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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但今天，人们却发现，日韩等东亚国家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远远超过了中国，令人不得不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日韩以儒学立国
公元13世纪，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并迅速以金戈铁马之势横扫中国。金国政权和南宋政权先后灭亡。元朝皇帝忽必烈趾高气扬，于1268年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派出使团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向元朝皇帝朝贡。日本痛惜中华的陨落，仍以宋朝为正统，誓不向元朝皇帝朝贡。这使得元朝恼羞成怒，曾两次发兵攻打日本，结果元朝船队两次都被海上的暴风雨所摧毁，损失惨重。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
日本人至今对宋朝都怀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宋为止，他们认为，元朝之后在事实上已经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明朝被满清灭亡之后，日本国学家抨击清代人虚伪，福泽谕吉、石原莞尔这些明治维新后最活跃的日本精英，对中国十分轻视，认为正统儒学在中国早已灭亡，只有日本人才继承了正统的儒学。
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等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但日本人重视到这个程度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日本如此，韩国亦是如此。
自从汉武帝开始用“建元”纪年以来，中国皇帝的年号就成为封建帝王正统的标志，但是中国年号使用时间最长的不是清朝历时61年的“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年号“崇祯”。“崇祯”的年号虽然在中国只用了17年就随着明朝的灭亡一起消失了，但这个年号一直在朝鲜使用了265年！原来，朝鲜的李氏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在明朝被清朝灭了之后，一直坚持使用大明的年号，直到清末仍有人用“崇祯”年号纪年，而且朝鲜民间还一直有“反清复明”的组织。
早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伴随着中国汉字一同传入朝鲜半岛。中国在汉朝逐渐确立了儒家的核心地位之后，对朝鲜的影响就更大了。公元372年，当时朝鲜的高句丽王朝在中央设立“太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专门教育王室和贵族子弟，这是儒学在朝鲜半岛正式传播的标志。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实行科考，并开设了国子监，进行儒学教育。14世纪兴起的李氏朝鲜王朝，更加崇尚儒学，命令全国各地的城乡都建立起从事儒学教育的乡校，使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支配了整个朝鲜社会。
儒学是通过朝鲜半岛东传日本的。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皆处于国家的初创阶段，尚无文字，信奉万物有灵、崇神敬祖的神道。公元三世纪（中国的魏晋时期），朝鲜半岛百济王国的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十卷及其它儒学书籍赴日，专给日本皇太子讲授儒学，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开始。公元七世纪，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完全是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的成功的社会变革，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自此儒学成为了日本古代思想的正统。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古代如此，到了现代，日、韩两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崇更深了一步。曾有欧美学者专门做过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是最合乎儒家核心价值的城市，而中国的上海却排在最后。
韩国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在韩国，遍布全国的200多所乡校孔庙，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在传承儒教、祭祀孔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家庭每逢寒暑假，会把孩子送到老家的乡校学习，接受忠、孝、礼、义的传统教育，学习做人的道理，乡校的教材均用汉字写成。
韩国每年的5月11日及9月28日固定举行春季和秋季“释奠祭孔”大典，在全国的200多所“乡校”也一同主持祭孔典礼，程序十分规范，并且一直沿袭了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保持了传统的古风仪式。韩国人曾经帮助台湾恢复过祭孔典礼，也帮大陆在曲阜孔庙孔林恢复过，但台湾和大陆都很难如韩国那样完整、规范和深入民心。可以说韩国是将儒学民间化、普及化做得最好的国家，被西方学者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家”。
韩国如此，现在日本在发扬儒家文化方面也不遑多让。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管理之父”涉泽荣一就在日本各地遍设“论语讲习所”，倡导以“论语主义”指导管理，把儒家思想方法应用于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在这一片狼藉当中，儒家思想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思想支柱，支撑着人们勤奋而紧张地工作，为恢复战后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忠孝”礼仪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人基本上一辈子都在一个企业工作，他们即使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而没有晋升，也不会选择跳槽。因为，在他们心中，企业不只是自己工作的地方，更像一个大家庭，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奉献给了这个大家庭，不仅仅是为了生计。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员感到企业的温暖。有人形象地将日本现代企业中的儒家文化伦理解释为“论语加算盘”。
