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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佳晶 文/文小王 摄影/苏烈球（苏东时尚摄影）化妆/君君（东田造型）服装指导/马楠 品牌提供/
“在白人的大街上, 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 1992年，朱哲琴唱过一首叫《黄孩子》的歌，准确地说，《黄孩子》是一张专辑，是朱哲琴和雨果公司合作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何训田开创朱哲琴式音乐美学的开山之作，评论家说，朱哲琴是东方的Enya。
那个时候，Enya对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甚至连NewAge也不是什么熟悉的名字，何训田的这次尝试带有赌博的性质，那时的朱哲琴是个参加全国青年歌唱比赛的亚军歌手，人们记得她唱过的那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讲一只丹顶鹤。何训田试图把朱哲琴打造成东方特色的Enya，寻找一条中国本土音乐与NewAge形式结合的道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阿姐鼓》和《央金玛》让世界震惊，到后来流行得一塌糊涂。
《阿姐鼓》之后，朱哲琴便众所周知地消失了。她开始游历，《黄孩子》那首歌竟成了真实写照：在异国他乡，她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十年后，当她带着新的创作回来，关于音乐和行走的感觉变得更无界限，“生命的旅途只能在旅途中感知。”她把这一生比作在“地球站”的旅行，“只要你有勇气、你不笨、你不太贪婪，每个人都能走出去。”
她回来了，像是未曾离开
朱哲琴的回来不是偶然，今年初，旅居加拿大的她带着自己和老搭档何训田合作的新专辑小样回到国内，希望能找一家本土公司合作制作发行这张唱片。艺术家黄燎原把她介绍给了许晓峰，他们并未谋面，听过专辑小样后，许晓峰很兴奋：“你能感到她有了一个飞跃，除了个别作品延续过去的风格之外，大部分新作品都更具新音乐的感觉。这张唱片在国际上也绝对是走在前面的。”
《阿姐鼓》的西藏烙印太深，朱哲琴却没有限制自己，“我们想打破地域限制，那可能是泛亚洲的一个概念，这和我的旅行有关，我接受了很多东西，也不再那么强调地域性。”
FRENDS：再回来，今天的唱片市场是你熟悉的吗？
朱哲琴：现在新人辈出，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音乐形式和手段，但世界就是这样发展的，就像16世纪，人们的悠闲娱乐就是全家在一起读小说，或者弹钢琴，当时的一个作品出来，人们要等好几个月才能从维也纳到柏林，而现在人们听音乐的手段越来越多，载体也在变化，所以有很多新的东西。
FRENDS：你对这种变化恐惧吗？
朱哲琴：我不害怕，就像原来是用鸡毛笔写字，现在用键盘，这种变化、发展从来没有停止，都是很正常的。
FRENDS：你音乐的变化呢，和十年前相比更看重什么？
朱哲琴：随着这十年社会、资讯的变化，我的音乐创作、关注的问题都不再是区域的，更世界性一点。比如以前我到西藏去，受启发会产生一些灵感，就有了《阿姐鼓》，但现在我的生活也在变化，到更多地方，自己看音乐的范围也比以前广很多，讨论的东西也比较宇宙性，是人类都会遇到的情感和感悟。
FRENDS：可是人们还是会在《七日谈》中去寻找《阿姐鼓》的影子？
朱哲琴：是的，相同的还是我这样的一个人在做，依然不是以主流市场方向去制作这张唱片，还是表达我们自己对音乐的感触和看法，用自己的方式，不跟随某一个潮流方向。不同的是，《七日谈》创作的关联、音乐的手段和内容，包括在唱的方面，配乐方面都有所丰富。
FRENDS：主题呢？
朱哲琴：主题还是爱和感悟，就是想说，爱一个人要孤独地去爱他，给他自由，不要束缚太多。
她神秘吗？她不觉得
朱哲琴的朋友说，她是这样一种人，在火车上刷着牙，突然听见别的车厢里有人玩乐器唱歌的声音她转身就去了，找过去时，她已经在那群人里又唱又跳了。
同事和朋友都叫朱哲琴“达达娃（DADAWA）”，那是她喜欢的名字。她说，“达娃”在藏语里是“月亮”的意思。《七日谈》售价估计在100到120元之间，朱哲琴说，这是因为制作成本高和制作时间长造成的。
