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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特殊历史渊源，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卓越才能，都让毛泽东对其抱有好感，再加上毛泽东晚年对身后事的担忧，都在无形中推动着毛泽东做出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策。而从最直接的角度看，正是江青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主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使他最终做出了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的同时，保留其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特殊历史渊源
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因遭受“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而“靠边站”。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在实际工作中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曾遭“左”倾领导者的打击，此之谓“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因此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之后被派到乐安县南城区当巡视员，后又被召回，最后被指定到离宁都几里的七里村监管劳动。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一次“落”。对于邓小平来说，正是这次不幸的遭遇为他与毛泽东之间建立亲和性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日后影响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的积极因素。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邓毛谢古”事件时，对邓小平说：“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毛泽东所说的“一面”，应当指的是1931年9月，当时朱德、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来到瑞金时见到了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其实，毛泽东和邓小平初次见面应该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如果说，在此之前邓小平还未引起毛泽东特别注意的话，那么，正是共同的挨整的遭遇，拉近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距离，让毛泽东开始注意到邓小平这个人。1933年5月，邓小平在第一“落”后不久，出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又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并具体负责主编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红星报》。1933年8月，邓小平约请毛泽东在《红星报》上发表了一篇以《吉安的占领》为题目的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文章。当时的毛泽东被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调到后方专任政府工作。这时邓小平却不避“忌讳”，约请毛泽东发表文章而且是军事斗争的文章，无疑会影响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观感。长征途中，邓小平先后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和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5月，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2月，邓小平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937年6月，又是毛泽东提议，邓小平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出任一二九师政委。应当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提拔同邓小平的才能密不可分，但是不能不说，共同的挨整经历让毛泽东更加关注邓小平。在1943年1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1933年的“邓毛谢古”事件时，毛泽东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时过境迁，随着毛泽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者，邓小平当年的不幸经历已成为拉近毛邓距离的重要积极因素。
毛泽东对当年挨整的经历感触极深，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十年内曾多次提及。1941年，在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据胡乔木回忆，这篇文章“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谈到当年被整后的处境时，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因此，毛泽东极其看重才能出众且与自己有着相同挨整经历的邓小平，而相同挨整经历的背后反映的是两人相同的求实作风。1956年9月，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只好轻描淡写地提起挨整往事。毛泽东说：“他在党内是经过斗争的。”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为早已被当作“走资派”第二号人物打倒的邓小平做辩护时提到：“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做了许多坏事，也做了许多好事，如苏共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他是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他是反对王明的。”1972年8月，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做批示，再次指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加以区别时，列举了三点内容。毛泽东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的共同遭遇，他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并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并提起中央蘇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对他和邓小平遭受的挫折记忆犹新。
毛泽东与邓小平早年的这一特殊的历史渊源，虽然不是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直接原因，但对保留其党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毛泽东对邓小平才能的了解和爱惜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对邓小平有了全面的了解，认为邓小平文武双全，人才难得。
一
邓小平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中脱颖而出，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1938年1月，邓小平正式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搭档。从此，邓小平逐渐成长为一位独当一面的军政大员。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6日，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同一天，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一二九师师部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合并，邓小平成为抗战后期华北敌后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之一。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前方的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等，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关于根据地建设中的十项问题。8月24日，邓小平答复了毛泽东询问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说：“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特别赞扬邓小平提倡的“照辩证法办事”。6月，邓小平未出席中共七大，但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结束后，刘邓大军接连取得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以及政协会议的召开。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11月，邓小平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前委书记，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1949年4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发起渡江战役。下半年，邓小平出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挥师大西南。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评价邓小平：“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那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在军事上，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满意的。
二