日、韩是将儒家文化融进自己的国民性格中，而在儒学发祥地——中国，儒学这个“封建老古董”似乎已被扔到某个犄角旮旯里去蒙尘了。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今天的现状果然如此，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下去，日、韩两国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却是各有千秋的：韩国更重视“孝”的伦理，日本则更强调“忠”的道德。下面我们来看看儒学在这两个国家是如何落地生根、并融合他们本土特色而发展壮大的。
韩国的孝道文化
据历史学家考证，在朝鲜27代国王中，谥号带“孝”字的有23代，这些国王不但号召臣民讲孝、行孝，而且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孝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保证和选拔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之一，于是自上而下对孝的推行自然加大了人们对孝的重视和认可，所以一直到现在，韩国对孝的提倡都是全社会性的。 在韩国，同辈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主人与客人……都有着严格的礼仪。韩国语分成3种语气，谈话时要根据对方的年龄、地位分别选择尊敬、略尊敬和不尊敬的语气。光说礼貌用语是不够的，道谢、致歉和迎送客人的时候都要鞠躬。光鞠躬也是不够的，还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决定鞠躬的角度。
韩国家庭成员之间遵循着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是权威所在，全家人都应该听从他的命令，不得有违，子女婚姻都要先经过双方家长同意。在日常生活中，子女早晨起床和饭后都要向父母问安；父母外出回来，子女都要迎接。据说在韩国人的餐桌上，一般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坐在那里，等着孩子给他们盛饭。有些爷爷有饭后喝茶的习惯，妈妈倒好茶后，也会让孩子双手捧茶，小心翼翼地给爷爷敬茶。
韩国政府公务员还有“孝顺休假制”，公务员在父母或岳父母的生日这天可以休假，并且，祖先的祭日也可以为祭祀而休假。由此可见，“孝道文化”在韩国根深蒂固。
朝鲜半岛各代王朝对儒学的“孝”情有独钟，这与统治者的政策直接相关。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原本在朝鲜半岛处于社会思想的支流地位，但是进入到统一的新罗时代（618—935年）和高丽时代（918—1392年）后，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发现儒学中的“孝”可以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于是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儒学渐渐在朝鲜成为主流。例如高丽王朝的第六代国王成宗认为“凡治国莫过于治本，治本莫过于孝”、“忠臣求孝子之门，孝子之门下有忠臣”，当时有一位普通百姓因妻子不够孝敬老母，就坚决要休掉妻子，此举受到成宗的褒奖，这位普通百姓被树为全国学习的楷模。此后，高丽王朝就一直重视孝道，奖励孝子，高丽末期的著名学者、儒学大家郑梦周因19岁时为父守丧3年的孝行而受赐族门（贵族）。
到了李氏王朝（1392—1910年），封建统治者更是确立了“斥佛扬儒”政策，把以“孝”为主的儒学提升到唯一正统思想的地位。至此，儒家之孝成为上自贵族阶层、下至平民百姓尽人皆知的行为准则，“孝”在韩国成为了一种生活，一种文化。
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对韩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韩国人开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审视和选择，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很发达值得学习，但是过分强调个性自由而忽视奉养老人，这又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背离了韩国上千年来以孝立国的宗旨。于是韩国开展了一系列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的文化再生运动，强化了韩国的文化传统，故而以孝为主的儒学在韩国以调整适应的方式存活至今。
相比之下，我国近些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方面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同时也刺激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某些人只知向钱看，比奢侈、比阔气，而传统美德、孝悌忠信却被抛到九霄云外，子女对父母的传统礼节几乎荡然无存。
日本的忠勇文化
与韩国的孝道文化不同，日本的儒家并不强调“孝”，而特别重视“忠”，最能体现日本人忠诚的就是武士道精神。二战后期的神风特攻队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极致体现。
二战后期，日军为了避免失败的命运，组建了疯狂的自杀性的“神风特攻队”。那些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驾驶着装满炸弹的飞机，一头栽到美国的军舰上。1945年4月到6月的冲绳岛之战，日本发动的自杀攻击达到了高峰，一波又一波的飞机进行了数百次自杀攻击，击沉或重创了美国至少30艘军舰。到二战结束，日本已经有数千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自蹈死地，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虽然这孤注一掷的自杀攻击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但给美国海军士兵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很多美国海军士兵在日本空军的飞行范围内执行任务时，都对日本的自杀攻击感到恐惧。
武士道是日本本土的产物，但吸收了儒家“忠义”文化的精髓。日本早期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藩国的统治者为了保卫自己，都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武士”作为自己的亲兵。武士职业道德的核心就是绝对忠于主君，轻利重义，忠义放在生命之上。
17世纪，日本武士道的重要理论家山鹿素行在对武士精神进行系统总结时，大量吸取儒家思想，提倡“忠节”、“武勇”等儒家伦理道德，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武士道的“道”，就是取自孟子学说里的“道”。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教诲，成为日本武士的基本行为准则。
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从不惧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战场失败时会毫不犹豫地举刀剖腹自杀，这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自杀，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这时候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地凋谢。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田园终老的武士不是好武士，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理想的归宿。