她说要感谢那些这么多年一直支持她的歌迷，不要求她跟随潮流，只在这里默默地等她。在这些人心中，朱哲琴不是异类，不是神秘，而是一个喜欢唱歌，用心唱歌的女人，“很多人认为我的音乐属于小众，但之前《阿姐鼓》卖到了上百万张，不知道应该算是小众还是大众。”朱哲琴说，她在乎的只是好音乐：贝多芬从来没自己出来做过宣传，但他的音乐全世界奉为经典。
FRENDS：你知道现在流行RAP、JAZZ之类的，你担心唱片的销售吗？
朱哲琴：不跟随潮流有两个可能性，一是被潮流淘汰，另外一个就是制造潮流。全世界都一样，不管是时尚还是音乐，都是一部分人模仿，一部分人创造。所以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担心，这要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我只能去创造，去冒险，成为引领者，否则就没有价值。
FRENDS：如果不独特，就不是朱哲琴的风格了？
朱哲琴：我当时唱《一个真实的故事》时就被认为是超前的，那时还在流行西北风，中国大陆很难有这样的音乐。到后来唱《阿姐鼓》也一样，刚开始觉得超前，但经过一段时间真的会有人在心里喜欢，慢慢也会有人开始做民族的东西，直到现在民族的东西成为主流。我想这是命，我只能创作，我没有追随潮流的命，这真是命。
FRENDS：也许是你坚持了追随自己，忠于自己？
朱哲琴：是的，你让我站来那里学别人我真办不到，我觉得自己不具备这个东西，我不具备很强的拷贝素质，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能力时我很自卑，我无论如何也学不了，我只能做我自己。就像你让我说幸福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但我心中有强烈的感觉要表达。我想喜欢我的人，也已经放弃了我追随潮流的想法。
FRENDS：所以人们都觉得你神秘，只是因为你和别人不同？
朱哲琴：很多采访我的人都说我神秘，其实我很普通呀，你不觉得吗？
她的路，不可复制
1990年，朱哲琴只身从广州来到上海，在那个“西北风”盛行的年代，她以一首《丹顶鹤的故事》被歌坛瞩目，那一年朱哲琴得到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通俗唱法比赛的亚军。随后，她跟随中央电视台在西安等地开始了短暂的走穴生活，但很快就意识到那样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很清楚自己还不到在北京找个单位安定下来，然后唱歌、挣钱的时候，我也还没有老到要停下来享受的时候。”
来到四川，朱哲琴遇到了何训田。当时何训田说要弄一张全球发行的唱片，大家都叫他“盆地狂想症”，但结果是《阿姐鼓》意外成功，真的做成了首张全球发行的中文专辑。朱哲琴说，正是《阿姐鼓》的成功为她日后更自由的游走奠定了基础。
FRENDS：听你的老歌迷抱怨说，在今年深圳演唱会上，你和听众有些互动，像个流行歌手？
朱哲琴：我并不介意和歌迷握手，互动，但投入音乐的时候，很多时候下面对我是不存在的。我不在乎这种说法，但我更希望人们对我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FRENDS：害怕人们只记得你的从前吗？
朱哲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永远生活在某一个时刻，那对一个人的生命是很大的限制。我不是甘愿生活在任何一个点的人，哪怕那是辉煌、闪光的点，或者那一刻真的很完美，我都不想停留，我会往前走。
FRENDS：但人们依然会津津乐道你唱《黄孩子》、《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特别瘦，特别安静，你喜欢那个时代吗？
朱哲琴：那时候我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也无可避免的要学习和唱一些流行歌曲，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括我小时候唱样板戏，对我声音和唱法都有积累。后来有了邓丽君，港台歌曲、西洋歌曲，到旅行的时候又接触了很多民间的东西，接触范围广，我创作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限制。
FRENDS：或者说，在《阿姐鼓》之前，你并不确定自己的路在哪里？
