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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商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商人群体，他们不仅仅在鉴定方面有特别的专长，而且大都通晓某一门类的专业知识，也有些商人原本就是世家子弟，所以亦通儒学和诗文。当他们在与士大夫和缙绅阶层交往或交易时有着一些共同的语言，亦商亦儒的双重身份并不会使人感到突兀或做作。
由于他们在徽州有极深的人脉渊源和乡情关系，在其他地方又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徽州古董商人确实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当我们在阅读明末清初的许多书画著录书籍、文人士大夫的笔记日记或书画家和收藏家的鉴藏题跋时，常常会看见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有许多活跃在江南一带或北方地区的古董商人们的身影。他们跋山涉水，走南闯北，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胆识以及错综的人脉网络，经营着当时一般商人较难涉足的行业——古董行业。这个行业其实在明代初期的江南地区已经有人从事了。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曾经说过：“在明朝前期，只流传于极少数的精英人物中间的具有文化意韵的物品，如古董、字画，被大量地带到了道德真空地带的金钱世界。”但真正形成一定的市场效应和购售网络则是出现在晚明时期，即16世纪中晚期的嘉靖与万历年间，而尤以江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
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成为规模或者形成市场，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它必要具备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因素，艺术品(古董)市场更是如此。晚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的《好事家》一则中，提供了当时收藏界和古董市场的一些史料：其中有无锡安国、华夏，南京姚汝循、胡汝嘉、分宜严嵩父子、藩王朱成公兄弟、江陵张居正、苏州韩世能、嘉兴项元汴、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松江董其昌等许多收藏家，可见晚明年间，士人和权贵阶层鉴古藏古，已经蔚然成风。虽然他们都被沈氏称归入“好事家”的行列，有失公允。但他却揭露了当时古董行业的种种“劣迹”：“市贾又交构其间，至以考功法中董外迁，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古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从沈德符略带尖刻挖苦的文字里，我们知道了当时艺术品收藏其实是“吴人滥觞，徽人蹈之”的基本格局。虽然沈氏对徽商不无偏见，但他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艺术品市场以赝卖真、价格混乱的无序状况。他矛头直指徽州的古董商人，并对这些商人表示厌恶之情。而当时在江南地区从事古董行业者确实多来自徽州(古称新安)地区。
今安徽南部、长江以南地区古为徽州，又称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县为徽州，元设徽州路。朱元璋在至正十七年占领此地改名兴安府，后又更名徽州府，领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府治在歙县。《明史·地理志》记载：徽州在万历六年，户一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三，人口五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当时徽州六县中的许多名门望族，十之七八皆是宋朝时因避战乱而从中原等地迁居来的“世家大族”。其中八大家族姓氏为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这些士族迁居徽州之后，既失去了政治特权，又丧失了经济来源，再加之徽州地区地少人多，生存的空间日益严峻。明代《安徽地志》云：“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徽州赋税过重，使得农民不堪承受而纷纷外出经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在多种因素的逼迫下，他们唯有凭借自己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始了一种官商兼行、贾儒迭用的人生理念。