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35年，改革的任务好像更为沉重了？为什么体制改起来那么难？换个角度继续讨论，既然改革这么难，不改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不改，更大的麻烦在后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改革，很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金额巨大，更要害的是，那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不能不判定现行职权利用体制存在极其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会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就烧了几万吨存粮。仓储存粮数目过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应有某种联系。
　　还有吉林那场大火，经济发展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要保障工人权益。权利之间的平衡，不能仅靠各方自觉。可平时查这查那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没人检查、监督。此案说“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2012年以来的经济形势，总特征就是高位下行。“上山容易下山难”，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现在的形势，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问题。
　　第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对理想社会有更高的预期。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达不到理想境界，就不可能满意。
　　从年龄结构看，现在承担较高职位者还是对中国历史、改革前后有比较的这代人。但是，社会主体、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是什么，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更高一点，所以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就更不可容忍？一个社会真有希望，一定是一代比一代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
　　第三，很多制度性变量改得过慢，总不到位，正在激发法外行为、法外现象滋生。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行为不在法律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以民航客机落地时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为例，很多人的“有法不依”，有时实在是因为那个法定的东西不合理，改一改就不难做到有法必依。但是，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根本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不守法，才能过日子。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革的确难。但是，拖延改革，会更难。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