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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一边倒”战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时的、必要的、正确的，意义重大。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与“一边倒”战略没有内在联系；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几乎处于“闭关”状态的提法有些夸大；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说成是“一边倒”战略造成的与事实不符；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提过渡时期理论的主要原因是迫于苏联压力，更为不妥。
［关键词］ 毛泽东 一边倒战略 历史背景 重大意义 社会影响
毛泽东“一边倒”方针（或战略）的实施，距今已越60年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一个组成部分，近些年对此研究的成果不少。从发文情况看，多数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些在肯定的前提下对其消极面进行了探析，张华腾的“毛泽东一边倒国家战略与过渡时期理论［1］”（以下简称“张文”）就是一例。不过我们对“张文”的观点及论述均有不同看法。本着学习精神，撰文提出商榷，恳请专家们匡正。
一、“一边倒”战略造成了中国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吗
“张文”阐述“一边倒”战略带来的第一个负面影响是：“在一边倒国际战略指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至70年代初期这么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国家几乎处于闭关和半閉关的状态。”这就构成了下列情况：在国际上，“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少了解，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在国内则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臭老九和所谓的走资派等，统统是打倒的对象。而对于那些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则冠以白专道路，或斥之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分析这段文字，需从三个层面作出说明。一是我国在50至70年代初是处于“张文”所说的状态吗？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方针，应该说最能体现“闭关”状态，实际情况呢？仅在1949至1950两年间，就与苏联等17国建交。另有英国等八国承认了中国。［2］P551此后承认并与我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戴高乐坚持独立外交，冲破美国阻挠，使法国成为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的第一国。“随着我国与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与各国政府或人民进行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日内瓦会议后，我国贸易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比利时、芬兰、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和日本等国，许多国家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贸易代表团也陆续访问了中国，并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合同。这种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我国国内建设，（还）促进了我国和世界市场的贸易联系”［3］P151。“几乎与世隔绝”和“闭关”状态有些言过其实。当然在美国操纵下，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仇视新生的红色政权，把门关上了；还有些不明真相和害怕美国制裁，不敢开门接华。若说没有闭关现象，倒也不合逻辑，这是当时国际环境造成的，不是“一边倒”战略，不要拿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事了。那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和平，现在是和平与发展，不一样，即使是同样的开放，内涵也不同。二是我国“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吗？果真如此，那就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因为有意识形态问题，要划清界线。可我们却是积极地去寻找机会与它们“不划清界线”，尽可能建立各种形式的交往包括经济，只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要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这点，今天的中国政府也是要坚持的。当然我们尊重历史，当时的环境，不可能没有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的情况，毕竟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建的是社会主义。正如张俊国所论：“制造两极格局局面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曾经具有最强烈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曾参与援助和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打内战的对外政策，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反对和强烈不满。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决策者并没有幡然醒悟对共产党政策的失误，不仅没有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反而沿着与新中国为敌的老路越滑越远，甚至还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正是在这样没有了退后步的背景下，毛泽东才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作用”的“一边倒”战略。［4］P51错从何来？但这也只局限在政治方面，而非一切。说“四面出击”，我们看不出，“提出”也未举例证实。不过有个与“一边倒”差不多时间提出的策略方针叫“不要四面出击”。指的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任务，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矛盾理论在实际工作上的应用，是智慧的体现。三是“张文”把“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现象统统与“一边倒”战略挂钩，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张冠李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严重错误，给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挫折，它是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影响而过于严重估计国内形势造成的，与“一边倒”风马牛不相及。相反我们不但不倒向苏联，还要防守，担心出现苏联“斯大林模式”暴露出来的弊端。为力求避免那些弊端给我们社会经济等带来影响。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指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工作，并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5］P13与苏联以重工业为重的方针有明显区别，不是“张文”所给的强加之词“直接移植”。正如后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6］P68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阵容内部复杂，也已失去了“一边倒”环境。不过有一点需说明，文革时一些具体事件，是林彪、“四人帮”阴谋制造出来的，并不是毛泽东本意，什么都往一个人头上堆有失公允。