朱哲琴：我不是学音乐的，最初把音乐看得很简单，就是唱歌。1989年唱《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很幸运的事，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直到现在还不断有人翻唱，但它还是在流行音乐的范畴，《阿姐鼓》是我们开创的一个独特音乐种类，甚至难以划分，所以在国外经常看到我的音乐会放在不同的地方，流行、NewAge、古典……到《阿姐鼓》，我才开始找到一个不可复制的音乐类别。
去了四川，她开始行走
创造自己的音乐方式后，朱哲琴并没有急着做下去，她开始了旅行，去很多地方。她不是个很有计划的人，很多目的地都是临时决定的，看见一个地名好看，或是接到个相识的人打来的邀约电话，她就上路了。
包括让她牵挂的克什米尔。那次她在印度，原本打算沿着佛陀的路线走一趟。临行前一天晚上，她接到一个意大利朋友的电话，说他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叔叔的女儿要结婚，问她愿不愿意去克什米尔参加这个婚礼。“我经常接受这样的邀约，”朱哲琴改道去了克什米尔。
嫁女儿的是Bashir大叔，她在那里获得大叔一家的热情款待，还作为他们的娘家人陪着女儿出嫁。她说，每次说要离开的时候，Bashir大叔都说：“请你再留一天，今天我一定给你做好吃的。”每一次大叔这么说，她就想哭。
FRENDS：是什么让你开始旅行的？
朱哲琴：我想是去了四川。大奖赛之后，我就不想走一般歌手的路，我想更自由，所以那时候我离开所有大的城市，到了四川。四川地灵人杰，在那里呼吸最自然的空气，我的人生观有了新的发展。四川也是旅行者喜欢的地方，坐上车，两天以后你就可以到云南、贵州，或者去西藏，那时候我对自然的美开始有特别的迷恋。
FRENDS：可以说你是从哪里出发的吗？
朱哲琴：我记得有一次在卧龙山区，我一回头，看到山是墨绿色的，飘着云雾，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中国水墨山水画是写实的，我不再把眼光束缚在几个城市，想看更多。
FRENDS：你从黄孩子变成野孩子了，父母不担心吗？
朱哲琴：我现在每次回家，妈妈一半是羡慕我去那么多地方，一半是担心，担心我在路上吃得不好，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习惯，所以每次回家里都会给我准备好多好吃的，好像我在路上是一直饿着的。
FRENDS：旅途中最奇妙的是什么？
朱哲琴：我想是人。一个旅程有时候很短暂，但可能会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很多短暂、简单、单纯的故事都在旅行中，比如Bashir大叔，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克什米尔人。每次去克什米尔，他就像亲人一样款待我。
FRENDS：回到城市，会不会不习惯，嘈杂、人多……
朱哲琴：在大城市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喉咙会发炎、感冒。现在我住在加拿大，非常环保的地方，夏天有天然的湖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在我家旁边50米的地方有一片森林，我曾经在那里挖到盘子那么大的蘑菇……但只有回到北京，回到这里，我才有心回家的感觉，我知道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是怎么来的，我会爱得很深，虽然也有失望、否定，但只是因为我参与其中。
FRENDS：你如此不安定，但还是选择了婚姻？
朱哲琴：婚姻没有妨碍我身心的自由，我没有把婚姻看成是固定的模式，因人而异，重要的是你找的那个人是否跟你合拍。婚姻对我不是任何一个模式，不是负担，就跟爱情一样。我不同意人们把爱情看成完全自由，婚姻是完全禁锢的东西。对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无论你选择什么模式，你都不会被禁锢。
朱哲琴特别问答
朱哲琴，祖籍长沙，生于广州，是中国新音乐代表人物，第一位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乐坛奇女子。她1990年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并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中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亚军。1995年，朱哲琴参与制作和演唱的《阿姐鼓》在全球56个国家同步出版发行，引起轰动，使她跻身世界级歌手行列，从此也开始了她游历的生活。
