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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女。五十年前的上海滩沸沸扬扬地流传着她的关于痴男怨女的故事。她笔下的“传奇世界”流传至今,不免勾起人们一番回想的情绪和历史的沉思。张爱玲,在笔者眼中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奇女子。
张爱玲对家庭没有信心,对婚姻没有信心,对时代没有信心,对人生有很深的无常感,拼命想抓住点什么,文学创作对她来说,无疑是心灵的解脱和自由。在她的小说中,写的最成功最有特色的是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她独特的身世背景,使她对“人性”有太多的破译和感悟,对封建家庭中女子艰难的生存环境有更深的独到体会,并且老到犀利的文笔给予精彩的描叙。和冰心的文笔相比,一个是以温柔敦厚的文笔从正面上给我们塑造了一批圣洁的“高门巨族”的女性形象,而一个却以苍凉犀利的人性透视从反面展示了女性在灰色人生中的畸变心理。她的小说以情节显现人性——既是平常人,具有人的本能;又有多种侧面。张爱玲的女性审丑时冷静客观的,但对我们读者来说却为之心惊,被这种不动声色的残酷震动。
她笔下的女性虽都有其不同的故事,但命运——通过婚姻谋求生,却是如此的相似。以下举例说明。
1.《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这个破落世家的离婚女性,被尖酸的兄嫂挤兑得无法在娘家立足,所受的封建教育又无法使之在社会上生存。煞费苦心与一个精刮油滑的富家子弟斗智斗勇,先不得不委屈地接受了情妇的地位,但香港战乱成全了她,她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范太太,赢得了“开饭”的那声“呼唤”。应该说,在追求婚姻的过程中,白流苏是勇敢的,在那个时代,大户人家的女性和白流苏有相同命运的大有人在,但像白流苏那样勇于冲破束缚的实在不多。尽管张爱玲一再强调“命运这东西有谁说的清呢?”而且在故事的结尾让战争的爆发来成全流苏的婚姻,然而,笔者眼中的白流苏——为生存苦苦追求,但不是完全屈服于命运的品质是笔者所欣赏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社会悲剧使她的人生显得苍凉,性格却并没有使她的人生成为悲剧。
2.《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啃到金子的边”,嫁给了门第颇高的姜家害有“骨痨”的二儿子做二奶奶。当她黄金梦圆时,红颜已逝。当年她为了物欲与情欲作战,金钱到手时,人性已被扭曲。黄金欲将她引上一条非人性、非女性的道路。在曹七巧的一生中,金钱像一架枷锁,锁住了她的脖子,扭曲了她的性格,塑造了她变态的心理。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在于她选择了用青春换取金钱。金钱没有伴她与生俱来,但她偏偏要强行與金钱相始终。她似乎是在抗争、在挣扎,但她始终不是与命运抗争,而是为占有金钱而抗争。她要主宰金钱,结果她选择的对象还是毁灭了她。在她身上,似乎更能反衬出一个时代的悲凉,一代女性命运的凄惨。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变态,正是代表旧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
张爱玲为我们描写的就是这样的被生存物欲挤压下女性畸形变态的心理。尽管这些女性身份不一,教养不一,不论是没钱的小家碧玉,或是破落的大家闺秀,还是卑微的贫家养女,对她们来说,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其余一切都是虚幻的。她们没有自立于社会的谋生本领,只能当软体动物紧紧地依附于男性。她们以爱情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以建立家庭为人生安稳的城堡,尽管“爱情似网,婚姻如枷”,仍然义无反顾地争取“走到楼上去”。这种灵肉分离的畸形婚姻,导致女性的心理变态,人性扭曲。这些女性在金钱与情欲,这来自生存和生理的双重欲望的轮番挤压下,在自己灰色的人生道路上,自导自演了一出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确,对于张爱玲来说,人性是盲目不可理喻的,人性中存在着恶的成分。因此,表现在她的女性形象身上,是她对旧文化、旧生活方式的失望。在她的小说中多的是对生命的新鲜与人性亮色的执着。《花凋》中的郑川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宝络、《白玫瑰和红玫瑰》中的孟烟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女性形象,都传达出张爱玲的这一信息。这些女性是封建遗老家庭中的“大家闺秀”,随着她们家庭的败落,她们的身份与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为旧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封闭着。但她们受过西方文明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里不知何处是岸,何处是天堂,只是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着挥动了几下胳膊,最后以致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上演了人生的一幕幕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张爱玲在这些女性形象上所展示的人性的丧失过程,就有力证明了这一论断,这也正是张爱玲一贯关怀着女性的命运与女性自我意识的着眼点。
张爱玲的时代远了。远离张爱玲的今天,女性文学也开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数量,创作的质量或是风格的多样,都大大超过世纪初的现代文学。然而,在现代的今天,一些女性文学与张爱玲的风格出现惊人的形似性。例如笔者喜欢的网络作家安妮宝贝,她的作品《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写的都是一个又一个颓废的故事,文字透出阴暗的令人窒息的气息。这些小说,极少亮色,反复叙述着女性的困惑,始终不给女性以出路。原因似乎还是张爱玲的那句“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金钱、爱情、女性文学的永恒主题,女性文学作品的文字质量越来越高,但能够站在女权主义角度上认真探讨女性出路的毕竟不多,由此看来,女性文学创作的巅峰期还未到来。