邓小平展露军事才能的同时，在政治上驾驭全局的能力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1947年10月以后，土改运动在新老解放区普遍开展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左”倾错误愈演愈烈。为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和2月6日致电身在大别山的邓小平，询问关于新区土改的问题。邓小平于1月15日和22日两次致电毛泽东，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并在2月8日再次致电毛泽东，对原来的意见做了补充。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补充意见后，批转各个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并加批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1948年3月8日，邓小平将关于新解放区全般策略与政策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做工作报告。3月1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寅齐电（指邓小平的报告）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同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并加写批语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毛泽东在吸取邓小平等人关于新区土改的经验后，于1948年5月25日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决定在新区缓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改行类似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1948年5月，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收到中央指示后，起草《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下发中原全区并上报中央。毛泽东收到电文后，在批语中说：“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指示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邓小平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之余，提出了许多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和策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9月3日，毛泽东同参观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后回到北京的梁漱溟谈话。梁漱溟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开始进入中央领导的行列。1956年9月，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为邓小平“拉选票”时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于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进入毛泽东构想的接班人梯队。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期间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表达了这种构想。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到想辞去国家主席，赫鲁晓夫问有没有接替人选。毛泽东在介绍完刘少奇后，又介绍邓小平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赏识源于对邓小平的才能的了解和爱惜。这种了解和爱惜以及二人之间存在的亲和性的关系成为毛泽东在“文革”中两次打倒邓小平却又为邓小平“网开一面”的重要背景。
三
“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先后被打倒。毛泽东虽然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并不想把他彻底打倒，“他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因而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对邓小平采取了鼓励和保护的态度。196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送审的检讨稿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1967年5月，毛泽东派人向邓小平转告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同月，应邓小平的请求，毛泽东同他有过一次谈话。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他还想保我，找我谈了话，也没有保住。”由此可見，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是非常温和的。从1967年9月至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或者文件中为邓小平“辩护”有19次之多。毛泽东在这些“辩护”中认为邓小平与刘少奇应区别对待，邓小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早在1967年9月19日和20日的谈话中，他还希望邓小平能当选中共九大的中央委员。最能反映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是1967年7月16日同王力的谈话，毛泽东说：“小平，文可以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是性子太急了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复出迎来转机。1972年8月，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邓小平复出开始提上日程。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复出后的邓小平寄予厚望。毛泽东曾经在公开场合对邓小平说“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1974年12月，毛泽东当着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面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邓小平被先后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重新把邓小平放在了接班人团队中。 虽然后来毛泽东不满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进而发动“批邓”，邓小平又逐渐“靠边站”了，直至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又被打倒，但毛泽东还是出人意料地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放宽历史的视界，不难发现，毛泽东对邓小平长期的全面的了解，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对邓小平才能的爱惜，对在打倒邓小平的同时又保留其党籍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对身后事的担忧
林彪事件后，接班人的问题显露出来。同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使得接班人问题变得更加急迫和复杂，并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使得他在打倒邓小平的同时，又保留了其党籍。
一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希望选择一个既年轻又能继承“文革”路线的人做自己的接班人。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早在1967年5月，毛泽东就说过：“本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选择了时任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1932年出生的王洪文，做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选择王洪文这样年轻的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做接班人，在毛泽东看来可以坚定地继承和坚持“文革”路线。
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参加中央工作。1973年5月，经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培养王洪文，1973年8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等为副主任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在随后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五个副主席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周恩来。十大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并和王洪文共同署名。在十大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除周恩来外，增加了王洪文。所以，王洪文为将来接班人的意味是顯而易见的。
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后，王洪文开始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参加联合国大会后回国的邓小平开始分管外交工作。就在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次出现问题，中央为毛泽东专门成立了医疗组。健康状况的恶化让毛泽东加剧了对后事的担忧。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曾经提到，“文革”前中央分一二线，是为了让第一线的同志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现在“去见马克思”则是摆在眼前的紧迫问题。周恩来等人不是重病在身，就是年老体弱，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此时自己“去见马克思”了，如果没有一个有威信的中央，特别是有威望的领导人，很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国家震动”，甚至是国家动乱的局面。早在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说明毛泽东就有这方面的担心。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1974年6月，他的身体状况再次恶化后，这种担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1974年9月16日，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时说：“你们这些老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小心谨慎。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也就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号召。
二