为强化“一边倒”战略消极后果的严重性，“张文”又转到经济。说“这一时期，正是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欧美各国“渡过了‘二战’困难和危机，迅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日本“崛起于东方”；“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令世界瞩目。”“而我们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形成了与世界发展的巨大反差。”这些话已听得太熟了。首先应当承认差距，本来在努力缩小，但由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经济生产在最初两年出现负数，后几年增长也不够平稳，幅度不大。这样将原来缩短的距离又拉大了，于是出现“反差”，但究竟多大？需要商榷。为说明情况，还是翻开历史账本查一下为好。
先说欧美经济。在1950至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5.3%。联邦德国第一，50年代前5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高达9.5%，1956至1970年为6.5%。法国第二，1956至1970为7.2%；英国是2.8%；美国为4%。它们一个共同特点是出口贸易和资本输出比工业生产速度更快。［7］P150日本最快。但它有四个好条件：二战后日成为“阶下囚”，美捷足先登，抢占了对日单独管制权。美开始对日是牵制的，据“远东委员会”决定，战后对日基本政策目标是：1.“非军事化（全部解除军备，改组经济，以剥夺日本作战力量）”，2.“民主化”。这样日客观上减少了一项很大的军费开支，有利于经济发展。其二，意识形态因素使美很快改变了对日态度，由限制变为扶持。“为使日本‘远东工厂化’，成为‘反共堡垒’，……逐步放松了对日本垄断资本的限制，并开始积极扶植日本垄断资本，为日本垄断资本经营现代化开辟了途径”。［8］P316其三要特别提出，美侵朝战争成为日经济的“意外强心剂”。短短几年，日为美提供军火和物资达36亿美元之多。四是日本原来科技基础好，一旦停战搞建设，就会发挥作用。再看“四小”。总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加起来相当我国一个省，人口相当个大城市。1960至1980年年增长率为8.6—10%。香港：真正繁荣是在1949年后。除部分大陆资本家迁移带去资金、起了大量输血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美又对我国进行封锁，香港成了中西贸易的几乎唯一通道。这么一个内地大市场，光做转口贸易所获利润就相当可观。何况政府还有计划地扶持和各种稳定平价供应，就近的大批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韩国的弱点是致命性的：从石油、原料、到资金、技术和商品市场，都严重依赖外部世界；外债过多；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两极分化严重。新加波毕竟是个城市国家，618平方公里，人口才250万左右，没有农村拖累，搞建设自然顺利得多。提起台湾，人们便会想起蒋介石离开大陆时，“把他在22年中从4.5亿人头上搜刮的财富，凡是能带走的统统席卷而去，光是黄金就有280吨，相当于45亿美元。拿这笔钱投资到1000万人口的一个岛上，就相当可观了”。［9］P238美为对抗大陆，“先后给了台湾大约60亿美元的直接援助，加上其他形式的援助、贷款和投资，有人计算达到150亿美元”。［9］P240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数字，然而拿它投到一个只有浙江三分之一的岛屿，如果还发展不起来，那才是笑话。还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提了个公正比法：台湾不应当和中国整个大陆比，而应当和某些省市比。如上海之类小块地区，并且应当把台湾接受巨额美援，上海支援全国等因素扣除之后比，并认为如果这样比，台湾是比不赢上海的。［9］P241
我们的情况如何？三年恢复期“张文”是肯定的，省略不查。1953-1956年工业总值年均递增19.6%，农业总值达610亿元，比1952年增32.3%。“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总值增129%，年均增18%，超计划指标的21%。“农业生产也获得巨大发展，超业完成了计划指标”。［10］P90当时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无法比。经过（1961-1965）5年调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1966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80.9%，其中农业增9.9%，工业增139.8%，财政收入增94.4%，国民收入增70.8%，全国人均收入增50%。［10］P116其速度仍名列前茅。即使在十年内乱期，也是“张文”最得意的借助资料，经济受到严重干扰，1967、1968两年出现负数，“1969年的经济建设在困境中开始回升，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1966年的水平。虽然还带有恢复的性质，但情况却有好转。1969年社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7.6%，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2%，……财政消灭了赤字”。［10］P171“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11.5%，工业总产值增长30.7%”。［10］P267国防科学技术方面被称为“发展迅速”［10］P268。从1964至1975年，我们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爆炸了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核潜艇装备海军；发射返回卫星等。我们的经济、科技“十年中虽累遭挫折，但从整体看仍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11］均衡地看：“从‘一五’计划到1976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3—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2］也高于上述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包括美英。“张文”将某个时间段里的经济基础、科学水平、发展环境等不同前提条件下的双方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什么。上述资料表明，我们认为“巨大反差”的提法应改为“反差加大”比较妥贴。
二、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是“一边倒”战略的影响所致吗