甚至有了“士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认识。有的地方甚至“一邑士人之业贾者常达十之七八”，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土商相混”或“迭相为用”的“望族世俗化”。徽州商人开始逐步迁居或外出到国内许多的城市去经商，虽然在当时曾有“钻天洞地皆徽人”的谚语，但仍以江南吴越地区为首选，荆楚等地次之。在明代中期徽商以经营盐业、粮食、木材、海上商贸等为主，并以敢于冒险、机巧精明、互相联手和垄断结盟等方式，在各地商场之中异军突起并迅速积累财富。
徽州商人在各地经营获得财富之后，除了绝大多数继续投资经商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回归故里。除了兴建住宅、祠堂、私塾和道路桥梁之外，他们还从各地购买了许多古董、字画回去。藏古鉴古，蔚然成风，且以家中有无古玩字画而分雅俗。我们今天可以从当时的书画著录、书画题跋和文人诗文集中可知，许多中国书画史上的赫赫名迹均曾为徽州人士所收藏过。如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维《江干雪意图》、阎立本《步辇图》、颜真卿《祭侄稿》、米芾《多景楼诗》、范宽《溪山行旅图》等等，另外“元四家”、“明四家”的书画名作更是数不胜数。正如德国一位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雷德侯曾经说过的：“中国绘画收藏品质的高低完全靠投下的金钱数目多少而定的。这些资金，不论是公家还是私人的，永远或多或少地配合了每一个朝代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图1)
徽州富商、世家在鉴赏和收藏艺术品的同时，也在同道之间相互转让或交换藏品；还有因为某些特殊情况急需资金而变卖藏品。有了一定的市场需求，也由此产生了一批书画商、古董商或“居间人”(又称“牙人”)，他们凭借着过人的眼力以买卖古董书画而牟利。由于他们在徽州有极深的人脉渊源和乡情关系，在其他地方又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徽州古董商人确实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随着清初艺术品市场逐渐向北方转移，他们又成为了北方和京城地区收藏家或权贵们的艺术品购藏的代理人。古董商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商人群体，他们不仅仅在鉴定方面有特别的专长，而且大都通晓某一门类的专业知识，也有些商人原本就是世家子弟，所以亦通儒学和诗文。当他们在与士大夫和缙绅阶层交往或交易时有着一些共同的语言，亦商亦儒的双重身份并不会使人感到突兀或做作。
在明末清初的一二百年间，究竟有多少人在从事古董生意?恐怕是不会有确切的或大致的数字可以统计的。有些古董商人的名字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一是他们其中有些人自己就有著录书籍传世，像徽州人吴其贞的《书画记》(图2)、苏州人吴升的《大观录》(图3)。另外一些古董商人的名字能够流传下来，是一批收藏家、鉴藏家和文人士大夫的著录书籍或诗文集、书画题跋等原因。但绝大多数古董商人的名字早已被历史所遗忘了。我现从许多当时或后人撰写的史料、著录以及今人的研究专著中，选择几位明末清初的古董商人，简略地介绍一下他们的生平事迹。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有一个生态，就是对历史上某些特殊群体的存在的关注，使之能够在繁花似锦的园地里看到曾经有过的一片绿意。
吴其贞，字公一，号寄谷。室名梅景 书屋、怡春堂。徽州休宁(或歙县)人，著名古董商。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问。其经常往来苏州、杭州、徽州、扬州和北京等地，经商之余留心鉴赏，并著有《书画记》六卷。书中所记书画详略依作品轻重而定。内容包括作品质地、品相、特色、款识、题跋、印鉴以及他人或自己的鉴定意见，还记录见阅某人、某时和某地。此外书中还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鉴定家、古董商和装裱师的情况，对研究当时的鉴藏历史极具参考价值。
吴其贞书画鉴定颇为精准，他在《书画记》卷四中记载购藏陆机名迹《平复帖》(图4，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时，众皆日伪物，但他独具慧眼，坚持定为真迹：“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莫不晒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方为余吐气也。”古制一千文钱为一缗。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卷_-El：“钱一缗，值银一两。…‘弃物”竟值白银三百两，所以吴其贞应该有理由为自己的“好眼力”而感到“吐气”的。此帖后归梁清标收藏，梁氏亡故之后，又归安岐收藏，最后归清宫内府秘藏。是中国书法史上现存最早的名人墨迹，堪称稀世国宝。
