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国康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限于他的外貌:丑。
　　他总是一身黑衣黑裤的装扮,长到脖子的头发油得发硬,乱蓬蓬的仿佛一周没有洗过。他个子不高,细眉小眼,每天都戴着一副小号墨镜,但又不像香港导演王家卫那样总是遮着眼。他总是把墨镜架在额头上,就像鲁迅的八字胡,坚持20多年不变。他胸前绑着几米长的黑绳,黑绳绑着黑色的手机,手机通常挂在胸前,有时手机掉在地上,他不捡,就像拉狗一样拉着手机走。
　　不过,一旦他摊开宣纸,提笔写字,或者刻刀在手,雕琢印章,立刻能引得一众美女如众星捧月般将他团团围住,全然顾不得他身上那股子墨臭味儿。这个从中国大陆最南端小村子里走出来的农民,如今的身份是“非著名”书法家、篆刻大师。
　　他刻章无须打草稿,用墨把印石涂黑,握起刻刀就刻,无论是怎样的生僻字,都不需要去翻查小篆的写法。刻刀是自制的,并不锋利,但琢磨印石,就像切豆腐般容易,他说靠的是腕力。谈笑间,不到10分钟,一枚印章就刻成了。别人惊诧这样的速度,他只淡淡地说,就是刻多了,手熟而已。
　　迄今为止,钟国康刻过的印章,只怕要以万来计数。即便是同一个字,他也要百般琢磨,刻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来。作家贾平凹曾得友人相赠一枚钟国康刻的印章,十分喜欢,到深圳来拜会钟国康,请他再刻几枚。钟国康创造性地把平字刻得很不平,那一竖还刻出了头,因为他觉得“贾平凹这个西部的宝贝后半生不能又平又凹”。平字的那一竖还插进凹字的凹里,这种平凹的关系,看起来像男女关系,但又不仅仅是男女关系那样简单。贾平凹很喜欢这方印,抱着钟国康亲了又亲。
　　看钟国康写字,更像是看戏。
　　他用的墨是自己调制的,里面有茶有酒,还混合了中草药和矿物质,据说是为了追求特殊的氤氲效果。调墨最初是因为穷,在墨里随手加些茶水来练字,省钱。但后来就成了一种追求,材料也是越来越高级,如今非正品茅台酒不用。
　　这种专用墨汁很臭。他用一支同样“做过手脚”的长锋毛笔写字。他写字大部分是涨墨,像泼水一样。一些字如风雨,用“吊”笔让墨滴下,笔根本不落到纸上,字很高蹈空灵。一些需要用力的笔画,他用像扫把一样的“沙”笔。总之,一幅书法作品,就是他的一场戏。
　　为了使书法达到与众不同的效果,他用涨墨写在宣纸上,让墨按自然流向涨一会,然后再用“护舒宝”卫生巾瞬间按止、吸干,笔画立即变成了金石味。有人把钟国康的这种写法誉名为“水落石出”。他自己则每次写完都带几分得意地自夸“这字不错,有骨有肉,有毛有皮”。这种说法虽有王婆之嫌,但他为一些建筑物题写的名字,确实像男子汉,能扛得住。即便有的字写得像挤在一起,也是像一个人紧缩成一团准备出击的状态,很有张力。
　　钟国康承认自己也当过狗腿子,是吴昌硕的文化走狗。20岁时,他喜欢吴昌硕的作品,对于吴昌硕的篆刻书法,一刀一笔地临摹,学得非常像。当然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形”像,而“神”还不具备。如果谁说他学得不像,他就会生气用墨汁泼人,骂人。渐渐地,有人把他的临摹鉴定成吴昌硕的“真迹”,他反而不高兴了,因为字里面没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邓小平南方视察后,正是深圳特区真正起飞之时,钟国康却选择隐居了。他住在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里,足不出户,闭门写字。一闭门就是12年,“出关”后,他不再说自己是吴昌硕的走狗了,反说要超过吴昌硕。
　　友人说,活在这个世界还是谦虚一些好,要夹着尾巴做人。他笑:我没有尾巴,怎样夹着?他的工作室里贴着书条告示来访者:茶自斟、酒自饮、烟自抽、废话少说。失陪失陪!一位领导来了,问钟国康:你是针对我吗?钟国康笑了笑,继续忙自己的事。领导生气走了。
　　到北京拜访书法界著名的评论者,人家对他的作品夸赞有加,出得门来,钟国康像打了氧气的鱼,游在北京的空气中,眼睛发亮。
　　有话就说,直来直去。钟国康如此个性,却也交了不少好友。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性情中人。把一个小墨镜举在额头,小小的动作数十年不变,也可以见证这个男人的某些坚持。朋友说,这种坚持最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