十年后，朱哲琴重新回来，签约北京创盟音乐，推出新专辑《七日谈》。
FRENDS：在加拿大过着怎样的生活？
朱哲琴：一个礼拜可能只出去一次，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去外面喝咖啡，买花，沿着河走走。
FRENDS：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朱哲琴：在克什米尔，我们的旅行还在往前走，但一直陪着我们的Bashir大叔的外甥要和我们分别了，他帮我们搬东西到火车上，然后说要下火车了，我才如梦初醒，我那时候才想起他要走，泪就不断流下来。
FRENDS：去一个海岛，你会带什么？
朱哲琴：我会带足够的钱。
FRENDS：孤独的海岛呢？
朱哲琴：还是会带钱，没有盘缠你就没有足够的自由，上路我通常还会带上音乐，还有纸巾。我是个很有经验的旅行家，没有钱和纸巾将寸步难行。
FRENDS：谁让你崇敬？
朱哲琴：让我看到光明的人，在我黑暗的时刻或者少年时期点燃我智慧的人。释迦牟尼、爱因斯坦是我最崇敬的人。身边人，我很崇拜我的爸爸妈妈，到后来做音乐，我觉得何训田是一个很棒的人。
FRENDS：和先生怎样走到一起的？
朱哲琴：因为爱情。
FRENDS：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会在聚光灯下唱歌吗？
朱哲琴：我会唱歌，但站不站在聚光灯下再说。
FRENDS：“老”对你意味着什么？
朱哲琴：一个很自然的规则，生命对我不在于年少或者老，而是去享受、品味每一个时刻。我最希望的就是不虚度此生，年轻时候感受过冲动，另外一个时间会像一瓶酒，会飘香。如果永远让我活在18岁，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FRENDS：作为一个女人，你觉得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哲琴：爱和自由，这两个没有冲突，当你喜欢他的时候，你希望和他在一起，这就是爱的力量。自由也是爱的力量。
“在白人的大街上, 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 1992年，朱哲琴唱过一首叫《黄孩子》的歌，准确地说，《黄孩子》是一张专辑，是朱哲琴和雨果公司合作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何训田开创朱哲琴式音乐美学的开山之作，评论家说，朱哲琴是东方的Enya。
那个时候，Enya对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甚至连NewAge也不是什么熟悉的名字，何训田的这次尝试带有赌博的性质，那时的朱哲琴是个参加全国青年歌唱比赛的亚军歌手，人们记得她唱过的那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讲一只丹顶鹤。何训田试图把朱哲琴打造成东方特色的Enya，寻找一条中国本土音乐与NewAge形式结合的道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阿姐鼓》和《央金玛》让世界震惊，到后来流行得一塌糊涂。
《阿姐鼓》之后，朱哲琴便众所周知地消失了。她开始游历，《黄孩子》那首歌竟成了真实写照：在异国他乡，她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十年后，当她带着新的创作回来，关于音乐和行走的感觉变得更无界限，“生命的旅途只能在旅途中感知。”她把这一生比作在“地球站”的旅行，“只要你有勇气、你不笨、你不太贪婪，每个人都能走出去。”
她回来了，像是未曾离开
朱哲琴的回来不是偶然，今年初，旅居加拿大的她带着自己和老搭档何训田合作的新专辑小样回到国内，希望能找一家本土公司合作制作发行这张唱片。艺术家黄燎原把她介绍给了许晓峰，他们并未谋面，听过专辑小样后，许晓峰很兴奋：“你能感到她有了一个飞跃，除了个别作品延续过去的风格之外，大部分新作品都更具新音乐的感觉。这张唱片在国际上也绝对是走在前面的。”
