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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初期的广东，暗流汹涌
笔者赴广州公安系统采访、收集史料，幸遇年近八旬的退休老公安人员梁达均同志，梁达均同志回顾了建国初期我公安战线上的神勇反特行动。
1950年，广州市公安局大东分局警察中队招聘警察，不满17岁的梁达均满腔热情报了名，成为广州解放后的第一批警察。
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反特，梁达均回忆说：“我所处的东山区非常重要，省委、军区都在那里，我们的责任很重大。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破案率非常高，一年就能破30多宗这样的案子，每年都成为全市破案率最多的科室，《羊城暗哨》就是发生在那个时期的事情。”
解放初期，人们满腔热血建设新广东，但是，看似乐观的局面下，暗流汹涌，国民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想尽办法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广州沿海，又靠近港澳，很多国民党特务便潜入广州市内，伺机行动。
梁达均说，当时在广东省内的主要有三支特务组织：一是由台湾派遣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成立新的特务组织网络；二是国民党残留下来的余部，潜伏在市民之中，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三是国民党的伪军、伪警察，主要做一些爆破的工作。
二、一封没有注明发信人地址的特殊信件
1952年5月的广州，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
一天清晨，大东公安分局（现“东山区公安分局”）收到了一封没有注明发信人地址，仅写有“原址”字样的特殊信件。
来信这样写道：“我是一个脸上长着麻痘、个子不高、年龄20出头的男青年。我在这里向你们报告一项重要的情况：这里有一伙人（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计划在国庆前后，想要从本地的黄沙码头上船，劫持广州到海南岛的客货轮船，准备驶出公海去到‘联合国’告状，然后再投奔台湾。我因为是误上贼船，想早日弃暗投明。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具体的情况，请在接到信后的第二天中午，到东山庙前路的北方面食馆去找我……”
广州解放不久，突然面对这么一宗关系到国际声誉的政治案件，大东公安分局感到案情严重，立刻把这一重要情况上报广州市公安局。市局连夜召开会议，迅速组成一个由20余人参加的专案侦破组，开始立案侦查。
身穿便衣的侦察员们，根据检举信中所提供的线索，很快就在指定的地点找到了这个“麻脸青年”，并把他带到秘密审查点。侦察员们一方面听取“麻脸青年”对公安人员讲述事情的前后经过，一方面很快调查出“麻脸青年”的个人详细材料。
“麻脸青年”叫刘仁德，本来是湖北长江航运局的一名职工，因为贪污了一些公款和财物，怕东窗事发被追究刑事责任，便逃窜到了广州。来到广州之后，人生地不熟，语言沟通又有困难，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随身带来的费用越来越少，只好每天到最便宜的“北方面食馆”去吃一顿阳春面来填肚。时间一长，他便和经常坐在桌对面的一个外形干瘦的“算命佬”认识了。
两个人慢慢熟悉以后，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时常流露和宣泄对新政权强烈的不满情绪。“算命佬”知道刘仁德原是船员，也认识停靠在黄沙码头的广州到海南岛的一些船上人员，认为他有利用价值，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算命佬”便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原来，这个“算命佬”真实姓名叫吕薄冰。解放前，他原是湖南国民党田粮处的处长，国民党溃逃台湾后，他在广州潜伏下来。他根据南方人爱算命、讲迷信的特点，以“算命佬”为掩护，开始一步步实行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
吕薄冰向刘仁德透露了自己的设想：要尽快设法挟持到一艘客船，在当年国庆前后“联合国”召开大会的时候，组织一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偷越国境，赶到“联合国”大会那里，让大家现身控诉在中国内地遭受共产党迫害的种种罪行，并要求政治避难，以造成轰动全世界的政治影响。如果能配合台湾的国民党一起反攻大陆，那将是最大的成功。
