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说苑·善说篇》记载，公元前528年，楚国的令尹鄂尹子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舟游集会。来宾中集聚了百官缙绅，实可谓冠盖如云，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子皙与随从们泛舟于清波之上。突然，他们听到河面上传来了一位拥楫女子的歌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由于演唱所用的是当地的越语，子皙不明白其中是什么意思。于是，一位懂楚语的越人被招呼到子皙的跟前，为他翻译道：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中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相传，子皙听毕这一段哀婉、缠绵的译文，大为感动，遂脱下自己的锦绣披肩亲自为她披上，与之携手而行。而这段名为《越女歌》的译文纯属偶然地成了中国文化交流史上有史可稽的第一首译诗。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诗歌翻译的活动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2500年前。年深日久，《越女歌》的原文已因时间的磨损而无法辨认，得以传世的只是它的“译文”。这个故事就像一则隐喻似的向后世陈述着译事的重要，原创性文本的生命通过某种“衍生”的形式得以赓续。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一次生命的繁殖，或者说，翻译类似于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为，正是原文的死亡，让译文意外地获得了新生。
　　关于翻译，《现代汉语词典》作了这样的解释：“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翻译外国小说|把密码翻译出来。”显然，这是一个多少有点简单化了的表述，它建立在货币交换的经济原则上，其对翻译的理解基本停留在物与物之间的机械性“位移”上，在貌似“客观”的定义里剔除了这一活动的主观性和创造性，以及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早在上古时期，我国的历史典籍便有关于翻译活动的论述，并且，这些论述也有着比《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更宽泛、更开放，同时也更深刻的指示。《礼记·王制》篇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日译。”对此，唐初的孔颖达作了如下的释义：“其通传东方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其通传南方语官，谓之象者，言放象外内言。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辊者，辊，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其后，贾公彦所作的《义疏》则云：“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此外，东汉的王符在《潜夫论·考绩》中又指出了另一重功能：“夫圣人为天口，贤人为圣译。是故圣人之言，天之心也；贤者之所说，圣人之意也。”根据《正字通》解，此处的“译”与天道、圣贤相关联，应该就是对各种经义的诂释。古代还有学者认为：译，释也。犹言誊也。谓以彼此言语相誊释而通之也。《说文》的释义为“传译四夷之言者”；《方言十三》则解作“传”。另外，我们还知道，在古汉语中，“译”与“择”相互通假，所以，“译”亦可作为“选择”讲。如上所述，我们不难醒悟，汉语中的“翻译”实际是一个蕴含无穷、具有多重指向的词语。人类的交际实际就是一个感觉、情感与思想不断释放、不断接受和不断被翻译、不断被诠释的过程。任何一种阐释都是不同程度的翻译活动，正如翻译往往是另一种形式的阐释。
　　在欧洲语言中，就“翻译”这一行为的释义也有多层的含义和引申义，并且因着各民族文化、语言本身的特点而呈现同中之异。例如：英语的“translate”有“转移、转化、变成”的意思；俄语的“Переводить”则有“转向、迁移、转入、描摹、传播、调动”、“消灭、耗费”，以及“用另一種方式表达和解释”等意思；德语“Uersetzen”则有“摆渡”、“运载”的意思；法语的“traduire”则有“表达、说明、移送、传递、流露”等意思。
　　上述各家释义表明，翻译活动绝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语言之间的等值转换，除了普通所谓的“语境”之外，还包含了文化、地域、时代等众多的信息或密码。至于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个人的气质、修养、趣味和经验都可以对源文本进行携有一定个人化性质的“义疏”、“诂释”，从而在目标文本中体现出程度不同的偏移、变形，甚或矫正，由此造成源本文诸元素不同程度的萎缩或膨胀。
　　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绝非是“辎铢必较”的等值交换，因为，不存在所谓剔除了其他成分的“真空中的翻译”，当然，更不存在“真空中的接受。”所谓“忠实的翻译”或“确切的翻译”实际有自身具体操作上的限定性，或者说局限性，它绝不可能是源文本的位移，而是一种掺合着众多差异性的微妙的重组、拼贴与合并，其中甚至贯穿了血液般流动的生命信息。