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地位，手握神权并操纵政权的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与之相应，明治时代武士道随之以“忠君爱国”为核心，报效国家即效忠天皇。“武士道”由武士阶层的精神信条扩展为全体国民的普遍道德，武士道精神逐渐渗透到日本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中，并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名播海外。
到了近现代，日本在接受、学习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之时，并没有丢弃儒家文化，在政治制度上不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而是强调儒学一贯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培养对天皇及国家的忠诚心，这使得日本民族有效地保留了集团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从而为日本近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力量。
很多落后国家想在不改变国家专制政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最后都失败在政府官员的腐败上，中国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这些经验教训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靠民主才能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然而日本却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一个反例：在专制体制下也能保持政府的清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清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上。当时日本政府的清廉并非来自民主监督，而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克己奉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虽然催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让亚洲很多国家都陷入战争的泥沼，但毋庸讳言，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日本民族不断崛起的驱动力。
儒家精神在中国的失落
公元1279年正月，蒙古铁蹄已横扫南宋大地，南宋最后的残军与元军在广东新会的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000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南宋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殉难，宁死不降，何其壮哉！
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此战之后，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日本人直到今天还认为唐宋时期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虽然100多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的很大影响。明王朝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大杀名臣、廷杖士大夫、夷人九族，无复唐宋王朝尊重生命价值的传统。数百年后，明朝再次覆亡于异族手中，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汉人在遭遇游牧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自私保守。1840年之后，当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茍且。
于是，一批受到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对儒家文化采取了极端的批判方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发展到把儒学称为“吃人的礼教”，不仅要“打倒孔家店”，甚至连汉字都要废除。这种极端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不仅没有使中国富强，反而使中国陷入为时半个世纪的灾难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但由于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这个社会的伦理智慧和精神价值无所依存，使得整个社会也成了一个市场社会，或者社会的关系被市场化：大学被市场化，人际关系被市场化，家庭被市场化，权力寻租和贪污腐化充斥着各个层面。
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日、韩两国同样像中国那样遭遇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但在这两个国家，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并没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出现，事实上，古老的儒家文化不仅没有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反而成为助推力。
面临西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冲击，日、韩两国用儒家“仁”的观念引导人们重视社会规范、“和”的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避免了东西方文化体系碰撞时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等不良后果，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剧烈动荡。
日、韩两国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文化的兼容并包性可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进行自我调整，日、韩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表率。因此，儒学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我们不要把自身转型的痛苦推到祖先创造的文化头上。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和超越。我们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美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日韩以儒学立国