吴其贞当时主要为徽州望族，两淮盐商、京城权贵提供书画作品，进而从中获利。他在《书画记》卷五中记载了用“捷径”的方法造就出一个“收藏大家”的“奇迹”：“扬州通判王公讳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正直，士庶无不推重。近闲住无事，见时俗皆尚古玩，亦欲留心于此，然尚未讲究也。忽一日对余言：‘我欲大收古玩，非尔不能为我争先。肯则望将近日所得诸物及畴昔宅中者先让于我，以后所见他处者仍浼图之，其值一一如命，尊意若何?’余日：‘唯唯。’于是未几一周，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公之作用，可谓捷径矣!”今藏浙江省博物馆的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前段残卷《剩山图》(图5)，拖尾纸上就有王廷宾于康熙己酉的跋语，较详细地记述了他从吴其贞手中购藏《剩山图》之始末。亦可证吴氏《书画记》所言并非无据之谈。
吴其贞还是清初第一大收藏家梁清标购藏书画的代理人，他与苏州古董商人吴升、王际之(王济之)、梁家书画装裱师张黄美、顾勤等人共同为梁清标在江南、扬州等地收购书画，并深得梁氏信任。其中张黄美，石城人。在扬州设有装裱铺，原是王廷宾专用装裱师，也为王氏购买书画。据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记载：“善于裱褙，幼为通判王公装潢，书画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见爱，便为佳士。”张黄美不仅精于装裱，而且也会画山水。他居京城时与一些书画家多有交往，书画家们遂向梁清标推荐。在当时有一批书画装裱师也同时兼营书画买卖，张氏不过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而E o
张黄美同时兼任梁清标和王廷宾两家的书画买卖业务，南北双向交流。在北时多为梁氏，在南时多为王氏，或者将王氏藏品转卖给梁氏。但是王廷宾的经济实力、鉴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等各方面均无法与梁氏相比，后来张黄美将所遇见的许多名迹都专归梁清标收藏。其中著名的有：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仙姑吴彩鸾《小楷唐韵》、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米芾《临兰亭卷》、黄庭坚《残缺诗字卷》、李唐《长夏江寺图》、赵孟烦《鹊华秋色图》、方从义《云山图》、王蒙《太白山图》、钱选《仙居图》等等。梁氏在其《蕉林诗集》中有多首为张黄美所写的诗篇，其中《兴城道中喜广陵张黄美二首》云：“三日风涛阻，春寒拨尽灰。客随疏雨到，樽为故人开。夜话思千绪，乡书首屡回。感君存古道，冒险诉江来。…‘数上滕王阁，迎来剑水边。虚声惊羽檄，远道念风烟。袂接人情外，颜开图画前。何期归客棹，翻似米家船。”赞赏或感谢之情，溢满诗篇。又据吴其贞《书画记》中记载，另外还有苏州的王子慎与顾子东、顾千一父子在经营书画装裱的同时也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
吴升，字子敏，吴郡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万历至康熙年间。以古董为业，尤精书画鉴定。有书画著录《大观录》二十卷传世，此书堪称明末清初书画著录书籍中的名著。《大观录》在乾隆时期曾遭禁毁，可能与书中有几则著录“春宫画”的文字有关。吴升的生平史料极少，有人怀疑他的祖辈可能亦是从徽州一带移居而来。王时敏第八子王损在《大观录序》中云：“我郡吴子敏自少好古，鼎彝法物皆善鉴识，尤以前贤书画甄别不爽。曾从余先奉常公及退谷、倦圃诸先辈游处。”从中可知，他与名画家王时敏、大鉴赏家孙承泽和曹溶等人多有交往。清初著名收藏家宋荦也在《大观录序》中曾云：“子敏雅有嗜古癖，得古人真迹断墨残楮，追其神，补其迹，因游艺苑间，遂推海内第一。游迹所至辄倾动其公卿，若孙退谷、梁真定诸前辈更相引重，共数晨夕者有年矣。”梁真定即梁清标，真定是其籍贯。宋荦说吴升的书画鉴赏水平“海内第一”，绝非过情之论。因为宋氏也是当时著名的大鉴赏家，一般的古董商人要想得到他的推崇和肯定绝非易事。
《大观录》著录书画的体例与吴其贞《书画记》基本相同，包括作品尺寸、材料质地、题跋文字、鉴藏印记、作者简介、藏家和自己的鉴定意见等，极为详尽地抄录了书画上所有的文字。有些狂草书迹之字极难辨认，而吴升均能一一释读，令人佩服。而且著录的书画数量远远超过了《书画记》。《大观录》中所著录的书画作品有许多名迹至今仍然存世，就使我们对吴升的鉴定水平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也使我们深感他的鉴定水平的确名不虚传，完全可称“海内第一”。所以他能够得到南北诸多收藏大家们的敬重，也是在情理之中。
