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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汪徐顺把他90岁的母亲扶到长凳上坐下，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布包。他拉开拉链，把布包里的一摞文件摊放在桌面上，最上面一本是粉红色的帮扶手册。手册的家庭成员一栏里印着三个名字：汪徐顺、他的母亲和他16岁的孙子。
2002年，汪徐顺的二儿子在宁波打工时意外摔死，其后儿媳改嫁，留下了三岁大的孙子。从那时起，汪徐顺就靠在村子里打零工来照顾孙子和母亲。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汪徐顺成为了村里的首批贫困户。今年年底，汪徐顺一家就要脱贫了。
距离2020年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时间节点还有1000多天，有许多贫困人口像汪徐顺这样，正走在脱贫的路上。为了了解精准扶贫工作的现状，《南风窗》记者来到国家级贫困县安徽太湖县，以贫困村牌楼村为样本，展开调查。
增收与减支
牌楼村地处大别山区以南的丘陵、平原交错地带，距离太湖县城有半小时的车程。村子里有1000多户，将近4500人。
一个初到牌楼村的外地人，很难相信这里是贫困村，因为村里随处可见两三层的小洋楼，且外观讲究，多有瓷砖和栏杆装饰。太湖农村对房子非常看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花二三十万盖一栋房子。哪怕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借钱也要先把房子盖了，等日后有钱了再慢慢还。
王明节家的房子就是借钱盖的。2013年，王明节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元，盖了一栋两层小楼。为了偿还借款，他独自到宁夏银川打工，不料在2015年遭遇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增加了近十万元的债务。
王明节一家四口，有两个儿子。出事时，大儿子王亚军在合肥一所学校读大三，小儿子刚上小学。因为没钱继续学业，王明节手术后又不能自理，王亚军辍学回家，与母亲一起照看父亲。今年年初，王明节身体好转，王亚军才离家前往宁波，打工补贴家用。
现在，王明节体内的钢板还未取出，但他已经可以摆脱双拐，下床走路。虽然一瘸一拐、步行速度很慢，他还是坚持在村里捡拾废品挣些钱。妻子在家照顾他和小儿子，不能外出打工，在成为贫困户以前，一家人的收入主要靠一年6800元的低保和800元的土地租金。
牌楼村像王明节这样被识别为贫困户的有271户，991人。经过两年多的扶贫工作，目前还剩下163户，488人没有脱贫。牌楼村党支部书记汪吉华告诉记者，贫困户脱贫的方式主要是增收和减支两方面。
全村有116个贫困户享受了光伏扶贫政策，他们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依靠太阳能发电赚取电费收益。以户为单位的光伏设备总价2.4万元，其中省、市、县解决1.6万元，贫困户自己承担2000元，剩余的6000元由贫困户以无息贷款的方式支付。
一个安装了光伏设备的贫困户每年可获取3000元左右的电费收入。也就是说，一年就能收回2000元的成本，三年内可以还清贷款，之后实现每年3000元的纯收入。光伏发电项目以自愿申请的方式优先照顾没有劳动能力和稳定收入来源的贫困户，王明节家就是其中之一。
在光伏发电之外，牌楼村还采用“公司 合作社 贫困户 村集体”的运营模式，创办了一座香菇养殖基地。村两委的12位干部每人出资5万元入股，村集体、社会能人和贫困户也以资金、土地等方式入股分红。基地由村集体经营，个人分红之外的收入归村集体所有，用于村内基础设施、道路等的建设。
新仓镇分管扶贫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金龙辉说，鉴于上世纪80年代搞集体乡村企业的失败经验，這次产业扶贫要求村干部必须以现金入股，这给了他们把企业经营好的压力和动力，企业活下去，能赚钱，贫困户的收益才有保障。
依照扶贫政策，贫困户可以免利息享受最高5万元的扶贫小额贷款，今年有70多个贫困户拿这笔钱入股了香菇基地。
据了解，由于企业处在初创摸索阶段，头几年不能保证盈利，为了保证贫困户的收入，贫困户分红暂时不与基地的经营状况挂钩，而是以每年固定3000元的形式发放。免息贷款最多可使用三年，贫困户便能有9000元的收入。