针对“张文”这些论述，拟作五点辨析：第一，我们也知道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有其历史原因，部分是个人性格造成，但并不是谁都怕这种压力。“张文”所举三国，其中就有一国没屈服。第二，中国更不是上述三个东欧小国，随便任人施压。第三，说毛泽东屈服于这种压力，我们不认同，还给戴上“必须毕恭毕敬”的帽子，更是作者的个人臆想。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性格特点、风格气派、远见卓识以及思维方式等，都不是那种被压力所屈服的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屈服过谁。“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是个有明显个性、强烈主见和灵活策略的人”。［13］P540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受到过斯大林的不公正对待；王明把持政权的四年里，在苏共的遥控下，给毛泽东带来的人生痛苦和政治灾难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但他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克服困难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意志，使“屈服”二字用在他的身上不合适。当时毛泽东知道王明背后是斯大林、季米特诺夫，“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看出斯大林、共产国际消极趋向的第一人”，“1935年后，（我们党）已由毛泽东当了家，他不像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那样，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味盲从”。［14］P556新中国刚诞生，采取“一边倒”政策，旗帜鲜明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邊，但在关系到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毛泽东从来不让步。如中苏双方谈判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就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倒是斯大林妥协了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认为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但斯大林表示，从来没有出席过在饭店和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坚持不改地方，斯大林执拗不过，在1950年2月14日那天，不得不打破惯例，来到饭店参加了中方的招待宴会。［15］“毛泽东认为，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其目的是使我们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孤立地位，而且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事事听命于苏联，服从于苏联的战略需要。……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内政”。［11］P187“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是从当时的国家利益出发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和可能的现实选择。同时，又同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12］第四，“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恭恭敬敬的向人家请教，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6］P42要当先生，必须先当学生。在我们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搞建设没有经验的前提下，向已有三十年经验的“老大哥”学习，不必大惊小怪，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第五，我们开始学苏联时，比较全面是事实，现在社会上有些同志，一提到学苏联似乎就条件反射，认为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者。毛泽东谦虚而又辩证的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能照搬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17］P305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走自己的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我们认为，过渡时期理论提出是毛泽东急于求成心理使然，思想根源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现实则来自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高涨的热情，当时有个口号“十五年赶超英美”就是一个佐证。斯大林同志1953年3月5日就逝世了，我们的过渡理论还没写进“共同纲领”哦。
不错，“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端现象，但不是苏联模式。难道他的阴魂还能左右毛泽东一直到70年代初？
“张文”还有个说法：“过渡时期理论不是毛泽东思想中固有的，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毫无关系。”是“列宁提出的理论，为斯大林继承和发展。”这样看来，毛泽东思想不能有继承，只有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这种没有继承性的理论，又怎么会有生命力，这不是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吗？其实“过渡时期”这一概念也不是列宁首先提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18］P314列宁也只是个继承者。
总之，“张文”一个明显的局限，就是用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历史事件，用合适不合适现代社会需求的逻辑去推理事物的取舍。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查，而不是去削足适履，拿过去的事件来适应现代环境。
三、“一边倒”战略究竟影响如何
从理论上说，看待影响有两个角度，一是从空间（社会性）上看它的性质，是正面（积极）的还是负面（消极）的，二是从时间（时效性）上看它的跨度，是短暂（临时）的还是长效（持续、深远）的。
如何给“一边倒”战略影响尽可能一个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评价，我们认为，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出发、凭想象来评判；还有唯经济论观点，都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一边倒”战略的考量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政治的，是从民族最根本利益国家安全角度着眼的，讨论这个战略，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弄清它产生的歷史背景，才能对其影响有个较准确把握。我们的观点：其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里所作出的唯一正确的抉择”。［7］P127是历史的必然，具有“唯一正确”的性质。在保卫国家安全、共同反对侵略、捍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以及在经济上获得帮助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它的时效性是不长的。原因呢？它是“特定的环境”中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政策［11］P187”，它起的是“特定的作用”。而“特定的环境”不可能长期延续，其作用也不可能长期发挥，这是辩证的。其实1956年后国际环境改变了，“一边倒”战略也就自然成为历史。
至于说到消极性，那也是有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边倒战略也毫无例外，但有限。像车子突然停下而产生的惯力，思维观念也有个惯性，当某种事物停息后，由此产生的思维不能立即停止，而由事物产生的影响也就要延续一段时间，所以“一边倒”战略的正反影响的时效性也都有限。但不像“张文”所说的如此严重，没有根据的随意挂钩。是极不严肃的。○
参考文献：
［1］张华腾.毛泽东“一边倒”国际战略与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3）.
