的危机是作为推断产生的前景而存在的，而且危机一定会为情节而不仅仅是背景提供基础。有时这些小说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劝诫故事，呼吁读者意识到需要改变当前的行为以避免在不久的将来所出现的灾难。关于核灾难和战争的小说所起的作用当然是如此。可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具有明显环境主题的小说就出现了。特别是1977年初版的，亚瑟·赫索格（Arthur Herzog）的《热》（Heat），提出了全球变暖呈几何级数加速的可能的方式。
诸如《热》之类的小说，不管它们所唤起的生态意识有多么强烈，都可能被视为较容易迎合男性作家硬朗的科幻传统——经常强调物理、化学和技术，几乎不关注这样的三头统治运行于其中的生态体系。至于《热》，他们通常倾向于英雄的、技术的要素或二者的结合，这一方案不仅为危机带来了高潮而且还有终结，而非生态情节线索可能具有的那种开放式的结局和正在进行的过程，或者就此而言，女性科幻小说家常常诉诸于对心理—生物物理的相互作用的关注。然而，其它涉及环境主题的科幻小说远非煽动性的。对《热》的强调，它们致力于更具宣传性和理论性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系统问题和伦理问题的关注。
许多诸如此类的作品得以创作，用于展示反同心的倾向，这一倾向甚至把内在的价值归于野生自然，或者与文明的无常加以对照以颂扬环境的弹性。例如，莫利·格羅斯《白昼的炫目》（The Dazzle of Day）由太空移民船从受污染的地球出发作为开始。开篇一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声明，背景设在不久的将来。她还简短地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在太空船里创建了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而且，叙述者谈到了进入太空是否意味着对“以毁灭和剥削为遗产的边疆神话”的延续这一问题（13），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至少她寻求的理想是生态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它源自宗教迫害和政府压迫的终结。小说接下来跳到太空船靠近其预期目的地的那个时候，此时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处在150年前。与田园牧歌式的、由乡愁驱动的陆地小说不同，在那里等待他们到来的是芸芸众生栖居其间的精彩世界，新的地球显然环境严酷，向人物为生存所做的最好的努力发出挑战。随之在船上很快展开了一场争论，因为有些居民——他们已经知道只有这艘基于技术的、封闭的船只才是他们整个的生命所系——害怕船只的着陆。但他们抵制伊甸园般的神话，梦想着一个进行了环境改造的行星，并认为：每一个世界，即指他们所抵达的行星以及小说的读者们所读到的行星，是“一个谜……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如此”（223）。
格罗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声称“我们占据着这片土地，就像孩子们占据着我们”（252），这种占据可以理解为一种崭新的生态更加和谐的经历，而非小说开篇由他们的祖先所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在这颗行星上曾经拥有的经历。
如同许多科幻作家一样，琼·斯隆切夫斯基（Joan Slonczewski）主要的职业是科学家，她也是凯尼恩学院的一名生物学教授。其生物学背景，加上坚定的女权主义者的承诺，以及对非暴力的、显然是教友派的政治行动的推崇。在《儿童之星》（The Children Star）中，她写了一个关于一群人的科幻之谜，包括普罗卡雍行星的殖民者在内，他们试图发现在行星陆基的生态方方面面井然有序的表象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有意识的物种。此处，她的生态伦理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斯隆切夫斯基推进了下述理念：殖民者应当要求改造他们的身体，包括他们的消化和自身免疫系统，以便为了栖居而适应一个新的行星，而非改造行星上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以适应其生理机能；其二，她从微生物层面上探索了在寄主物种内进行感知和协调活动，改造动植物以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生命的可能性。这一推断可以被理解为：厌氧生物帮助带消化系统的需氧生物形成，目的在于保护自身以免受地球上含氧丰富的大气发展的影响，而且这一过程导致了动物，包括我们自己和肠道细菌之间的共生关系。在小说的结尾，此类物种的发现拯救行星免遭生态的侵蚀，继之对其进行环境改造，使得适应能力强的殖民者能够存活下来。 四