吕薄冰提供给刘仁德一定的经济资助和活动经费。随后，刘仁德开始主动接近以前因工作关系在黄沙码头认识的一些船员，积极拉拢他们。
后来，随着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刘仁德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选择向公安局主动举报。
三、“麻脸青年”经过必要的培训，成为我方内线
广州市公安局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马上向省公安厅汇报了情况，省公安厅立刻给出了指示：依靠群众，将特务组织消灭在萌芽状态。
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白云起同志决定通过“反间计”来消灭这股敌人。
专项侦破组在反复核查刘仁德坦白材料，慎重鉴别其真伪程度之后，按照部署，市公安局大胆决定让普通市民刘仁德作为我方的情报人员，打入该组织内部。
刚开始，刘仁德对于担当公安局情报人员这一重任心存顾虑，有担忧，更有恐惧。后来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刘仁德深深意识到，这是党的信任，更是已经翻身做主人的他的神圣责任。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刘仁德最终克服了自己的畏难心理，成为打入敌人内部的“眼线”。
按照计划，刘仁德在“小神仙”的拉拢中顺水推舟，加入了这个纠合组织。
让一名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市民打入敌人内部，无疑是件冒险的事，除了对刘仁德进行必要的培训，公安人员们还将几处民宅设为接头地点，方便刘仁德及时汇报，并时常与刘仁德交流，坚定他的信念，给他勇气，防止他动摇。
刘仁德的任务是继续不动声色地与吕薄冰混在一起，观察事态发展动向，了解他们的阴谋、人数和结构等。
蒙在鼓里的吕薄冰被自己的绝妙计划冲昏了头脑，继续走街串巷，不断发展人员，壮大势力。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分子纷纷南逃广州，所以，在短短时间里，吕薄冰就搜罗到多达38个反革命分子。更令他暗喜的是，竟挖掘到云南省的原国民党电台台长，还有来自广东五华地区的几个力大无比的石匠，作为这次反共行动的中坚骨干力量。
吕薄冰他们决定，利用国庆节期间外出人员较多的时机，大家一起搭乘10月3号由广州开往海南岛的客货轮。在开船前后，先利用女色去引诱船上的几名武装护航的解放军战士和相关岗位的船员，在他们麻痹的时候，进行武装劫持。
如果这些解放軍战士和船员不轻易上当，就采取下一步行动：在指定的船舱和其它地点，以砸烂酒瓶发出的声响作暗号，一起动手，用预先准备好的生石灰沫，撒向解放军战士的眼睛，再用随货物带进船舱的12磅重的大铁锤，把他们砸死。
客船劫持到手以后，先开向菲律宾港口，把船上的人都放下，船上的货物全部卖掉，作为费用开支。在前往联合国的公海上，再给远在台湾的国民党发去电报，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扩大影响，最后在台湾落脚。
如果计划失败，就引爆事先偷偷带上船去的炸药包，与船上的人员同归于尽。
刘仁德积极地把确定下来的计划及时反馈到专案组，专案组迅速做出周密的布置安排，在刘仁德和吕薄冰准备接头之地，公安人员布下天罗地网。
侦察员们开始24小时昼夜不停地密切注视着吕薄冰的一举一动，那些和吕薄冰暗地接头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浑然不知地浮出水面。
四、“全盘端”
专案组在掌握了这些乌合之众的全部材料以后，决定在他们准备国庆节期间进行劫持客船的时候，同时开始行动，来个“全盘端”。
日子一天天临近，跟踪也越来越严密。这时，侦破组突然觉得，如果当时在船舱上将他们抓获归案，这些反革命分子肯定会负隅顽抗，势必会伤害船上无辜的乘客；但如若提前缉拿，又恐有“漏网之鱼”。大家群策群力、冥思苦想，终于制定出一个确保行动圆满成功的万全之策。
当吕薄冰再次和电台台长接上头并分别离开之后，埋伏在周围的侦察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吕薄冰，另一路马上在僻静的地方把电台台长抓获，并立即带回公安局，进行突击审讯。
电台台长在被抓的那一瞬间起，已经感到大势已去，全盘坦白出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并一个不漏地招供出他手下的所有成员。
专案组随后就冒充电台台长的名义，向这些成员频频打出传呼电话，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制订秘密的接头暗号，分别与他们约定见面。
公安人员逐渐缩小包围圈，“守株待兔”式地开始收网，不明情况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被“请君入瓮”，束手就擒。