［2］人民教育出版社：中等师范学校中国历史教学参考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赵少荃.中国当代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4］张俊国.毛泽东思想［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8（6）.
［5］沙健孙.毛泽东思想［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0（1）.
［6］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李植楠等..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8］林家恒、赵菊玲.世界现代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9］王自立、谭虎.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
［10］柏福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11］丁荫煃.毛泽东思想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2］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9-9-30.
［13］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14］参看林兵.走近毛泽东（下），毛泽东诞生110周年专题片，2003年拍摄。
［15］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N］.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12-19.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毛泽东 一边倒战略 历史背景 重大意义 社会影响
毛泽东“一边倒”方针（或战略）的实施，距今已越60年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一个组成部分，近些年对此研究的成果不少。从发文情况看，多数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些在肯定的前提下对其消极面进行了探析，张华腾的“毛泽东一边倒国家战略与过渡时期理论［1］”（以下简称“张文”）就是一例。不过我们对“张文”的观点及论述均有不同看法。本着学习精神，撰文提出商榷，恳请专家们匡正。
一、“一边倒”战略造成了中国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吗
“张文”阐述“一边倒”战略带来的第一个负面影响是：“在一边倒国际战略指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至70年代初期这么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国家几乎处于闭关和半閉关的状态。”这就构成了下列情况：在国际上，“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少了解，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在国内则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臭老九和所谓的走资派等，统统是打倒的对象。而对于那些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则冠以白专道路，或斥之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分析这段文字，需从三个层面作出说明。一是我国在50至70年代初是处于“张文”所说的状态吗？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方针，应该说最能体现“闭关”状态，实际情况呢？仅在1949至1950两年间，就与苏联等17国建交。另有英国等八国承认了中国。［2］P551此后承认并与我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戴高乐坚持独立外交，冲破美国阻挠，使法国成为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的第一国。“随着我国与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与各国政府或人民进行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日内瓦会议后，我国贸易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比利时、芬兰、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和日本等国，许多国家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贸易代表团也陆续访问了中国，并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合同。这种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我国国内建设，（还）促进了我国和世界市场的贸易联系”［3］P151。“几乎与世隔绝”和“闭关”状态有些言过其实。当然在美国操纵下，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仇视新生的红色政权，把门关上了；还有些不明真相和害怕美国制裁，不敢开门接华。若说没有闭关现象，倒也不合逻辑，这是当时国际环境造成的，不是“一边倒”战略，不要拿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事了。那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和平，现在是和平与发展，不一样，即使是同样的开放，内涵也不同。二是我国“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吗？果真如此，那就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因为有意识形态问题，要划清界线。可我们却是积极地去寻找机会与它们“不划清界线”，尽可能建立各种形式的交往包括经济，只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要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这点，今天的中国政府也是要坚持的。当然我们尊重历史，当时的环境，不可能没有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的情况，毕竟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建的是社会主义。正如张俊国所论：“制造两极格局局面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曾经具有最强烈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曾参与援助和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打内战的对外政策，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反对和强烈不满。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决策者并没有幡然醒悟对共产党政策的失误，不仅没有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反而沿着与新中国为敌的老路越滑越远，甚至还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正是在这样没有了退后步的背景下，毛泽东才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作用”的“一边倒”战略。［4］P51错从何来？但这也只局限在政治方面，而非一切。说“四面出击”，我们看不出，“提出”也未举例证实。不过有个与“一边倒”差不多时间提出的策略方针叫“不要四面出击”。指的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任务，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矛盾理论在实际工作上的应用，是智慧的体现。三是“张文”把“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现象统统与“一边倒”战略挂钩，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张冠李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严重错误，给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挫折，它是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影响而过于严重估计国内形势造成的，与“一边倒”风马牛不相及。相反我们不但不倒向苏联，还要防守，担心出现苏联“斯大林模式”暴露出来的弊端。为力求避免那些弊端给我们社会经济等带来影响。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指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工作，并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5］P13与苏联以重工业为重的方针有明显区别，不是“张文”所给的强加之词“直接移植”。正如后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6］P68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阵容内部复杂，也已失去了“一边倒”环境。不过有一点需说明，文革时一些具体事件，是林彪、“四人帮”阴谋制造出来的，并不是毛泽东本意，什么都往一个人头上堆有失公允。