不論批评家借助于哪个类别来梳理当代美国以自然为导向的小说以形成可供讨论的单元，任何研究都应当承认这些类别的局限性和任意性，许多小说的剖析程度应当依照多个类别所提供的视角，而非缩减为单个类别来加以考虑。例如，如果人们把德育小说视作一个类别，那么，诸如鲁道夫·阿纳雅（Rudolfo Anaya）的《祝福我，邬蒂玛》（Bless Me, Ultima）、埃德娜·埃斯卡米尔的《山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Mountain）、伦纳德·昂格尔（Leonard Unger）的《离开这土地》（Leaving the Land），就可能和温德尔·贝利的小说和一些科幻小说归为一类，例如莱瑟姆（Lethem）的《风景画中的女孩》（Girl in Landscape）和勒·古因（Le Guin）的小说。尽管这些作品中许多都值得作详尽的文体和结构分析、进行主题的阐释，但探索文学在促进文化变革上的作用必须放在首位，因为主题和读者反应常常代表了创作背后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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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王俊■
［关键词］自然；美国小说；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3-0120-09
本文主要探讨美国的生态及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形式及其在当代美国小说研究中的应用。美国的环境危机感，较之其它任何因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语系一系列题为“自然的文学”、“人与自然的世界”及“自然的书写”等新课程的开设提供了机会，这些课程的规划思路与20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新美国研究可谓是如出一辙。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于1966年再版，此次还加入了他的论文《对市民政府的抵抗》。在该书出版之际，对环境的关注以及对政治激进主义的需求被糅合在了一起，尽管政治与文化关怀与文学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非虚构的自然书写与政论完美结合的这一经典之作于1992年再版，新版的编辑威廉·罗西（William Rossi）声称：“这些作品在20世纪九十年代可谓更及时了……他们指向当前的环境……带着对世界各地相互依赖以及由于个体行为的好坏导致全球性影响的日常意识。”（vii）
教师们把自然书写定义为一种关注“自然史与自然界体验”的非虚构类散文（Lyon xv）。教师们既着意于向学生介绍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也注重向日益城市化的学生群体传递关于自然和野生世界的信息。尽管教授和批评家在讲授这些新课程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无法把文本的选择限于“非虚构”以及直接“经验”的描述。
以自然史的书写为基础，自然书写取得了进展，但其关注点却不一样。它把重点从历史和地质学径直转向了自然对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反过来，还有后者对自然的影响。自然书写往往关注单个个体的冒险与观察，19世纪上半叶的梭罗和19世纪末的约翰·穆尔（John Muir）和约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s）或许为之提供了最好的诠释。顺着这些书写，我们还可以看到虚构的自然文学的兴起，它们在题材、叙述、意象以及主题方面与其它美国小说和诗歌截然不同。许多诸如此类的著作把非虚构和虚构、精确的观察与夸大的故事和夸张的事件混合在一起。麦尔维尔（Melville）的《莫比·迪克》（Moby-Dick）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从根本上说是一部虚构作品，《莫比·迪克》却含有大量关于鲸鱼以及捕鲸业的真实信息。玛丽·奥斯丁（Mary Austin）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关于美国西北部沙漠的故事与麦尔维尔的小说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最早的小说家之一显然是一位自然作家，那就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猎鹿者》（The Deerslayer）以及其它许多以陆地和公海为背景的小说的作者。
“环境文学”，较之于“自然文学”，意味着关于生态关系和环境危机的高度的自觉意识。环境文学的例子随时可见，只要作家对其文化或民族对自然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予以关注，它更多的是一种当代现象而非自然文学，因为人们已普遍意识到了全球的环境危机。看一看当代美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有大量的自然书写、还有大量的环境文学得以出版。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作品不同，这类文学中的大多数出自女性作家之手，既有女性主义，也有非女性主义的视角。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女性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警告她的丈夫——美国第二任总统——不要在新的共和国里忽视女性。但女性主义更多的是和1848年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以及妇女运动与废奴运动的最终联盟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早期形形色色的美国女性作家中，有些参加了妇女权利及废奴运动，有的注意到了自然世界，其注意力不亚于男性作家，尽管她们的关注点大不相同。举个例子来说，苏珊·费尼莫尔·库柏（Susan Fenimore Cooper）的《乡村时光》（Rural Hours）就是一部畅销全国的作品。