为了防止自己身后国家出现动乱的局面，毛泽东需要组建一个有威望的中央领导班子。此时毛泽东虽然把王洪文放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他清楚王洪文缺少治国理政的经验，尤其缺少带兵打仗的经历，资历欠缺，威望不高。在老资格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面前，压不住台。在中共十大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提议王洪文为副主席人选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表示了不同意见。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重视青年干部的指示精神以打通思想，但到会的许世友仍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以上这些迹象表明，王洪文等人尽管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但不孚众望。除此之外，王洪文搞经济、外交工作更是缺少经验。相比较而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文武双全，威望很高，这让毛泽东有了可以应对身后“领导危机”的人选。1973年12月，毛泽东接受叶剑英的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时说：“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1974年3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由谁来主持国务院工作。10月，身处“风庆轮”风波中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拟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总参谋长“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12月，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时，再次表露他的担忧和应对这种担忧的方案。他对周恩来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开二中全会补他为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三个职务”。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并在此前后多次提到邓小平会打仗，与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不无关系。从1973年底到1975年9月毛泽东多次提到世界不安宁，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但更担心的是自己身后的国内问题。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时，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毛泽东原本设想的人事布局是由王洪文和邓小平搭班。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出意外的话，在毛泽东身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以继续坚持“文革”路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负责接替病重的周恩来并主持国务院全面工作。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以防止将来“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尽管自1974年7月至12月底，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王洪文，让他不要参与搞“四人帮”，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边批东西，甚至在“风庆轮”事件后要求王洪文写书面检查。但此时毛泽东对王洪文尚未完全放弃，还特别要求他“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
三
毛泽东在选择以王洪文和邓小平为主要领导人搭班的同时，还做了一番综合平衡的布局。在王洪文主持的中共中央核心机构中增加邓小平任中央副主席；在政府机构中，毛泽东在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同时，提议张春桥任第二副总理；在1975年2月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机构中，除叶剑英、邓小平等老资格的军队领导任军委常委外，王洪文和张春桥也赫然在列；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总参谋长的同时，提议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1月17日，四届人大闭幕。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至此，毛泽东设想的人事布局得到落实。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在他“去见马克思”后，既能坚持“文革”路线，又有实际工作能力和威望的中央领导班子。所以，他希望这个班子能够保持团结，首先是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然后才能有全国局面乃至自己“去见马克思”后的国家安定团结。但是，他的愿望很快就被现实打破了。
2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很快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与此同时，政治局内部也开始传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同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学习无产阶级理论运动中借机提出了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影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南方之行，回到北京。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张春桥、江青等大反“经验主义”的問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开始觉察到反“经验主义”背后政治局内部的团结问题。为此，毛泽东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来实现路线上的一致，但是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并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强调要安定团结。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王、张、江、姚诸人被迫做了检讨。
四
此后，毛泽东逐渐放弃了让王洪文做接班人的打算，邓小平成为接班的第一人选。早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对王洪文说：“比你强。”1975年6月7日，在会见外宾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提到王洪文时说：“他威望不高。”针对“四人帮”，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6月下旬，原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被派往浙江“帮助”工作，以后再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7月1日，经叶剑英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此时的邓小平无疑是他的最佳的接班人。9月24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提到领导层的“凋谢”状况时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也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只有他（指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可以说，以邓小平这一“壮丁”的才能、资历足以消除毛泽东对身后国家形势的担忧。
毛泽东所希望的安定团结是建立在坚持“文革”路线的基础上的。当他认为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要否定“文革”时，再一次让邓小平“靠边站”了，并最终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希望“文革”路线能够在自己身后得以延续，但也并不是不要安定团结，他尤其担心自己身后的国家出现动荡的局面。所以，在打倒邓小平之后，毛泽东没有选择能坚持“文革”路线但不孚众望的王洪文等人，而是选择了华国锋。毛泽东在1976年4月和6月，对华国锋两次提到要注意国内问题。王洪文得知这一指示之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对此，毛泽东没有做任何的答复。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同时又保留其党籍，或许是毛泽东担心将来一旦“天下大乱”而寄希望于邓小平能力挽狂澜而做出的选择。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开始是支持的。但是到1975年的9、10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所做工作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
一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邓小平两次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泽东的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工作作风以及搞非法组织活动等问题。在这两封来信中间，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和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认为有一股反对“文革”的风。这两封信以及毛远新的汇报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0月19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谈话时认为，来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并说“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11月2日，毛泽东再次与毛远新谈话，毛远新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要求毛远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四人会议，“帮助”邓小平。 1976年11月2日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集四人会议，批评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以来，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进行了反驳。但是邓小平知道，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意图，所以他在反驳毛远新的同时，也表示愿意做自我批评。11月3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对四人会议的汇报。当他得知邓小平愿做自我批评后，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毛泽东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他感觉到，经过批评和帮助，邓小平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而回到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来。而当时毛泽东担心的正是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特别是邓小平的态度。
于是，毛泽东在11月3日的谈话中还提议将原来的四人会议扩大成八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八人会议11月4日、7日两次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此举用意深远。首先，邓小平当时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日常工作，由他来主持做这个决议顺理成章。其次，如果在邓小平主持下，按照毛泽东定下的基调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决议，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是认同的，或者说他不认同，但是在他主持下做出了决议，将来也不好翻案。这个意见被邓小平拒绝。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两次检讨不满意，邓小平已经不能正常工作。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再次检讨后致信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1日，毛泽东认为，关于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我意可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减少工作”，事实上就是解除邓小平接班人的角色，这是由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决定的。同时指定“华国锋牵头负责国务院的工作”，“小平专管外事”。但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要打倒邓小平的意思。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1日，他在审阅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请示报告后，还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批示：“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二