公元13世纪，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并迅速以金戈铁马之势横扫中国。金国政权和南宋政权先后灭亡。元朝皇帝忽必烈趾高气扬，于1268年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派出使团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向元朝皇帝朝贡。日本痛惜中华的陨落，仍以宋朝为正统，誓不向元朝皇帝朝贡。这使得元朝恼羞成怒，曾两次发兵攻打日本，结果元朝船队两次都被海上的暴风雨所摧毁，损失惨重。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
日本人至今对宋朝都怀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宋为止，他们认为，元朝之后在事实上已经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明朝被满清灭亡之后，日本国学家抨击清代人虚伪，福泽谕吉、石原莞尔这些明治维新后最活跃的日本精英，对中国十分轻视，认为正统儒学在中国早已灭亡，只有日本人才继承了正统的儒学。
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等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但日本人重视到这个程度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日本如此，韩国亦是如此。
自从汉武帝开始用“建元”纪年以来，中国皇帝的年号就成为封建帝王正统的标志，但是中国年号使用时间最长的不是清朝历时61年的“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年号“崇祯”。“崇祯”的年号虽然在中国只用了17年就随着明朝的灭亡一起消失了，但这个年号一直在朝鲜使用了265年！原来，朝鲜的李氏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在明朝被清朝灭了之后，一直坚持使用大明的年号，直到清末仍有人用“崇祯”年号纪年，而且朝鲜民间还一直有“反清复明”的组织。
早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伴随着中国汉字一同传入朝鲜半岛。中国在汉朝逐渐确立了儒家的核心地位之后，对朝鲜的影响就更大了。公元372年，当时朝鲜的高句丽王朝在中央设立“太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专门教育王室和贵族子弟，这是儒学在朝鲜半岛正式传播的标志。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实行科考，并开设了国子监，进行儒学教育。14世纪兴起的李氏朝鲜王朝，更加崇尚儒学，命令全国各地的城乡都建立起从事儒学教育的乡校，使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支配了整个朝鲜社会。
儒学是通过朝鲜半岛东传日本的。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皆处于国家的初创阶段，尚无文字，信奉万物有灵、崇神敬祖的神道。公元三世纪（中国的魏晋时期），朝鲜半岛百济王国的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十卷及其它儒学书籍赴日，专给日本皇太子讲授儒学，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开始。公元七世纪，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完全是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的成功的社会变革，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自此儒学成为了日本古代思想的正统。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古代如此，到了现代，日、韩两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崇更深了一步。曾有欧美学者专门做过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是最合乎儒家核心价值的城市，而中国的上海却排在最后。
韩国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在韩国，遍布全国的200多所乡校孔庙，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在传承儒教、祭祀孔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家庭每逢寒暑假，会把孩子送到老家的乡校学习，接受忠、孝、礼、义的传统教育，学习做人的道理，乡校的教材均用汉字写成。
韩国每年的5月11日及9月28日固定举行春季和秋季“释奠祭孔”大典，在全国的200多所“乡校”也一同主持祭孔典礼，程序十分规范，并且一直沿袭了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保持了传统的古风仪式。韩国人曾经帮助台湾恢复过祭孔典礼，也帮大陆在曲阜孔庙孔林恢复过，但台湾和大陆都很难如韩国那样完整、规范和深入民心。可以说韩国是将儒学民间化、普及化做得最好的国家，被西方学者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家”。
韩国如此，现在日本在发扬儒家文化方面也不遑多让。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管理之父”涉泽荣一就在日本各地遍设“论语讲习所”，倡导以“论语主义”指导管理，把儒家思想方法应用于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在这一片狼藉当中，儒家思想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思想支柱，支撑着人们勤奋而紧张地工作，为恢复战后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忠孝”礼仪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人基本上一辈子都在一个企业工作，他们即使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而没有晋升，也不会选择跳槽。因为，在他们心中，企业不只是自己工作的地方，更像一个大家庭，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奉献给了这个大家庭，不仅仅是为了生计。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员感到企业的温暖。有人形象地将日本现代企业中的儒家文化伦理解释为“论语加算盘”。
日、韩是将儒家文化融进自己的国民性格中，而在儒学发祥地——中国，儒学这个“封建老古董”似乎已被扔到某个犄角旮旯里去蒙尘了。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今天的现状果然如此，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下去，日、韩两国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却是各有千秋的：韩国更重视“孝”的伦理，日本则更强调“忠”的道德。下面我们来看看儒学在这两个国家是如何落地生根、并融合他们本土特色而发展壮大的。