在入股分红之外，香菇基地还以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招收村内的剩余劳动力。2016年，基地雇佣了9个贫困人口，今年增加到了11个。在香菇基地的一份工人工资表上记者看到，工人每个月的上工时间非常灵活，少则一天，多则22天，平均下来，一个工人的月收入在600元左右。
在产业扶贫给贫困户增加收入之余，社会兜底扶贫还在为村民减少支出。教育方面，贫困户子女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杂费已经完全免除，他们还能拿到每年1000到2000元不等的国家助学金。住房改造方面，贫困户可以享受危房改造和异地搬迁的政策扶持，其中危房重建的补助金额是每户两万元，异地搬迁是每人两万元。
医疗方面的扶贫力度最大，安徽省2017年推出了“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的健康扶贫政策，贫困人口在县、市、省三级医疗机构看病，门诊、住院自付费用上限分别为3000、5000和10000元，超过部分由政府全额报销。如果贫困人口是恶性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在上述政策外，剩余医药费用由补充医保再报销80%。
村民的误解
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使不少贫困户摆脱了贫困，但在采访中，《南风窗》记者却发现，包括贫困户在内的不少村民对村里的扶贫工作心有怨言，甚至有村民向记者抱怨，扶贫实际上是“扶富”，因为很多贫困户并不贫困。
汪吉华坦言，牌楼村近三百户贫困户中，的确存在一些不那么贫困的家庭，他们能评上贫困户，村干部也很无奈。
2014年，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工作开展，那时候贫困户的识别标准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或者家里住房、看病、子女上学有困难。牌楼村虽然是贫困村，但村内大量人口外出打工赚钱，符合贫困标准的家庭并不多。
上级分派给牌楼村的贫困名额远超实际贫困人数，为了让村里更多的村民享受福利，村委便把报名申请的家庭全部上报了。因此在最初上报的贫困名单中，存在很多实际上并不贫困的人口。
2002年，汪徐顺的二儿子在宁波打工时意外摔死，其后儿媳改嫁，留下了三岁大的孙子。从那时起，汪徐顺就靠在村子里打零工来照顾孙子和母亲。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汪徐顺成为了村里的首批贫困户。今年年底，汪徐顺一家就要脱贫了。
距离2020年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时间节点还有1000多天，有许多贫困人口像汪徐顺这样，正走在脱贫的路上。为了了解精准扶贫工作的现状，《南风窗》记者来到国家级贫困县安徽太湖县，以贫困村牌楼村为样本，展开调查。
增收与减支
牌楼村地处大别山区以南的丘陵、平原交错地带，距离太湖县城有半小时的车程。村子里有1000多户，将近4500人。
一个初到牌楼村的外地人，很难相信这里是贫困村，因为村里随处可见两三层的小洋楼，且外观讲究，多有瓷砖和栏杆装饰。太湖农村对房子非常看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花二三十万盖一栋房子。哪怕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借钱也要先把房子盖了，等日后有钱了再慢慢还。
王明节家的房子就是借钱盖的。2013年，王明节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元，盖了一栋两层小楼。为了偿还借款，他独自到宁夏银川打工，不料在2015年遭遇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增加了近十万元的债务。
王明节一家四口，有两个儿子。出事时，大儿子王亚军在合肥一所学校读大三，小儿子刚上小学。因为没钱继续学业，王明节手术后又不能自理，王亚军辍学回家，与母亲一起照看父亲。今年年初，王明节身体好转，王亚军才离家前往宁波，打工补贴家用。