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以维护和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2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为更好地实现思想上的转弯，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县团级党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在全党展开。在《重要指示》中，虽然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但仍留有余地，指示中说：“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最终引发了天安门事件，迫使毛泽东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3月底4月初，北京市民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牌周围，举行悼念周恩来和抗议“四人帮”的活动，并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对“批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4月4日，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中央政治局认定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并将这些情况于5日凌晨报送毛泽东。4月5日，在天安门聚集的群众同民兵、警察、部队战士发生冲突。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认为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暴力冲突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做了报告。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处理天安门事件情况的汇报后，认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中午，毛泽东做出指示，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党内很多干部被打倒的同时并不立即牵涉党籍问题，往往是在被打倒以后，立案审查，并最终做出组织处理的时候，才会牵涉保留或者开除党籍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为何在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中赫然提出“保留党籍”的问题呢？
事实是，江青力主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主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是在1976年4月7日做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的。此前，4月6日下午，江青向毛泽东报告天安门事件的经过，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很明显，毛泽东并不赞同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建议，所以在第二天的决定中特别指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保留党籍”是一种强调，这种强调是对江青建议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一种回应，也展现出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心态，而这一心态的形成则源自40年来形成的对邓小平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一神来之笔，为后来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埋下了伏笔。1976年4月8日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说：“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而江青也看到了“保留党籍”决定的“危险性”，但毛泽东在世时她无可奈何，所以在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这一主张遭到中央政治局的拒绝。
多年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使得毛泽东当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策变得更富神秘色彩。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决策，就会清楚地看到，正是江青力主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主张从反方向直接催生了这一决策。而从大历史的眼光看，不难发现，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造就的两人的特殊历史渊源，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卓越才能，都让毛泽东对邓小平抱有极大的好感，再加上晚年对国家前途的担忧，都在无形中推动着毛泽东做出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特殊历史渊源
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因遭受“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而“靠边站”。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在实际工作中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曾遭“左”倾领导者的打击，此之谓“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因此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之后被派到乐安县南城区当巡视员，后又被召回，最后被指定到离宁都几里的七里村监管劳动。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一次“落”。对于邓小平来说，正是这次不幸的遭遇为他与毛泽东之间建立亲和性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日后影响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的积极因素。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邓毛谢古”事件时，对邓小平说：“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毛泽东所说的“一面”，应当指的是1931年9月，当时朱德、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来到瑞金时见到了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其实，毛泽东和邓小平初次见面应该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如果说，在此之前邓小平还未引起毛泽东特别注意的话，那么，正是共同的挨整的遭遇，拉近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距离，让毛泽东开始注意到邓小平这个人。1933年5月，邓小平在第一“落”后不久，出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又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并具体负责主编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红星报》。1933年8月，邓小平约请毛泽东在《红星报》上发表了一篇以《吉安的占领》为题目的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文章。当时的毛泽东被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调到后方专任政府工作。这时邓小平却不避“忌讳”，约请毛泽东发表文章而且是军事斗争的文章，无疑会影响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观感。长征途中，邓小平先后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和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5月，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2月，邓小平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937年6月，又是毛泽东提议，邓小平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出任一二九师政委。应当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提拔同邓小平的才能密不可分，但是不能不说，共同的挨整经历让毛泽东更加关注邓小平。在1943年1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1933年的“邓毛谢古”事件时，毛泽东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时过境迁，随着毛泽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者，邓小平当年的不幸经历已成为拉近毛邓距离的重要积极因素。
毛泽东对当年挨整的经历感触极深，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十年内曾多次提及。1941年，在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据胡乔木回忆，这篇文章“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谈到当年被整后的处境时，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因此，毛泽东极其看重才能出众且与自己有着相同挨整经历的邓小平，而相同挨整经历的背后反映的是两人相同的求实作风。1956年9月，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只好轻描淡写地提起挨整往事。毛泽东说：“他在党内是经过斗争的。”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为早已被当作“走资派”第二号人物打倒的邓小平做辩护时提到：“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做了许多坏事，也做了许多好事，如苏共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他是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他是反对王明的。”1972年8月，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做批示，再次指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加以区别时，列举了三点内容。毛泽东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的共同遭遇，他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并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并提起中央蘇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对他和邓小平遭受的挫折记忆犹新。