整个19世纪，还有其他许多女作家写到了自然和荒野，包括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玛丽·哈洛克·富特（Mary Hallock Foote）以及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可19世紀妇女们要体验荒野中的自然，其能力还是极其有限的，这与家庭式或种植类的自然显然是有区别的。随着20世纪初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兴起，人们把注意力从人类周边的自然转向了人类的自然属性。性别定势以及关于人性的所谓的描述被用于以下尝试，试图证明把选举权限于男性之合理性。
在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三波浪潮伴随着民权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战运动而出现，同时也是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先于环境主义运动，大体上也独立于该运动。至于女权运动的第二波浪潮，一个经常争论的话题关乎人性，特别是妇女的本性。反女权运动的男性时常会对妇女的概念作如下的强调：更近于本性，更情绪化、更富直觉，而非逻辑和理性的，因其生育能力而成为更自然的养育者而非战士。女权运动的一支完全拒绝自己称之为“生物决定论”的任何主张。
其他妇女也开始分析所谓的本性与女性之间的关联，并看到了赞同这种关联的价值。这一群体往往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各种以妇女为基础的灵性运动有关。女权运动一直都是一项高度差异化的运动，人们的理念互相对立，但出于终结妇女压迫的目标而团结在了一起。过去三十年间逐渐发生的这项运动日趋认同下述观点：对妇女的压迫及其天生所受的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源自各种类型的男权中心和男权支配的意识和社会。 但此处我们需要做些区分。尽管女权运动大体关注的是批评并致力于改变当下，缓解世界各地妇女们所经受的各种形式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到了未来。与自由女权主义者不同，生态女性主义者不希望妇女享有均等的毁灭物种、污染大气、导致全球变暖的机会。相反，他们相信减轻妇女的压迫是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这一大型工程的组成部分。反抗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彻底改变人类环境——从人际到政治关系，从经济结构到人类精神的构造，使得支配人类社会的世界摆脱人类—非人类关系的现状——这一过程的一个部分。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正如男女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一种对话的、相互支持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而非需要辩证解决的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也是一种对话的、相互支持的，而且是良性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未来的关注基于对人类中介的信念，即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并能带来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将会对未来的生存方式开启种种可能性，而非现有的格局——全球资本主义、均质化的工业化以及宗主国对殖民与前殖民国家和土著的文化压迫。谈到对人类中介的信念，谈到导致社会变革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生态批评家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往往必须对抗欧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诸多方面所存在的决定论观念。尽管后现代批评和文艺理论很难把中介归于任何人，生态女性主义者作此分派的决心不仅面向任何一个作为人类一员的人，而且面向与我们共享这个世界的、各种非人的“行动者”。
中介从人到非人的拓展反映了在道德重要性的视野中所出现的生物圈不断扩大这一历史的进步。通常，当人们被问道“这有什么好处”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这对我个人或我的社会有什么好处”。生态批评家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这些问题需要被设计成“在其生态系统中会有什么好处，以及在这一系统中，人类与维护或损害这些好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把生态系统的健康作为判断的基本准则，使得对多样性的认同成为个体物种和生态系统生存的一个必要的维度，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改善人类物种生存状态的维度之一。