《大观录》卷二十中著录有一幅《仇实父莲溪渔隐图》(图6，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有名画家王翠的一段题跋：“乙9口春，余适毗陵取道吴门。子敏兄携示仇君此图，甫展玩，竦然有异，亟叹日：‘吾师也!吾师也!’因询子敏从何入手?云顷在武塘以八金购得。余欲倍其值纳诸橐，子敏弗应。余将学米颠据船无聊，子敏始告余：‘是图携归吴中，诸鉴赏家竞嗤赝鼎，今得先生评定不特吐予疑也。”’虽此图后来未归王翠收藏，但王晕毅然为之题跋，推为真迹，“聊助张目”。此图后归梁清标收藏。对那些能够熟练地辨别艺术品的真伪并对某一门类的艺术品有着精深知识的人士，我们称之为鉴定家。而鉴定作品的真伪是一个古董商人必须具备的技能，它靠的是长期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来。吴升可堪称是当时同道中的佼佼者，所以他能够得到当时诸多南北大收藏家们的倚重，也因此能够见阅或经手过无数中国书画史上的赫赫名迹。
另外，还有一类古董商人虽然鉴定水平极高，但在收藏界和同行之中的口碑极差，堪称是“不法商人”。有一个叫王越石(名廷瑁，又有人称之为黄越石)的徽州古董商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此人在当时许多的书画著录书籍中都有过记载，如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其贞《书画记》、吴升《大观录》、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和《六砚斋笔记》、汪珂玉《珊瑚网》、姜绍书《韵石斋笔记》以及还有王时敏的题跋等，绝大多数是贬胜于褒， 其中可能有道听途说之嫌。吴其贞说他：“一门数代皆货古董，目力超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而张丑则说他：“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可谓爱十艮交织。当代许多艺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如肖燕翼、王运天、赵国英、万木春和张长虹等人都曾对此人有过评述。
清初著名鉴赏家姜绍书《韵石斋笔记》卷上《定窑鼎记》一则，对王越石的劣行有过详细的揭露，为后人广泛引用，在此不妨简述一下：淮安富商杜九如以千金加二百佣金购得白定窑鼎赝品一件，杜氏去世后，此鼎传给其子。但此人实属纨绔子弟，青楼豪客，以至家道败落。王越石乘机借八百金“缠头费”给他，料他归还不出。后来就不要杜氏还债，只要家藏的定窑鼎，此定窑鼎赝品就归王越石。后来王氏拿此鼎以万金售价寻求买主，但人多不信他的“职业道德”，所以无人问津。后来就将此赝鼎质押于人，十年间“旋质旋赎，纷如举棋”。还仿造了多件，其中一件被泰兴收藏家季因是以五百金购藏，季氏后知是赝品，即请官府中的弟子缉捕王越石。王“抱头鼠窜，挽人讲解，另以伪物偿季”，钱自然是退回给季氏，故也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
《定窑鼎记》中还有一则故事：王越石的同乡黄黄石，是一名书画收藏者可能也从事古董买卖，在万历年间曾以资捐为中书舍人，而且与王氏还是姑表兄弟。黄将一幅倪云林山水托王越石转售，估价一百二十金，并在画上的隐秘处加了暗记。不料王得画之后，即请高手临摹一幅，不久以摹本还黄。黄氏发觉就请官府中人出面想取回原作。但王氏“抟颡发誓”，拒不承认，因此双方发生)中突并扭打起来。黄被撞成重伤，再加之不久之前官场被逐，郁郁不乐，遭此羞辱之后，竞“越夕奄逝”。王越石宵遁逃去，后潜踪于杭州，继续他那声名狼藉的古董营生。清人许宗彦有《题韵石斋笔记》诗云：“鉴赏本雅事，末流乃取闹。巧偷与豪夺，利必锱铢较。此编纪鼎事，朗若然犀照。一生无长物，方知孝伯妙。”
王越石售伪制伪似乎无人不骗，就连是鼎鼎大名的江南收藏世家王世贞、王世懋的后人也照样“骗你没商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幅清初名画家王鉴名作《梦境图》，上有王鉴长跋，详细记其叔祖王士騄被王越石所骗之事(图7)：“曾见其《南村草堂图》(注：元人王蒙为陶南村作)为得意之笔，真迹向藏新安吴氏。后王越石持一赝作售于闲种叔祖(注：即王士騄)，得值甚厚。余正其非，遂欲退还。而越石狡甚，返谓余欲此画。故此论祖叔信之，复珍重如天球拱璧。乏其眼力而好古，未有不受人欺者。虽赏鉴小事，其中亦难言也。”王越石不仅售伪作而“得值甚厚”，还从中挑拨王鉴与王士騄两人的关系，并且使王鉴受“欲此画”的不白之冤。故王鉴精心绘制一幅师法王蒙笔墨的杰作《梦境图》，并题长跋纪此事始末，以示自己不仅能鉴别王蒙作品，更深谙王蒙笔墨精髓，清者自清，亦发泄对王越石此人的不满之情。但是，我们也读到过李日华、董其昌等人对他颇有好感的文字。难道此人是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古董商人?姜绍书和王鉴两人所记是否有道听途说或无端猜测之嫌?