《阿姐鼓》的西藏烙印太深，朱哲琴却没有限制自己，“我们想打破地域限制，那可能是泛亚洲的一个概念，这和我的旅行有关，我接受了很多东西，也不再那么强调地域性。”
FRENDS：再回来，今天的唱片市场是你熟悉的吗？
朱哲琴：现在新人辈出，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音乐形式和手段，但世界就是这样发展的，就像16世纪，人们的悠闲娱乐就是全家在一起读小说，或者弹钢琴，当时的一个作品出来，人们要等好几个月才能从维也纳到柏林，而现在人们听音乐的手段越来越多，载体也在变化，所以有很多新的东西。
FRENDS：你对这种变化恐惧吗？
朱哲琴：我不害怕，就像原来是用鸡毛笔写字，现在用键盘，这种变化、发展从来没有停止，都是很正常的。
FRENDS：你音乐的变化呢，和十年前相比更看重什么？
朱哲琴：随着这十年社会、资讯的变化，我的音乐创作、关注的问题都不再是区域的，更世界性一点。比如以前我到西藏去，受启发会产生一些灵感，就有了《阿姐鼓》，但现在我的生活也在变化，到更多地方，自己看音乐的范围也比以前广很多，讨论的东西也比较宇宙性，是人类都会遇到的情感和感悟。
FRENDS：可是人们还是会在《七日谈》中去寻找《阿姐鼓》的影子？
朱哲琴：是的，相同的还是我这样的一个人在做，依然不是以主流市场方向去制作这张唱片，还是表达我们自己对音乐的感触和看法，用自己的方式，不跟随某一个潮流方向。不同的是，《七日谈》创作的关联、音乐的手段和内容，包括在唱的方面，配乐方面都有所丰富。
FRENDS：主题呢？
朱哲琴：主题还是爱和感悟，就是想说，爱一个人要孤独地去爱他，给他自由，不要束缚太多。
她神秘吗？她不觉得
朱哲琴的朋友说，她是这样一种人，在火车上刷着牙，突然听见别的车厢里有人玩乐器唱歌的声音她转身就去了，找过去时，她已经在那群人里又唱又跳了。
同事和朋友都叫朱哲琴“达达娃（DADAWA）”，那是她喜欢的名字。她说，“达娃”在藏语里是“月亮”的意思。《七日谈》售价估计在100到120元之间，朱哲琴说，这是因为制作成本高和制作时间长造成的。
她说要感谢那些这么多年一直支持她的歌迷，不要求她跟随潮流，只在这里默默地等她。在这些人心中，朱哲琴不是异类，不是神秘，而是一个喜欢唱歌，用心唱歌的女人，“很多人认为我的音乐属于小众，但之前《阿姐鼓》卖到了上百万张，不知道应该算是小众还是大众。”朱哲琴说，她在乎的只是好音乐：贝多芬从来没自己出来做过宣传，但他的音乐全世界奉为经典。
FRENDS：你知道现在流行RAP、JAZZ之类的，你担心唱片的销售吗？
朱哲琴：不跟随潮流有两个可能性，一是被潮流淘汰，另外一个就是制造潮流。全世界都一样，不管是时尚还是音乐，都是一部分人模仿，一部分人创造。所以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担心，这要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我只能去创造，去冒险，成为引领者，否则就没有价值。
FRENDS：如果不独特，就不是朱哲琴的风格了？
朱哲琴：我当时唱《一个真实的故事》时就被认为是超前的，那时还在流行西北风，中国大陆很难有这样的音乐。到后来唱《阿姐鼓》也一样，刚开始觉得超前，但经过一段时间真的会有人在心里喜欢，慢慢也会有人开始做民族的东西，直到现在民族的东西成为主流。我想这是命，我只能创作，我没有追随潮流的命，这真是命。
FRENDS：也许是你坚持了追随自己，忠于自己？
朱哲琴：是的，你让我站来那里学别人我真办不到，我觉得自己不具备这个东西，我不具备很强的拷贝素质，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能力时我很自卑，我无论如何也学不了，我只能做我自己。就像你让我说幸福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但我心中有强烈的感觉要表达。我想喜欢我的人，也已经放弃了我追随潮流的想法。
FRENDS：所以人们都觉得你神秘，只是因为你和别人不同？
朱哲琴：很多采访我的人都说我神秘，其实我很普通呀，你不觉得吗？
她的路，不可复制
1990年，朱哲琴只身从广州来到上海，在那个“西北风”盛行的年代，她以一首《丹顶鹤的故事》被歌坛瞩目，那一年朱哲琴得到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通俗唱法比赛的亚军。随后，她跟随中央电视台在西安等地开始了短暂的走穴生活，但很快就意识到那样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很清楚自己还不到在北京找个单位安定下来，然后唱歌、挣钱的时候，我也还没有老到要停下来享受的时候。”