而另一路侦察员则继续把吕薄冰作为诱饵，一个个反革命分子被“钓上了鱼钩”。
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的昼夜奋战，专案侦破组终于将38个反革命分子尽收网中。
最后，吕薄冰被判处死刑，其余的相关人员也都被判刑。刘仁德因为立了大功，组织上对他培训之后，将他安排到了一所小学，当了老师。
五、《羊城暗哨》被译为五国语言在全球放映，成为几代人关于旧日广州与反特故事的经典记忆
广东著名作家陈残云曾挂职广州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被“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覆灭这一案件触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他第一部反特影片《羊城暗哨》，送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影片主要讲述了我英勇机智、英俊潇洒的侦察员王练，化装成被我边防军捉获后因伤重而死的特务209，通过另一特务“小神仙”的引见，打入敌人内部，住进了女特务八姑家里，寻找特务头目“梅姨”，从而侦查到暗藏的这个特务集团正在积极拼凑一个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妄图偷越国境，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的罪恶行动。打入敌特内部的侦察员，历经艰险，与敌特马老板、八姑和幕后的特务头子“梅姨”斗智斗勇，终于里应外合，英勇机智地将敌特一网打尽。
1956年，上影文学部主任鲁轫告诉导演卢珏，广东有一个反特题材的本子《羊城暗哨》搁了很久了，副厂长张骏祥让他看一看。
卢珏是广东顺德人，1947年赴香港之后，在大中华、永华、南国等影业公司当副导演，創作了《误佳期》、《青春颂》等影片。1952年，他和一大批在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回到内地，为新中国电影出力。随后，他被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场记、副导演。卢珏那时对惊险样式的影片不是太感兴趣，但那时是计划经济，本子、演员和摄制组成员，全由领导拍板，卢珏最终还是不大情愿地领了这个任务。他想，我是广州人，那就试试吧。
卢珏时年38岁，到了广州，有一件事给他极大的震撼。那时，敌特对毗邻港澳的广州城特别“感兴趣”，不断派人来搞爆破。在公安局的安排下，卢珏到了一个库房，那是满满一屋子的炸弹，全是敌特安放的，但一个也没有爆响。
卢珏被震撼了，这“不响”中，包含太多太多的内涵：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公安人员的赤胆忠心，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卢珏决心拍好这部反特片。
当时在穗沪两地公安，不得披露破案手段成为铁的法则。但电影艺术缺了生动的情节，还谈什么艺术？当卢珏再去广州公安局收集素材时，陈恭局长豁达地说：“一个案子，可能没什么好看，它没那么多精彩细节。放手搞好了，有问题，我来解决。”卢珏深深感激这位懂得艺术创作规律的公安局领导，使他能全力以赴进行再创作。
狄梵饰演女特务八姑，她与其他影片概念化的女特务不同，有血有肉又入木三分，不但表现她的反动立场，还写了她以色相勾引的手段。在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这是一着“险”棋。为了把剧本意图表现出来又不犯忌，卢珏费煞苦心。他安排通过八姑策动的“这夫妻是真是假”的挑逗性的三次进攻，王练处处以柔克刚，避其锋芒，每次都化“险”为夷，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狄梵把八姑演得惟妙惟肖，以致当时广州市面上传出“八姑现在还在××劳改场”的传言。
影片中极力渲染南国风情，银幕上经常出现“老广州”熟悉的海珠桥、越秀山、永汉路骑楼、芭蕉林、荔枝树。有一场戏，拍摄地点选在中山五路的百年老字号茶楼惠如楼，请食客充当临时演员，那此起彼伏的粤语“烧卖”、“大包”叫卖声，红线女的粤剧名段《搜书院》隐约可闻，构成浓烈的南国色彩，把这部惊险影片抒情化了。其余拍摄地点像沙面、百子路、东山洋房、西关的青砖屋，都粤味清醇，不但广州人看了无比亲切，在全国乃至国外上映时，也由于显示出浓厚的岭南特色而大受欢迎。
《羊城暗哨》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被称为“第一部最有独特创造、为以后社会主义侦破片开辟新路的示范性影片”、“不朽的时代佳作”。
《羊城暗哨》被译为五国语言在全球放映，冯喆饰演的王练因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具光彩的公安人员形象之一，电影《羊城暗哨》也成为几代人关于旧日广州与反特故事的经典记忆。
