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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德国女作家和诗人，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学院赞扬她“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写了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1953年8月17日，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子，尼茨基多夫村。1987年移居德国。她以写作德裔罗马尼亚人在苏俄时的遭遇著称，主要作品有《低地》《沉重的探戈》《护照》《心兽》《单腿旅行》等。
短篇小说集《低地》是她的一部作品，于1982年以审查本的形式问世。第一个完整版于两年后在柏林出版。1987年，她和母亲离开罗马尼亚，定居于柏林。接下来出版了其他作品，主要有：《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和《呼吸秋千》（2009）①——以英文出版，作品名字分别为《青李之地》（The Land of Green Plums，1996）、《约会》（The Appointment，2001）和《饥饿天使》（The Hunger Angel，2012）。 ②
访问者菲利普·贝姆（Philip Boehm，1958—），美国剧作家、话剧导演和翻译家，精通英语、德语和波兰语，曾翻译过德国作家赫尔塔·米勒、弗兰茨·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他翻译过《狐狸是永远的猎人》《饥饿天使》《约会》（合译）等米勒的作品。这次访谈是米勒赴美参加《饥饿天使》这部书的推广活动期间，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这几次作品朗读的间隙用德语进行的。（译者）
菲利普·贝姆：您的家庭在尼茨基多夫村是个农民家庭吗？
米勒：我祖父当时是很富有的。他有很多土地，还开了个杂货铺。他是个粮商，每个月都到维也纳出差。
菲利普·贝姆：他的粮食生意主要是小麦吗？
米勒：主要是小麦和玉米。我长大的那座房子房顶上有个很大的拉粮食的升降机，有四层楼那么高。可是后来1945年之后，一切东西都给弄走了，我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此后，只有那架升降机戳在那儿，空荡荡的。
菲利普·贝姆：在家里每个人都讲德语吗？
米勒：在德意志人住的村子里人们讲德语，在匈牙利人住的村子里他们讲匈牙利语，在塞尔维亚人住的村子里他们讲塞尔维亚语。人们是不混在一起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节日、自己的服装。甚至在德意志族人之间，一个村子和另一个村子的口音都不一样。
菲利普·贝姆：你们家的人是不是标准德语和方言都讲呢？
米勒：我祖父由于要做生意，标准德语和方言都讲。但我祖母只讲方言。他们也会讲完美的匈牙利语。他们小的时候，那个村子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个地区，匈牙利人就迫使人们同化。所以，我祖父母上的是一所匈牙利语学校。这样一来，他们不管死记硬背地学什么东西——比如说代数——他们只能用匈牙利语学。可是，到了社会主义者掌权的时候，我祖父母都已经六十岁了，所以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学过罗马尼亚语。
菲利普·贝姆：您上学的情况如何？
米勒：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日子非常难过，因为方言和他们正在教的标准德语很不一样。我们从来都搞不准我们的一些方言词语在不应该溜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偷偷地溜了进来。不过与此同时，它们的发音听起来毫无二致。比方说，“面包”这个词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个单词——布罗特。可是在我听来却是不对劲儿的。它在标准德语里面发音肯定应该是不一样的，于是我就说成类似于“布拉特”，仅仅是因为我以为那样听起来更像是标准德语应该发音的样子。于是结果就是这种一直都有的不安全感。我从来都不完全相信任何一种语言真正是我自己的。我的印象是，它们都属于别的人，它是我暂时借来一用的东西。而且这种感觉在每一个转折点都得到了强化，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让你忘了，你是个少数民族。在每一份调查问卷中，我都得写下：我属于德意志少数民族。尽管从官面儿上说，我们不叫少数民族，而是叫做“共同居住的民族”——就好像是我们被恩准和其他人一起居住似的。就好像我们在那里居住的权利不知怎么地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这是十分荒谬的，考虑到这些人在这同一个地方生活了三百年了。
菲利普·贝姆：您父母对您要求很严格吗？
米勒：他们要求是很严格，不过那都是正常的。作为一个孩子，我必须一直干活，在家里边儿，在外面的田地里，什么活儿都得帮着干。我必须把那群母牛赶到山谷里去，赶到河边儿，整整一天都是孤零零地和那几头母牛在一起。
菲利普·贝姆：有几头牛啊？
米勒：通常是五六头。
菲利普·贝姆：您那样子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唱歌不唱歌？
米勒：都是我们在幼儿园里学的那些小歌儿，像《一个人站在森林里》。不过我也自己跟自己说很多话，跟植物说很多话。我相信，我跟什么东西都能说话。
菲利普·贝姆：您和上帝说话吗？
米勒：我那时候本来是不敢的。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不想更多地跟他打交道。他看到的已经足够多了，我想。我只是看那几头牛，就把两只手都占着了。我必须确保它们不跑到田地里去，因为那些田地都是国家的。有时候如果牛没有草吃，它们就会发疯，开始到处乱跑。罗马尼亚的牛可不都是像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子。大多数牛都很瘦，但齐奥塞斯库有这么一群喂肥了的牛，他们会提前把牛运到乡间的某个村子。然后电视台的人就会来，拍摄齐奥塞斯库的照片，背景是那些肥牛在吃草。但是我必须非常小心，我所照看的那几头牛不跑进田地里去，否则，我的父母就不得不交一笔他们交不起的罚款。然后到了傍晚，我就领着那几头母牛回到村子里去。