毛泽东与邓小平早年的这一特殊的历史渊源，虽然不是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直接原因，但对保留其党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毛泽东对邓小平才能的了解和爱惜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对邓小平有了全面的了解，认为邓小平文武双全，人才难得。
一
邓小平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中脱颖而出，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1938年1月，邓小平正式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搭档。从此，邓小平逐渐成长为一位独当一面的军政大员。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6日，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同一天，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一二九师师部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合并，邓小平成为抗战后期华北敌后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之一。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前方的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等，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关于根据地建设中的十项问题。8月24日，邓小平答复了毛泽东询问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说：“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特别赞扬邓小平提倡的“照辩证法办事”。6月，邓小平未出席中共七大，但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结束后，刘邓大军接连取得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以及政协会议的召开。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11月，邓小平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前委书记，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1949年4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发起渡江战役。下半年，邓小平出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挥师大西南。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评价邓小平：“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那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在军事上，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满意的。
二
邓小平展露军事才能的同时，在政治上驾驭全局的能力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1947年10月以后，土改运动在新老解放区普遍开展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左”倾错误愈演愈烈。为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和2月6日致电身在大别山的邓小平，询问关于新区土改的问题。邓小平于1月15日和22日两次致电毛泽东，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并在2月8日再次致电毛泽东，对原来的意见做了补充。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补充意见后，批转各个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并加批语说：“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1948年3月8日，邓小平将关于新解放区全般策略与政策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做工作报告。3月1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寅齐电（指邓小平的报告）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同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并加写批语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毛泽东在吸取邓小平等人关于新区土改的经验后，于1948年5月25日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决定在新区缓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改行类似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1948年5月，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收到中央指示后，起草《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下发中原全区并上报中央。毛泽东收到电文后，在批语中说：“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指示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邓小平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之余，提出了许多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和策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9月3日，毛泽东同参观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后回到北京的梁漱溟谈话。梁漱溟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开始进入中央领导的行列。1956年9月，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为邓小平“拉选票”时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于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进入毛泽东构想的接班人梯队。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期间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表达了这种构想。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到想辞去国家主席，赫鲁晓夫问有没有接替人选。毛泽东在介绍完刘少奇后，又介绍邓小平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赏识源于对邓小平的才能的了解和爱惜。这种了解和爱惜以及二人之间存在的亲和性的关系成为毛泽东在“文革”中两次打倒邓小平却又为邓小平“网开一面”的重要背景。
三
“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先后被打倒。毛泽东虽然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并不想把他彻底打倒，“他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因而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对邓小平采取了鼓励和保护的态度。196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送审的检讨稿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1967年5月，毛泽东派人向邓小平转告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同月，应邓小平的请求，毛泽东同他有过一次谈话。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他还想保我，找我谈了话，也没有保住。”由此可見，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是非常温和的。从1967年9月至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或者文件中为邓小平“辩护”有19次之多。毛泽东在这些“辩护”中认为邓小平与刘少奇应区别对待，邓小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早在1967年9月19日和20日的谈话中，他还希望邓小平能当选中共九大的中央委员。最能反映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是1967年7月16日同王力的谈话，毛泽东说：“小平，文可以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是性子太急了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复出迎来转机。1972年8月，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邓小平复出开始提上日程。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复出后的邓小平寄予厚望。毛泽东曾经在公开场合对邓小平说“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1974年12月，毛泽东当着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面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邓小平被先后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重新把邓小平放在了接班人团队中。 虽然后来毛泽东不满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进而发动“批邓”，邓小平又逐渐“靠边站”了，直至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又被打倒，但毛泽东还是出人意料地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放宽历史的视界，不难发现，毛泽东对邓小平长期的全面的了解，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对邓小平才能的爱惜，对在打倒邓小平的同时又保留其党籍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对身后事的担忧