在明末清初的古董行业中。像王越石之类的“不法商人”毕竟属于少数。因为
古董行业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它的消费群体或客户群体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在当时能够买得起标价动则百金千金艺术品的收藏家，全国也就是
区区的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不是有才有识，就是有权有势，而且还形成了一定的“圈子”，信息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岂能容古董
商人随意欺诈，除非是自绝财路，火中取栗。所以绝大多数的古董商人都以声誉和人品为重，他们凭借自己超人的鉴识能力，以“检漏”而获取利润，就如吴升以八金购得人皆以为是伪作的仇英精品《莲溪渔隐图》那样。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长期稳定的客户和委托人，在一些大的古董商人之间也互通有无，交换信息，形成了一种松散型的购销渠道。另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明末清初的许多书画著录著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中所记录的内容十之六七是有这些古董商人所提供的，他们在无意之中也扮演了文化传媒者的角色。
现在有许多中外艺术史或文化史的学者专家，开始注意研究明末清初历史上的古董商人和“居间人”(即中介人)这一特殊的商人群体了。将他们从尘封的史料中挖掘出来，再将他们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作深入的研究，对当时的书画流通体系、交易方式、运输途径和中介佣金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以此了解这些古董商人在艺术品的传承和流通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特殊作用?从而使得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有了多视角和全方位的形态，也使得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逐渐地变得丰富多彩和引人入胜起来。
由于他们在徽州有极深的人脉渊源和乡情关系，在其他地方又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徽州古董商人确实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当我们在阅读明末清初的许多书画著录书籍、文人士大夫的笔记日记或书画家和收藏家的鉴藏题跋时，常常会看见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有许多活跃在江南一带或北方地区的古董商人们的身影。他们跋山涉水，走南闯北，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胆识以及错综的人脉网络，经营着当时一般商人较难涉足的行业——古董行业。这个行业其实在明代初期的江南地区已经有人从事了。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曾经说过：“在明朝前期，只流传于极少数的精英人物中间的具有文化意韵的物品，如古董、字画，被大量地带到了道德真空地带的金钱世界。”但真正形成一定的市场效应和购售网络则是出现在晚明时期，即16世纪中晚期的嘉靖与万历年间，而尤以江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
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成为规模或者形成市场，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它必要具备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因素，艺术品(古董)市场更是如此。晚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的《好事家》一则中，提供了当时收藏界和古董市场的一些史料：其中有无锡安国、华夏，南京姚汝循、胡汝嘉、分宜严嵩父子、藩王朱成公兄弟、江陵张居正、苏州韩世能、嘉兴项元汴、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松江董其昌等许多收藏家，可见晚明年间，士人和权贵阶层鉴古藏古，已经蔚然成风。虽然他们都被沈氏称归入“好事家”的行列，有失公允。但他却揭露了当时古董行业的种种“劣迹”：“市贾又交构其间，至以考功法中董外迁，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古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从沈德符略带尖刻挖苦的文字里，我们知道了当时艺术品收藏其实是“吴人滥觞，徽人蹈之”的基本格局。虽然沈氏对徽商不无偏见，但他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艺术品市场以赝卖真、价格混乱的无序状况。他矛头直指徽州的古董商人，并对这些商人表示厌恶之情。而当时在江南地区从事古董行业者确实多来自徽州(古称新安)地区。