笔者赴广州公安系统采访、收集史料，幸遇年近八旬的退休老公安人员梁达均同志，梁达均同志回顾了建国初期我公安战线上的神勇反特行动。
1950年，广州市公安局大东分局警察中队招聘警察，不满17岁的梁达均满腔热情报了名，成为广州解放后的第一批警察。
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反特，梁达均回忆说：“我所处的东山区非常重要，省委、军区都在那里，我们的责任很重大。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破案率非常高，一年就能破30多宗这样的案子，每年都成为全市破案率最多的科室，《羊城暗哨》就是发生在那个时期的事情。”
解放初期，人们满腔热血建设新广东，但是，看似乐观的局面下，暗流汹涌，国民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想尽办法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广州沿海，又靠近港澳，很多国民党特务便潜入广州市内，伺机行动。
梁达均说，当时在广东省内的主要有三支特务组织：一是由台湾派遣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成立新的特务组织网络；二是国民党残留下来的余部，潜伏在市民之中，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三是国民党的伪军、伪警察，主要做一些爆破的工作。
二、一封没有注明发信人地址的特殊信件
1952年5月的广州，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
一天清晨，大东公安分局（现“东山区公安分局”）收到了一封没有注明发信人地址，仅写有“原址”字样的特殊信件。
来信这样写道：“我是一个脸上长着麻痘、个子不高、年龄20出头的男青年。我在这里向你们报告一项重要的情况：这里有一伙人（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计划在国庆前后，想要从本地的黄沙码头上船，劫持广州到海南岛的客货轮船，准备驶出公海去到‘联合国’告状，然后再投奔台湾。我因为是误上贼船，想早日弃暗投明。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具体的情况，请在接到信后的第二天中午，到东山庙前路的北方面食馆去找我……”
广州解放不久，突然面对这么一宗关系到国际声誉的政治案件，大东公安分局感到案情严重，立刻把这一重要情况上报广州市公安局。市局连夜召开会议，迅速组成一个由20余人参加的专案侦破组，开始立案侦查。
身穿便衣的侦察员们，根据检举信中所提供的线索，很快就在指定的地点找到了这个“麻脸青年”，并把他带到秘密审查点。侦察员们一方面听取“麻脸青年”对公安人员讲述事情的前后经过，一方面很快调查出“麻脸青年”的个人详细材料。
“麻脸青年”叫刘仁德，本来是湖北长江航运局的一名职工，因为贪污了一些公款和财物，怕东窗事发被追究刑事责任，便逃窜到了广州。来到广州之后，人生地不熟，语言沟通又有困难，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随身带来的费用越来越少，只好每天到最便宜的“北方面食馆”去吃一顿阳春面来填肚。时间一长，他便和经常坐在桌对面的一个外形干瘦的“算命佬”认识了。
两个人慢慢熟悉以后，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时常流露和宣泄对新政权强烈的不满情绪。“算命佬”知道刘仁德原是船员，也认识停靠在黄沙码头的广州到海南岛的一些船上人员，认为他有利用价值，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算命佬”便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原来，这个“算命佬”真实姓名叫吕薄冰。解放前，他原是湖南国民党田粮处的处长，国民党溃逃台湾后，他在广州潜伏下来。他根据南方人爱算命、讲迷信的特点，以“算命佬”为掩护，开始一步步实行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
吕薄冰向刘仁德透露了自己的设想：要尽快设法挟持到一艘客船，在当年国庆前后“联合国”召开大会的时候，组织一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偷越国境，赶到“联合国”大会那里，让大家现身控诉在中国内地遭受共产党迫害的种种罪行，并要求政治避难，以造成轰动全世界的政治影响。如果能配合台湾的国民党一起反攻大陆，那将是最大的成功。
吕薄冰提供给刘仁德一定的经济资助和活动经费。随后，刘仁德开始主动接近以前因工作关系在黄沙码头认识的一些船员，积极拉拢他们。