林彪事件后，接班人的问题显露出来。同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使得接班人问题变得更加急迫和复杂，并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使得他在打倒邓小平的同时，又保留了其党籍。
一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希望选择一个既年轻又能继承“文革”路线的人做自己的接班人。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早在1967年5月，毛泽东就说过：“本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选择了时任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1932年出生的王洪文，做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选择王洪文这样年轻的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做接班人，在毛泽东看来可以坚定地继承和坚持“文革”路线。
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参加中央工作。1973年5月，经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培养王洪文，1973年8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等为副主任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在随后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五个副主席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周恩来。十大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并和王洪文共同署名。在十大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除周恩来外，增加了王洪文。所以，王洪文为将来接班人的意味是顯而易见的。
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后，王洪文开始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参加联合国大会后回国的邓小平开始分管外交工作。就在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次出现问题，中央为毛泽东专门成立了医疗组。健康状况的恶化让毛泽东加剧了对后事的担忧。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曾经提到，“文革”前中央分一二线，是为了让第一线的同志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现在“去见马克思”则是摆在眼前的紧迫问题。周恩来等人不是重病在身，就是年老体弱，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此时自己“去见马克思”了，如果没有一个有威信的中央，特别是有威望的领导人，很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国家震动”，甚至是国家动乱的局面。早在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说明毛泽东就有这方面的担心。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1974年6月，他的身体状况再次恶化后，这种担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1974年9月16日，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时说：“你们这些老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小心谨慎。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也就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号召。
二
为了防止自己身后国家出现动乱的局面，毛泽东需要组建一个有威望的中央领导班子。此时毛泽东虽然把王洪文放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他清楚王洪文缺少治国理政的经验，尤其缺少带兵打仗的经历，资历欠缺，威望不高。在老资格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面前，压不住台。在中共十大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提议王洪文为副主席人选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表示了不同意见。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重视青年干部的指示精神以打通思想，但到会的许世友仍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以上这些迹象表明，王洪文等人尽管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但不孚众望。除此之外，王洪文搞经济、外交工作更是缺少经验。相比较而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文武双全，威望很高，这让毛泽东有了可以应对身后“领导危机”的人选。1973年12月，毛泽东接受叶剑英的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时说：“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1974年3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由谁来主持国务院工作。10月，身处“风庆轮”风波中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拟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总参谋长“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12月，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时，再次表露他的担忧和应对这种担忧的方案。他对周恩来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开二中全会补他为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三个职务”。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并在此前后多次提到邓小平会打仗，与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不无关系。从1973年底到1975年9月毛泽东多次提到世界不安宁，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但更担心的是自己身后的国内问题。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时，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毛泽东原本设想的人事布局是由王洪文和邓小平搭班。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出意外的话，在毛泽东身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以继续坚持“文革”路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负责接替病重的周恩来并主持国务院全面工作。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以防止将来“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尽管自1974年7月至12月底，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王洪文，让他不要参与搞“四人帮”，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边批东西，甚至在“风庆轮”事件后要求王洪文写书面检查。但此时毛泽东对王洪文尚未完全放弃，还特别要求他“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
三
毛泽东在选择以王洪文和邓小平为主要领导人搭班的同时，还做了一番综合平衡的布局。在王洪文主持的中共中央核心机构中增加邓小平任中央副主席；在政府机构中，毛泽东在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同时，提议张春桥任第二副总理；在1975年2月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机构中，除叶剑英、邓小平等老资格的军队领导任军委常委外，王洪文和张春桥也赫然在列；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总参谋长的同时，提议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1月17日，四届人大闭幕。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至此，毛泽东设想的人事布局得到落实。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在他“去见马克思”后，既能坚持“文革”路线，又有实际工作能力和威望的中央领导班子。所以，他希望这个班子能够保持团结，首先是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然后才能有全国局面乃至自己“去见马克思”后的国家安定团结。但是，他的愿望很快就被现实打破了。
2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很快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与此同时，政治局内部也开始传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同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学习无产阶级理论运动中借机提出了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影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南方之行，回到北京。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张春桥、江青等大反“经验主义”的問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开始觉察到反“经验主义”背后政治局内部的团结问题。为此，毛泽东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来实现路线上的一致，但是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并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强调要安定团结。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王、张、江、姚诸人被迫做了检讨。
四
此后，毛泽东逐渐放弃了让王洪文做接班人的打算，邓小平成为接班的第一人选。早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对王洪文说：“比你强。”1975年6月7日，在会见外宾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提到王洪文时说：“他威望不高。”针对“四人帮”，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6月下旬，原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被派往浙江“帮助”工作，以后再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7月1日，经叶剑英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此时的邓小平无疑是他的最佳的接班人。9月24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提到领导层的“凋谢”状况时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也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只有他（指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可以说，以邓小平这一“壮丁”的才能、资历足以消除毛泽东对身后国家形势的担忧。
