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9日晚上，我正在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9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的有关新闻，一个同仁打电话给我，小心翼翼地告诉说，前新华社著名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作者戴煌先生今天（2月19日）16时13分在京去世了。
　　同仁告诉说，他是从微信朋友圈看到的。
　　我不太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一是我向来认为，微信朋友圈的东西有很多都是为了招徕阅读量而杜撰的。二来更为重要的是，就在下午四点左右，一个负责我新书《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和戴煌老师联系写序的朋友还在我办公室讨论怎么提早拿到戴煌老师给我写的序。而且，分手后，朋友还一再说，晚上到家后就同戴煌老师的女儿联系，或者抽时间去北京找戴煌老师。
　　不料想，这个噩耗确是真的。
　　我打电话给下午见面的朋友，他告诉说，正要告诉我这个消息。
　　说起和戴煌老师的结识，在我的新书《白纸黑字》里面曾有些许记述。先是通过《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迫害记者事件》这篇由戴煌老师撰写的稿件在电话上有所交往——当年，戴煌老师的这篇报道差一点由我首个编发，并首次在我服务的媒体上刊出。但是，就在稿件送往印刷厂上机付印前，因为某种原因，稿件被撤换了。当天，我把这篇稿件转给了《北京青年报》现社长张延平先生，是张延平首先把戴煌老师的稿件在《北京青年报》上刊发了出来，拉开了新闻记者自身维权的序幕，也改变了一个记者的命运。
　　此后，相隔多年后的2000年的夏天，我有幸在北京新华社的一个一室一厅的戴煌老师家见到了戴煌老师，同戴煌老师做了深入的交谈，并合影留念。再其后，我又两次见过戴煌老师，其中一次仍在新华社戴煌老师的家里，另一次则是在远在北京郊外戴煌老师女儿的家中。
　　2014年年末，是我被组织上调整到某杂志社任职的第二个年末，我的有关新闻业务的专著《做有思想的媒体》出版，不知道哪来的冲动，我突发奇想，想把自己新闻从业中遇到的和一些高官之间因为新闻而引发的恩恩怨怨写一本书——《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一发而不可收，我从最初一天写一个章节，迫不及待地到一天写五个章节而在短短一个礼拜中，完成了七八万字的写作。
　　《白纸黑字》杀青后，我反复修改了六遍，为的是书中每一个字都不失真，每一个事件的记述都要经得起当事人和时间或者说的大些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此后，《白纸黑字》一书的第六遍修改稿给《时代报告》杂志的编辑征求意见，后在《时代报告》杂志上连载刊出，每期刊发一章，到今天已经刊出了十四章。
　　《白纸黑字》在《时代报告》连载后，看到拙作的不少朋友打电话询问书什么时候能够出版，我都回答他们说要再沉淀一下。
　　2015年夏天，一个和戴煌老师有更多交往的朋友到办公室找我，谈及出书一事，我对他说，这本书我想请戴煌老师作序。他自告奋勇说，他负责和戴煌老师联系。
　　此后，没有几天，朋友打电话说，已经和戴煌老师联系好了，让把书稿寄给戴煌老师。恰巧这个时候，有一个新闻同仁要到北京去。为了表示对戴煌老师的尊重，我托同仁到北京后抽时间把书稿亲自交给戴煌老师。不凑巧的是，同仁到达北京的当天，戴煌老师因病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正办理出院手续，同仁电话打给戴煌老师的女儿，戴煌老师的女儿让同仁把书稿寄给她。同仁照做了，不料想，时隔半年多后，我没有拿到戴煌老师作的序，而听到的则是他老人家辞世的消息。
　　尽管戴煌老师辞世的消息已被证实，但我还是一时手足无措，只是下意识地到微博上去发戴煌老师辞世的消息，想把这个噩耗告诉更多的人。
　　“新书把这段写进去吧，以纪念老人家”，微友的评论惊醒了我。是呀，我应该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对戴煌老师也是一种纪念。
　　就在今天上午，和戴煌老师更为熟识的那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是要到我办公室去找我，当时我正在外面办事，就顺口说下午办公室见吧。
　　下午三点多、将近四点的样子，朋友来到了我办公室，我把《白纸黑字》的样书递给他，朋友把样书翻了几遍，然后就紧紧地攥在了手里，并提及戴煌老师写序的事。朋友说，春节前戴煌老师再次因病住进了医院，估计一时半会儿序是拿不回来了。并说，他会等戴煌老师病情好转时想办法让把序写好。我对朋友说，如果戴煌老师实在写不了，就请戴煌老师写几个字也行。
　　朋友紧紧攥着样书，一直没有放下，临走时对我说，能不能把样书先给他。我犹豫了一下，因为书稿还没有最终定型，但看朋友那真诚的样，我不忍心伤他，就答应他，让他把仅有的两本样书中的一本拿走了。