今安徽南部、长江以南地区古为徽州，又称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县为徽州，元设徽州路。朱元璋在至正十七年占领此地改名兴安府，后又更名徽州府，领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府治在歙县。《明史·地理志》记载：徽州在万历六年，户一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三，人口五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当时徽州六县中的许多名门望族，十之七八皆是宋朝时因避战乱而从中原等地迁居来的“世家大族”。其中八大家族姓氏为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这些士族迁居徽州之后，既失去了政治特权，又丧失了经济来源，再加之徽州地区地少人多，生存的空间日益严峻。明代《安徽地志》云：“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徽州赋税过重，使得农民不堪承受而纷纷外出经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在多种因素的逼迫下，他们唯有凭借自己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始了一种官商兼行、贾儒迭用的人生理念。甚至有了“士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认识。有的地方甚至“一邑士人之业贾者常达十之七八”，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土商相混”或“迭相为用”的“望族世俗化”。徽州商人开始逐步迁居或外出到国内许多的城市去经商，虽然在当时曾有“钻天洞地皆徽人”的谚语，但仍以江南吴越地区为首选，荆楚等地次之。在明代中期徽商以经营盐业、粮食、木材、海上商贸等为主，并以敢于冒险、机巧精明、互相联手和垄断结盟等方式，在各地商场之中异军突起并迅速积累财富。
徽州商人在各地经营获得财富之后，除了绝大多数继续投资经商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回归故里。除了兴建住宅、祠堂、私塾和道路桥梁之外，他们还从各地购买了许多古董、字画回去。藏古鉴古，蔚然成风，且以家中有无古玩字画而分雅俗。我们今天可以从当时的书画著录、书画题跋和文人诗文集中可知，许多中国书画史上的赫赫名迹均曾为徽州人士所收藏过。如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维《江干雪意图》、阎立本《步辇图》、颜真卿《祭侄稿》、米芾《多景楼诗》、范宽《溪山行旅图》等等，另外“元四家”、“明四家”的书画名作更是数不胜数。正如德国一位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雷德侯曾经说过的：“中国绘画收藏品质的高低完全靠投下的金钱数目多少而定的。这些资金，不论是公家还是私人的，永远或多或少地配合了每一个朝代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图1)
徽州富商、世家在鉴赏和收藏艺术品的同时，也在同道之间相互转让或交换藏品；还有因为某些特殊情况急需资金而变卖藏品。有了一定的市场需求，也由此产生了一批书画商、古董商或“居间人”(又称“牙人”)，他们凭借着过人的眼力以买卖古董书画而牟利。由于他们在徽州有极深的人脉渊源和乡情关系，在其他地方又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徽州古董商人确实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随着清初艺术品市场逐渐向北方转移，他们又成为了北方和京城地区收藏家或权贵们的艺术品购藏的代理人。古董商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商人群体，他们不仅仅在鉴定方面有特别的专长，而且大都通晓某一门类的专业知识，也有些商人原本就是世家子弟，所以亦通儒学和诗文。当他们在与士大夫和缙绅阶层交往或交易时有着一些共同的语言，亦商亦儒的双重身份并不会使人感到突兀或做作。
在明末清初的一二百年间，究竟有多少人在从事古董生意?恐怕是不会有确切的或大致的数字可以统计的。有些古董商人的名字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一是他们其中有些人自己就有著录书籍传世，像徽州人吴其贞的《书画记》(图2)、苏州人吴升的《大观录》(图3)。另外一些古董商人的名字能够流传下来，是一批收藏家、鉴藏家和文人士大夫的著录书籍或诗文集、书画题跋等原因。但绝大多数古董商人的名字早已被历史所遗忘了。我现从许多当时或后人撰写的史料、著录以及今人的研究专著中，选择几位明末清初的古董商人，简略地介绍一下他们的生平事迹。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有一个生态，就是对历史上某些特殊群体的存在的关注，使之能够在繁花似锦的园地里看到曾经有过的一片绿意。
吴其贞，字公一，号寄谷。室名梅景 书屋、怡春堂。徽州休宁(或歙县)人，著名古董商。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问。其经常往来苏州、杭州、徽州、扬州和北京等地，经商之余留心鉴赏，并著有《书画记》六卷。书中所记书画详略依作品轻重而定。内容包括作品质地、品相、特色、款识、题跋、印鉴以及他人或自己的鉴定意见，还记录见阅某人、某时和某地。此外书中还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鉴定家、古董商和装裱师的情况，对研究当时的鉴藏历史极具参考价值。
吴其贞书画鉴定颇为精准，他在《书画记》卷四中记载购藏陆机名迹《平复帖》(图4，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时，众皆日伪物，但他独具慧眼，坚持定为真迹：“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莫不晒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方为余吐气也。”古制一千文钱为一缗。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卷_-El：“钱一缗，值银一两。…‘弃物”竟值白银三百两，所以吴其贞应该有理由为自己的“好眼力”而感到“吐气”的。此帖后归梁清标收藏，梁氏亡故之后，又归安岐收藏，最后归清宫内府秘藏。是中国书法史上现存最早的名人墨迹，堪称稀世国宝。