后来，随着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刘仁德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选择向公安局主动举报。
三、“麻脸青年”经过必要的培训，成为我方内线
广州市公安局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马上向省公安厅汇报了情况，省公安厅立刻给出了指示：依靠群众，将特务组织消灭在萌芽状态。
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白云起同志决定通过“反间计”来消灭这股敌人。
专项侦破组在反复核查刘仁德坦白材料，慎重鉴别其真伪程度之后，按照部署，市公安局大胆决定让普通市民刘仁德作为我方的情报人员，打入该组织内部。
刚开始，刘仁德对于担当公安局情报人员这一重任心存顾虑，有担忧，更有恐惧。后来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刘仁德深深意识到，这是党的信任，更是已经翻身做主人的他的神圣责任。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刘仁德最终克服了自己的畏难心理，成为打入敌人内部的“眼线”。
按照计划，刘仁德在“小神仙”的拉拢中顺水推舟，加入了这个纠合组织。
让一名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市民打入敌人内部，无疑是件冒险的事，除了对刘仁德进行必要的培训，公安人员们还将几处民宅设为接头地点，方便刘仁德及时汇报，并时常与刘仁德交流，坚定他的信念，给他勇气，防止他动摇。
刘仁德的任务是继续不动声色地与吕薄冰混在一起，观察事态发展动向，了解他们的阴谋、人数和结构等。
蒙在鼓里的吕薄冰被自己的绝妙计划冲昏了头脑，继续走街串巷，不断发展人员，壮大势力。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分子纷纷南逃广州，所以，在短短时间里，吕薄冰就搜罗到多达38个反革命分子。更令他暗喜的是，竟挖掘到云南省的原国民党电台台长，还有来自广东五华地区的几个力大无比的石匠，作为这次反共行动的中坚骨干力量。
吕薄冰他们决定，利用国庆节期间外出人员较多的时机，大家一起搭乘10月3号由广州开往海南岛的客货轮。在开船前后，先利用女色去引诱船上的几名武装护航的解放军战士和相关岗位的船员，在他们麻痹的时候，进行武装劫持。
如果这些解放軍战士和船员不轻易上当，就采取下一步行动：在指定的船舱和其它地点，以砸烂酒瓶发出的声响作暗号，一起动手，用预先准备好的生石灰沫，撒向解放军战士的眼睛，再用随货物带进船舱的12磅重的大铁锤，把他们砸死。
客船劫持到手以后，先开向菲律宾港口，把船上的人都放下，船上的货物全部卖掉，作为费用开支。在前往联合国的公海上，再给远在台湾的国民党发去电报，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扩大影响，最后在台湾落脚。
如果计划失败，就引爆事先偷偷带上船去的炸药包，与船上的人员同归于尽。
刘仁德积极地把确定下来的计划及时反馈到专案组，专案组迅速做出周密的布置安排，在刘仁德和吕薄冰准备接头之地，公安人员布下天罗地网。
侦察员们开始24小时昼夜不停地密切注视着吕薄冰的一举一动，那些和吕薄冰暗地接头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浑然不知地浮出水面。
四、“全盘端”
专案组在掌握了这些乌合之众的全部材料以后，决定在他们准备国庆节期间进行劫持客船的时候，同时开始行动，来个“全盘端”。
日子一天天临近，跟踪也越来越严密。这时，侦破组突然觉得，如果当时在船舱上将他们抓获归案，这些反革命分子肯定会负隅顽抗，势必会伤害船上无辜的乘客；但如若提前缉拿，又恐有“漏网之鱼”。大家群策群力、冥思苦想，终于制定出一个确保行动圆满成功的万全之策。
当吕薄冰再次和电台台长接上头并分别离开之后，埋伏在周围的侦察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吕薄冰，另一路马上在僻静的地方把电台台长抓获，并立即带回公安局，进行突击审讯。
电台台长在被抓的那一瞬间起，已经感到大势已去，全盘坦白出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并一个不漏地招供出他手下的所有成员。
专案组随后就冒充电台台长的名义，向这些成员频频打出传呼电话，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制订秘密的接头暗号，分别与他们约定见面。
公安人员逐渐缩小包围圈，“守株待兔”式地开始收网，不明情况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被“请君入瓮”，束手就擒。
而另一路侦察员则继续把吕薄冰作为诱饵，一个个反革命分子被“钓上了鱼钩”。