来到四川，朱哲琴遇到了何训田。当时何训田说要弄一张全球发行的唱片，大家都叫他“盆地狂想症”，但结果是《阿姐鼓》意外成功，真的做成了首张全球发行的中文专辑。朱哲琴说，正是《阿姐鼓》的成功为她日后更自由的游走奠定了基础。
FRENDS：听你的老歌迷抱怨说，在今年深圳演唱会上，你和听众有些互动，像个流行歌手？
朱哲琴：我并不介意和歌迷握手，互动，但投入音乐的时候，很多时候下面对我是不存在的。我不在乎这种说法，但我更希望人们对我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FRENDS：害怕人们只记得你的从前吗？
朱哲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永远生活在某一个时刻，那对一个人的生命是很大的限制。我不是甘愿生活在任何一个点的人，哪怕那是辉煌、闪光的点，或者那一刻真的很完美，我都不想停留，我会往前走。
FRENDS：但人们依然会津津乐道你唱《黄孩子》、《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特别瘦，特别安静，你喜欢那个时代吗？
朱哲琴：那时候我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也无可避免的要学习和唱一些流行歌曲，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括我小时候唱样板戏，对我声音和唱法都有积累。后来有了邓丽君，港台歌曲、西洋歌曲，到旅行的时候又接触了很多民间的东西，接触范围广，我创作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限制。
FRENDS：或者说，在《阿姐鼓》之前，你并不确定自己的路在哪里？
朱哲琴：我不是学音乐的，最初把音乐看得很简单，就是唱歌。1989年唱《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很幸运的事，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直到现在还不断有人翻唱，但它还是在流行音乐的范畴，《阿姐鼓》是我们开创的一个独特音乐种类，甚至难以划分，所以在国外经常看到我的音乐会放在不同的地方，流行、NewAge、古典……到《阿姐鼓》，我才开始找到一个不可复制的音乐类别。
去了四川，她开始行走
创造自己的音乐方式后，朱哲琴并没有急着做下去，她开始了旅行，去很多地方。她不是个很有计划的人，很多目的地都是临时决定的，看见一个地名好看，或是接到个相识的人打来的邀约电话，她就上路了。
包括让她牵挂的克什米尔。那次她在印度，原本打算沿着佛陀的路线走一趟。临行前一天晚上，她接到一个意大利朋友的电话，说他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叔叔的女儿要结婚，问她愿不愿意去克什米尔参加这个婚礼。“我经常接受这样的邀约，”朱哲琴改道去了克什米尔。
嫁女儿的是Bashir大叔，她在那里获得大叔一家的热情款待，还作为他们的娘家人陪着女儿出嫁。她说，每次说要离开的时候，Bashir大叔都说：“请你再留一天，今天我一定给你做好吃的。”每一次大叔这么说，她就想哭。
FRENDS：是什么让你开始旅行的？
朱哲琴：我想是去了四川。大奖赛之后，我就不想走一般歌手的路，我想更自由，所以那时候我离开所有大的城市，到了四川。四川地灵人杰，在那里呼吸最自然的空气，我的人生观有了新的发展。四川也是旅行者喜欢的地方，坐上车，两天以后你就可以到云南、贵州，或者去西藏，那时候我对自然的美开始有特别的迷恋。
FRENDS：可以说你是从哪里出发的吗？
朱哲琴：我记得有一次在卧龙山区，我一回头，看到山是墨绿色的，飘着云雾，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中国水墨山水画是写实的，我不再把眼光束缚在几个城市，想看更多。
FRENDS：你从黄孩子变成野孩子了，父母不担心吗？
朱哲琴：我现在每次回家，妈妈一半是羡慕我去那么多地方，一半是担心，担心我在路上吃得不好，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习惯，所以每次回家里都会给我准备好多好吃的，好像我在路上是一直饿着的。