韩国的孝道文化
据历史学家考证，在朝鲜27代国王中，谥号带“孝”字的有23代，这些国王不但号召臣民讲孝、行孝，而且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孝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保证和选拔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之一，于是自上而下对孝的推行自然加大了人们对孝的重视和认可，所以一直到现在，韩国对孝的提倡都是全社会性的。 在韩国，同辈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主人与客人……都有着严格的礼仪。韩国语分成3种语气，谈话时要根据对方的年龄、地位分别选择尊敬、略尊敬和不尊敬的语气。光说礼貌用语是不够的，道谢、致歉和迎送客人的时候都要鞠躬。光鞠躬也是不够的，还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决定鞠躬的角度。
韩国家庭成员之间遵循着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是权威所在，全家人都应该听从他的命令，不得有违，子女婚姻都要先经过双方家长同意。在日常生活中，子女早晨起床和饭后都要向父母问安；父母外出回来，子女都要迎接。据说在韩国人的餐桌上，一般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坐在那里，等着孩子给他们盛饭。有些爷爷有饭后喝茶的习惯，妈妈倒好茶后，也会让孩子双手捧茶，小心翼翼地给爷爷敬茶。
韩国政府公务员还有“孝顺休假制”，公务员在父母或岳父母的生日这天可以休假，并且，祖先的祭日也可以为祭祀而休假。由此可见，“孝道文化”在韩国根深蒂固。
朝鲜半岛各代王朝对儒学的“孝”情有独钟，这与统治者的政策直接相关。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原本在朝鲜半岛处于社会思想的支流地位，但是进入到统一的新罗时代（618—935年）和高丽时代（918—1392年）后，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发现儒学中的“孝”可以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于是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儒学渐渐在朝鲜成为主流。例如高丽王朝的第六代国王成宗认为“凡治国莫过于治本，治本莫过于孝”、“忠臣求孝子之门，孝子之门下有忠臣”，当时有一位普通百姓因妻子不够孝敬老母，就坚决要休掉妻子，此举受到成宗的褒奖，这位普通百姓被树为全国学习的楷模。此后，高丽王朝就一直重视孝道，奖励孝子，高丽末期的著名学者、儒学大家郑梦周因19岁时为父守丧3年的孝行而受赐族门（贵族）。
到了李氏王朝（1392—1910年），封建统治者更是确立了“斥佛扬儒”政策，把以“孝”为主的儒学提升到唯一正统思想的地位。至此，儒家之孝成为上自贵族阶层、下至平民百姓尽人皆知的行为准则，“孝”在韩国成为了一种生活，一种文化。
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对韩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韩国人开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审视和选择，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很发达值得学习，但是过分强调个性自由而忽视奉养老人，这又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背离了韩国上千年来以孝立国的宗旨。于是韩国开展了一系列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的文化再生运动，强化了韩国的文化传统，故而以孝为主的儒学在韩国以调整适应的方式存活至今。
相比之下，我国近些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方面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同时也刺激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某些人只知向钱看，比奢侈、比阔气，而传统美德、孝悌忠信却被抛到九霄云外，子女对父母的传统礼节几乎荡然无存。
日本的忠勇文化
与韩国的孝道文化不同，日本的儒家并不强调“孝”，而特别重视“忠”，最能体现日本人忠诚的就是武士道精神。二战后期的神风特攻队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极致体现。
二战后期，日军为了避免失败的命运，组建了疯狂的自杀性的“神风特攻队”。那些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驾驶着装满炸弹的飞机，一头栽到美国的军舰上。1945年4月到6月的冲绳岛之战，日本发动的自杀攻击达到了高峰，一波又一波的飞机进行了数百次自杀攻击，击沉或重创了美国至少30艘军舰。到二战结束，日本已经有数千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自蹈死地，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虽然这孤注一掷的自杀攻击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但给美国海军士兵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很多美国海军士兵在日本空军的飞行范围内执行任务时，都对日本的自杀攻击感到恐惧。
武士道是日本本土的产物，但吸收了儒家“忠义”文化的精髓。日本早期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藩国的统治者为了保卫自己，都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武士”作为自己的亲兵。武士职业道德的核心就是绝对忠于主君，轻利重义，忠义放在生命之上。
17世纪，日本武士道的重要理论家山鹿素行在对武士精神进行系统总结时，大量吸取儒家思想，提倡“忠节”、“武勇”等儒家伦理道德，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武士道的“道”，就是取自孟子学说里的“道”。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教诲，成为日本武士的基本行为准则。
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从不惧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战场失败时会毫不犹豫地举刀剖腹自杀，这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自杀，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这时候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地凋谢。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田园终老的武士不是好武士，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理想的归宿。