毛泽东所希望的安定团结是建立在坚持“文革”路线的基础上的。当他认为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要否定“文革”时，再一次让邓小平“靠边站”了，并最终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希望“文革”路线能够在自己身后得以延续，但也并不是不要安定团结，他尤其担心自己身后的国家出现动荡的局面。所以，在打倒邓小平之后，毛泽东没有选择能坚持“文革”路线但不孚众望的王洪文等人，而是选择了华国锋。毛泽东在1976年4月和6月，对华国锋两次提到要注意国内问题。王洪文得知这一指示之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对此，毛泽东没有做任何的答复。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同时又保留其党籍，或许是毛泽东担心将来一旦“天下大乱”而寄希望于邓小平能力挽狂澜而做出的选择。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开始是支持的。但是到1975年的9、10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所做工作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
一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邓小平两次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泽东的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工作作风以及搞非法组织活动等问题。在这两封来信中间，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和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认为有一股反对“文革”的风。这两封信以及毛远新的汇报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0月19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谈话时认为，来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并说“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11月2日，毛泽东再次与毛远新谈话，毛远新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要求毛远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四人会议，“帮助”邓小平。 1976年11月2日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集四人会议，批评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以来，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进行了反驳。但是邓小平知道，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意图，所以他在反驳毛远新的同时，也表示愿意做自我批评。11月3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对四人会议的汇报。当他得知邓小平愿做自我批评后，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毛泽东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他感觉到，经过批评和帮助，邓小平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而回到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来。而当时毛泽东担心的正是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特别是邓小平的态度。
于是，毛泽东在11月3日的谈话中还提议将原来的四人会议扩大成八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八人会议11月4日、7日两次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此举用意深远。首先，邓小平当时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日常工作，由他来主持做这个决议顺理成章。其次，如果在邓小平主持下，按照毛泽东定下的基调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决议，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是认同的，或者说他不认同，但是在他主持下做出了决议，将来也不好翻案。这个意见被邓小平拒绝。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两次检讨不满意，邓小平已经不能正常工作。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再次检讨后致信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1日，毛泽东认为，关于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我意可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减少工作”，事实上就是解除邓小平接班人的角色，这是由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决定的。同时指定“华国锋牵头负责国务院的工作”，“小平专管外事”。但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要打倒邓小平的意思。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1日，他在审阅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请示报告后，还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批示：“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二
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以维护和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2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为更好地实现思想上的转弯，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县团级党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在全党展开。在《重要指示》中，虽然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但仍留有余地，指示中说：“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最终引发了天安门事件，迫使毛泽东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3月底4月初，北京市民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牌周围，举行悼念周恩来和抗议“四人帮”的活动，并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对“批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4月4日，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中央政治局认定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并将这些情况于5日凌晨报送毛泽东。4月5日，在天安门聚集的群众同民兵、警察、部队战士发生冲突。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认为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暴力冲突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做了报告。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处理天安门事件情况的汇报后，认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中午，毛泽东做出指示，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党内很多干部被打倒的同时并不立即牵涉党籍问题，往往是在被打倒以后，立案审查，并最终做出组织处理的时候，才会牵涉保留或者开除党籍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为何在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中赫然提出“保留党籍”的问题呢？
事实是，江青力主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主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是在1976年4月7日做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的。此前，4月6日下午，江青向毛泽东报告天安门事件的经过，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很明显，毛泽东并不赞同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建议，所以在第二天的决定中特别指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保留党籍”是一种强调，这种强调是对江青建议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一种回应，也展现出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心态，而这一心态的形成则源自40年来形成的对邓小平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一神来之笔，为后来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埋下了伏笔。1976年4月8日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说：“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而江青也看到了“保留党籍”决定的“危险性”，但毛泽东在世时她无可奈何，所以在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这一主张遭到中央政治局的拒绝。
多年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使得毛泽东当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策变得更富神秘色彩。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决策，就会清楚地看到，正是江青力主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主张从反方向直接催生了这一决策。而从大历史的眼光看，不难发现，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造就的两人的特殊历史渊源，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卓越才能，都让毛泽东对邓小平抱有极大的好感，再加上晚年对国家前途的担忧，都在无形中推动着毛泽东做出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