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的昼夜奋战，专案侦破组终于将38个反革命分子尽收网中。
最后，吕薄冰被判处死刑，其余的相关人员也都被判刑。刘仁德因为立了大功，组织上对他培训之后，将他安排到了一所小学，当了老师。
五、《羊城暗哨》被译为五国语言在全球放映，成为几代人关于旧日广州与反特故事的经典记忆
广东著名作家陈残云曾挂职广州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被“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覆灭这一案件触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他第一部反特影片《羊城暗哨》，送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影片主要讲述了我英勇机智、英俊潇洒的侦察员王练，化装成被我边防军捉获后因伤重而死的特务209，通过另一特务“小神仙”的引见，打入敌人内部，住进了女特务八姑家里，寻找特务头目“梅姨”，从而侦查到暗藏的这个特务集团正在积极拼凑一个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妄图偷越国境，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的罪恶行动。打入敌特内部的侦察员，历经艰险，与敌特马老板、八姑和幕后的特务头子“梅姨”斗智斗勇，终于里应外合，英勇机智地将敌特一网打尽。
1956年，上影文学部主任鲁轫告诉导演卢珏，广东有一个反特题材的本子《羊城暗哨》搁了很久了，副厂长张骏祥让他看一看。
卢珏是广东顺德人，1947年赴香港之后，在大中华、永华、南国等影业公司当副导演，創作了《误佳期》、《青春颂》等影片。1952年，他和一大批在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回到内地，为新中国电影出力。随后，他被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场记、副导演。卢珏那时对惊险样式的影片不是太感兴趣，但那时是计划经济，本子、演员和摄制组成员，全由领导拍板，卢珏最终还是不大情愿地领了这个任务。他想，我是广州人，那就试试吧。
卢珏时年38岁，到了广州，有一件事给他极大的震撼。那时，敌特对毗邻港澳的广州城特别“感兴趣”，不断派人来搞爆破。在公安局的安排下，卢珏到了一个库房，那是满满一屋子的炸弹，全是敌特安放的，但一个也没有爆响。
卢珏被震撼了，这“不响”中，包含太多太多的内涵：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公安人员的赤胆忠心，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卢珏决心拍好这部反特片。
当时在穗沪两地公安，不得披露破案手段成为铁的法则。但电影艺术缺了生动的情节，还谈什么艺术？当卢珏再去广州公安局收集素材时，陈恭局长豁达地说：“一个案子，可能没什么好看，它没那么多精彩细节。放手搞好了，有问题，我来解决。”卢珏深深感激这位懂得艺术创作规律的公安局领导，使他能全力以赴进行再创作。
狄梵饰演女特务八姑，她与其他影片概念化的女特务不同，有血有肉又入木三分，不但表现她的反动立场，还写了她以色相勾引的手段。在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这是一着“险”棋。为了把剧本意图表现出来又不犯忌，卢珏费煞苦心。他安排通过八姑策动的“这夫妻是真是假”的挑逗性的三次进攻，王练处处以柔克刚，避其锋芒，每次都化“险”为夷，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狄梵把八姑演得惟妙惟肖，以致当时广州市面上传出“八姑现在还在××劳改场”的传言。
影片中极力渲染南国风情，银幕上经常出现“老广州”熟悉的海珠桥、越秀山、永汉路骑楼、芭蕉林、荔枝树。有一场戏，拍摄地点选在中山五路的百年老字号茶楼惠如楼，请食客充当临时演员，那此起彼伏的粤语“烧卖”、“大包”叫卖声，红线女的粤剧名段《搜书院》隐约可闻，构成浓烈的南国色彩，把这部惊险影片抒情化了。其余拍摄地点像沙面、百子路、东山洋房、西关的青砖屋，都粤味清醇，不但广州人看了无比亲切，在全国乃至国外上映时，也由于显示出浓厚的岭南特色而大受欢迎。
《羊城暗哨》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被称为“第一部最有独特创造、为以后社会主义侦破片开辟新路的示范性影片”、“不朽的时代佳作”。
《羊城暗哨》被译为五国语言在全球放映，冯喆饰演的王练因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具光彩的公安人员形象之一，电影《羊城暗哨》也成为几代人关于旧日广州与反特故事的经典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