　　论及诗歌翻译，就基本的特性而言，它似乎更像是生命的一次繁殖。原文就像一位娴静的母亲，译者如同一位细心的父亲。他们经由相遇、相爱和无间的亲密，其产生的结晶就是脱胎而出的译文。正如世界上有形形色色、俊丑胖瘦不一的父母，儿女间虽传承了他们的血肉、容貌的某些特征，保留着他们精微的遗传密码，却不可能有“克隆”般一模一样的存在。当然，正如孕育生命有可能出现流产的不幸，翻译也会遭遇类似的难堪。一首诗翻译到中途，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继续前行，遇到障碍，被堵塞、延宕在那里，往往像一个发育不够健全的胎儿，只能被迫胎死腹中而夭折。这就是说，人们从事诗歌翻译的结果，既可能让目标文本健康地诞生，孕育并生产一个诗歌的“宁馨儿”，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流产，令预期的快乐和希望落空。在翻译文学的整个历史上，半途而废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的苦恼与懊丧，着实是非亲历者所难以体会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责难总是伴随着对它的依赖而同时存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人们贪婪地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资讯，从地毯式轰炸的信息中捕捉有利于生存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信息的传播者多以不屑、忽略的态度对待译者，以极其挑剔的眼光打量译文。殊不知，他们事实上一直生活在“翻译”给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中，日常的文化、娱乐，乃至经济、政治都在“翻译”的展开中而展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如果没有广义上如翻译一般的沟通，他就只能像沙粒似的在茫茫大漠中分居着，老死于孤独。 　　这种现象在新诗的发展历史中同样存在，中国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吮吸过翻译诗的乳汁。一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同样也平行地发展着一部翻译诗的历史。翻译像一个特殊的管道，让古典和异域的精神顺势进入写作的现场，参与时代精神的铸造。这就意味着，古典诗歌、异域诗歌通过翻译，战胜了各自的阻隔和限囿，进入中国现代诗的现场，进入充斥着各种现代性的文化场域，参与诗歌语言的建设。不过，在现实中，当一部分（诗人）读者在享用译者的劳动成果而深怀感激之情时，另有一部分（诗人）读者则以极其挑剔的眼光来打量译诗，将译诗的好处尽归原作者，坏处则全数倒在译者的头顶，结果是原本可能有的一些建设性探讨被迫搁置，取而代之的意气用事的指责。无疑，这种态度是需要我们警惕对待的。
　　我们知道，翻译是人类建构巴别塔的实践，其失败的宿命和可能的光荣是最真实的处境。因为翻译的不对等和不可抵达的，译者宿命地被推到了被告的尴尬位置上。诗歌翻译的最大困难在于它是一个无法量化的存在，它的诸要素及其边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正如诗歌的定义、本质等的歧见叠出，翻译工作也是穿越语词和声音的迷雾，踩着满地泥泞缓慢地向前挪动的。如果说诗歌写作是一种命名，翻译则是对这一命名的求证，通过语言的转换去发现潜藏在表层语言背后的那一个共同的语言，在纷歧的小路中间寻找通衢大道，证明诗歌命名的优势，努力找出它的合理性。因此，翻译虽说有其与生俱来不能克服的依赖性和开放性，但它仍然有其相对的自足性和独立性。
　　诗歌的不可译性，其根源是来自对源文本的无限崇拜，对作家原创性的想当然猜测和肯定。可是，当代思想家对“互文性”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写作一再声称的原创性颇为可疑，在文化的壓迫下，我们的写作实际也是一种翻译，是作者对感受到的情与事（物）的诠释、破译和整理，是文学对文学历史的记忆，某种置身于回忆中的复述和重写。如果说写作是对那个最确切的词的寻找，那么，翻译既是这一行为的自然延续，又是对它的质疑和颠覆。因为，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氛围里，这个“最”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识。“信”既是对“忠实”的追求，又是对自由表达的肯定。因此，翻译是一种解放，对原文的囚禁状态予以解除，使之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同时，它又可能是一种新的囚禁，在另一个空间里闭合自身，在确立中走向死亡。
　　在本雅明看来，译者的任务就是赋予原文以新的生命，让它的生命延续下去，并且更好地生存，更充分地生存。至于原文，则在翻译的过程中消亡，通过放弃赢得新的生命，以实现真正的成长和成熟。语言本身不是僵死的存在，它是流动不居的，类似于时间的延续，并在延续中呈现种种未来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它绝不是完成的封闭体，而是一直置身于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因而，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原文本身并非纯粹的独立存在，它需要翻译来完成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