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地位，手握神权并操纵政权的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与之相应，明治时代武士道随之以“忠君爱国”为核心，报效国家即效忠天皇。“武士道”由武士阶层的精神信条扩展为全体国民的普遍道德，武士道精神逐渐渗透到日本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中，并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名播海外。
到了近现代，日本在接受、学习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之时，并没有丢弃儒家文化，在政治制度上不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而是强调儒学一贯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培养对天皇及国家的忠诚心，这使得日本民族有效地保留了集团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从而为日本近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力量。
很多落后国家想在不改变国家专制政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最后都失败在政府官员的腐败上，中国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这些经验教训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靠民主才能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然而日本却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一个反例：在专制体制下也能保持政府的清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清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上。当时日本政府的清廉并非来自民主监督，而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克己奉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虽然催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让亚洲很多国家都陷入战争的泥沼，但毋庸讳言，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日本民族不断崛起的驱动力。
儒家精神在中国的失落
公元1279年正月，蒙古铁蹄已横扫南宋大地，南宋最后的残军与元军在广东新会的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000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南宋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殉难，宁死不降，何其壮哉！
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此战之后，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日本人直到今天还认为唐宋时期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虽然100多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的很大影响。明王朝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大杀名臣、廷杖士大夫、夷人九族，无复唐宋王朝尊重生命价值的传统。数百年后，明朝再次覆亡于异族手中，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汉人在遭遇游牧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自私保守。1840年之后，当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茍且。
于是，一批受到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对儒家文化采取了极端的批判方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发展到把儒学称为“吃人的礼教”，不仅要“打倒孔家店”，甚至连汉字都要废除。这种极端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不仅没有使中国富强，反而使中国陷入为时半个世纪的灾难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但由于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这个社会的伦理智慧和精神价值无所依存，使得整个社会也成了一个市场社会，或者社会的关系被市场化：大学被市场化，人际关系被市场化，家庭被市场化，权力寻租和贪污腐化充斥着各个层面。
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日、韩两国同样像中国那样遭遇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但在这两个国家，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并没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出现，事实上，古老的儒家文化不仅没有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反而成为助推力。
面临西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冲击，日、韩两国用儒家“仁”的观念引导人们重视社会规范、“和”的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避免了东西方文化体系碰撞时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等不良后果，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剧烈动荡。
日、韩两国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文化的兼容并包性可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进行自我调整，日、韩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表率。因此，儒学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我们不要把自身转型的痛苦推到祖先创造的文化头上。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和超越。我们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美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