为强化“一边倒”战略消极后果的严重性，“张文”又转到经济。说“这一时期，正是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欧美各国“渡过了‘二战’困难和危机，迅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日本“崛起于东方”；“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令世界瞩目。”“而我们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形成了与世界发展的巨大反差。”这些话已听得太熟了。首先应当承认差距，本来在努力缩小，但由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经济生产在最初两年出现负数，后几年增长也不够平稳，幅度不大。这样将原来缩短的距离又拉大了，于是出现“反差”，但究竟多大？需要商榷。为说明情况，还是翻开历史账本查一下为好。
先说欧美经济。在1950至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5.3%。联邦德国第一，50年代前5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高达9.5%，1956至1970年为6.5%。法国第二，1956至1970为7.2%；英国是2.8%；美国为4%。它们一个共同特点是出口贸易和资本输出比工业生产速度更快。［7］P150日本最快。但它有四个好条件：二战后日成为“阶下囚”，美捷足先登，抢占了对日单独管制权。美开始对日是牵制的，据“远东委员会”决定，战后对日基本政策目标是：1.“非军事化（全部解除军备，改组经济，以剥夺日本作战力量）”，2.“民主化”。这样日客观上减少了一项很大的军费开支，有利于经济发展。其二，意识形态因素使美很快改变了对日态度，由限制变为扶持。“为使日本‘远东工厂化’，成为‘反共堡垒’，……逐步放松了对日本垄断资本的限制，并开始积极扶植日本垄断资本，为日本垄断资本经营现代化开辟了途径”。［8］P316其三要特别提出，美侵朝战争成为日经济的“意外强心剂”。短短几年，日为美提供军火和物资达36亿美元之多。四是日本原来科技基础好，一旦停战搞建设，就会发挥作用。再看“四小”。总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加起来相当我国一个省，人口相当个大城市。1960至1980年年增长率为8.6—10%。香港：真正繁荣是在1949年后。除部分大陆资本家迁移带去资金、起了大量输血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美又对我国进行封锁，香港成了中西贸易的几乎唯一通道。这么一个内地大市场，光做转口贸易所获利润就相当可观。何况政府还有计划地扶持和各种稳定平价供应，就近的大批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韩国的弱点是致命性的：从石油、原料、到资金、技术和商品市场，都严重依赖外部世界；外债过多；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两极分化严重。新加波毕竟是个城市国家，618平方公里，人口才250万左右，没有农村拖累，搞建设自然顺利得多。提起台湾，人们便会想起蒋介石离开大陆时，“把他在22年中从4.5亿人头上搜刮的财富，凡是能带走的统统席卷而去，光是黄金就有280吨，相当于45亿美元。拿这笔钱投资到1000万人口的一个岛上，就相当可观了”。［9］P238美为对抗大陆，“先后给了台湾大约60亿美元的直接援助，加上其他形式的援助、贷款和投资，有人计算达到150亿美元”。［9］P240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数字，然而拿它投到一个只有浙江三分之一的岛屿，如果还发展不起来，那才是笑话。还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提了个公正比法：台湾不应当和中国整个大陆比，而应当和某些省市比。如上海之类小块地区，并且应当把台湾接受巨额美援，上海支援全国等因素扣除之后比，并认为如果这样比，台湾是比不赢上海的。［9］P241
我们的情况如何？三年恢复期“张文”是肯定的，省略不查。1953-1956年工业总值年均递增19.6%，农业总值达610亿元，比1952年增32.3%。“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总值增129%，年均增18%，超计划指标的21%。“农业生产也获得巨大发展，超业完成了计划指标”。［10］P90当时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无法比。经过（1961-1965）5年调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1966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80.9%，其中农业增9.9%，工业增139.8%，财政收入增94.4%，国民收入增70.8%，全国人均收入增50%。［10］P116其速度仍名列前茅。即使在十年内乱期，也是“张文”最得意的借助资料，经济受到严重干扰，1967、1968两年出现负数，“1969年的经济建设在困境中开始回升，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1966年的水平。虽然还带有恢复的性质，但情况却有好转。1969年社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7.6%，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2%，……财政消灭了赤字”。［10］P171“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11.5%，工业总产值增长30.7%”。［10］P267国防科学技术方面被称为“发展迅速”［10］P268。从1964至1975年，我们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爆炸了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核潜艇装备海军；发射返回卫星等。我们的经济、科技“十年中虽累遭挫折，但从整体看仍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11］均衡地看：“从‘一五’计划到1976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3—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2］也高于上述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包括美英。“张文”将某个时间段里的经济基础、科学水平、发展环境等不同前提条件下的双方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什么。上述资料表明，我们认为“巨大反差”的提法应改为“反差加大”比较妥贴。
二、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是“一边倒”战略的影响所致吗