FRENDS：旅途中最奇妙的是什么？
朱哲琴：我想是人。一个旅程有时候很短暂，但可能会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很多短暂、简单、单纯的故事都在旅行中，比如Bashir大叔，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克什米尔人。每次去克什米尔，他就像亲人一样款待我。
FRENDS：回到城市，会不会不习惯，嘈杂、人多……
朱哲琴：在大城市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喉咙会发炎、感冒。现在我住在加拿大，非常环保的地方，夏天有天然的湖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在我家旁边50米的地方有一片森林，我曾经在那里挖到盘子那么大的蘑菇……但只有回到北京，回到这里，我才有心回家的感觉，我知道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是怎么来的，我会爱得很深，虽然也有失望、否定，但只是因为我参与其中。
FRENDS：你如此不安定，但还是选择了婚姻？
朱哲琴：婚姻没有妨碍我身心的自由，我没有把婚姻看成是固定的模式，因人而异，重要的是你找的那个人是否跟你合拍。婚姻对我不是任何一个模式，不是负担，就跟爱情一样。我不同意人们把爱情看成完全自由，婚姻是完全禁锢的东西。对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无论你选择什么模式，你都不会被禁锢。
朱哲琴特别问答
朱哲琴，祖籍长沙，生于广州，是中国新音乐代表人物，第一位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乐坛奇女子。她1990年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并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中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亚军。1995年，朱哲琴参与制作和演唱的《阿姐鼓》在全球56个国家同步出版发行，引起轰动，使她跻身世界级歌手行列，从此也开始了她游历的生活。
十年后，朱哲琴重新回来，签约北京创盟音乐，推出新专辑《七日谈》。
FRENDS：在加拿大过着怎样的生活？
朱哲琴：一个礼拜可能只出去一次，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去外面喝咖啡，买花，沿着河走走。
FRENDS：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朱哲琴：在克什米尔，我们的旅行还在往前走，但一直陪着我们的Bashir大叔的外甥要和我们分别了，他帮我们搬东西到火车上，然后说要下火车了，我才如梦初醒，我那时候才想起他要走，泪就不断流下来。
FRENDS：去一个海岛，你会带什么？
朱哲琴：我会带足够的钱。
FRENDS：孤独的海岛呢？
朱哲琴：还是会带钱，没有盘缠你就没有足够的自由，上路我通常还会带上音乐，还有纸巾。我是个很有经验的旅行家，没有钱和纸巾将寸步难行。
FRENDS：谁让你崇敬？
朱哲琴：让我看到光明的人，在我黑暗的时刻或者少年时期点燃我智慧的人。释迦牟尼、爱因斯坦是我最崇敬的人。身边人，我很崇拜我的爸爸妈妈，到后来做音乐，我觉得何训田是一个很棒的人。
FRENDS：和先生怎样走到一起的？
朱哲琴：因为爱情。
FRENDS：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会在聚光灯下唱歌吗？
朱哲琴：我会唱歌，但站不站在聚光灯下再说。
FRENDS：“老”对你意味着什么？
朱哲琴：一个很自然的规则，生命对我不在于年少或者老，而是去享受、品味每一个时刻。我最希望的就是不虚度此生，年轻时候感受过冲动，另外一个时间会像一瓶酒，会飘香。如果永远让我活在18岁，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FRENDS：作为一个女人，你觉得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哲琴：爱和自由，这两个没有冲突，当你喜欢他的时候，你希望和他在一起，这就是爱的力量。自由也是爱的力量。