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五年（1770），浙江孝丰县令李梦登被免职了。为什么被免职？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只得写信给同僚们诉说自己的困惑：“我李梦登当县令仅仅3个月，既没有得罪本县百姓，办事也没有不尽心尽力，究竟是什么原因免去我的职务呢？”同僚们打听到，李梦登是被上司“卒用公式劾免”的，即办公不合官场程式。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梦登是福建上杭人，生于雍正初年，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考中进士。直到13年后，才被授以浙江孝丰知县。李梦登没携带家室，只与几个朋友千里迢迢赶到浙江，一到省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省长大人——浙江巡抚。
　　可是，巡抚大人岂是轻易见得到的？按照当时官场的老规矩——或者说潜规则，要求晋见者首先得给“门公”以“门包”，即给守门人以银子，他才肯替你进去禀报。
　　李梦登拿不出银子——或者说不愿受此敲诈勒索，守门人也就不让他进去。哪知李梦登往衙门前一坐，说：“我是以公事禀见巡抚大人，又不是私下里请托拜谒，为什么还要付银子？巡抚大人不可能一直蹲在衙门里，我等他出来时，就在他的轿子前面禀告，也不一定非要进入衙门不可呀！”
　　果然，他在门外整整坐了一天，守门人看他这个架势，只得勉强替他通报了。见到巡抚大人以后，公事办完了，巡抚又告诫他道：“你至诚而又朴实，这很好。可是你先前没有做过官，对官场的一整套规矩都不熟悉，应该赶快物色几个精通律令文书的幕僚辅佐你，才不会出岔子。”
　　巡抚显然已经知道了他被拒之于外的事情，才说了这番话，可是李梦登一点也不理解上司的“言外之意”，反而直愣愣地说：“卑职每年的薪俸只有30两银子，哪里养得起幕客？卑职带来的几个朋友都是秀才、举人出身的读书人，与他们商议、请教，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直到3个月后，巡抚终于找了个借口，免了他的职。那么，在这3个月中，李梦登究竟是如何治理孝丰县的呢？
　　李梦登当县官，不设守门人，外出也没有仪仗护卫。有谁要打官司，都能够直入县衙大厅并找到他这位县太爷。然后呢，李梦登就耐心地替当事人双方剖析事情的利与害，好言好语地劝他们息讼止争，结果呢，诉讼的双方都高高兴兴地表示愿意和解。更让人惊讶的是：从他们入公堂诉讼到和解后走出知县衙门，竟然没有看见一个胥吏衙役。
　　也有一些胥吏衙役向知县大人请求：大人哪，您也给咱们一些差事干干，不然咱不是失业了么？李梦登则毫不通融地说：“官员们都被称之为父母官，既然身为父母，哪有子女们向父母禀白事由，要让别人像对待奴隶、犯人般拘禁和检察的？你们如果一定要端个饭碗，那么回家种田也能够过日子呀；要不然，就等我李某人离任之后再说吧。”
　　其实李梦登心中有数：俗话说百姓怕官，除了怕那高坐大堂之上的“青天大老爷”之外，更怕那手执刑具、如狼似虎的胥吏衙役！可是他大概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不但得罪了上司，连下属也得罪了。
　　公事办完后，李梦登常常独自行走于田间地头，与父老商榷施政之利弊，倘若遇到正在读書的年轻人，则手拉手地娓娓而谈。有时候偶然因为公事而途经邻县，看到有人争执斗殴，李梦登会立即吩咐停轿调解，人们虽然知道他并非本县的“父母官”，也往往能够听其劝解，罢争息斗。
　　李梦登被免职后，对接任的新县令交代：县衙存储粮谷的仓房和存放银钱的库房，全部都贴着前任知县的封条，至今还没开拆过呢。新县令要查核文案簿籍，却见一切都已整理得井井有条。新县令欲了解狱讼，李梦登说：“所有的积案我都劝解并平息了，目前狱中没有一个犯人。”
　　李梦登被免职以后，穷得连返乡的路费也没有，只得暂时寄居于县衙附近的民房里。当地百姓争着给他送柴送米。一些小商贩都把没卖完的蔬菜、水果、粟米等放置其门外。李梦登就这样过了一年，倒也没有被饿着。
　　直到后来，孝丰百姓中有人出头募集了些银子，并替他制作了一柄青盖“万人伞”，人们又纷纷签名于上，李梦登这才得以返回家乡。
　　当初李梦登在任时，曾独自行走于村落之间，看见一个老婆婆哭得好不伤心。李梦登一问，知道她的丈夫死了，儿子一贫如洗，根本就养不活老娘。李梦登心中酸痛，就将那儿子唤过来，给了他两贯钱，让他做做小本生意。后来那个儿子不但能够养家糊口了，还略有积蓄。于是，为了报答李梦登，他约了几个也曾受过李梦登恩惠的人，步行挑着担子，一直将李梦登送回了福建上杭。
　　在清朝的268年之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号称“康雍乾盛世”。在这“盛世”之中，既然像李梦登这样清廉、正直而又深得百姓拥戴的官员却不为官场所容，那么人们对大贪官和珅能够在这“盛世”之中如鱼得水，贪污的资财竟然超过了国库20年的总收入，大概也就不会太惊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