现在，王明节体内的钢板还未取出，但他已经可以摆脱双拐，下床走路。虽然一瘸一拐、步行速度很慢，他还是坚持在村里捡拾废品挣些钱。妻子在家照顾他和小儿子，不能外出打工，在成为贫困户以前，一家人的收入主要靠一年6800元的低保和800元的土地租金。
牌楼村像王明节这样被识别为贫困户的有271户，991人。经过两年多的扶贫工作，目前还剩下163户，488人没有脱贫。牌楼村党支部书记汪吉华告诉记者，贫困户脱贫的方式主要是增收和减支两方面。
全村有116个贫困户享受了光伏扶贫政策，他们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依靠太阳能发电赚取电费收益。以户为单位的光伏设备总价2.4万元，其中省、市、县解决1.6万元，贫困户自己承担2000元，剩余的6000元由贫困户以无息贷款的方式支付。
一个安装了光伏设备的贫困户每年可获取3000元左右的电费收入。也就是说，一年就能收回2000元的成本，三年内可以还清贷款，之后实现每年3000元的纯收入。光伏发电项目以自愿申请的方式优先照顾没有劳动能力和稳定收入来源的贫困户，王明节家就是其中之一。
在光伏发电之外，牌楼村还采用“公司 合作社 贫困户 村集体”的运营模式，创办了一座香菇养殖基地。村两委的12位干部每人出资5万元入股，村集体、社会能人和贫困户也以资金、土地等方式入股分红。基地由村集体经营，个人分红之外的收入归村集体所有，用于村内基础设施、道路等的建设。
新仓镇分管扶贫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金龙辉说，鉴于上世纪80年代搞集体乡村企业的失败经验，這次产业扶贫要求村干部必须以现金入股，这给了他们把企业经营好的压力和动力，企业活下去，能赚钱，贫困户的收益才有保障。
依照扶贫政策，贫困户可以免利息享受最高5万元的扶贫小额贷款，今年有70多个贫困户拿这笔钱入股了香菇基地。
据了解，由于企业处在初创摸索阶段，头几年不能保证盈利，为了保证贫困户的收入，贫困户分红暂时不与基地的经营状况挂钩，而是以每年固定3000元的形式发放。免息贷款最多可使用三年，贫困户便能有9000元的收入。
在入股分红之外，香菇基地还以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招收村内的剩余劳动力。2016年，基地雇佣了9个贫困人口，今年增加到了11个。在香菇基地的一份工人工资表上记者看到，工人每个月的上工时间非常灵活，少则一天，多则22天，平均下来，一个工人的月收入在600元左右。
在产业扶贫给贫困户增加收入之余，社会兜底扶贫还在为村民减少支出。教育方面，贫困户子女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杂费已经完全免除，他们还能拿到每年1000到2000元不等的国家助学金。住房改造方面，贫困户可以享受危房改造和异地搬迁的政策扶持，其中危房重建的补助金额是每户两万元，异地搬迁是每人两万元。
医疗方面的扶贫力度最大，安徽省2017年推出了“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的健康扶贫政策，贫困人口在县、市、省三级医疗机构看病，门诊、住院自付费用上限分别为3000、5000和10000元，超过部分由政府全额报销。如果贫困人口是恶性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在上述政策外，剩余医药费用由补充医保再报销80%。
村民的误解
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使不少贫困户摆脱了贫困，但在采访中，《南风窗》记者却发现，包括贫困户在内的不少村民对村里的扶贫工作心有怨言，甚至有村民向记者抱怨，扶贫实际上是“扶富”，因为很多贫困户并不贫困。
汪吉华坦言，牌楼村近三百户贫困户中，的确存在一些不那么贫困的家庭，他们能评上贫困户，村干部也很无奈。
2014年，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工作开展，那时候贫困户的识别标准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或者家里住房、看病、子女上学有困难。牌楼村虽然是贫困村，但村内大量人口外出打工赚钱，符合贫困标准的家庭并不多。
上级分派给牌楼村的贫困名额远超实际贫困人数，为了让村里更多的村民享受福利，村委便把报名申请的家庭全部上报了。因此在最初上报的贫困名单中，存在很多实际上并不贫困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