生态文学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自始便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不仅把边缘化的女性声音，而且把有色民族的声音置于中心。在涉及美国印第安裔和墨西哥裔作家时，如此关注就甚为显眼，因为他们的写作在描述地方、文化、剥削与压迫的关系时往往是非常清晰的。但此类关注不仅仅是把作家们新的小说读物提供给读者，这些作家包括司各特·莫马迪（Scott Momaday）、莱斯利·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琳达·霍根（Linda Hogan）、埃德娜·诶斯卡米尔（Edna Escamill）、艾娜·卡斯蒂洛（Ana Castillo）、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路易斯·欧文斯（Louis Owens）、西蒙·欧提兹（Simon Ortiz），等等，它也给文类的定义以及自然写作的范式带来了反思。以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而未必是以其哲学的派别身份，这些小说中的多数是以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决裂的形式来创作的。它们被贴上了各种标签：虚拟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自然主义以及奇幻小说等，但无论获得流通的是何种术语，都会就作家和小说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展开批评。
对自然写作和环境文学的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维度的关注，是拓展我们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之文学表现的理解方式之一。它将有助于读者和批评家理解不同区域的美国居民在地域、栖居以及对自己周边世界之认同的各种观念表达方式。但我们必须超越现实主义文学，也来关注一下诸如科幻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奇幻小说之类的文类文学。在所有的文类中，邪恶总是表现为憎恶野生自然并试图毁灭它，而自然往往被视作是善的联盟。
二
谈到当代美国小说，我对“当代”的定义是始于1970年，当年召开了第一个地球日的庆典。过去三十六年间，文学的生产力包括严肃的现实主义文学小说、行为主义小说、系列推出的侦探和神秘小说、历史小说、后现代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和多元文化作品、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它们出自体裁各异的环境作家，为单个著作选择一个环境主题的商业作家，来自各个种族的有色作家，特别是印第安裔美国作家之手，只要你能够想见，还有白人、亚裔、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作家。男女作家都同样活跃。
目前，我会把当代美国自然小说分成以下几个大类：1）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2）后现代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3）神秘与侦探小说；4）科幻小说与奇幻小说。
三
回顾当代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了读者预期传统之明显的延续。属于这一类别的作品包括莫利·尤曼斯（Marly Youmans）的《卡瑟伍德》（Catherwood），以殖民时期为背景；威廉·海伍德·亨德森（William Haywood Henderson）的内战后小说，《地球其它地方》（The Rest of the Earth）；布倫达·彼得森（Brenda Peterson）关于大萧条时代的《光之河》（River of Light）；琳达·霍根（Linda Hogan）《卑劣的灵魂》（Mean Spirit），讲述的是20世纪二十年代俄克拉荷马州油价飙升时期的美国印第安人；以及诸如莫利·格罗斯（Molly Gloss）、苏珊·朗（Susan Lang）之类的作家分别所写的边疆小说《跃跳河》（The Jump-off Creek）和《超越石块》（Small Rocks Rising）。这些小说呼吁人们关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基于乡愁，并浪漫地再现了符合乌托邦理想的那个时期；2）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改写官方或民间的历史，以便对特定时期和特定场所中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对立的特征作出更精确的评价；3）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相似的主题冲动，并强调或采取截然不同的环境伦理和哲学立场。