针对“张文”这些论述，拟作五点辨析：第一，我们也知道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有其历史原因，部分是个人性格造成，但并不是谁都怕这种压力。“张文”所举三国，其中就有一国没屈服。第二，中国更不是上述三个东欧小国，随便任人施压。第三，说毛泽东屈服于这种压力，我们不认同，还给戴上“必须毕恭毕敬”的帽子，更是作者的个人臆想。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性格特点、风格气派、远见卓识以及思维方式等，都不是那种被压力所屈服的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屈服过谁。“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是个有明显个性、强烈主见和灵活策略的人”。［13］P540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受到过斯大林的不公正对待；王明把持政权的四年里，在苏共的遥控下，给毛泽东带来的人生痛苦和政治灾难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但他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克服困难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意志，使“屈服”二字用在他的身上不合适。当时毛泽东知道王明背后是斯大林、季米特诺夫，“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看出斯大林、共产国际消极趋向的第一人”，“1935年后，（我们党）已由毛泽东当了家，他不像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那样，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味盲从”。［14］P556新中国刚诞生，采取“一边倒”政策，旗帜鲜明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邊，但在关系到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毛泽东从来不让步。如中苏双方谈判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就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倒是斯大林妥协了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认为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但斯大林表示，从来没有出席过在饭店和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坚持不改地方，斯大林执拗不过，在1950年2月14日那天，不得不打破惯例，来到饭店参加了中方的招待宴会。［15］“毛泽东认为，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其目的是使我们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孤立地位，而且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事事听命于苏联，服从于苏联的战略需要。……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内政”。［11］P187“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是从当时的国家利益出发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和可能的现实选择。同时，又同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12］第四，“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恭恭敬敬的向人家请教，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6］P42要当先生，必须先当学生。在我们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搞建设没有经验的前提下，向已有三十年经验的“老大哥”学习，不必大惊小怪，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第五，我们开始学苏联时，比较全面是事实，现在社会上有些同志，一提到学苏联似乎就条件反射，认为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者。毛泽东谦虚而又辩证的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能照搬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17］P305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走自己的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我们认为，过渡时期理论提出是毛泽东急于求成心理使然，思想根源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现实则来自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高涨的热情，当时有个口号“十五年赶超英美”就是一个佐证。斯大林同志1953年3月5日就逝世了，我们的过渡理论还没写进“共同纲领”哦。
不错，“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端现象，但不是苏联模式。难道他的阴魂还能左右毛泽东一直到70年代初？
“张文”还有个说法：“过渡时期理论不是毛泽东思想中固有的，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毫无关系。”是“列宁提出的理论，为斯大林继承和发展。”这样看来，毛泽东思想不能有继承，只有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这种没有继承性的理论，又怎么会有生命力，这不是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吗？其实“过渡时期”这一概念也不是列宁首先提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18］P314列宁也只是个继承者。
总之，“张文”一个明显的局限，就是用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历史事件，用合适不合适现代社会需求的逻辑去推理事物的取舍。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查，而不是去削足适履，拿过去的事件来适应现代环境。
三、“一边倒”战略究竟影响如何
从理论上说，看待影响有两个角度，一是从空间（社会性）上看它的性质，是正面（积极）的还是负面（消极）的，二是从时间（时效性）上看它的跨度，是短暂（临时）的还是长效（持续、深远）的。
如何给“一边倒”战略影响尽可能一个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评价，我们认为，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出发、凭想象来评判；还有唯经济论观点，都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一边倒”战略的考量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政治的，是从民族最根本利益国家安全角度着眼的，讨论这个战略，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弄清它产生的歷史背景，才能对其影响有个较准确把握。我们的观点：其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里所作出的唯一正确的抉择”。［7］P127是历史的必然，具有“唯一正确”的性质。在保卫国家安全、共同反对侵略、捍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以及在经济上获得帮助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它的时效性是不长的。原因呢？它是“特定的环境”中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政策［11］P187”，它起的是“特定的作用”。而“特定的环境”不可能长期延续，其作用也不可能长期发挥，这是辩证的。其实1956年后国际环境改变了，“一边倒”战略也就自然成为历史。
至于说到消极性，那也是有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边倒战略也毫无例外，但有限。像车子突然停下而产生的惯力，思维观念也有个惯性，当某种事物停息后，由此产生的思维不能立即停止，而由事物产生的影响也就要延续一段时间，所以“一边倒”战略的正反影响的时效性也都有限。但不像“张文”所说的如此严重，没有根据的随意挂钩。是极不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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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