吴其贞当时主要为徽州望族，两淮盐商、京城权贵提供书画作品，进而从中获利。他在《书画记》卷五中记载了用“捷径”的方法造就出一个“收藏大家”的“奇迹”：“扬州通判王公讳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正直，士庶无不推重。近闲住无事，见时俗皆尚古玩，亦欲留心于此，然尚未讲究也。忽一日对余言：‘我欲大收古玩，非尔不能为我争先。肯则望将近日所得诸物及畴昔宅中者先让于我，以后所见他处者仍浼图之，其值一一如命，尊意若何?’余日：‘唯唯。’于是未几一周，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公之作用，可谓捷径矣!”今藏浙江省博物馆的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前段残卷《剩山图》(图5)，拖尾纸上就有王廷宾于康熙己酉的跋语，较详细地记述了他从吴其贞手中购藏《剩山图》之始末。亦可证吴氏《书画记》所言并非无据之谈。
吴其贞还是清初第一大收藏家梁清标购藏书画的代理人，他与苏州古董商人吴升、王际之(王济之)、梁家书画装裱师张黄美、顾勤等人共同为梁清标在江南、扬州等地收购书画，并深得梁氏信任。其中张黄美，石城人。在扬州设有装裱铺，原是王廷宾专用装裱师，也为王氏购买书画。据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记载：“善于裱褙，幼为通判王公装潢，书画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见爱，便为佳士。”张黄美不仅精于装裱，而且也会画山水。他居京城时与一些书画家多有交往，书画家们遂向梁清标推荐。在当时有一批书画装裱师也同时兼营书画买卖，张氏不过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而E o
张黄美同时兼任梁清标和王廷宾两家的书画买卖业务，南北双向交流。在北时多为梁氏，在南时多为王氏，或者将王氏藏品转卖给梁氏。但是王廷宾的经济实力、鉴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等各方面均无法与梁氏相比，后来张黄美将所遇见的许多名迹都专归梁清标收藏。其中著名的有：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仙姑吴彩鸾《小楷唐韵》、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米芾《临兰亭卷》、黄庭坚《残缺诗字卷》、李唐《长夏江寺图》、赵孟烦《鹊华秋色图》、方从义《云山图》、王蒙《太白山图》、钱选《仙居图》等等。梁氏在其《蕉林诗集》中有多首为张黄美所写的诗篇，其中《兴城道中喜广陵张黄美二首》云：“三日风涛阻，春寒拨尽灰。客随疏雨到，樽为故人开。夜话思千绪，乡书首屡回。感君存古道，冒险诉江来。…‘数上滕王阁，迎来剑水边。虚声惊羽檄，远道念风烟。袂接人情外，颜开图画前。何期归客棹，翻似米家船。”赞赏或感谢之情，溢满诗篇。又据吴其贞《书画记》中记载，另外还有苏州的王子慎与顾子东、顾千一父子在经营书画装裱的同时也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
吴升，字子敏，吴郡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万历至康熙年间。以古董为业，尤精书画鉴定。有书画著录《大观录》二十卷传世，此书堪称明末清初书画著录书籍中的名著。《大观录》在乾隆时期曾遭禁毁，可能与书中有几则著录“春宫画”的文字有关。吴升的生平史料极少，有人怀疑他的祖辈可能亦是从徽州一带移居而来。王时敏第八子王损在《大观录序》中云：“我郡吴子敏自少好古，鼎彝法物皆善鉴识，尤以前贤书画甄别不爽。曾从余先奉常公及退谷、倦圃诸先辈游处。”从中可知，他与名画家王时敏、大鉴赏家孙承泽和曹溶等人多有交往。清初著名收藏家宋荦也在《大观录序》中曾云：“子敏雅有嗜古癖，得古人真迹断墨残楮，追其神，补其迹，因游艺苑间，遂推海内第一。游迹所至辄倾动其公卿，若孙退谷、梁真定诸前辈更相引重，共数晨夕者有年矣。”梁真定即梁清标，真定是其籍贯。宋荦说吴升的书画鉴赏水平“海内第一”，绝非过情之论。因为宋氏也是当时著名的大鉴赏家，一般的古董商人要想得到他的推崇和肯定绝非易事。
《大观录》著录书画的体例与吴其贞《书画记》基本相同，包括作品尺寸、材料质地、题跋文字、鉴藏印记、作者简介、藏家和自己的鉴定意见等，极为详尽地抄录了书画上所有的文字。有些狂草书迹之字极难辨认，而吴升均能一一释读，令人佩服。而且著录的书画数量远远超过了《书画记》。《大观录》中所著录的书画作品有许多名迹至今仍然存世，就使我们对吴升的鉴定水平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也使我们深感他的鉴定水平的确名不虚传，完全可称“海内第一”。所以他能够得到南北诸多收藏大家们的敬重，也是在情理之中。
《大观录》卷二十中著录有一幅《仇实父莲溪渔隐图》(图6，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有名画家王翠的一段题跋：“乙9口春，余适毗陵取道吴门。子敏兄携示仇君此图，甫展玩，竦然有异，亟叹日：‘吾师也!吾师也!’因询子敏从何入手?云顷在武塘以八金购得。余欲倍其值纳诸橐，子敏弗应。余将学米颠据船无聊，子敏始告余：‘是图携归吴中，诸鉴赏家竞嗤赝鼎，今得先生评定不特吐予疑也。”’虽此图后来未归王翠收藏，但王晕毅然为之题跋，推为真迹，“聊助张目”。此图后归梁清标收藏。对那些能够熟练地辨别艺术品的真伪并对某一门类的艺术品有着精深知识的人士，我们称之为鉴定家。而鉴定作品的真伪是一个古董商人必须具备的技能，它靠的是长期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来。吴升可堪称是当时同道中的佼佼者，所以他能够得到当时诸多南北大收藏家们的倚重，也因此能够见阅或经手过无数中国书画史上的赫赫名迹。