我尤其希望能够考察他们对人类过去的生存方式提出了哪些要求，其表述却是以含蓄的方式来主张人类目前和未来应当以何种方式生存。因此，这些小说中有些可以被界定为环境正义小说或生态小说，更多的属于此类小说而不仅仅是描述一个特定的环境或场所。 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探讨完全可以由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的《老杰克的记忆》（The Memory of Old Jack）和《地球上的一个地方》（A Place on Earth）开始。尽管以过去为背景，除了现时的回忆，贝利小说中的活动往往发生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且聚焦于肯塔基州以其本人所生活过的社区为原型的一个农耕社区。这一类小说中值得一提的单个作品还有弗兰克·贝尔贡（Frank Bergon）的《野蛮游戏》（Wild Game），一部以20世纪八十年代内华达的偷猎者谋杀野生生物学家的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小说；斯蒂芬·古德温（Stephen Goodwin）的《天堂之血》（The Blood of Paradise），讲述的是一对充满20世纪六十年代纯真的夫妇试图重返家园；芭芭拉·金索沃尔（Barbara Kingsolver）的《挥霍的夏天》（Prodigal Summer），讲述的是周边男性围绕的一群妇女，她们终于接受了一种独特的生态学及其在弗吉尼亚州农村所提供的可能的生活方式；露丝·大关（Ruth Ozeki）的《我的肉食年》（My Year of Meats），讲述的是美国的牲畜业。这部小说尤为重要，因为它聚焦于都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人们如何受到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影响以及后者对致癌性并引发突变的合成品的依赖。与温德尔·贝利的作品和其他家庭农场或荒野小说不同，这些作品读来颇能引发人们的乡愁，而大关的小说则尖锐地表明，食物链把每个人都卷入到环境健康问题之中。
另一类作品主张关注后现代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除了这两种当代书写，这一类别还要求使用准现代主义作品的定义，即由少数族裔，尤其是印第安裔美国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的文体特征和叙事策略可能与那些都市后现代小说中的看上去相同，却源自根本不同的世界观。美国印第安裔小说，由于大多数不是现代或现代主义的，它们也没有必要成为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尽管许多传统的美国叙事策略与那些后现代小说的实践者所运用的策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一类别中，涉及到的作品有凯伦·T·山下（Karen Tei Yamashita）的作品《穿越热带雨林的天穹》（Through the Arc of the Rainforest）和《橙色热带》（Tropic of Orange），格洛瑞亚·萘洛尔（Gloria Naylor）的《妈妈日》（Mama Day），汤姆·罗宾斯（Tom Robbins）的《女牛仔也会忧伤》（Even Cowgirls Get the Blues），约翰·尼克尔斯（John Nichols）的《豆田战役》（The Milagro Beanfield War），愛丽丝·沃克的《我熟悉的神庙》（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天堂》（Paradise），以及诸如维泽纳、西尔科和霍根的小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琳达·霍根的小说《太阳风暴》（Solar Storms）作为一部关于环境正义的重要作品得到公认，它涉及到环境破坏，尤其是对最初的美国国土的破坏，起因是加拿大海德鲁魁北克的詹姆斯湾工程。
在我看来，断定这部小说是后现代的，或那部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如指出这些小说如何使用实验的、先锋的、神秘的以及反现实主义的技巧去描写自然、人类文化与对待地球的关系以及环境正义一样，也没有多大的重要性。而且，何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念，通过这些小说的形式及其背离传统或更具共识的现实主义而得以体现？它们对待圣歌的态度，与那些通常被描述为有灵性倾向的非虚构类自然作家有所不同吗？
为了理解当代美国小说中自然描写的范围，就不仅要纵览所谓的严肃文学，还得考虑通常被视作亚文类或商业小说的那些类别，例如神秘小说或科幻小说。
至少从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时代——共和国雏形形成时期的美国小说开始，神秘小说就成为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小说文类，拥有强大的书迷基础，其中包括经常阅读某一作家的任一部新书的那些读者。在美国，这类小说每年的销量都保持在数百万册，或许只有惊险小说能够超过它，后者往往拥有一个从根本上说基于秘密的情节。近年来，众多致力于此类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多地采用环境正义话题，强调自然以深化其故事的智力与情感维度。对一些作家而言，这种运用方式多少是一个借助便捷的话题变化以改变其程式化情节的环境或背景。对其他人而言，自然保护和环境正义作为作家们所秉持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出现，这些作家找到了办法，得以把自己的目标导入商业运作成功的小说的生产中去。