菲利普·贝姆：您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论坛上讲见证文学，您曾寫到等火车通过的情节。
短篇小说集《低地》是她的一部作品，于1982年以审查本的形式问世。第一个完整版于两年后在柏林出版。1987年，她和母亲离开罗马尼亚，定居于柏林。接下来出版了其他作品，主要有：《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和《呼吸秋千》（2009）①——以英文出版，作品名字分别为《青李之地》（The Land of Green Plums，1996）、《约会》（The Appointment，2001）和《饥饿天使》（The Hunger Angel，2012）。 ②
访问者菲利普·贝姆（Philip Boehm，1958—），美国剧作家、话剧导演和翻译家，精通英语、德语和波兰语，曾翻译过德国作家赫尔塔·米勒、弗兰茨·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他翻译过《狐狸是永远的猎人》《饥饿天使》《约会》（合译）等米勒的作品。这次访谈是米勒赴美参加《饥饿天使》这部书的推广活动期间，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这几次作品朗读的间隙用德语进行的。（译者）
菲利普·贝姆：您的家庭在尼茨基多夫村是个农民家庭吗？
米勒：我祖父当时是很富有的。他有很多土地，还开了个杂货铺。他是个粮商，每个月都到维也纳出差。
菲利普·贝姆：他的粮食生意主要是小麦吗？
米勒：主要是小麦和玉米。我长大的那座房子房顶上有个很大的拉粮食的升降机，有四层楼那么高。可是后来1945年之后，一切东西都给弄走了，我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此后，只有那架升降机戳在那儿，空荡荡的。
菲利普·贝姆：在家里每个人都讲德语吗？
米勒：在德意志人住的村子里人们讲德语，在匈牙利人住的村子里他们讲匈牙利语，在塞尔维亚人住的村子里他们讲塞尔维亚语。人们是不混在一起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节日、自己的服装。甚至在德意志族人之间，一个村子和另一个村子的口音都不一样。
菲利普·贝姆：你们家的人是不是标准德语和方言都讲呢？
米勒：我祖父由于要做生意，标准德语和方言都讲。但我祖母只讲方言。他们也会讲完美的匈牙利语。他们小的时候，那个村子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个地区，匈牙利人就迫使人们同化。所以，我祖父母上的是一所匈牙利语学校。这样一来，他们不管死记硬背地学什么东西——比如说代数——他们只能用匈牙利语学。可是，到了社会主义者掌权的时候，我祖父母都已经六十岁了，所以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学过罗马尼亚语。
菲利普·贝姆：您上学的情况如何？
米勒：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日子非常难过，因为方言和他们正在教的标准德语很不一样。我们从来都搞不准我们的一些方言词语在不应该溜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偷偷地溜了进来。不过与此同时，它们的发音听起来毫无二致。比方说，“面包”这个词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个单词——布罗特。可是在我听来却是不对劲儿的。它在标准德语里面发音肯定应该是不一样的，于是我就说成类似于“布拉特”，仅仅是因为我以为那样听起来更像是标准德语应该发音的样子。于是结果就是这种一直都有的不安全感。我从来都不完全相信任何一种语言真正是我自己的。我的印象是，它们都属于别的人，它是我暂时借来一用的东西。而且这种感觉在每一个转折点都得到了强化，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让你忘了，你是个少数民族。在每一份调查问卷中，我都得写下：我属于德意志少数民族。尽管从官面儿上说，我们不叫少数民族，而是叫做“共同居住的民族”——就好像是我们被恩准和其他人一起居住似的。就好像我们在那里居住的权利不知怎么地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这是十分荒谬的，考虑到这些人在这同一个地方生活了三百年了。
菲利普·贝姆：您父母对您要求很严格吗？
米勒：他们要求是很严格，不过那都是正常的。作为一个孩子，我必须一直干活，在家里边儿，在外面的田地里，什么活儿都得帮着干。我必须把那群母牛赶到山谷里去，赶到河边儿，整整一天都是孤零零地和那几头母牛在一起。
菲利普·贝姆：有几头牛啊？
米勒：通常是五六头。
菲利普·贝姆：您那样子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唱歌不唱歌？
米勒：都是我们在幼儿园里学的那些小歌儿，像《一个人站在森林里》。不过我也自己跟自己说很多话，跟植物说很多话。我相信，我跟什么东西都能说话。
菲利普·贝姆：您和上帝说话吗？
米勒：我那时候本来是不敢的。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不想更多地跟他打交道。他看到的已经足够多了，我想。我只是看那几头牛，就把两只手都占着了。我必须确保它们不跑到田地里去，因为那些田地都是国家的。有时候如果牛没有草吃，它们就会发疯，开始到处乱跑。罗马尼亚的牛可不都是像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子。大多数牛都很瘦，但齐奥塞斯库有这么一群喂肥了的牛，他们会提前把牛运到乡间的某个村子。然后电视台的人就会来，拍摄齐奥塞斯库的照片，背景是那些肥牛在吃草。但是我必须非常小心，我所照看的那几头牛不跑进田地里去，否则，我的父母就不得不交一笔他们交不起的罚款。然后到了傍晚，我就领着那几头母牛回到村子里去。
菲利普·贝姆：您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论坛上讲见证文学，您曾寫到等火车通过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