另外，还有一类古董商人虽然鉴定水平极高，但在收藏界和同行之中的口碑极差，堪称是“不法商人”。有一个叫王越石(名廷瑁，又有人称之为黄越石)的徽州古董商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此人在当时许多的书画著录书籍中都有过记载，如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其贞《书画记》、吴升《大观录》、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和《六砚斋笔记》、汪珂玉《珊瑚网》、姜绍书《韵石斋笔记》以及还有王时敏的题跋等，绝大多数是贬胜于褒， 其中可能有道听途说之嫌。吴其贞说他：“一门数代皆货古董，目力超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而张丑则说他：“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可谓爱十艮交织。当代许多艺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如肖燕翼、王运天、赵国英、万木春和张长虹等人都曾对此人有过评述。
清初著名鉴赏家姜绍书《韵石斋笔记》卷上《定窑鼎记》一则，对王越石的劣行有过详细的揭露，为后人广泛引用，在此不妨简述一下：淮安富商杜九如以千金加二百佣金购得白定窑鼎赝品一件，杜氏去世后，此鼎传给其子。但此人实属纨绔子弟，青楼豪客，以至家道败落。王越石乘机借八百金“缠头费”给他，料他归还不出。后来就不要杜氏还债，只要家藏的定窑鼎，此定窑鼎赝品就归王越石。后来王氏拿此鼎以万金售价寻求买主，但人多不信他的“职业道德”，所以无人问津。后来就将此赝鼎质押于人，十年间“旋质旋赎，纷如举棋”。还仿造了多件，其中一件被泰兴收藏家季因是以五百金购藏，季氏后知是赝品，即请官府中的弟子缉捕王越石。王“抱头鼠窜，挽人讲解，另以伪物偿季”，钱自然是退回给季氏，故也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
《定窑鼎记》中还有一则故事：王越石的同乡黄黄石，是一名书画收藏者可能也从事古董买卖，在万历年间曾以资捐为中书舍人，而且与王氏还是姑表兄弟。黄将一幅倪云林山水托王越石转售，估价一百二十金，并在画上的隐秘处加了暗记。不料王得画之后，即请高手临摹一幅，不久以摹本还黄。黄氏发觉就请官府中人出面想取回原作。但王氏“抟颡发誓”，拒不承认，因此双方发生)中突并扭打起来。黄被撞成重伤，再加之不久之前官场被逐，郁郁不乐，遭此羞辱之后，竞“越夕奄逝”。王越石宵遁逃去，后潜踪于杭州，继续他那声名狼藉的古董营生。清人许宗彦有《题韵石斋笔记》诗云：“鉴赏本雅事，末流乃取闹。巧偷与豪夺，利必锱铢较。此编纪鼎事，朗若然犀照。一生无长物，方知孝伯妙。”
王越石售伪制伪似乎无人不骗，就连是鼎鼎大名的江南收藏世家王世贞、王世懋的后人也照样“骗你没商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幅清初名画家王鉴名作《梦境图》，上有王鉴长跋，详细记其叔祖王士騄被王越石所骗之事(图7)：“曾见其《南村草堂图》(注：元人王蒙为陶南村作)为得意之笔，真迹向藏新安吴氏。后王越石持一赝作售于闲种叔祖(注：即王士騄)，得值甚厚。余正其非，遂欲退还。而越石狡甚，返谓余欲此画。故此论祖叔信之，复珍重如天球拱璧。乏其眼力而好古，未有不受人欺者。虽赏鉴小事，其中亦难言也。”王越石不仅售伪作而“得值甚厚”，还从中挑拨王鉴与王士騄两人的关系，并且使王鉴受“欲此画”的不白之冤。故王鉴精心绘制一幅师法王蒙笔墨的杰作《梦境图》，并题长跋纪此事始末，以示自己不仅能鉴别王蒙作品，更深谙王蒙笔墨精髓，清者自清，亦发泄对王越石此人的不满之情。但是，我们也读到过李日华、董其昌等人对他颇有好感的文字。难道此人是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古董商人?姜绍书和王鉴两人所记是否有道听途说或无端猜测之嫌?
在明末清初的古董行业中。像王越石之类的“不法商人”毕竟属于少数。因为
古董行业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它的消费群体或客户群体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在当时能够买得起标价动则百金千金艺术品的收藏家，全国也就是
区区的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不是有才有识，就是有权有势，而且还形成了一定的“圈子”，信息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岂能容古董
商人随意欺诈，除非是自绝财路，火中取栗。所以绝大多数的古董商人都以声誉和人品为重，他们凭借自己超人的鉴识能力，以“检漏”而获取利润，就如吴升以八金购得人皆以为是伪作的仇英精品《莲溪渔隐图》那样。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长期稳定的客户和委托人，在一些大的古董商人之间也互通有无，交换信息，形成了一种松散型的购销渠道。另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明末清初的许多书画著录著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中所记录的内容十之六七是有这些古董商人所提供的，他们在无意之中也扮演了文化传媒者的角色。
现在有许多中外艺术史或文化史的学者专家，开始注意研究明末清初历史上的古董商人和“居间人”(即中介人)这一特殊的商人群体了。将他们从尘封的史料中挖掘出来，再将他们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作深入的研究，对当时的书画流通体系、交易方式、运输途径和中介佣金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以此了解这些古董商人在艺术品的传承和流通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特殊作用?从而使得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有了多视角和全方位的形态，也使得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逐渐地变得丰富多彩和引人入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