多数神秘小说和侦探故事作家依靠开发基于单个人物、间或是一个团队的系列小说。这些人物通常长期居住在某个地方，这就为小说与文学地方性的重合提供了便利。此类小说断断续续的读者和无法阅读的人多数会把这样的地方想象为城市的中心，例如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这样的信念更多地源自系列电视剧和电影而非源自小说本身。尽管内华达·巴尔（Nevada Barr）的名字已经与国家公园的冒险同义，其他作家的名字也与其它突出自然的背景同义。对约翰·斯坦利（John Straley）而言，背景就是阿拉斯加，无论是都市还是荒野；对约翰·D·麦克唐纳（John D. MacDonald）和卡尔·海森（Carl Hiaasen）而言，背景就是佛罗里达；对简·兰顿（Jane Langton）而言，背景就是新英格兰的城镇。涉及环境主题的作家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例如，莎拉·帕勒斯基（Sara Paretsky）与芝加哥，芭芭拉·尼利（Barbara Neely）与波士顿。
已故的约翰·D·麦克唐纳作为拥有最广大读者的神秘小说家非常引人注目，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也始终关注环境问题。麦克唐纳以生动的细节描绘了佛罗里达，例如描写精准的以飓风作为背景的《风中的谋杀》（Murder in the Wind）。他于1962年以《绿之光》（A Flash of Green）开始自己的环境批评，接下来他又披露房地产投机客，直至辞世，其《堰洲岛》（Barrier Island）于1986年出版。 麦克唐纳最好的环境小说是1977年出版的《公寓》（Condominium）。一幢退休公寓的居民不幸沦为了贪欲、不达标的建筑标准以及劣质建筑的牺牲品，也成为了不平凡的英雄，他们努力为着自身及环境的生存所扮演的角色出乎人们的意料。通过向顾问咨询，公寓的居民们很快了解到多数佛罗里达海边的居民和佛罗里达政府永远否认的一点：佛罗里达两岸的海滩会有规律地出现、消失和迁移。自然的气候模式导致大部分的海滩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最终得以填充，可这一过程却对旅游和发展不利。因此，开发商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就在岸边上建房子、搭建吸水墙及其他各种不牢靠的风暴和海啸的防护设置，这些事实上都会导致海滩的侵蚀并回避自然的进程。当五级飓风侵袭公寓所在的堰洲岛时，上述举措便会招致灾难。在公寓中，英雄们转危为安的策略不是阻挡自然或防止因飓风来袭以及人员拒绝撤离所带来的财毁人亡；相反，他们借助于比典型的开发商和沿海居民更长远的目光而得以幸免于难，而且，与其他的悲剧英雄一样，他们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旨在利于读者而非小说中的人物。
卡尔·海森舍弃了麦克唐纳的现实主义模式，他把神秘小说所要求的真实性与包含未必属实的、异想天开的人物和事件的后现代的敏感性结合在一起，而日报对这些人事的报道就仿佛他们是基于真实的人物和确凿的事件一样。即便是在儿童小说中，卡尔·海森也倾向于怪异的人物和乖张的行为。他的神秘小说多半包含以下要素：基于佛罗里达背景之连续性的松散的系列，经常出现的特殊的次要人物，例如绰号为小蜥蜴的隐居的前地方长官，忠实于他的州骑警，各类新闻记者或前记者，通常还有一期关于环境破坏及应对措施的书刊。
例如，在《生病的小狗》（Sick Puppy）中，主人公起初惩罚了一个乱扔垃圾的说客，最后为保护一个海岛免于因人口快速增长而导致的高消耗型非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帮助。在《风暴天》（Stormy Weather）中，海森披露了使1992年安德鲁飓风所造成的破坏变本加厉的可悲的建筑操作，同时也揭露了灾难之后的欺诈行为。就像麦克唐纳在《公寓》中一样，海森利用《风暴天》来对读者进行大量与飓风相关问题的教育，包括宽松的建筑准则，腐败的建筑检察员以及保险欺诈设计师。在他的另一部小说《裸泳》（Skinny Dip）中，海森再现了另一种诈骗，农业综合企业污染的假监管。环境正义的目的达到了，读者了解了在沼泽地的毁灭中农业综合企业所扮演的角色。
谈到科幻小说这一通俗文类，我根据自然倾向的、环境的和生态的范畴来整理小说。
比较而言，环境科幻小说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小说，其中的危机是作为推断产生的前景而存在的，而且危机一定会为情节而不仅仅是背景提供基础。有时这些小说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劝诫故事，呼吁读者意识到需要改变当前的行为以避免在不久的将来所出现的灾难。关于核灾难和战争的小说所起的作用当然是如此。可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具有明显环境主题的小说就出现了。特别是1977年初版的，亚瑟·赫索格（Arthur Herzog）的《热》（Heat），提出了全球变暖呈几何级数加速的可能的方式。