　　此前，这位朋友也曾提及让其他几位名家作序，但我坚持，还是想要戴煌老师作序为好。
　　不料想，就在我俩反复讨论怎样才能让戴煌老师把序作了的时刻，我所尊敬的戴煌老师已经和我天人永隔了！
　　我为什么要坚持让戴煌老师为我的新书《白纸黑字》作序？
　　我踏入新闻工作行当之初，就把法拉奇、范长江、邹韬奋、穆青等作为了榜样，并矢志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好记者。但要做一个好记者并不容易——一个好记者不仅要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还要忠实地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要成为一个忠实地人民代言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要为此失去个人很多的东西。我说这些，没有过失去个人东西经历的新闻工作者是根本体会不到的。
　　我为什么要坚持让戴煌老师为我的新书《白纸黑字》作序？
　　除了我矢志要做一个好记者，戴煌老师也可以成为我的一个榜样外，还在于戴煌老师对个人得失的坦然相对。
　　尽管先前电话中已经和戴煌老师相识，但直到真正见到戴煌老师后，我才对新闻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心存国脉与民瘼，身外荣辱皆不惊。尽管我一直把这作为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座右铭，但真正把个人荣辱置身之外，还是和戴煌老师见面后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和戴煌老师见面之前，因为我对某些权势者的舆论监督，我一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虽然我并不在意，但我有时也不免会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平而发些牢骚。
　　在新华社分给戴煌老师的一室一厅的家里，我和戴煌老师有了面对面的交流。面对一个耄耋之年的前辈，只见他行走已经不便，但他谈起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谈及建国以来最大迫害记者案，谈及维护底层百姓合法权益……铮铮之言若洪钟般响于耳间。
　　那时，我在想，面前这个铮铮之言的老者，有几人知道他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
　　新四军、战地记者、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朝鲜战争、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戴煌一生。
　　在戴煌从战地一线发回的诸多报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少年的事迹。这篇通讯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曾经激励了一代甚至更多代的人，成为学习的榜样。
　　1957年，戴煌被打成右派。在戴煌被判刑流放期间，戴煌当时的妻子选择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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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如此人生经历的人，在自己恢复工作后，作为名记者，有着高级职称，在新华社却只住在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比起那些现在动辄就几百平米房子住着的某些人，可谓十分地不公。但他并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是初心不改，在耄耋之年每年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和面前这位老人相比，我所受的那些小小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戴煌老师留存在了我的心中，以致于新书《白纸黑字》完成后，他就成了我希望作序的首选人。
　　然而，这一愿望恐怕永远就成了愿望而不能实现。
　　漫画家丁聪先生在他去世前曾经说过，“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来时没有预期，走时无有牵挂。人生的价值只问生前做了什么，死后的哀荣都是过眼的云烟。简单的真理，几人领会得来。生前要做事，就要执着：打击，不怕；戴帽，不怕。敢说，敢骂，敢哭，敢笑，为了苍生，也为了良心”。
　　在我想为戴煌老师写些什么的时候，想起了丁聪先生说的这些话，而这些话，送给戴煌老师不是正合适不过吗？
　　戴煌老师，您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