张爱玲对家庭没有信心,对婚姻没有信心,对时代没有信心,对人生有很深的无常感,拼命想抓住点什么,文学创作对她来说,无疑是心灵的解脱和自由。在她的小说中,写的最成功最有特色的是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她独特的身世背景,使她对“人性”有太多的破译和感悟,对封建家庭中女子艰难的生存环境有更深的独到体会,并且老到犀利的文笔给予精彩的描叙。和冰心的文笔相比,一个是以温柔敦厚的文笔从正面上给我们塑造了一批圣洁的“高门巨族”的女性形象,而一个却以苍凉犀利的人性透视从反面展示了女性在灰色人生中的畸变心理。她的小说以情节显现人性——既是平常人,具有人的本能;又有多种侧面。张爱玲的女性审丑时冷静客观的,但对我们读者来说却为之心惊,被这种不动声色的残酷震动。
她笔下的女性虽都有其不同的故事,但命运——通过婚姻谋求生,却是如此的相似。以下举例说明。
1.《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这个破落世家的离婚女性,被尖酸的兄嫂挤兑得无法在娘家立足,所受的封建教育又无法使之在社会上生存。煞费苦心与一个精刮油滑的富家子弟斗智斗勇,先不得不委屈地接受了情妇的地位,但香港战乱成全了她,她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范太太,赢得了“开饭”的那声“呼唤”。应该说,在追求婚姻的过程中,白流苏是勇敢的,在那个时代,大户人家的女性和白流苏有相同命运的大有人在,但像白流苏那样勇于冲破束缚的实在不多。尽管张爱玲一再强调“命运这东西有谁说的清呢?”而且在故事的结尾让战争的爆发来成全流苏的婚姻,然而,笔者眼中的白流苏——为生存苦苦追求,但不是完全屈服于命运的品质是笔者所欣赏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社会悲剧使她的人生显得苍凉,性格却并没有使她的人生成为悲剧。
2.《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啃到金子的边”,嫁给了门第颇高的姜家害有“骨痨”的二儿子做二奶奶。当她黄金梦圆时,红颜已逝。当年她为了物欲与情欲作战,金钱到手时,人性已被扭曲。黄金欲将她引上一条非人性、非女性的道路。在曹七巧的一生中,金钱像一架枷锁,锁住了她的脖子,扭曲了她的性格,塑造了她变态的心理。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在于她选择了用青春换取金钱。金钱没有伴她与生俱来,但她偏偏要强行與金钱相始终。她似乎是在抗争、在挣扎,但她始终不是与命运抗争,而是为占有金钱而抗争。她要主宰金钱,结果她选择的对象还是毁灭了她。在她身上,似乎更能反衬出一个时代的悲凉,一代女性命运的凄惨。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变态,正是代表旧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
张爱玲为我们描写的就是这样的被生存物欲挤压下女性畸形变态的心理。尽管这些女性身份不一,教养不一,不论是没钱的小家碧玉,或是破落的大家闺秀,还是卑微的贫家养女,对她们来说,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其余一切都是虚幻的。她们没有自立于社会的谋生本领,只能当软体动物紧紧地依附于男性。她们以爱情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以建立家庭为人生安稳的城堡,尽管“爱情似网,婚姻如枷”,仍然义无反顾地争取“走到楼上去”。这种灵肉分离的畸形婚姻,导致女性的心理变态,人性扭曲。这些女性在金钱与情欲,这来自生存和生理的双重欲望的轮番挤压下,在自己灰色的人生道路上,自导自演了一出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确,对于张爱玲来说,人性是盲目不可理喻的,人性中存在着恶的成分。因此,表现在她的女性形象身上,是她对旧文化、旧生活方式的失望。在她的小说中多的是对生命的新鲜与人性亮色的执着。《花凋》中的郑川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宝络、《白玫瑰和红玫瑰》中的孟烟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女性形象,都传达出张爱玲的这一信息。这些女性是封建遗老家庭中的“大家闺秀”,随着她们家庭的败落,她们的身份与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为旧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封闭着。但她们受过西方文明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里不知何处是岸,何处是天堂,只是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着挥动了几下胳膊,最后以致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上演了人生的一幕幕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张爱玲在这些女性形象上所展示的人性的丧失过程,就有力证明了这一论断,这也正是张爱玲一贯关怀着女性的命运与女性自我意识的着眼点。
张爱玲的时代远了。远离张爱玲的今天,女性文学也开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数量,创作的质量或是风格的多样,都大大超过世纪初的现代文学。然而,在现代的今天,一些女性文学与张爱玲的风格出现惊人的形似性。例如笔者喜欢的网络作家安妮宝贝,她的作品《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写的都是一个又一个颓废的故事,文字透出阴暗的令人窒息的气息。这些小说,极少亮色,反复叙述着女性的困惑,始终不给女性以出路。原因似乎还是张爱玲的那句“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金钱、爱情、女性文学的永恒主题,女性文学作品的文字质量越来越高,但能够站在女权主义角度上认真探讨女性出路的毕竟不多,由此看来,女性文学创作的巅峰期还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