诸如《热》之类的小说，不管它们所唤起的生态意识有多么强烈，都可能被视为较容易迎合男性作家硬朗的科幻传统——经常强调物理、化学和技术，几乎不关注这样的三头统治运行于其中的生态体系。至于《热》，他们通常倾向于英雄的、技术的要素或二者的结合，这一方案不仅为危机带来了高潮而且还有终结，而非生态情节线索可能具有的那种开放式的结局和正在进行的过程，或者就此而言，女性科幻小说家常常诉诸于对心理—生物物理的相互作用的关注。然而，其它涉及环境主题的科幻小说远非煽动性的。对《热》的强调，它们致力于更具宣传性和理论性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系统问题和伦理问题的关注。
许多诸如此类的作品得以创作，用于展示反同心的倾向，这一倾向甚至把内在的价值归于野生自然，或者与文明的无常加以对照以颂扬环境的弹性。例如，莫利·格羅斯《白昼的炫目》（The Dazzle of Day）由太空移民船从受污染的地球出发作为开始。开篇一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声明，背景设在不久的将来。她还简短地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在太空船里创建了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而且，叙述者谈到了进入太空是否意味着对“以毁灭和剥削为遗产的边疆神话”的延续这一问题（13），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至少她寻求的理想是生态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它源自宗教迫害和政府压迫的终结。小说接下来跳到太空船靠近其预期目的地的那个时候，此时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处在150年前。与田园牧歌式的、由乡愁驱动的陆地小说不同，在那里等待他们到来的是芸芸众生栖居其间的精彩世界，新的地球显然环境严酷，向人物为生存所做的最好的努力发出挑战。随之在船上很快展开了一场争论，因为有些居民——他们已经知道只有这艘基于技术的、封闭的船只才是他们整个的生命所系——害怕船只的着陆。但他们抵制伊甸园般的神话，梦想着一个进行了环境改造的行星，并认为：每一个世界，即指他们所抵达的行星以及小说的读者们所读到的行星，是“一个谜……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如此”（223）。
格罗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声称“我们占据着这片土地，就像孩子们占据着我们”（252），这种占据可以理解为一种崭新的生态更加和谐的经历，而非小说开篇由他们的祖先所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在这颗行星上曾经拥有的经历。
如同许多科幻作家一样，琼·斯隆切夫斯基（Joan Slonczewski）主要的职业是科学家，她也是凯尼恩学院的一名生物学教授。其生物学背景，加上坚定的女权主义者的承诺，以及对非暴力的、显然是教友派的政治行动的推崇。在《儿童之星》（The Children Star）中，她写了一个关于一群人的科幻之谜，包括普罗卡雍行星的殖民者在内，他们试图发现在行星陆基的生态方方面面井然有序的表象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有意识的物种。此处，她的生态伦理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斯隆切夫斯基推进了下述理念：殖民者应当要求改造他们的身体，包括他们的消化和自身免疫系统，以便为了栖居而适应一个新的行星，而非改造行星上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以适应其生理机能；其二，她从微生物层面上探索了在寄主物种内进行感知和协调活动，改造动植物以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生命的可能性。这一推断可以被理解为：厌氧生物帮助带消化系统的需氧生物形成，目的在于保护自身以免受地球上含氧丰富的大气发展的影响，而且这一过程导致了动物，包括我们自己和肠道细菌之间的共生关系。在小说的结尾，此类物种的发现拯救行星免遭生态的侵蚀，继之对其进行环境改造，使得适应能力强的殖民者能够存活下来。 四
不論批评家借助于哪个类别来梳理当代美国以自然为导向的小说以形成可供讨论的单元，任何研究都应当承认这些类别的局限性和任意性，许多小说的剖析程度应当依照多个类别所提供的视角，而非缩减为单个类别来加以考虑。例如，如果人们把德育小说视作一个类别，那么，诸如鲁道夫·阿纳雅（Rudolfo Anaya）的《祝福我，邬蒂玛》（Bless Me, Ultima）、埃德娜·埃斯卡米尔的《山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Mountain）、伦纳德·昂格尔（Leonard Unger）的《离开这土地》（Leaving the Land），就可能和温德尔·贝利的小说和一些科幻小说归为一类，例如莱瑟姆（Lethem）的《风景画中的女孩》（Girl in Landscape）和勒·古因（Le Guin）的小说。尽管这些作品中许多都值得作详尽的文体和结构分析、进行主题的阐释，但探索文学在促进文化变革上的作用必须放在首位，因为主题和读者反应常常代表了创作背后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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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