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们的嘴当他们的眼睛，把世界还给他们。”
　　
　　在北京东城区的胡同深处，住着这样一对夫妻，他们放弃了高薪的职位，却开了一家专门为盲人提供服务的电影院，为盲人“讲”电影。
　　这家电影院的成立并不简单。2003年，郑晓洁和丈夫王伟力决定做一些比打工更有意义的事。两人一商量，毅然放弃了铁饭碗，投身公益事业，这个朴素的愿望却招来很多不解，甚至嘲笑。“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疯了，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包括朋友和亲人。那时候，朋友们都不敢接我的电话，怕我向他们借钱。连母亲也不理解我，骂我是败家子。”回忆当时场景，郑晓洁一声叹息。
　　但内心的强大动力让郑晓洁对此付之一笑，这个动力来自她认识的一个残障女孩。当时，郑晓洁参加北京大学的自学考试，班上有个女孩患了双腿小儿麻痹症，每次上楼，她都要用双手支撑着爬上楼。自学考试非常难，每当想要放弃时，这个女孩的顽强就鼓舞着她。“从那时起，我潜意识里就有一种想为残障者做些事的冲动。”
　　一天，一位盲人朋友到家里来借宿，正巧王伟力在看电影《终结者》的ＤＶＤ。他察觉出盲人朋友对电影里发出的声音很感兴趣，于是问：“你知道这部美国大片吗？”朋友摇摇头。“那我给你讲讲吧。”王伟力来了兴致，就开始手舞足蹈地说起来。但因为是英文原版的，又要说台词，又要解释画面，一通忙下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盲人朋友却十分激动，抱着他一直转圈，说这是他30年来最开心的一天。王伟力当时听了这话觉得有点悲伤，因为盲人永远不能成为电影观众。但同时他又很激动，因为他可以讲电影给盲人朋友听。之后，夫妇俩认真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是几乎每一个盲人朋友都渴望“看”电影。
　　2005年5月的一天，国内第一家盲人电影院—— “心目影院”悄悄开张了。每个周末，几十位盲人朋友都会如约来到夫妻俩住的小院里“看”电影。当时夫妻俩都没有讲电影的经验，每次放一部电影前，王伟力都要先看四五遍，然后精心准备串讲词，王晓洁就闭上眼睛，把自己当成盲人，检验他的讲解是否能让自己听懂。这样一来，盲人不仅能“看”懂电影，还能享受电影，看后大家还要对电影评头论足一番。
　　很快，“心目影院”的名声就传了出去。没多久，郑晓洁的小院就快坐不下了，最多时来了上百人，有些盲人甚至坐了三小时的公交车赶来“看”电影。两人意识到自己做对了这件事，更严格地加强自己“讲”电影的训练。
　　随着口碑的树立，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名演员、导演和主持人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来讲电影。第一个来的是崔永元，当时盲人提了好多问题，还有的责怪小崔没有讲清楚，不如王伟力讲得好。之后来的是王小丫，用王伟力的话说就是“风格依旧开心辞典”。比如说，讲到火车站有人在拉琴，小丫就会问：“你们猜，是谁在拉琴？”王伟力评价说：“小丫对讲电影的认识还不到位，我们给盲人的视觉环境是直接告诉他们，而不是要他们猜。要跟他们讲声音所伴随的是什么人，什么状态，在什么环境里，之后电影人物的感情才能随之而发。其实，盲人缺的不是想象，讲电影不是给他想象的空间，而是要给他认识的空间。”即使是“央视名嘴”，在王伟力的严格标准下还是不达标。
　　讲电影王伟力有一套标准。现场有两个音箱，一个是讲述者的声音，另一个环绕立体声是电影的声音。即使两个声音重叠，也能听得见、听得清。当然，这需要一些技术处理，但王伟力的这个理念在国际上也是超前的。
　　“心目影院”打开了盲人朋友的心窗，让他们自发地改变了很多。刚开张那会儿，即使是严冬三九天，门窗都得敞开着。不开不行，人多，很多人身上都有味儿。但渐渐地，来观影的盲人朋友衣服也干净了，也没什么味儿了。这些变化是由衷的，因为“心目影院”传递的是文明的信息，美的东西自然会带来美的结果。夫妻俩认为如果一群盲人孩子从小就给他们提供类似的视觉讲解服务，他们肯定和现在不一样。
　　王伟力又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志愿者在分发盒饭时，盲人因为肉丸子的数量发生了争执，有的人拿到的是三个小丸子，有的人拿到的是两个大丸子，其实分量都差不多，但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盲人的心理很敏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和健全人一样对事物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用我们的嘴当他们的眼睛，把世界还给他们。”
　　夫妻两人对能够办成这件事很有信心，同时强调，对志愿者而言，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电影的很多信息其实被我们健全人忽略，但讲电影就要求我们观察得更仔细。只有看清楚才能讲清楚，那个时候，心里感觉就像开了一扇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