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代很难在它还没有结束时就认识到自己本身。文艺复兴在事后才成为文艺复兴;此前的黑暗时代和其他各种时代亦然。原因很简单：一些有利的或不利的发展态势到底是独立事件还是代表了长期趋势的开端，这很难判断。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世界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柏林墙倒塌、结束40年历史的冷战已经过去了25年，随之而来的美国主宰、许多国家日益繁荣、大量相对开放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涌现，以及普遍的和平（包括主要大国之间广泛的合作）。如今，这一时代也已经结束，开启了一个秩序与之不同的新纪元。
　　中东正处于现代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的初期，政治和宗教忠诚注定要助长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长期的、有时是野蛮的冲突。从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行为看，俄罗斯在挑战基于不能用武力吞并领土的法律原则的最稳定的欧洲秩序。
　　而亚洲大体保持着和平。但这是一个危险的和平，拜大量未解决领土主张、民族主义崛起以及缺少足够强大、能阻止或缓和冲突的双边或地区外交安排所赐，亚洲和平局面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减轻气候变化、促进贸易、设置数字时代新规则、阻止或遏制传染病暴发的全球措施存在不足。
　　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些原因反映了世界的根本变化，包括实力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动方（从恐怖组织和民间武装到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扩散。即使在最佳环境下，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药物、武器、恐怖分子和病原体流动也绝非易事;缺少关于要做什么的共识，以及即使存在共识也缺少行动的意愿使之难上加难。
　　全球日益失序的其他原因与美国有关。2003年伊拉克战争恶化了逊尼派-什叶派冲突，也移除了伊朗野心的一个关键障碍。更近一些，美国要求叙利亚政权下台，但又没有拿出多少行动，即使在政府部队无视美国警告一再使用化学武器后也是如此。结果是出现了地区真空，而填补这一真空的正是伊斯兰国。在亚洲，美国炮制了新的高调介入（所谓的战略“支点”）政策，但并没有多少行动落实。
　　这些和其他情况的后果是对美国的信誉和可靠性的广泛质疑。于是，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其他行动方开始独立行动。
　　全球动荡日益严重，还有地方性因素。中东过于偏隘，也不尊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或边界内部的宗教角色。与此同时，中东及其周边国家几乎没有采取措施阻止极端主义的崛起，也没有与之斗争。
　　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似乎铁心要重塑失落的帝国。欧洲日益缺乏扮演全球重要角色的方法和思维。太多亚洲政府容忍甚至鼓励民族主义，而不是去巩固支持度以实施与邻国的困难但必须的妥协。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站在新黑暗时代的开端。互相依赖起到了刹车作用，保证政府不会做出伤害自身的动作。世界经济已从六年前的低谷有所复苏。欧洲大体稳定，拉丁美洲和越来越多的非洲地区也是如此。
　　也有可能新失序趋势得到遏制。国际谈判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伊朗与核武器能力保持充分距离，以使其邻国不再感到需要打击伊朗或自己也拥有核武器。可以采取措施从军事上削弱伊斯兰国，减少流向它的人流和资金流，并加强它的一些潜在目标。制裁和低油价可能让俄罗斯接受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妥协。亚洲政府仍可能选择能够巩固和平的地区安排。
　　但能取得什么成就或许要受各国国内政治、缺乏国际共识以及美国影响力下降（但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取而代之，也没有多少国家愿意支持巩固秩序）的限制。结果是与后冷战时代相比，世界和平将受到影响，繁荣将受到影响，处理挑战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
　　（作者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